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的荣耀
按照学术界通常的划分方法，商代后期是自盘庚迁殷开始至商朝灭亡这一历史时期，而作为分界的标志遗址就是著名的安阳殷墟。纵观殷商的兴亡史，一个显著的现象就是其都邑之频繁迁徙，汉代张衡曾概括道：殷人屡迁，前八而后五。这里说的前八是指成汤建国前之八迁，后五则为成汤建国后之五次迁徙。关于成汤之前八迁的具体处去，已无明确的文献记载，近现代史学巨擘王国维曾对此作过考证，指出了八迁的具体方位，但没有得到考古学上的证实，自然难成定论。成汤之后的五迁，虽有文献记载，但又不尽相同，如可信度较高的三种文献《尚书序》、古本《竹书纪年》和《史记•殷本纪》，其记载就有差异，汇总如下表：
商汤：《尚书序》、古本《竹书纪年》、《史记•殷本纪》皆载在亳。
仲丁：《尚书序》载在嚣、古本《竹书纪年》载在器、《史记•殷本纪》载在隞。
河亶甲：《尚书序》、古本《竹书纪年》、《史记•殷本纪》皆载在相。
祖乙：《尚书序》载在耿、古本《竹书纪年》载在庇、《史记•殷本纪》载在刑。
南庚：古本《竹书纪年》载在奄、《尚书序》与《史记•殷本纪》无说。
盘庚：《尚书序》、古本《竹书纪年》载在殷、《史记•殷本纪》载先都河北，后渡河南，汤之故居。
由于文献的说法不同，自汉代之后的研究者也就众说纷纭，难有一致的结论。当然这个争论主要是相对各王迁徙的具体方位而言，对总体上的后五，并无非议，还是给予肯定的、不过这后来的五次迁徙与前八次相比，有其性质上的不同。前八迁是商族建国前氏族部落之流动迁移，后五迁则为殷商王都的迁徙。按《竹书纪年》的说法：自盘庚徙殷至纣之灭，七百七十三年，更不徙都。虽然学术界对这个七百七十三年之数是否真实表示怀疑；但基本上都相信，商代自盘庚迁至殷之后，直到商王朝灭亡这一历史时期内，再也没有迁过都城了。
关于殷都屡迁的原因，自汉以来有多种说法，但很难令人满意。而对于盘庚迁殷之事，司马迁在《史记•殷本纪》中，有过这样的描述：帝盘庚之时，殷已都河北，盘庚渡河南，复居成汤之故居，乃五迁，无定处。殷民咨胥皆怨，不欲徙。盘庚乃告谕诸侯大臣曰：昔高后成汤与尔之先祖俱定天下，法则可修。舍而弗勉，何以成德！乃遂涉河南，治亳，行汤之政。然后百姓由宁，殷道复兴，诸侯来朝。以其遵成汤之德也。
帝盘庚崩，弟小辛立，是为帝小辛。帝小辛立，殷复衰。百姓思盘庚，乃作《盘庚》三篇。
这三篇颇有历史研究价值的文章，司马迁没有转载，却在《尚书》中保存了下来。这是研究殷人，特别是盘庚迁都唯一、也是最重要的依据。现在看到的《盘庚》三篇，虽然其中加入了某些后代的成分，但其基本内容为殷代史实似无疑义，其中史料价值之高是学界所公认的。三篇均为盘庚告谕臣民之辞，共计一千二百余言，为商代遗文中篇幅最长者，它详细记录了迁殷前的准备工作以及迁殷后的政策措施，从三篇的记载可以看出，盘庚的这次迁殷，几乎遭到了举国上下的强烈反对，在这强大的阻力面前，盘庚也显示了他不达目的决不甘休的帝王气概。对于贵族大臣的傲上和离心，盘庚在迁殷前对此提出了严厉的指责：荒失朕命；汝不忧朕心之攸困；乃不生生，暨予一人猷同心；不暨朕幼孙有比，故有爽德；汝有戕则（贼）在乃心。 （盘庚中篇）这一连串的指责表明，当时商王朝面临的处境是很危险的、如不听盘庚的命令后果极其严重。于是，在盘庚向贵族大臣们三番五次地敷心腹贤肠的劝说动员、威逼利诱之下，臣民们才不得不随他一同从河北渡河南，来到洹水南的北蒙（又叫殷）的地方居下来。
盘庚一意孤行，强迫臣民迁徙的原因，自汉之后产生了许多不同的推测和说法。有的说是为了去奢行俭，阻止贵族的进一步腐化堕落，颇像今日所说的反腐倡廉。有的说为了躲避水灾水患。有的说是处对游耕，游农的考虑，即当一个地方的地力耗尽之后，为了改换耕地，不得不常常迁徙。也有的根据《盘庚》三篇的诰辞，得出《史记》记载九世之乱是促使这次迁徙的根本原因。由于当时王权与贵族之间的矛盾已不可谓和，时刻面临着纂位、夺权等危险。为避免更激烈的王位纷争和政治动乱，盘庚才不得不做出迁徙的抉择。当然也还有人说为了更有效地统治华北平原和伊洛盆地的王畿地区，驾驭整个中原地区和四土方国，而安阳殷地还是理想的城址。
无论盘庚迁殷的真正原因是什么，这个举动本身却成为整个殷商乃至中国历史上的重大事件。这个事件标志着商人屡迁动荡生活的终结，同时也使长期处于低靡衰退中的商王朝重新出现了殷道复兴的局面。或许，正是由于这个局面的出现，才有了后来包括盘庚在内的八世十二王二百七十余年商代历史的延续。
其八世十二王的世系如下：
1盘庚↓1小辛（盘庚弟）↓1小乙（小辛弟）↓2武丁（小乙子）↓3祖庚（武丁子）↓3祖甲↓4廪辛（祖甲子）↓4康丁↓5武乙（康丁子）↓6文丁（武乙子）↓7帝乙（文丁子）↓8帝辛（帝乙子）
