牧野鹰扬唱大风
殷商作为中国青铜文明的巓峰时期，奴隶社会也已高度成熟，那成千上万片甲骨文和雄尊巨鼎，撩拨着后世人类的缕缕思绪，那恢宏如林的王陵和殉葬坑中累累白骨，更促使人们去追溯三千多年前这个强大王朝的轨迹。这曾是一个光被四表，协和万邦，具有光荣与梦想的繁荣鼎盛的国家，如同世间的万事万物都有它的生老病死一样，作为在历史长河中显赫了五个多世纪的辉煌王朝，传承到纣王的时代时，已是日落西山，气数将尽，只待某日某时那撼天震地的崩溃之音轰然响起。
殷纣王，这个中国历史上最为臭名昭著几乎家喻户晓的一代名王，原本确是一位多才多艺，英武强健的天子，但同时也是一位极端自负、目空一切的国王。在他执掌国政后，尚武轻文，好勇斗狠，酷爱美女，宠信奸佞，刚愎自用，嗜血成性。在朝歌城台上那歌舞升平和血雨腥风相互交织中，殷纣王最终领略了近六百年殷商社稷的绝唱。
据相关的史料和传说，作为商朝最后一个帝王的纣执掌权柄后，恣意妄为，腐化堕落，恶贯满盈。他大造离宫别馆，在殷墟都城外的朝歌又劳民伤财建造了一个专门贮藏金银珠宝的高大的鹿台，在矩桥建了一个专门贮存粮食的仓库。为了满足自己寻欢作乐的欲望，他派人搜寻天下美女，藏在自己的床前帐下，他还命乐师制作靡靡之音，昼夜歌舞不休。尤为什者，他以酒为池，悬肉为林，命宫女们赤身裸体追逐其间，供自己和宠妾妲己开心取乐。他甚至荒诞到剖开孕妇的肚子，看胎儿在腹中如何养育的境地。当他听说一位老人不畏水寒，天寒地冻，敢在水中行走时，便命人把老人抓来，砍断其腿骨，看他与一般人有何不同荒淫无耻的生活，闹得百姓怨声载道，诸侯众叛亲离。对此，商纣王非但不醒悟，还变本加厉，制定了许多残酷的刑法，如肉脯，即把人杀了切成肉片晒成肉干；肉醢，即把人杀了剁成肉酱，还有蛇坑等酷刑，以对付那些敢于指责他的臣僚。最为残酷的是，他独出心裁地发明一种炮烙之刑，即把一个空心铜柱子烧得通红，然后将受刑人绑到铜柱之上，致使受刑人被烙焦而死，其状惨不忍睹。一位叫梅柏的大臣生性耿直，对纣王的所作所为极为不满，曾冒死进言，结果纣王大怒，让一旁的卫兵把梅柏押上铜柱。宫里的大臣们见状一齐跪下替梅柏求情，纣王才收敛了一点怒气。为不致大臣们随便诽谤自己，也为了立个榜样，纣王又命人把梅柏推出去斩掉脑袋，剁成肉醢，包成包子，用盘子盛上，分给每个大臣食用。从此，对于纣王的所作所为，满朝文武再也无人敢轻易进言了。只有重臣比干仍忠心为国，一连进谏三天，最后，纣王勃然大怒说：你凭什么敢在我面前指手划脚？别人都说你心有七窍，我倒要看看你的心是什么样子。于是惨无人道地叫人剖开比干的胸，把他的心掏出来，让大臣们观看。
鬼侯、鄂侯、文王是纣王所封的著名的三公。鬼侯有一位端庄美丽的女儿，为讨好纣王，便将女儿进献入宫。想不到此女不喜淫荡，而且对纣王的所作所为表示了极大的厌恶，自然引来了杀身之祸。一天，纣王要与她寻欢作乐，她坚决不从，纣王大怒，不但杀死她，还杀了她的父亲鬼侯，并剁成肉酱。鄂侯见纣王滥杀无辜，极力为鬼侯争辩，纣王更为恼火，索性连鄂侯杀了，并将其尸体砍碎，晒成肉干，用以示众。
文王得知，不寒而栗，暗自叹息。不料走漏了风声，被纣王知道，便把他抓了起来囚禁在羑里监狱，欲令其死。文王的儿子伯邑考为了救父亲，带着珍宝求见纣王，纣王不但没有赦免文王，还把伯邑考给抓了起来。后来，妲己调戏伯邑考不成，恼羞成怒，谗言陷害伯邑考。纣王大怒，命人把伯邑考杀掉，剁成肉馅，做成人肉包子让人给文王送去一盘，文王不得已而食之。纣王见文王吃了用自己儿子的肉做成的包子却不知晓，幸灾乐祸、认为文王并非什么圣贤。不久，文王的大臣为营救文王出狱，在各处搜求美女、奇物、善马献给纣王。纣王见此，高兴无比，顺势赦免了文王放其回到周原老家。
纣王滥施酷刑，诛杀无辜，弄得众叛亲离。纣王还穷兵黩武，不断用兵向外扩张。商王朝此时已日暮途穷，面临着毁灭之灾。
与此同时，在沃野千里的黄土高原上却吹拂着和煦的春风一个历史几乎与殷商民族同样古老的民族正在崛起。从先王弃开始的周族历经坎坷磨难，惨澹经营。在重农慎狱，敬天保民的旗帜和号令下，周族全体上下患难与共，休戚相关。与此同时，扶弱济困，主持公道使周族赢得了众多方国的尊敬，见贤思齐，求才若渴，又使四方人才趋之若鹜。
被纣王囚禁了十年的周文王大难不死，侥幸逃离虎口，回到自己的国家后，他励精图治，开始了灭商的大计。他请来了真正的大智大勇之才吕尚来做他的助手，并尊称吕尚为太公望。文王在生前的最后七年，在吕尚的帮助下，头一年调解了虞（今山西平陆县东北）、芮（今陕西潼关西北）两国的纠纷。从而提高了文王在诸侯心目中的威望，自动来附者有四十余国，从而在政治上、外交上取得了极大的优势，第二年周出兵讨伐犬戎，第三年攻打密须（今甘肃灵台西南）；犬戎在周的北边，密须在周的西边。周文王用武力征服了这两个商的属国，解除了后顾之忧，于是便放心大胆再向东方推进。第四年伐耆（今山西长治西南），第五年伐邗（今河南沁阳西北）。当周的东部小国相继被消灭之后，第六年伐崇，把战争推进到殷的心腹地带，经过一个多月的艰苦奋战，消灭了崇，最终造成了三分天下有其二的局势，并渐渐完成了包围殷都朝歌的计画，在这种情况下，周文王审时度势，毅然决定把都城由岐迁至丰，为灭殷做好了最后的准备。遗憾的是，就在这大功垂成之际，周文王不幸死去。继位的武王姬发，继承父亲的遗愿，决心完成文王的未竟之业。
此时的商纣王愈加荒淫残暴日甚一日，域内域外烽烟四起，诸侯纷纷叛离，东南二处，刻无宁宇，殷商王朝已是风雨飘摇，几欲沉坠。
眼看伐纣的条件业已成熟。但武王还是没有轻举妄动，商王朝毕竟经营了数百年，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他率领群臣对面临的形势作了冷静、客观的分析后，制定出正确的策略，首先把都城由丰迁到镐，积极作灭商的准备。然后率大队人马，东观兵于孟津，进行了一次军事演习和检阅。此时有八百多个诸侯小国前来参加盟会。周武王赢得如此众多的盟国，深知人心所向，大势所趋，殷商的灭亡已为期不远了。
又过了两年，武王得知纣王更加昏庸暴虐，杀王子比干，囚禁箕子、太师疵，朝野上下人人自危，最后连少师疆也抱着乐器连夜出逃。贤臣良将一个个离去，纣王成了名副其实的孤家寡人。周武王认为时机已到，于是自率兵车三百辆，虎贲（勇士）三千人，甲士四万五千人，大举伐纣。次年二月，在殷商朝歌郊外的牧野会合联军，召开了誓师大会，以激昂凌厉的语气，愤怒声讨了殷纣王的主要罪恶，借此激发士气，鼓舞斗志，表达了奋勇抗敌，势在必得的信心和勇气。纣王听到周军会师牧野，兵临朝歌的消息，不得不在惊恐中从爱妾妲己的怀中踉跄走出，匆忙中凑了十七万人马，号称七十万，亲自指挥，到牧野迎战。
中国历史上规模空前的牧野之战开始了，周武王命令师傅吕尚率勇士数人前去挑战。只见吕尚如老鹰奋击长空，大有一口将纣王吞下去的气势。随后，武王以精锐部队虎贲三千人，戎车三百辆为先导，如急风暴雨般向商军冲杀过去，商军面对周人凌厉的攻势，不堪一击。商纣王的军队原本就是以奴隶为主要对象拼凑而成，平时受尽压迫和虐待，早就对殷纣王朝恨之入骨。所以，当周军勇士将杀过来之时，他们在阵前哗变，继而掉转戈头，与押送他们的商兵厮杀起来，成了周武王开路的先锋。号称七十万的商军，顷刻间土崩瓦解。商纣王见大势已去，转身逃回王宫，登上鹿台，对封宫官朱升说出了自己的悔恨之言：朕悔不听群臣之言，被谗奸所惑，今兵连祸结，莫可救解。朕思身为天子之尊，万一城破，为群小所获，辱莫甚焉。欲寻自尽，此身尚遗人间，犹为他人作念，不如自焚，反为干净。你取柴薪堆积楼下，朕当与此楼同焚。朱升听罢，满脸披泪，不忍行动。纣王说：此天亡我也，非干你罪。你不听朕命，反有忤逆之罪。当听朕言！朱升只好寻些干柴，置于楼下，举火点燃，只见浓烟冲天，风狂火猛，作恶多端的商纣王在鹿台宫中自焚身亡。
周人及其友军赢得了战争的胜利，商都朝歌内的百姓满怀喜悦地迎接周武王的到来。灭殷的第二天，周武王命人扫除道路，重整山河，举行了一次即位仪式，隆重宣布：按上天旨意，周革殷命，政权更迭，当今是周家天下。从此，周为天下共主，一个新兴的大一统的王朝在中国诞生了。
战鼓何时敲响？
武王克商无疑是中国古代历史上一次重大事件，这个事件标志着商王朝的灭亡和周王朝的建立，是无可争议的商周两个朝代的分界线，也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历史年代学课题。从年代学研究的角度看，这一分界线的推定，对其前的夏商而言，是其总积年的终点，对其后的西周来说，可直接影响到列王年数的估算。因而这个定点的确立，被誉为整个夏商周断代工程中最为关键和重要的一环。
由于武王克商这一历史事件具有重大而非凡的影响力，所以传世文献对这一事件的叙述比较丰富，同时史料中还含有若干历日和天象的纪录，这就为古今中外的学者利用文献和天文历法知识推定武王克商之年提供了理论上的依据和可能。但是，武王的军队何时出征？决战的鼓声何时敲响？鹿台的大火何时点燃？这一切，学者们的推算仅仅从理论上说是可行的，而实际问题的解决要比单纯的理论推算复杂、困难得多。因为传世文献对武王克商这一事件的记载虽丰富但不完整，而且真伪难辨，甚至相互牴牾和歧异，从而造成历代学者对资料的理解各不相同，推算时所采用的方法、角度也大相径庭，所推出的结果自然也就悬殊。
现代著名学者、甲骨文研究的先驱董作宾认为，早在战国时期就已有人尝试解决武王克商之年问题了。但学术界一般认为，最早从事这一问题研究的，当推西汉末年的刘歆。
据《汉书》载，刘歆，字子骏（西元前七十七至前六年），自幼精通《诗》、《书》，并以广博的才识受到汉成帝的召见，封为黄门郎。后来受诏与他的父亲、著名学者刘向一起领校秘书，讲六艺传记，诸子、诗赋、数术、方技，无所不究。刘向死后，刘歆复为中垒校尉。到汉哀帝即位之时，由于时任大司马的王莽年轻时曾与刘歆一起为黄门郎，便荐举刘歆为侍中太中大夫，升为骑都尉、奉东光禄大夫，并复领《五经》，卒父前业。哀帝驾崩后，王莽把持西汉政权，对刘歆更加倚重，刘歆由此被举为右曹太中大夫，迁中垒校尉、羲和、京兆尹，使治明堂辟雍，封红林侯。典儒林史卜之官，考定律历，着《三统历》。当王莽篡位当了皇帝之后，刘歆作为王莽的心腹重臣，荣登国师之位。再之后，随着背叛王莽的行动败露自杀身亡。
西元前七年，刘歆制定了著名的《三统历》，并根据《三统历》推算出武王克商之年相当于西元前一一二二年。这一结论在此后二千年间影响至深，几乎成为正统。如宋代邵雍《皇极经世》、刘恕《通鉴外记》、郑樵《通志》、元代金履祥《通鉴前编》等皆从其说。尽管刘歆的推算并不可靠，但学术界还是公认他制定的历术开创了推算武王克商年代的先河，给予后世学者很大的启示。正如现代史家范文澜在《中国通史》中所作的评论：刘歆造出一整套的历学理论，又造《世经》，凡经传古史所记大事的年、月、日都用《三统历》推算得到说明。这对古史年代的探求是一种贡献，虽然准确性并不很大。
继刘歆之后，关于武王克商年的研究，影响较大的是唐代僧人一行根据《大衍历》所推算的公元前一一一一年之说。这一结论得到了董作宾等现代学者的支持。
一行，俗名张遂，魏州昌乐（今河南南乐县）人。生于唐高宗永淳二年（六八三年），卒于玄宗开元十五年（七二七年），中国唐代杰出的文学家，他一生中的主要贡献是编制《大衍历》，另外在观测天象、制造天文仪器和主持天文大地测量方面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一行的曾祖张公谨是唐太宗李世民的功臣，曾显赫一时，张氏家族到武则天时代已经衰败，张遂的父亲仅是一个县令。幼年时代的张遂就喜欢读书，尤其喜欢钻研数学和天文，致使他到了青年时代就精通了天文、历法和阴阳五行，并以学识的渊博闻名于都城长安，具有后生颜子的称谓。青年时代的张遂，正逢唐朝政局混乱，武氏家族权势熏天的时刻。因张遂不愿与跋扈的政客为伍，更不愿为武则天的侄子武三思所拉拢利用，遂逃避到河南嵩山削发为僧，取名一行。在这一时期，他先后在河南嵩山和浙江天台山研读天文、数学和佛经典籍，翻译和著述了多种佛经，在佛教界名声大震。到了神龙元年（七○五年），武则天退位后，李唐王朝因仰慕他的学识和声名，多次召他回京，均遭拒绝。太极元年（七一二年），唐太宗李隆基即位，结束了战乱，并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和发展经济的措施，国势有所好转。开元五年（七一七年），已走向稳定繁荣的李唐王朝，为了整理和编纂国书，唐玄宗亲派一行的族叔，专程前往荆州，把一行聘请到京城长安，并让他主持编制历法的工作。经过几年的准备工作，一行于开元十三年（七二五年）开始编历。经过两年多，于开元十五年（七二七年）九月，终于在长安华严寺将历法初稿编修完毕，但由于劳累过度，从此染疾不起。唐玄宗闻讯，急召京师大德高僧为他诵经祈祷，亦不见效。这年十月，一行圆寂，年方四十四岁。
一行编修的历法初稿在他逝世后，经张说和陈玄景等学者整理后，取名《大衍历》，不久即由朝廷颁布昭告天下。经过实际检验，《大衍历》是当时最优秀的历法，它比唐代既有的其他任何一部历法都更精密、合理。其主要成就是正确地掌握了太阳周年运动的规律。经过一行的细心观测和计算，发现太阳在黄道上的运动速度并不均匀，他以定气编排太阳运动表，在计算中使用了不等间距的二次差内插法，纠正了过去历法中把全年平分为廿四节气的错误，这在数学史上是一大创举，也是中国历法史上的一次重大改革。开元廿一年（七三三年），《大衍历》传入日本，行用近百年。其编写方法，在明末之前，一直被中国历法学家所沿用。由于一行在天文、历法、仪器制造、数学等方面的杰出贡献，被誉为与张衡、祖冲之、李时珍齐名的中国古代四大科学家之一。一行虽然英年早逝，但他的《大衍历》以及根据历议推算的武王克商之年的学说却流传下来，并为后人所铭记。