前面已经说过，至迟在秦代，殷都已成废墟，其具体地望和位置渐不被人所知。而关于殷墟的发现与发掘情况，前文也有较为详细的叙述。需要略加补充的是，从一九三七年至一九四九年这十二年内，由于抗日战争及国内战争的爆发，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对殷墟的发掘工作被迫停止，大部分发掘物品被运往台湾。
一九五○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成立，首先恢复了殷墟的发掘工作，并于西北岗王陵区发掘了著名的武官村大墓和附属祭祀坑。武官村大墓规模宏大，墓中发现殉人七十九具和殉牲五十九具。一九五三年至一九五八年在大司空村及薛家庄等地进行了发掘。从一九五八年起，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组设了安阳考古工作队，一九五九年又设立了工作站，开始对殷墟进行长期的连续性地发掘和研究工作。一九六一年，中国国务院宣布殷墟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并划出了保护范围。
从一九五八年至一九六六年安阳考古队一直在一般保护区内做工作，并发掘了部分铸铜遗址、铸铜作坊、制骨作坊、圆形祭祀坑、车马坑等遗址。一九六六年，由于文革爆发，殷墟的发掘工作被迫停止，直到一九六九年才恢复。在之后的卅年中，考古人员对殷墟又进行了大规模的发掘，发现了许多重要遗迹及遗物，特别是妇好墓的发现，震惊寰宇，使安阳殷墟的发掘再度步入辉煌。
一九七六年，著名女考古学家郑振香率领考古人员在洹水南岸的小屯村西约一百公尺处发现了妇好墓。墓圹呈长方型竖穴，南北长五•六公尺，东西宽四公尺，深七•五公尺。墓葬未设墓道，墓室上部有建筑基址的痕迹，据推测可能是一座用于祭祀的墓上建筑。
由于此墓埋压在殷代文化层之下，受到自然条件的保护，因而虽历经几千年沧桑未遭盗掘。墓中除发现十六个殉人和六只殉狗外，还出土了铜器、玉器、骨器等大批极其珍贵的文物一千九百廿八件，其中铜器的总重量达一千六六廿五公斤。在二百一十件青铜礼器中，不少器类都是前所未见的重器。而大多数礼器上都铸有铭文，为考证墓主身分、墓葬年代，研究随葬品的组合，提供了重要的线索。
妇好墓是唯一能与甲骨文相印证并确定其年代和墓主身分的商王室墓葬。有专家认为妇好就是一期甲骨卜辞中所称的妇好，即商王武丁的法定配偶，庙号辛，即乙、辛周祭祀谱中所称的妣辛。
从出土的甲骨文来看，妇好之名，在武丁期卜辞中有较多的记载，她生前曾参与国家政事，从事征战、主持祭祀，地位相当显赫。甲骨文中有商王卜问妇好来归与否及关心妇好奴隶逃亡的记载，还有妇好一次向商王贡入五十只宝龟的纪录。商王武丁还多次占卜妇好怀孕生子之事，并为她举行祭祀以祓除不祥、祈求福佑等。当然，还有学者认为，妇好是殷墟三、四期卜辞中所称的妇好，即商王康丁的配偶妣辛。墓葬年代属殷墟文化第三期，约当廪辛、康丁、武乙、文丁之时。
不论以上两种观点哪一种更接近史实，妇好墓的发现和发掘，无疑是廿世纪中国境内最重要的考古发现之一。对考古学和历史学的研究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殷墟自一九二八年首次发掘以来，有数十座宫殿遗址、十余座陵墓和十多万片带字甲骨以及数以千万计的铜、石、玉、陶、骨、角、蚌、牙等器皿，在卅万平方公里的殷墟范围内被发掘出来。其数目之多、种类之齐全，是其他任何遗址都无法匹敌的。殷墟的发掘不仅对中国新史学和中国考古学的兴起产生了直接的重大的影响，而且对中国历史的断代研究起了不可替代的奠基性作用。为此，夏商周断代工程开始后，专门围绕殷墟文化设置了商代后期年代学研究的课题，并由殷玮璋负责研究任务。
殷玮璋，一九三六年生于上海，一九五八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主修后，进入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工作。先后参加、主持过安阳殷墟、二里头、铜绿山、琉璃河等遗址的发掘。由于他的考古经历和在学术上的地位，工程首席科学家特邀其参加早期研究计画的制定，并聘他主持商代后期年代学的研究工作。
要对殷墟文化进行断代研究，首先要解决其文化的分期问题。殷墟自盘庚作为都城至纣王共延续了二百多年，在这样长的历史时间内，文化会不断发生变化。从殷墟发掘七十余年的实际情况看，地下文化层的堆积极其丰富，其中包含的器物，在类别、器形及质地上都有不同程度的差别。因此，殷墟文化是可以按不同的层次进行分期。