继一行之后，关于对武王克商之年的推算，代不乏人，并产生了多种不同的说法，如孔颖达疏《毛诗•大雅•文王》推算的西元前一一三○年说、据皇甫谧《帝王世纪》推算的西元前一一二二年说、据今本《竹书纪年》推算的西元前一○五○年说等等。而学者姚文田在《周初年月日岁星考》中，一下推出了西元前一○六七、一○六六、一○六五年三种说法。近代以来，特别是进入廿世纪之后，研究武王克商之年的学者越来越多，参与研究的不仅有中国学者，还有日本、欧洲和美国的学者，研究者以不同的方法、不同的角度对此进行了深入的探索，尽管彼此之间仍有很大的悬殊和差异，但毕竟为问题的最终解决开辟了新的道路和前景。
夏商周断代工程启动之后，专门设置了武王克商之年研究这一课题，而且专家组的专家们一致认为这个课题是工程所涉全部问题关键的关键。对这一课题的研究，首先要做的就是对前人的成果有个全面的了解，以达到知己知彼，百尺竿头，更进一尺的效果。但是，涉及武王克商之年的学术文献非常繁杂，且分散于国内外各个地区的各种报刊之上，有些论著在国内外著名的图书馆也难以寻觅，从而在研究、借鉴上造成了极大的困难和障碍。鉴于这种情况，工程专家组成员、北京师范大学国学研究所的彭林等学者，毅然提出由北师大国学研究所牵头负责搜集编辑、翻译有关这方面文献的设想。这一计画自一九九七年三月开始行动，经过三个多月的努力，终于取得了令人欣喜的成果。
过去，关于武王克商之年到底有多少种说法，一直是言人人殊，很难有个统一的结论。有的说共廿三种，有的说共廿八种，一般认为最多可到卅多种。在这卅多种之中，有相当一部分只看到引文而不见原文，这就使各种说法越发变得扑朔迷离。而由北京师范大学国学研究所彭林教授主持搜集、编辑成书的文献《武王克商之年研究》中，具有代表性的国内外论著已达五十七篇，共有四十四种关于克商之年的说法，其中日本学者七种，美国学者七种，英国、瑞典、韩国学者各一种，其他为中国学者的结论。每一种结论都来自原作，因而成为有关武王克商之年最完备的学术研究资料。
在彭林教授主持下，学者们将搜集到的各种文献编辑成《武王克商之年研究》一书出版。丛书中可以看到，在四十四种说法中，年代最早的为西元前一一三○年，最晚的为西元前一○一八年，前后相差一百一十二年。就年代长短及立论的依据而言，四十四种克商年的结论，大体可归结为长、中、短三种年代说。
一、长年说。以汉代刘歆根据《三统历》推算的西元前一一二二年说的代表，包括用各种古历推定的诸说，大致分布在西元前一一二七年至前一○七○年间。此种结论在传统年代学研究中影响最大。
二、中年说。大多以文献与金文、卜辞互证，所得克商年在西元前一○七○至前一○三○年之间。
三、短年说。依据古本《竹书纪年》立论，以西元前一○二七年说为代表，大致分布在西元前一○三○年至前一○一八年之间。
显然，以上长、中、短三个大的年代范围中的四十四种说法，不可能都是真正的武王克商之年，历史上真实的克商年只有一种结论。那么真正的克商之年该怎样推定呢？为此，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经过缜密的考虑和筹画，制定了两条途径。一是透过关键性考古遗址的碳十四定年、甲骨文日月蚀以及文献记载的综合研究，缩小武王克商年的范围；二是在以上范围内，藉由金文的排谱和对武王克商的天文推算，寻找克商的可能年代，最后加以整合，选定出一个最佳年代。
沣西的考古发现
为了缩小武王克商年的范围，工程研究人员依照预定计画分组行动，其中考古学家承担的丰、镐遗址分歧与年代测定专题组，在陕西境内开展其工作。
丰镐遗址是周人建都周原岐之后的第二个都城遗址。据史料记载，周人自古公亶父迁岐后并开始崛起，经历三代，至文王时已有了相当强大的势力，并开始不断地征伐周围的方国。当消灭了商王朝西部的重要方国崇后，周人开始了东向灭商的战前准备。由于战略等方面的考虑，文王末年，周人开始将都城向东迁移，以尽可能地接近商的势力范围，坐落于沣河西岸的丰京即其迁都之地。到武王时，又在沣河东岸建了一座新的都城，史称镐京。因丰邑与镐京甚近，且武王居镐之后，丰邑仍然保留着周王宗庙，而西周诸王常居于丰或在丰处理国事，故史家向来将丰、镐并称，是文王、武王直至平王东迁后，整个西周时期的都城。
关于丰镐都城的湮没过程史无详记，但从流传于世的零散线索看，两处都邑的部分或大部分宫室毁于周幽王被杀之役是完全可能的。尽管世传丰邑在丰水之西，但自北宋以后人们已经不能分辨古丰水的位置。于是，整个周都丰镐的地望也就无法确指了。明清以来，许多学者试图查明丰镐的具体位置，并为此做过不少努力，但一直未能如愿。丰镐遗址像西方的特洛伊古城一样，完全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了。
自田野考古学在中国兴起后，丰镐遗址又成为学术界注目的焦点，学者们试图以新的考古学方法来加以解决。一九三三年，由北平研究院史学会的著名学者徐旭生、苏秉琦、常惠等人领导的一支考古调查队，在沣河沿岸作了首次考古调查，并在调查报告中提出了关于丰镐位置的一些看法和推论。一九四三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著名考古学家石璋如等人又对丰镐遗址作了第二次调查。从他们后来发表的《传说中周都的实地考察》报告看，与十年前的那次调查结果相较，并没有大突破。
一九五一年开始，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专门设立了丰镐考古工作站，这是在国内首批设立屈指可数的几个考古工作点之一。自此之后，丰镐遗址的考古工作除文化大革命期间被迫停顿外，基本没有中断。
一九五一年春，由苏秉琦领队的中国科学院考古所考古队在沣河流域进行考古调查，并在客省庄的北部进行了小规模的试掘，发现了仰韶文化、客省庄二期文化与西周文化的三叠层。
一九五三年秋，中科院考古所再次派出由著名考古学家石兴邦率领的考古调查队，在一九五一年春季调查的基础上，沿沣河两岸的一定地区，作了比较普通的调查，并在沣河中游地区发现了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和西周时代遗址墓葬十余处。从这次调查的报告看，考古人员只是感到这些西周遗存的出土，提供了一些史料，对西周问题的解决，实在是可注意的一个地区。但是，研究丰京的中心地点在什么地方，尚难确定。
一九六一年至一九六三年，丰镐考古队查明了丰水、鄗、滈池和昆明池等古代水道位置，并在白家庄、上泉北村、洛水村等地试掘遗址面积约五百平方公尺，初步了解了遗址中的地层堆积、分期和年代，为探索镐京中心所在位置提供了佐证。
一九六七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沣西发掘队，在沣西张家坡一带清理了西周墓葬一百廿四座，出土了大批陶器、铜器等器物。著名考古学家张长寿、胡谦盈等对这批墓葬进行了系统的整理和研究。根据对这批墓葬随葬陶器的组合和发展序列的分期断代研究，将这批墓葬分为六期。之后的卅多年中，学者们又根据新的考古发现，对以上的分期给予了补充和修正，得出了更加可靠的考古学年代序列，分别为：
一、早期居住遗址；
二、第一期墓葬；
三、第二期墓葬；
四、第三期墓葬；
五、晚期居住遗址和第四期墓葬；
六、第五期墓葬；
至此，沣西地区周人墓葬的分期序列得以基本建立，并为学术界所接受。根据出土陶器、青铜器等器物的特征推定，第一期墓葬的年代应在成康时期。而以张家坡早期居住遗址为代表的遗存，其起始年代可能在文王作邑于丰之时。换句话说就是以上六期考古学文化，经历了文王、武王、成王、康王等四个时期，武王伐纣的具体年代就包含在这四期文化之中。
尽管以上研究所提供的考古学年代分期框架基本上可信，但也有一个明显的缺憾，那就是直接的地层关系较少，出土材料零星分散，又加之过去几十年的考古工作主要集中于墓葬的发掘，有关遗址发掘很少，具有明确地层背景的系列定年样品几乎没有。因而有关遗址的文化分期就显得不够清晰，其遗址的总体文化面貌也不清楚，对先周文化的认识仅仅是提供了结索，并无实质性的内容可做进一步的研究。有鉴于此，夏商周断代工程启动后，按照工程专家组的意见，丰镐遗址分期断代专题组，拟对沣西遗址进行有选择、有目的的考古发掘，以便找到预期的地层关系和层位明确、时代背景清楚、多样化的系列定年样品供碳十四定年测定具体年代数值。
据文献记载和学术界的研究共识，以武王伐纣这一历史事件为界标，周人灭商前在丰镐活动约十年左右的时间，以后即进入西周时期。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对周人文化产生了很大影响。从考古学文化面貌上来看，也明显地反映出早晚文化间的差异。因此，丰镐遗址的分期断代以及由此为背景的系列定年样品的提供，对武王伐纣及整个西周列王的年代研究都具有其他任何遗址无法替代的作用和价值。
按照夏商周断代工程基目的分工，丰镐遗址的分期与断代这一专题，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丰镐考古队承担，主持人为丰镐考古队队长、青年考古学家徐良高。
徐良高，一九六六年生于安徽省霍山县，一九八六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考古系，同年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主要从事考古发掘和研究工作，专长为中国文明的起源、商周考古与历史的研究，曾发表和出版《文化因素定性分析与商周青铜礼器文化圈研究》、《夏商周三代城市聚落研究》、《中国民族文化源新探》等。自一九九六年起，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丰镐考古队队长。
徐良高接到任务后，与考古学家杨国忠等人首先对过去的发掘资料进行了检验，然后作考古调查，以便选择适当的地点进行田野发掘。由于丰镐早期遗存分布少，且该遗址在汉代时已变成了皇家的上林苑，本来就极少的周代早期遗存，又随着上林苑的兴建而遭到了严重的扰乱和破坏。从以往的发掘情形看，在遗址中有许多汉代遗物混杂于周代器物中，这就为寻找单纯的周代早期遗存造成了极大的困难。
在此次考古调查中，徐良高等考古学家最担心的一个问题就是能否找到足够的、未经扰乱的周代早期堆积。确切地说就是文王、武王时期短暂的十余年间，典型文化标志和能提供背景、面貌清楚的含碳样品。按照工程专家组的意见，如果在丰镐遗址不能找到满意的文化遗存，就安排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到岐山、武功县发掘王家嘴、郑家坡等先周文化遗址，以发挥补救性的参考、辅助作用。相当幸运的是，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徐良高等考古人员最终还是在丰镐遗址的马王村西和大原村北两地发现了线索。
马王村位于今长安县沣河毛纺厂东部，以前考古人员曾在此处做过考古调查和发掘，一九五九年曾在村北发现了两处残缺的西周夯土基址。一九六一年冬，考古人员在村西发现、清理了一座铜器窖藏，共出土青铜器五十三件。一九七六年，在马王村北再一次发现了三座西周夯土残基址，并在一座基址内发现了陶管水道。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徐良高等考古学家才发现了探寻日久的目标，并决定在此处进一步钻探和发掘。
当然，最终让徐良高下决心将发掘点选在此处的想法，还有另外一个原因。那就是马王村正在筹建一个造纸厂，后来造纸厂中途而废，又将原址改成了养殖场。许多原准备大兴土木的地方被搁置，成为野草丛生的空地。既然已在此处找到线索，又有一块空地可为发掘的场所，这不但减少了许多和当地官员因协商而大费口舌的麻烦，也减少了额外的经费支出。因而，选择此处就成为很自然的事情。或许是苍天有情，大地有性，天地在冥冥之中给予相助。当徐良高作出最后的抉择之时，西周考古史上一件至关重要的成果也将随之出现了。
一九九六年冬天，徐良高等考古人员开始在马王村外的空地处实施大规模的钻探和试掘。经过几个月的努力，发现了一批西周早期墓葬和地层堆积物。既然出现了墓葬，又出现了西周早期文化现象，这标志着要寻找的目标已经显现，如果继续工作，必然会取得预期成果。但此时已大雪纷飞、春节临近，根据以往的惯例气候条件，徐良高决定暂时停工，待春节过后再行发掘。临走前，徐良高担心遗址、墓葬遭到破坏和盗掘，特别找到马王村养殖场的一位负责人，请他们帮忙，对已发现的墓葬区加以防范，免得被盗墓贼乘虚而入以劫掠器物。令徐良高始料不及的是，他的担心不久就变成了现实。
在陕西这个地下文物密布的地区，按照以往的规律，凡考古队钻探之处，盗墓贼总是格外注意，并暗中观察，一旦得到机会便大肆盗掘。就在徐良高等考古人员在马王村外的空地上钻探时，就发现有几个当地打扮的人经常神秘兮兮地以不同方式前来观察，由于考古人员经常出没于工地，使他们一直没有得到盗掘的机会。自考古人员暂时停工并离开工地后，盗墓贼凭着敏锐的嗅觉，知道机会来临了。这一年春节过后的第三天夜里，天空下起了大雪，盗墓贼瞅准这一时机，借着月黑风高，在茫茫的雪夜里携带工具悄悄潜入发掘工地，根据事先观察到的线索，开始了盗掘墓葬的行动。