在殷墟初期的发掘中，李济等考古学家曾对小屯地下的文化层进行过尝试性分期，但限于当时的条件和学术水准，只能区分出早于殷文化的仰韶和龙山文化及晚于殷文化的隋唐墓和现代堆积，对殷墟阶段的商文化未进一步进行综合性分期研究，只有殷墟的早期发掘和研究者董作宾在甲骨文方面加以划分。直到一九五○年代中期，北京大学考古系教授邹衡，根据建国前殷墟遗址的地层及其出土的陶器，把小屯殷商文化分成了早、中、晚三期，并把它与郑州二里岗商文化连接了起来。一九五九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根据大司空村和苗圃北地出土的材料，将殷墟文化分为早晚两期，即大司空村一期和二期。到了一九六○年代，邹衡又根据建国前后殷墟遗址和墓葬出土的陶器和铜器，重新把殷墟文化分为四期七组，并参考各期所包含的甲骨文和铜器铭文，初步估计出各期的绝对年代。即：
殷墟文化一期，约相当于甲骨第一期以前，或属盘庚、小辛、小乙时代。
殷墟文化二期，约相当于甲骨第一、二期，即武丁、祖庚、祖甲时代。
殷墟文化三期，约相当于甲骨第三、四期，即廪辛、康丁、武乙、文丁时代。
殷墟文化四期，约相当于甲骨第五期，即帝乙、帝辛时代。
由于殷墟中发现了大量甲骨文，这些甲骨文又可以根据商王来区分时期，因此，也就可以依据陶器与甲骨文的共生关系来确定殷墟各期的文化。一九六二年之后、安阳考古工作站的郑振香、杨锡璋、刘一曼等考古学家，根据大司空村遗址和墓葬出土的陶器，结合甲骨文字研究，发现大司空村一期约相当于武丁前期，大司空村二期约相当于武丁后期和祖庚、祖甲时期，大司空村三期约相当于廪辛、康丁、武乙、文丁时期，大司空村四期约相当于帝乙、帝辛时期。
从邹衡与安阳考古工作所对殷墟文化分期来看，都未超出四分法，对各期绝对年代的估计稍有不同，但基本上一致。随着在实际工作中不断检验和修正，上述分期已成为商后期文化分期的标尺。
夏商周断代工程启动后，根据工程提出的商代后期武丁以下各王提出比较准确的年代的目标，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杨锡璋为课题组长的考古专家们、积殷墟几代学者七十年发掘、研究之经验，在进一步研究的基础上，将殷墟文化四期进一步完善，其中一期到四期相对应的商王如下：
殷墟一期：约当盘庚、小辛、小乙和武丁早期。
殷墟二期：本期早段年代约当武丁晚期，晚段尚未发现可以定年的材料，估计与祖庚、祖甲时代相当。
殷墟三期：约当廪辛、康丁、武乙、文丁时代。
殷墟四期：约当帝乙、帝辛时代。
显然，从上述所提出的工程专题任务而言，并非简单地将殷墟文化作个划分就算完成，更重要的，是对所作分期正确与否的检验以及各期年代的推算。而要实现这个目的，关键在于能否在各期遗存中采集到足够的、可用于碳十四定年的系列含碳样品。从理论上说，如果杨锡璋、徐广德、刘一曼等学者对殷墟文化、甲骨的分期以及所推定的王世是合理的，那么在各期中所采集到的碳十四定年标本，其所得资料也应与分期、王世的年代序列一致。透过对两个年代序列的对比，不仅可以检验各自分期序列中推定的王世的可信度，而且可以建立商后期的年代架构，并为推定商王武丁至帝辛之间各王相对准确的年代提供依据。
有鉴于此，杨锡璋、徐广德等专题组人员，先从历年发掘所积累的资料中选出部分样品，又于一九九七年春季在殷墟的白家坟南地和东南地作了大规模发掘，揭露面积达六千多平方公尺，取得了五十余个含碳样品。但是，当这些样品送往北京后，仍然不能满足碳十四定年的需求，特别是殷墟一期和四期的样品较少，不足以排出系列。于是，工程的科学家们经过研究，决定继续提取样品，并派出课题组负责人殷玮璋和碳十四定年专家仇士华赴安阳，和专题组的杨锡璋、徐广德等考古学家共同讨论取样的要求和方式：
一、所采选的各期含碳样品必须出自有随葬品的墓葬，或有其他共存遗物的灰坑等单位，使这些含碳样品及其所在单位的年代判断做到有根有据，一旦用这些样品进行定年，就将这些共存遗物与所定年代一起发表，做到有据可查；
二、取样各单位在时间上应有先后，使这些含碳样品构成系列；
三、取样单位的其他含碳样品也应妥加保存，供需要时提取；
四、由于一期和四期的含碳标本相对较少，下一步应以获取一、四期系列样品为重点，并至洹北三家庄等地考察选点。
根据已达成的共识，专题组人员在安阳考古工作队的安排下，于一九九七年秋至一九九九年秋，在殷墟的三家庄东地、花园庄西地、董王渡西南地及其他几个地点作了不同规模的发掘，并取得了一批含碳样品。经过三年的努力，专题组从殷墟十二个地点，共采集含碳样品一百一十一个，大致上满足了碳十四定年的需要。由于发现材料增多，专题组便将原来所划分的第一期早段改称三家庄阶段，并从第一期中划分出来，原第一期晚段改称第一期，并据此推定为武丁前期遗存。
特别需要提及的是，就在专题组人员为寻找样品，在洹水北岸几个地点勘查与发掘过程中，偶然中发现了总面积达四百万平方公尺的商代城垣。这是整个廿世纪发现的所有商代城垣中规模最大的一个。这一发现，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的极大震动。