将近黎明时分，马王村养殖场一个守夜的老汉到户外小解，突然听到考古发掘工地传来异常的声响，立即意识到一定是盗墓贼。因为有了徐良高的嘱咐，老汉意识到自己的责任，他回到屋里，迅速叫起了一同在此守夜的另一位同伴，两人稍作商量，便一人打着手电筒，一人挑着灯笼，高声呼喊着有人盗墓了走了出来。经他们一阵狂呼乱喊，盗墓贼不敢在此久留，收拾工具悄悄离开了发掘工地，消失在风雪交加的夜幕之中。
春节过后，徐良高等考古人员重返马王村发掘工地时，发现有两座墓葬被盗。其中一座墓在此之前就被盗过，这次盗墓贼又将盗洞打到了墓底。看来盗墓贼并不是老手，他们所打的盗洞方位有误，本来应打到墓葬的头部，结果却打到了脚部。按照周代墓葬的规律，随葬器大都放置于死者的头部，因而当盗墓贼进入墓坑后，不会得到太多的器物。从劫后的遗存情况看，墓坑中残留了两件破陶器，大概盗墓者感到价值不大，索性没有理会。或许正因为在这个墓葬盗掘中的失误，盗墓贼不甘心地又转而盗掘另外一座墓葬。同样令他们扼腕的是，这个墓刚掘进一半，就被养殖场的老汉发现而不得不半途而废，弃墓中宝物而一逃了之。既然墓葬已被盗，徐良高、杨国忠等考古人员分成两组，对两个墓葬分别进行了发掘和清理。结果发现此前被盗的那座墓，的确没有什么有价值的器物出土。而盗墓贼刚刚盗掘了一半就放弃的那座墓葬却正好相反，不但出土了大量的陶器，还出土了铜鼎、铜爵、铜觯等三件器物。后来得知，这是在马王村工地所有发掘的廿座墓葬中唯一出土的青铜器具，且青铜器的铸造年代正好在武王伐纣之后，对西周文化分期和断代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当两座被盗的墓葬清理完毕后，徐良高和杨国忠又分别带领考古人员在马王村工地展开了大规模的发掘。在所划分的两个组中，一组负责发掘灰坑，另一组负责发掘墓葬。
所谓灰坑，就是人类生活的垃圾坑，考古学上称为文化堆积，经由对坑中土层及残存物质的观察，可破译古代的人类文化资讯，并为古代文明和历史的断代研究提供重要的参考资料。
根据钻探的情况，徐良高等人先挖了两个小型灰坑，结果并不理想，于是又在马王村考古工地的中间部位划出了一个长十公尺、宽二公尺的探方，并编为T1号，然后带考古人员开始下挖，当挖至卅公分深时，发现了扰土层，扰土层下面开始陆续出土陶片和兽骨等西周中晚期的器物。当下挖至一公尺深时，发现了黄土层。就在这个地层中夹杂着一件异样的陶片，徐良高捡起一看，和已出土的陶片明显不同，其内容属于西周早期。在发掘之初，徐良高一直担心这个探方下面，是否能找到自己想找的东西，随着这件陶片的出土，他眼睛猛地一亮，情不自禁地对同伴们喊道：这次行了，有希望了，西周早期的陶片找到了。
为了检验这一希望的前景，他命令停止发掘，用考古探铲实施钻探。当钻到二公尺多深时，从带出的土样观察，发现有丰富的文化内涵。接着往下钻，当钻至地表以下八公尺多深时，仍不见文化堆积穷尽。徐良高见状大喜，因为如此之深的文化堆积，不但标志着具有希望，而且有极大的希望。鉴于这种情况，徐良高决定将原有探方的宽度再扩大二公尺，形成了一个长十公尺、宽四公尺的大探方。按照原来的预算，这个探方用一个多月的时间就可完成，但发掘之后才知道难度要比预想的大得多，两个多月仍不见底。而越往下挖，堆积越厚，文化内涵越加丰富，其中炭样、小米、陶片、兽骨等纷纷出土。在整个探方内包含着五个小的灰坑，最为理想和最具价值的就是后来考古学界广为周知的H18号灰坑。
H18号灰坑位于探方的正中部，南北宽四•五至三•五公尺，东西长约六•三公尺，两边均超出了已挖探方的范围，只是用探铲钻探得知其大约的长度。其形状为口大底小，自深达五•二公尺，坑内堆积呈南北向中间倾斜状。在考古人员后来为工程提供的研究报告所作的划分中，可以确定叠压在H18灰坑之上的，是T1第四层，时代相当于西周初期。而叠压或打破第四层和H18的有H16、H11和H8、H3、T1第三层等，其中H16、H11属西周早期，H8、H3、T1第三层属于西周中期。著名的H18灰坑又可分为四个小层：
一、灰土层：夹杂红烧土、木炭，有草拌泥块和夯土墙皮，出土有罐、鬲、簋等陶器以及兽骨等。陶鬲包括袋足鬲和联裆鬲两种。
二、浅灰土层：质软，包含陶片丰富，兽骨炭屑数量很多，另出有碳化粟米粒，并出土大量螺壳。
三、浅灰土层：含兽骨、陶片较多、另有部分炭屑。
四、黄土层：值较纯、陶片很少，有鬲罐等。
经过三个多月的努力，T1探方总算在整体上发掘完毕。当徐良高等考古人员在室内整理出土器物时，发现H18灰坑内四小层中出土的陶片，彼此间往往可以拼对在一起。从各层的包含物来看，难以辨别早晚的分期特征。由此推测整个H18灰坑的堆积是在一个短的期内形成的，其时代应为先周时期这是丰镐考古史上首次现的先周文化面貌。而以H18号灰坑为代表的器物群，可以作先周文化晚期的标准器物群，并以此为定点加以研究。据文献记载，文王迁都于丰至武王伐讨之年仅隔十三年，以H18号灰坑代表的堆积应在这一时期形成的。而T1探方的第四层，应是武王灭商后西周初期的典型文化单位，这个发现无疑为考古学上划分商周界限，提供了理想的地层依据。可以说，武王克商之年就包含在T1第四层和H18灰坑之间这一年代范围之内。
沣西发现典型先周文化遗存的消息很快在学术界传开，并引起广泛注意。一九九七年十月，夏商周断代工程项目办公室组织相关专家，在西安召开了先周文化学术研讨会。会议期间，学者们专程到沣西发掘工地，考察上述探方的典型地层关系的剖面，仔细检验H18等各单位的出土陶器和其他遗物，确认这是西周考古史上的一次重要发现，也是夏商周断代工程开始以后所获得的重大成果之一。
碳十四定年专家分别用常规法和加速器质谱仪法对以上这组地层中所采集的系列含碳样品作了测定，发现H18第二、三层出土的碳化小米，应是当年的生长植物，所定年代反映了该层的真实年龄。利用一九九八年树轮校正曲线对这组资料进行高精度扭摆匹配，得出武王克商年的年代范围为西元前一○五○至前一○一○年之间，其时间跨度为四十年。用加速器质谱仪测年法，得出武王克商年的范围为西元前一○六○至前九九五年，其时间跨度为六十五年。 （如下）
沣西H18及相关遗迹常规碳十四定年数据：
先周；采碳化小米、木炭、骨头等样品三件；拟合得其年代区间介于西元前一一三○年至前一○一六年。
西周初；采木炭样品二件；拟合得其年代区间介于西元前一○四○年至前九八○年。
西周中；采骨头、木炭等样品二件；拟合得其年代区间介于西元前九八五年至前九三○年。
沣西H18及相关遗迹常规加速器质谱仪定年数据：