对殷墟各期采集的样品作常规碳十四定年，经树轮曲线校正，得到廿四个系列样品的日历年代。
殷墟文化分期及常规碳十四定年数据：
殷墟文化一期；人骨、兽骨等样品三件；拟合得其年代区间介于西元前一三七○年至前一二三九年。
殷墟文化二期；人骨样品三件；拟合得其年代区间介于西元前一二五五年至前一一九五年。
殷墟文化三期；人骨样品十三件；拟合得其年代区间介于西元前一二○五年至前一○七○年。
殷墟文化四期；人骨、木炭等样品五件；拟合得其年代区间介于西元前一○八七年至前一○三六年。
从碳十四定年资料可以看出，殷墟文化最早为西元前一三七○年，最晚为西元前一○三六年，一期文化与四期文化之间的总跨度为三百卅四年。
贞人的发现与甲骨分期
自一八九九年甲骨文发现至夏商周断代工程启动，在长达近一个世纪的时间中，甲骨文出土约十五万片，其中考古发掘出土的刻辞甲骨有三万四千八百四十四片。一九三七年之前，甲骨文的出土地只有小屯、侯家庄南地、后岗三处。一九五○年代以来，随着考古研究的蓬勃发展，甲骨文出土的地点不断扩大，除上述三个地点外，在四盘磨、薛家庄南地、花园庄东地、花园庄南地、大司空村、苗圃北地、白家坟东地、刘家庄北地等八个地点都出土了刻辞甲骨。殷墟的发掘，肇始于对甲骨文的辨识和释读，而自殷墟发掘之后，对甲骨文的研究在更大的范围内科学而深入地展开。一时名家辈出，大师云集，遂使甲骨学继罗振玉、王国维之后，渐成为一门世界性的显学。
事实上，早在殷墟发掘之初，董作宾也开始系统研究甲骨文，不断地推进了自己的研究成果。一九二九年，董作宾发表了《商代龟卜之推测》一文，首次提出要对殷墟出土的龟甲作系统的分析与研究。
第三次殷墟发掘的第二阶段，即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十二日、在著名的大连坑内出土了大版四龟。董作宾对这十分难得的材料进行了长时间的细心研究，并于一九三一年发表了在甲骨学史上意义重大、影响深远的论文《大版四龟考释》，奠定了甲骨文断代体系的基础。他指出，甲骨文在二百余年间，经过了七世十一王，这七世十一王的卜辞，必有许多不同之处，因此断代的工作，也就应运而生。倘若能把每一时代的卜辞，还他个原有的时代，那么，卜辞的价值便更要增高，由笼统的殷人二百年间的卜辞一跃而为某一帝王时代的直接史料了。在这一研究基础上，他进而提出甲骨文断代的八项标准：断代之法，应从各方面观察而求其会通，大要不外下列的数种：一、坑层；二、同出器物；三、贞卜事项；四、所祀帝王；五、贞人；六、文体；七、用字；八、书法。
在甲骨刻辞的前辞中，经常看到有干支卜某贞的字样。对于卜和贞之间的某字，以前的研究者有疑为官名者，有疑为地名者，有疑为所贞之事类者。董作宾根据大版四龟中的第四版卜旬之辞，论定卜贞之间的某是人名，而非地名或官名。这个发现，不仅使甲骨卜辞能够顺理通读，而且为甲骨文的断代提供了一条非常重要的线索。
当时正在日本进行甲骨文研究的郭沫若，从董作宾的贞人说中受到很大启发，他说：曩于卜贞间一字未明其意。近时董氏彦堂解为贞人之名，遂颇若凿破鸿蒙，凡是同见一版上的贞人，他们差不多可以说是同时。如上列第四版，贞人共有六个，在九个月中，他们轮流着去贞旬他们的年龄无论如何，必须在九个月内是生存着的，最老的和最少的，相差也不能过五十年。透过同版共见的贞人间的联系，再结合其他断代标准，就可能把数以万计的甲骨卜辞分列各个王世之下，使殷墟二百多年的甲骨卜辞各归其主。董作宾的这一发现，为甲骨学的研究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
一九三三年，董作宾又将其甲骨文断代研究的最新成果《甲骨文断代研究例》公诸世。这篇洋洋十万言的宏文，是甲骨学史上划时代的重要著作，它标志着甲骨文的研究已经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董作宾在《大版四龟考释》的基础上，经过深入而严谨地研究，创立了科学而缜密的甲骨文断代体系，这就是通行半个多世纪的十项标准和五期说。所谓十项标准，即：
一、世系，二、称谓，三、贞人，四、坑位，五、方国，六、人物，七、事类，八、文法，九、字形，十、书体。
在此十项标准中，最重要者为世系、称谓和贞人，由世系可知称谓，由称谓可确定贞人属于某一王世，此三者实为甲骨文断代的第一标准。由此三者推演互证，则又有方国、人物、事类、文法、字形、书体等六标准。坑位可以证同出卜辞之时代，然非亲与发掘工作者不易用之，故只能作为断代的辅助标准。根据这十项标准，董作宾把殷墟二百多年、共八世十二王的甲骨卜辞划分为五个时期如下：
第一期：盘庚、小辛、小乙、武丁（二世四王）；
第二期：祖庚、祖甲（一世二王）；
第三期：廪辛、康丁（一世二王）；
第四期：武乙、文丁（二世二王）；
第五期：帝乙、帝辛（二世二王）。
郭沫若对董作宾的断代体系给予高度评价：惊佩其卓识，如是有系统之综合研究、实自甲骨文出土以来所未有。文分十项，如前序中所言，其全体几为创见所充满。对其贞人说尤为推崇：多数贞人之年代既明，则多数卜辞之年代直如探囊取物，董氏之贡献诚非浅鲜。
无庸置疑的是，在半个多世纪的甲骨学史上，董作宾的研究无论在当时还是对后世都产生了深远而巨大的影响，正如著名甲骨学者严一萍所说：五十年来，经过无数学者的钻研努力，而能够提纲挈领建立起甲骨学体系的惟有彦堂先生，今天的十万片甲骨离不开这个体系，也就是甲骨有了成为一种专门学问的基础。这些话对于董作宾对甲骨学所做的贡献并非谬赞。一九四九年，董作宾到了台湾以后，受聘为台湾大学文学院教授，后担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他一生著作甚丰，有专著十余部。 《甲骨文断代研究例》为其代表作，他对甲骨学最大的贡献，是创立了甲骨断代学。
综观安阳殷墟自一九二八年科学发掘以来，甲骨文不断发现，其中较为著名的除一九二九年的大龟四版与一九三一年在小屯村北发现的卜甲二八五片、卜骨四片外，一九三六年六月，在小屯东北地发现了H127坑，坑内出刻辞甲骨一万七千零九十六片，其中卜甲一万七千零八十八片，卜骨八片，完整的有字卜甲近三百版。据研究，这是武丁时代埋放甲骨的窖穴。甲骨文的内容非常丰富，对甲骨文与商代历史等的研究有重大意义。
一九七三年在小屯南地发掘中发现刻辞甲骨五千三百卅五片，其中卜骨五千二百六十片，卜甲七十五片，大版而完整的刻辞卜骨近百版。这批甲骨出土时多有明确的地层关系，并与陶器共存，为甲骨文的分期及殷墟文化分期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一九九一年秋天，在花园庄东一百多公尺处发现了一个甲骨坑，编号为花东H3，出土了甲骨一千五百八十三片，其中卜甲一千五百五十八片，上有刻辞的五百七十四片、卜骨廿五片，上有刻辞的五片，共计刻辞甲骨五百七十九片。尤其珍贵的是，此坑甲骨以大版的卜甲为主、其中完整的刻辞卜甲达三百多版、刻辞内容较集中、主要涵括祭祀、田猎、天气、疾病等方面。甲骨学者根据甲骨出土的地层关系、共存陶器及卜辞内容判断，此坑甲骨属武丁前期。
殷墟的发现与甲骨文的研究，把中国的信史提前到三千多年前；但甲骨文绝大多数是卜辞，是王或王室贵族占卜的纪录，要依靠甲骨文恢复商代社会的原貌有一定的局限性。陈梦家等甲骨文学者在董作宾提出的甲骨文分为五期的基础上，将甲骨文进一步分组，凡属于同一位贞人所占之卜辞，都归为一组，如宾组、历组、黄组等，并建立了区分其年代先后的学说。新的研究显示，甲骨年代并不完全按照王世划分，有时可以跨越两王，如以前被认为是武丁甲骨的宾组卜辞，实际上可以下延到祖庚之世。甲骨分期的新成果，对准确判定甲骨月蚀的顺序，进而回推其年代起了重要作用。
殷墟甲骨的定年
由于殷墟甲骨文已经有了比较成熟和准确的分期断代标准，选择分期明确、有断代价值的卜骨，利用高精度加速器质谱仪进行系列碳十四年代测定，就成为一种可能。
早在一九八○年代末，北京大学正在装配备加速器质谱仪之时，参加安装工作的郭之虞，就为这种高精度的仪器在未来运用的方向上作过周密的思考和探索。在这不断的探索与思考中，他想到了加速器质谱仪可以用于考古学上，用以测量木碳、小米、人骨、兽骨，继而想到了安阳殷墟出土的无字和有字甲骨。按照他的设想、如果能测量这些甲骨无疑将是一件极富意义事情，并对殷商年代的断代研究将产生不可估量的作用，其价值和影响绝不比杜林裹尸布的测定逊色。这个宏伟的构想一经出现，他便开始为此设法努力。一九九○年，他被北大校方派往瑞士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考察，对方有一个加速器质谱仪实验室，在国际上享有盛誉。为了检验对甲骨测量的可行度，临走之前，郭之虞和中国社科院考古所主管协商，从所里收藏的六片有明确分期的无字甲骨中，每一片取下如同指甲盖大小的一块，带往瑞士进行加速器质谱仪测量。令他惊喜的是，甲骨不但可以测量，且测出的结果跟预期的年代基本吻合。也就是这次并未公开的成功试验使他对未来利用加速器质谱仪为甲骨的定年充满了希望。
夏商周断代工程在酝酿之时，专家们就已考虑到利用加速器质谱仪对殷墟甲骨进行测定的方案。经过反覆论证，用加速器质谱仪测定甲骨的方案终于得以施行。
工程对殷墟甲骨定年所设置的目标是，用改装后的加速器质谱仪，对各期、各组有字卜骨进行定年，对照高精度树轮校正曲线研究，将测得的资料转换成日历年代，进而排出武丁至帝辛的年代序列。对样品的选取条件制定了五条严格的标准：
一、卜辞中有称谓，时代明确者。