先周；采骨头、碳化小米、木炭等样品六件；拟合得其年代区间介于西元前一一一○年至前一○一○年。
西周初；采木炭样品二件；拟合得其年代区间介于西元前一○四○年至前九八○年。
西周早；采木炭样品二件；拟合得其年代区间介于西元前一○○○年至前九三五年。
西周中；采骨头、木炭等样品四件；拟合得其年代区间介于西元前九五五年至前八四五年。
西周晚；采人骨样品一件；拟合得其年代区间介于西元前八三二年至前七八四年。
沣西H18灰坑的发现与样品定年，为商周分界确定了年代范围，对推断武王伐纣的年代，排除多种不确切说法，提供了重要依据。与此同时，为配合夏商周断代工程，以徐良高为代表的丰镐遗址的分期与研究专题组在沣西的大规模发掘，对确定丰镐遗址的性质、探索其聚落布局以及研究丰镐遗址，乃至更大区域的周文化考古学分期及年代，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除丰镐遗址外，与推定武王克商年代范围有辅助性关系和考古遗址，还有商代后期的殷墟、周初的北京琉璃河和山西天马︱曲村遗址。
琉璃河燕国墓地的发现
自武王伐纣后，为了巩固刚刚建立起来的周王朝的统治，除了安抚殷商遗民之外，周政权还采取了选建明德，以藩屏周的政策，即分封周武王的同宗、亲戚和功臣，让他们建立诸侯国，形成拱卫周王室的屏障。最早的分封中就包括周公家族的鲁，召公家族的燕和姜太公家族的齐。
作为周武王最重要辅佐臣僚之一的召公，是武王的堂弟，因早年采食于召地，故史称召公。在西周初期的政局中与周公并称，《尚书》中称召公为保，周公为师，相成王左右，《史记》中也有其在成王时，召公为三公，自陕以西召公主之，自陕以东周公主之的记载。可见召公在西周初年是位高权重的人物。然而，召公受封的领地具体在什么地方呢？有关召公封邑所在地的考证，一直是史学界的争议所在。国学大师王国维认为在河北涞水一带，著名史家傅斯年认为在河南偃城一带。而另一位史家陈梦家在他的《西周铜器断代》中干脆作出了西周时代燕国的都邑所在，不易考定的结论。这个疑团的最终解开是在琉璃河遗址发现之后。
关于琉璃河遗址的发现与发掘，世传有两个说法，其中之一是孙维昌等在所著《中华文明的历史足迹》中的描述：琉璃河是北京市西南约五十公里的一个小地方。它最先是由业余考古学家吴良才发现的。吴良才是中国考古学先驱之一吴金鼎先生的胞弟，曾经在北京和兰州的中国银行工作。抗战胜利后，琉璃河水泥厂因恢复生产而向中国银行贷款，经办此事的吴良才先生在琉璃河收集了一大包陶片，返回北京后，送到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所的苏秉琦处。苏秉琦也觉得这是一处很有价值的遗址，但是限于当时的时局动荡，无力组织发掘。直到一九六二年，已担任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研究室主任的苏秉琦提出，去琉璃河遗址复察和试掘的想法，后来在刘李店和董家林等地的试掘证明，这里有年代相常于西周的文化地层。但是当时对于这片遗址的重要性究竟如何并不是很清楚。而关于召公始封地的猜测，多认为最初的燕国都城应当在今天的北京城西南，因此学者们并没有把琉璃河与燕国联在一起考虑。
两年后，琉璃河黄土坡的农民上缴了两件从地下挖出来的铜器，其中铜鼎上有叔乍宝尊彝铭文，而铜爵上有父癸文，其实铭文上亦无特殊之处，但是在北京出土带铭文的铜器绝不多见，其本身就有重要意义，正是这两片铭文将考古学家再次吸引到琉璃河。从一九七二年开始，一个专门组织的考古队在琉璃河进行了大规模的考古发掘。一九七四至一九七五年，黄土坡墓地出土的器物中带有燕侯铭刻的鼎、簋、尊、鬲等就多达十一件。在墓葬中发现的一种圆形铜泡，因为周围有漆木痕迹，考古学家推断这是漆盾上的金属装饰。其中五十二号墓葬中出土的铜泡上有匽侯字样，可以推测，这批青铜兵器是专门为燕侯制作的。
以上此种说法，在考古界和社会上流传甚广，几乎形成了琉璃河遗址发现的主流之说。但也有不同的声音从考古界传出，北京大学考古系教授邹衡就明确表示对此说不敢苟同，他在一九九五年北京建城三千零四十年暨燕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曾作了这样的陈述：
根据文献和（战国时期）金文的记载，周朝初年北方地名中就有燕、北燕、燕亳。周武王灭商，开始封召公于北燕。可是周初的北燕在今天哪个地方，还是一个长期以来没有解决、一直在探索的问题，大体上有蓟县、涞水和北京种种说法。清朝末年，在河北涞水张家洼出土了一批邶国的铜器，王国维曾经以为邶即是燕。据说在北京卢沟桥一带曾经出土了一批燕侯的铜器，其年代可以到西周初期。根据这些线索，从一九五六年以来我就开始注意这个问题：燕的始封地究竟在什么地方。一九五八年我曾经到北京广安门和陶然亭一带进行过调查，结果认为广安门和陶然亭一带根本没有可能是西周早期的都城，见到的只是战国时期的陶片。西周燕都始封地一点线索都没有。一九六二年春天，北京市文物队的苏天钧来北大找我，说在琉璃河发现了一处遗址，让我去看看。不久我带领三名毕业班的学生韩嘉谷、王凯、李东婉，曾经两次到琉璃河刘李店和董家林进行调查，捡到一些陶片，并开始作小规模发掘。这是琉璃河遗址首次发掘，通过开的几条探沟，发现一些灰坑和大量西周时期的陶片。我们经过详细地整理和研究，最后把结果给了北京市文物工作队。北京市文物工作队写了文章发表于《考古》一九六三年三期上，这是关于燕国始封地调查最早发表的一篇文章。除此之外，我同韩嘉谷同学曾经初步地调查了董家林的城址。当时这个城址还保存着城墙，高达一公尺多，从城墙夯土里面找到了不少的辽代的陶，所以当时断定城墙是辽代的。以后我又带了一名助教张郑国，展开了更大规模的调查，从永定河以南开始一直到拒马河，调查了很多遗址，其中重点的有五处。
根据调查情况来看，丁家洼遗址和拒马河南岸小型遗址，都是西周遗址，但是规模都很小，不太可能是西周的燕都。
规模最大的是刘李店和董家林遗址，当时初步判断遗址的规模有一千乘五百公尺，更重要的是我们在《太平寰宇记》中查到：幽州良乡县在燕为中都，汉为良乡县，属涿郡。这条记载虽然不见于更早的文献，《太平寰宇记》是宋朝的，属很晚的文献，但估计宋朝时可能有其他资料来源。这是一个推测。良乡城距刘李店只有二•五公里，这条记载非常值得注意。因此一九七二年北京大学考古专业同意我的建议，又组成发掘队，在刘李店和董家林进行了第二次发掘。这发掘时间虽只有一个多月，但规模却很大，师生共有四十余人，由我负责业务工作。这样大的考古队在全国恐怕也是很少见的。这发掘的主要收获有：
一、证明第一试掘的结果是完全可靠的，此处的确是西周时期遗址，年代从西周早期一直到东周初期。