二、有天象纪录（如日、月蚀）者。
三、有年祀者。
四、有重要贞人或重要事件者。
五、地层关系明确者。
在以上诸多条件中，至少符合其中之一，方可入选。
殷墟出土甲骨多达十五万片，要从中选出符合以上条件者，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不过，这次选择不是直接到甲骨收藏处一件件查找验看，而主要是依靠《甲骨文合集》这部著作来查寻。
自甲骨文字发现以来，由于古董商人和外国势力的染指，这一中华民族的瑰宝已经流散到了十二个国家和地区。不仅数量繁多，且分散零乱。就是在中国大陆，也有几十个单位和私人收藏，遍及许多大学、博物馆和科学研究单位。任何一位研究者，都难以窥其全貌，这无疑给研究工作带来了巨大的困难。早期的甲骨学家董作宾先生就曾提出过整理甲骨之事。然而，这是一项巨大的系列工程，非以国家的力量，众人合作才能完成。所以，一九五六在制订科学研究十二年规划时，胡厚宣提出了编纂《甲骨文合集》这一构想。
胡厚宣，一九一一年出生于河北省望者县，自幼勤奋好学，对中国古史、古文献尤具浓厚兴趣。一九二八年考入北京大学史学系，一九三四年以优异成绩毕业后，被分配到南京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其时正值史语所对安阳殷墟进行大规模发掘，胡厚宣参加了殷墟发掘以来规模最大的第十次和第十一次科学发掘。两次发掘共揭示十座王陵大墓和一千二百多座小墓，当时年仅廿四岁的胡厚宣主持了M1004号大墓和著名的H127号甲骨卜辞坑的发掘。从这时起，胡厚宣开始了甲骨学研究，并于一九四二年完成了《甲骨学商史论丛》论文集。这部书一举奠定了胡厚宣在甲骨学商史研究上的地位。为此，海内外著名的《诗经》专家、杰出的《楚辞》研究者陈子展写下了绝妙的传世名句：
堂堂堂堂，郭董罗王，观堂沉渊雪堂化，彦堂入海鼎堂忙。君不见，胡君崛起四君后，丹甲青文弥复光！
当一九五六年国务院成立科学规划委员会，并起草科学研究十二年远景规划时，胡厚宣以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兼任中国古代史教研室主任的身分，应邀参加了规划的起草任务、也就在这次规划中，他提出了出版《甲骨文合集》的意见。这个意见不仅被采纳，还列入了历史科学资料整理重点专案之一。同时，由于胡厚宣在甲骨学研究中独一无二的学术地位，国务院决定调胡厚宣来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负责《甲骨文合集》的编辑工作。
一九五六年秋，天胡厚宣离开相伴十年的复旦大学，来到北京历史研究所，出任先秦史研究室主任主持这一工作。一九五九年历史所内成立了以郭沫若为主任的编辑委员会，先秦史研究室成立编辑工作组，由胡厚宣兼工作组长。
一九六一年组织各方面力量正式组成十多人的编辑群，郭沫若任主编，胡厚宣任总编辑，开始了合集的编辑工作。
为了尽可能地让资料完整，编辑组除了掌握已著录甲骨文的全部书刊之外，对全国各地各单位所收藏的甲骨也都实地探访。对流散到国外的甲骨文资料，则尽量利用出国访问或讲学的机会加以收集，或请外国友人和出国考察的其他专家帮助搜集。为此，胡厚宣先生跑遍了全国廿五个省市自治区、卅八个城市、九十五个单位、四十七位私人收藏家，凡有收藏甲骨的地方，他几乎都跑到了，凡是国内收藏的甲骨也大多都摸遍了。文革动乱期间，《甲骨文合集》的编辑工作被迫停止，全部甲骨资料也险遭毁坏。郭沫若托人带信给胡厚宣，说这些东西不能毁，一定要保存好。在胡厚宣的关注下，将这些资料装箱封存、先运到河南，又运到陕西，藏进山里，才得以保存下来。编辑工作直到一九七二年才再度恢复。经过科学的整理辨伪、去重、缀合、最后精选出在文字学和历史学上具有一定意义的甲骨达四万一千五百九十六片，编辑成书。编排体例首先依照目前学术界通行的五期分期法，将甲骨文资料分为五个时期：第一，武丁时期；第二，祖康、祖甲时期；第三，廪辛、康丁时期；第四，武乙、文丁时期；第五，帝乙、帝辛时期。
一九七八年，凝聚着数位学者心血的著录《甲骨文合集》诞生了。一九七九年陆续付印，到了一九八三年，十三巨册的印刷出版全部完成。 《甲骨文合集》的出版，是甲骨文发现八十多年来的一次大总结，它反映了甲骨文研究的最新成果，为以后的研究工作提供了全面而科学的资料，在甲骨学史上具有重大意义。
由于在夏商周断代工程中专门负责文献资料库专题的罗琨教授以前在历史研究所参加过《甲骨文合集》的编辑工作，对有关情况比较熟悉，工程领导小组决定甲骨文样品的选取由罗琨教授负责。