二、遗址范围包括立教、黄土坡、庄头，经过详细勘探，遗址的面积超过第一次勘探的一千乘五百公尺，扩大到三千乘一千公尺，这是一处规模很大的周代遗址。
三、一九六二年见到的董家林辽代城墙遗址已经完全被破坏，地面上已见不到，原来地面上高一公尺多的城墙只剩下墙根，当时推断其时代可能很早，甚至早到西周初年。
四、黄土坡某个社员讲，曾经在他家菜地里挖出过一件铜爵，他把铜爵卖到琉璃厂，当时琉璃厂的人警惕性很高，认为是从墓中盗出的文物，就偷偷地报告了当地派出所，结果此人被公安局扣留了。不过这件铜爵根本不像有人说的那样有铭文。铜器铭文的出现是以后的事了。根据这一情况，我就派四五个学生在这位农民的菜窑附近开了条廿乘○•五公尺的深沟，寻找铜器墓。几年以后才知道，这条探沟的南头，距后来发现的大燕国墓地只有几公尺了。我当时估计所谓清末出土的燕侯铜器很可能就在这个地方，并不是出自卢沟桥。
五、根据《太平寰宇记》的记载，当时我曾对学生说，这里的遗址很可能就是燕国的中都。
作为燕都的条件有大规模西周遣址的存在、铜器墓的发现和文献的记载。后来随着天气渐冷，我们便停止发掘回来了。大概七、八个月以后，北京市文物工作队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合作，继续在琉璃河发掘，果然发现了有燕侯铭文的铜器，还有太保赠予的情况，完全证明这个遗址的确为燕的中都。
在一九七二年的平整土地中，遗址面临被铲平的危险，为此我向北京大学负责人八三四一部队的副政委汇报了情况（注一），他很快向国务院做了汇报。第二天国务院农林口负责人带领几位部长来琉璃河，当时陪同他们来琉璃河的还有国家文物局局长王冶秋和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夏鼐所长，问到我的意见，我表示对这样重要的遗址应当保存。这位负责人经过考虑后讲：中国这么大，保留这么三百多万平方公尺的地方不算什么。他命令推土机开出琉璃河，遗址这么保留下来。文化大革命中为此事我受了很大的冲击，北大有人贴出大字报，说我欺骗中央首长，连西周陶片都不认识，把汉代遗址说成是西周遗址。一九七三年春、夏，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同志们来琉璃河发掘，工作了几个月，没有重要的发现，都纷纷埋怨我，说我夸张了此遗址的重要性，说我把他们坑陷在琉璃河，其实什么重要的东西也没有。该年秋、冬，我们继续发掘，于发现了重要的墓葬，发现了有燕侯铭文的铜器等，此后再也不埋怨我了。于是我与琉璃河就此失去了关系。
（注一）当时北京大学已被军队宣布接管。
除以上两说之外，据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研究员杜金鹏称，一九六二年，北京市文物工作队的郭仁、俞震和张岭等人，在房山县进行考古调查时，在琉璃河镇的刘李店村、董家林村、立教村发现古代遗址。同年十月，北京市文物工作队和北京大学在这一地区进行联合发掘，获得了一些西周时代文物，从而证明刘李店、董家林古代遗址均属西周遗址。
按北京大学考古系教授邹衡后来的解释，琉璃河遗址应是北京市文物队发现的，但当时没有认识到它们的重要性。后来邹衡根据调查的情况复查、核实了许多遗址，最后断定琉璃河最重要；于是带了三个学生于一九六二年开始发掘，这是该遗址首次发掘，北京市文物队没有参加。一九七二年，邹衡带领北大四十多个学生又在琉璃河黄土坡村进行发掘。
关于琉璃河遗址最早发现、发掘的情形，以上各说尽管有些不同，但整体脉络还是不难看得出来的。
接着要叙述的是，一九七三年和一九七四年，北京市文物队与中国社科院合作，在琉璃河遗址发掘了部分墓葬后，于一九七五年由北京市文物队单独发掘，至一九七七年告一段落。在此期间，共发掘了西周时期墓葬六十一座、车马坑五府，基本确定了琉璃河遗址为西周早期的燕国始封地，但对于城址的年代，则被定为商末周初。墓葬的年代分为西周早、中、晚三期，依葬制分出商遗民和周人墓二种。
一九八一年，北京市文物队再次与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合作，共同组成琉璃河遗址考古发掘队，队长由社科院考古所著名考古学家殷玮璋担任。多年后，据参加发掘的考古队员回忆，这支新组建的队伍一到琉璃河，便在遗址的不远处用自备的油毛毡搭盖房棚作为居处。由于房棚是根据地势搭建而成，门口朝向北方，考古人员不免要遭受风沙雨雪的肆虐之苦。更让人难以忍受的是，一到夜间，成群结队的老鼠在床上床下不住地乱窜、嘶咬，有时还鼠胆包天，借着夜幕的掩护，啃咬正酣睡的考古人员鼻子和耳朵。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考古队以前所未有的热情和开拓精神，一下开挖了几千平方公尺的探方。由于考古人员少，缺少技工，在这样大的遗址范围的操作起来很是困难，殷玮璋决定从当地高中毕业生中挑选十人进行考古发掘训练，并让他们在实践中边干边学。不久，这支队伍就能按照考古程式操作，再后来，就连剔剥车马坑这样复杂而高难度的技术也能掌握了。正是在这支年轻的技工队伍的配合下，考古人员才连续解剖了二处城址，并发掘了二百余座墓葬与车马坑。特别是一九八六年发掘的著名的M1193号大墓，更是轰动学术界。
早在一九七○年代初，这个坐落在一个叫黄土坡村庄旁的大墓就已进入了考古人员的视野，只是这墓的土堆中间有一个周边三公尺多宽的盗洞，这盗洞如同张开的老虎嘴，使考古人员望而怯步。因为谁都不乐意去费钱、费时、费力地去挖掘一座早已被盗墓贼光顾过的空墓穴。一九八一年殷玮璋率领部属前来后，经过考察，觉得这座墓尽管早已被盗，但还有发掘价值，于是跟当地村干部协商发掘事宜。这位村干部一听，觉得这是一个千古难逢的发财机会，便一口答应，同时又以大墓靠近生产队打麦场和牲口棚为由，要求考古队出资六千元，作为拆迁的赔偿。殷玮璋明知对方是在借机要胁，但自知在人家的一亩三分地开展工作，当然要受到掣肘。无奈之中，殷玮璋只好在请示上级后咬牙答应下来。令殷玮璋想不到的是，牲口棚拆除后，大墓却不能发掘，因为在打麦场旁边还有一根电线杆需要拔除，而要移动这根电线杆，当然还需考古队拿出钱来补偿。既然拆迁牲口棚的钱都已拿出，这根电线杆的费用也只有再咬牙予以补偿。待这根电线杆被拔走之后，考古队人员本认为这下说什么也可以发掘了，但还是不能行动。对方除了要一百公尺电缆费用外，又提出了多种条件。殷玮璋一看这阵势，在悲愤之中，索性打消了发掘大墓的念头，带着队伍做其他发掘去了。