刘一曼、曹定云等学者，对照书中的甲骨拓片，经过一个多月的认真核对，缜密筛选，严格鉴别，终于选出了三百多片符合条件的甲骨。但在这三百多片中，许多条件优良者并不在国内，而且是分别收藏于英国、日本、美国等地。如甲骨文天象中，比较明确的可用以定年的是五次月蚀卜辞。其中，乙酉夕和己未夕（豆，以丷代一）（编者注）庚申两次月蚀记有月名，是研究的重点。乙酉月蚀两版都是龟腹甲，庚申月蚀即有月名和蚀的时间范围，又是卜骨。因此，庚申月蚀的定年，对断代工程就显得格外重要。遗憾的是，两片有月蚀纪录的甲骨均藏于英国的博物馆。很显然，要让这些国家和地区将收藏的甲骨拿出来测量是不可能的，无奈之下，只好放弃国外和台湾等地的甲骨收藏。经初选、复选最后确定保存于国内的甲骨一百五十片用以定年。
（编者注）本书如遇无法显示的中文字时，其表达方式如下例；表达阅为：（间，以兑代日）。
为慎重起见，工程利用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的甲骨藏品做了取样实验后，对各地的甲骨取样做了严格的规定：一、不伤及刻辞卜骨上的文字；二、不伤及卜骨背面的钻齿痕迹；三、尽量从卜骨不重要的位置，如骨臼或骨板下部取样；四、取样部位要修补上色。这四项规定的优点是：既不影响原件的研究价值，也不影响陈列和收藏；甚至还因年代的鉴定，使其收藏价值更高。后来，为了使甲骨取样工作顺利进行，夏商周断代工程领导小组报请有关方面批准，由文化部、教育部、国家文物局、社科院等四部门联合发出如下文件：
关于协助做好夏商周断代工程
甲骨取样工作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夏商周断代工程是国家九五重大科学研究专案、其主要目标是：以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相结合，采用现代科技手段，进行多学科联合攻关，将夏商周时期的年代学进一步科学化、量化，编制出有科学依据的夏商周年代表。为深入研究我国古代文明的起源和发展打下良好的基础。
在国务院领导的关心支持下，经过跨学科领域的专家和工作人员的共同努力，夏商周断代工程取得了可喜的成绩。根据夏商周断代工程进展的计画，一九九八年将重点对有关考古发掘样品进行碳十四测定工作，以及用加速器质谱法对经过分期的殷墟甲骨进行定年。
目前，夏商周断代工程专案办公室根据一九九八年一月十六日国务院会议的精神，已从分藏于十八个单位的、历年出土的殷墟甲骨中选出二百廿片作为定年的预选标本（见附件），有关工作人员将于近期赴各有关单位，从上述标本中选一百五十片进行取样。根据加速器质谱仪法定年需要，每片甲骨取样约一克左右。
取样的工作人员应根据国家有关法规的要求，以对祖国文物高度负责的态度，精心谨慎地取样。取样的部位原则上在甲骨的边缘，以不损伤所刻文字为原则。取样后必须施行修复，使甲骨恢复原貌。
为此，请各有关甲骨收藏单位积极配合，使甲骨取样工作得以顺利进行。
特此通知
一九九八年四月十三日
由于甲骨属于国宝级文物，极其珍贵，取样时必须小心谨慎，尽量将损害减少到最低程度。为此，工程领导小组专门派甲骨学专家刘一曼、曹定云、黄天树等人，与考古所技术室的文物修复专家一道赴各收藏单位提取甲骨样品。按照加速器质谱法的需求，每片甲骨中采样一至一•五克，约相当于指甲盖大小即可满足测量需要。刘一曼等甲骨学者找到所需样品后，在适当位置小心翼翼地切下一小块，然后文物修复专家立即用石膏等材料对残缺部分进行修复，并使修复后的甲骨无论是颜色还是形状都跟原来相同。当然，正是由于这些甲骨属国宝级的文物，各收藏单位才如同从自己身上剜肉一般难以割舍。经过几番协商努力，最后工程终于采集到一百零七片殷墟文化一至四期的卜骨样品。
如同当年测定杜林裹尸布一样，用加速器质谱仪进行甲骨定年，是夏商周断代工程大胆的科学尝试，也是世界首创，它的成败不仅关乎工程本身，以世界加速器质谱学的应用与发展而言，也将产生巨大而深刻的影响。因而，加速器质谱仪定年专家在处理甲骨样品时慎之又慎，只怕产生半点闪失。
就加速器质谱仪定年法而言，无论是所测木头还是骨质样品，都要经过事先化学处理这一环节，而对有字甲骨的测定，这个环节就尤其显得重要。为此，工程特设了骨质样品的制备和研究专题，由北京大学碳十四定年制样实验室的原思训教授主持。
就在工程决定用加速器质谱仪法测定甲骨之时，和加速器质谱仪测量设备配套的北京大学碳十四定年制样实验室的原思训教授，便率领助手开始了制样方法的研究与制样设备的改进行和更新工作。
原思训，一九三四年生于江苏徐州市。大学时，他被分到并不甚爱好的北京大学化学系，但大三时，因为中国准备自己动手搞两弹一星（原子弹、氢弹、卫星），他又取得化学系同意，转入原子能系（后改技术物理系），主修放射性化学。一九五九年毕业后，他本想随大部分同学奔赴酒泉和西昌基地从事两弹一星的研究制造，校方却决定将他留在系上任教。一九七三年北大历史系筹建碳十四定年实验室，他被调入历史系，负责制样实验室的策备工作。一九八三年，随着北京大学考古专业的独立建系，他和他主持的实验室又归属于考古系之下。