到了一九八六年九月，殷玮璋回社科院考古所汇报工作，当汇报到想发掘的那座大墓一直没有发掘时，考古所副所长王廷芳问道：老殷，那座墓还想不想挖，要是挖，我这里还有点钱，可以给你一万块作为发掘经费。殷玮璋一听，当场答应下来，决定立即回去和黄土坡村的村干部再度协商，只要钱一拨下来，马上进行发掘，这座标号为M1193的大墓终于在一九八六年十月十四日正式得以发掘。
当整个墓坑被挖到底部时，考古人员发现这是一座有四条墓道的大型墓葬。在整个琉璃河遗址发掘过程中，过去曾发现过带一条至多两条墓道的大墓，如此具有四条墓道的大墓还是首次发现。尤其引人注目并感到惊奇的是，四条墓道分布在墓室的四个角上，并以墓坑为中心，如口字由其四个角向外散开。整个墓室为长方形土坑竖穴，四壁整齐，但愈往下，四壁渐趋收缩。经测量，墓穴至距地表八•四公尺时，南北长度为五•六公尺、东西宽为三•四四公尺。墓底距地表十•二五公尺。就其规模而言，这座大墓是琉璃河遗址任何一座墓葬都无法匹敌的。根据史料记载，中国商周时期墓葬的布局都存在着明显的等级制度：天子墓葬为四条墓道，诸侯墓葬为两条墓道，大夫墓葬为单墓道。从已发现的商代和西周的大型墓葬看，凡有墓道的墓都为具有贵族身分的人所用。至于有四条墓道的墓，从安阳殷墟西北冈大墓的发掘情况来看，应属于王侯一级的人物所使用。因此，琉璃河遗址所发现的M1193号大墓，其主人必然是一位地位显赫的燕侯。至于究竟是哪一代燕侯，这当然需要结合墓中的其他出土物进行综合分析。
尽管M1193号大墓虽然早已被盗，墓中大部分珍贵物品已被劫走，但从残留的两件铜礼器来看，为墓葬的断代以及墓主人的推断提供了重要依据。当M1193号大墓发掘到底部时，已是一九八六年的十一月下旬，严寒的冬天来临了。为了赶在封冻前将墓葬清理完毕，考古人员加快速度，冒雪清理。就在清理即将结束的前一天，负责墓底清理工作的考古人员意外从墓坑东南部的泥水中发现了两个完整的青铜器物铜罍和铜盉。从器形上看，这两件铜器并没有异常之处。由于两件铜器锈蚀严重，加之从墓底取出时满身被泥水包裹，考古队长殷玮璋决定先放入工地库房，待墓葬清理完毕后，送考古所技术室进行除锈保护。想不到两个月后，经考古所技术室文物保护专家的除锈工作，这两件当时看来无足轻重的器物立即名声大振，被列为国宝级文物。其原因就是在两件器物的盖内和器沿内壁上发现了相同的各为四十三字的铭文：
王曰：太保，隹乃明。乃鬯享
于乃辟。余大对乃享，
令克（厉，以矢代万）（侯）于匽（燕）。 （旌，以中代生）、羌、马、
睿、（云，以于代云）、驭、微、克、（室，以出代至）、
匽入土众（及）厥辞。
用作宝（阵，以尊代车）彝。
铭文记录了周王褒扬召公太保明德贤良、对王室忠诚，册封他为燕侯，并把（旌，以中代生）、羌、马、睿、（云，以于代云）、驭、微等九上国族，连同燕国一起纳入有周的版图，由他管辖的史实。
这是继一九五○年代在江苏丹徒发现宜侯矢簋之后又一篇关于周王封邦建国、授民、授疆土的重要文献。它的文字虽不如宜侯矢簋长，但其研究价值却毫不逊色。
燕国之封，史书有载。 《史记•周本纪》在说到武王灭商以后曾分封功臣谋士，其中提到封召公奭于燕。在《史记•燕召公世家》中又一次说到周武王之灭纣，封召公于弱燕，把燕国之封，记在召公奭的名下。在这次发现的长篇铭文中，以王曰太保开头，先褒扬了太保其人，又有令克侯于匽的册命。由于周初任太保的是召公奭，所以把封燕之事与召公联系起来是理所当然的，但因铭文中多有省文，时间、地点、作器者等都已省去，特别是对令克侯于匽句中克字，究竟是名词还是助动词，人们有着不同的理解，因而对全铭的释读和解释出现了不同意见。专家们在高度评价了这一重大考古发现的同时，一致认定M1193号大墓是西周燕侯的陵墓，且是燕国第一位君侯之墓；但在第一代燕侯是谁的问题上却有不同的看法。主持琉璃河遗址发掘的考古学家殷玮璋认为，M1193号大墓就是太保召公之陵，召公受武王的册封成为第一代燕侯，并亲自到位就封。不过他在成王、康王时期的大部分时间里仍在丰镐供职太保，死后才归葬于燕国。
有的学者根据唐人司马贞在解释《史记》封召公于北燕时说的一句话，认为当初召公本人并未亲自到燕国就封、而是像周公一样，由自己的长子去燕国就封，召公本人一直在宗周做太保。因此，第一代燕侯应是召公的长子，那么M1193号大墓也就自然是召公长子之陵了。
尽管学者们对上述问题有所分歧、但所确定的M1193号大墓的墓主就是燕国第一代君侯的结论，无疑具有重大的科学研究价值，它对早期燕国史和西周初年历史的研究都是极重要的资料。它的发现有力地证明北京琉璃河遗址是西周时期燕国的都城。
夏商周断代工程启动后，琉璃河遗址的发掘与研究于一九九七年被正式列入工程的一部分，并设置了琉璃河西周燕都遗址的分期和年代测定这一专题。专题分别由北京市文物研究所赵福生、王鑫、田敬东、北京大学考古系雷兴山、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王巍、柴小明等考古学家承担。工程开展后的几年中，赵福生等考古专家藉由对以往发掘资料的整理，以及对城址、宫殿区附近的祭祀遗址等进行补充发掘，得出一个可靠的分期结论。尤为重要的是，一九九七年秋，在琉璃河遗址灰坑H108第一层和第三层中发现三片刻字龟甲。其中，第一层出土的一片龟甲上刻有成周二字，具有重要的断代意义。关于西周燕都遗址的始建年代问题，赵福生等研究认为，琉璃河遗址内应有三种文化共存：周文化、商文化和土著文化（即张家园上层文化）。其中商文化系统的陶器有些可能早到殷墟四期，延续到西周初期。但在西周燕都遣址的居住址遗迹中，所有发掘出土的陶片，迄今未见单独只出商文化系统陶片的遗迹，基本上是与周文化系统的陶片同出，有些甚至还有土著文化的陶片，这种现象只能说明一个问题，即西周燕都城址内所有文化遗迹及文化堆积，都是召公封燕以后形成的。结合城墙基础和城外护城河内出土的遗物看，专家们认为燕都城址始建于召公封燕之后，而绝不会早到商末。这样，就彻底避开了商周之际考古学文化难以区分的纠葛，便于确定早期燕文化及为武王伐纣的年代提供了一个准确的下限年代标准。
召公封燕之时，有二种说法：一为武王说，一为成王说。那么建燕之时亦应有此相应二说。一九八六年发掘出土的克盉、克罍铭文有：王曰太保。虽然专家对此二器的整篇铭文的解释或有歧见，但对于文中的太保就是指召公奭，且铭文中所言即第一代燕侯封燕之事却一致认同。所有史料均记载召公是在成王时为太保的，如《史记•周本纪》：成王既迁殷遗民召公为保，周公为师。 《史记•燕召公世家》：其在成王时，召公为三公；自陕以西，召公主之，自陕以东，周公主之。根据这些文献记载，专题组研究人员认为，封燕之事应为成王时，因武王之时，召公还不是太保而只称召公。 《集解》：以元子就封，而次子留周室，代为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