夏商周断代工程启动后，原思训积几十年学术经验，和助手们一起为进一步改善实验室技术装备，四处购置设备，研究测定方案、方法，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改善了一个与加速器质谱仪配套的中国第一个高品质的定年制样实验室。使中国的加速器质谱仪和碳十四定年技术在国际上占据一席之地，并为中国加速器质谱仪和碳十四定年技术在各学科的广泛应用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原思训教授主持的夏商周断代工程碳十四定年样品制备与研究专题组，在工程进行中所做的要工作是：
一、对木炭、木头、骨头等样品，特别是骨质样品碳十四定年中的分离与纯化做了深入研究，经前处理分离、纯化得到的定年样品成分能够满足高精度定年要求。
二、建成了用元素分析仪作燃烧、分析与制备装置的加速器质谱仪定年用二氧化碳制备系统。
三、建立了四套合成石墨装置。
四、研制成功样品气体回收系统。
五、至一九九九年底共制备石墨样品五百一十四个，其中断代工程定年石墨样品二百七十四个。
就以上五项工作而言，如果不是这个专业领域的人很难看出个门道，它的深奥难懂，就连夏商周断代工程的专家组成员也为之大感头痛。这里需要略作解释的是，比如一块木头还是一块骨头样品，都不能直接用加速器质谱仪法测量，加速器质谱仪测量的是碳元素，不是木头、骨头本身所含的其他元素。而碳元素又包含在其他元素之中，如同小米、绿豆、大豆等煮成的八宝粥。如要测量小米，就需要将小米从这一锅粥中分离出来，这就是原思训教授和助手们要做的第一工作。若专业一点来说就是先去掉样品的无机部分，留下有机物，有机物经过燃烧变成二氧化碳。因为加速器质谱仪所要的还不是一般的碳样品，必须是经过燃烧后变成如铅笔芯那样的石墨碳，即纯碳，方可测量。于是便有了元素分析仪燃烧装置的研究和组建。但在具体操作过程中有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对于来之不易的珍贵甲骨样品，如果在燃烧过程中出现差错怎么办？这就又有了后来研制成功的样品回收系统，一旦在操作过程中出现问题，还可将已燃成气体的甲骨样品重新回收还原，再做第二次、第三次应用，这样就避免了一失燃成千古恨的遗憾。
在专题实施的初期，有一个问题令原思训教授困惑不解，就是在已测出的几片甲骨中、其年代明显早于考古学家对殷墟的分期，有的甚至比考古学家预期的年代早二百至四百年。这个结果使得工程专家组对加速器质谱仪，定年的准确性和可信度提出质疑，同时也让原思训和负责加速器质谱仪定年的郭之虞大伤脑筋。对比其他样品的定年结果很明显，甲骨定年突然出现了这样大的差距，绝不是机器设备的问题，症结肯定出在某个环节的操作上。那么到底是哪个环节呢？经过反覆比对、检查、思索，原思训认为问题可能出在以下几方面：
一、所测有字甲骨样品，其骨头的存放年代与刻字时间并不同步，或许一块骨头在存放了二百年之后才拿出来占卜刻字，这样骨头的实际年代自然要比刻字年代早二百年。
二、在安阳殷墟的发掘过程中，所出甲骨并不是全部完好无损，有相当一部分在出土时已成碎片。为了保持甲骨的完整，考古人员用黏接剂（如五○二胶）将甲骨碎片重新黏接起来。由于有了黏接剂的渗入，所含碳元素中便不可避免地渗入了其他杂质，所定年代自然就出现了大的误差。
三、甲骨在出土前，由于地下水、泥的侵入，使含碳元素受到污染。同时，在出土后的流传过程中，由于拓片、观摩等原因，沾染了其他物质成分，如煤、石油等，这些同样使甲骨中的碳十四受到污染，因而造成较大误差的出现。
根据以上三种推测，原思训一边调查真实原因，一边研究相应的对策。但调查的结果跟他的推测并不太一致。大多数考古学家认为，有字甲骨不可能是在收藏二百年后才拿出来占卜刻字，收藏时间一般应在几年或最多十几年，大多数应该是将牲畜宰杀后不久即用来刻卜辞的。故第一种推测不可能成立，另外又根据曾到各地采集甲骨样品的刘一曼、曹定云等甲骨学专家透露，他们在采集样品时，没有取黏接的那些部分，而是照着完好部位切取的。如此看来，这第二种推测似乎也难以成立。至于第三种推测，则无人能说得清楚了。
尽管如此，原思训经过深入分析认为：第一种推测可以排除，但第二种似不应完全排除，即使采集甲骨样品的专家在采集时，割取的甲骨是完好的那一部分，但黏合剂也可能透过化学反应渗透到这个部位，造成碳元素的污染，再加上其他方面的污染，出现大的误差就不足为怪了。根据以上情况，原思训研制出了一套去除、分离黏接剂和外来污染物的方法，使碳元素得以纯化。这个程序完成后，再交加速器质谱仪进行测定，所得数据见下表：
甲骨系列样品分期及加速器质谱仪法碳十四定年资料
早于武丁；无字卜骨样品一件；拟合得其年代区间介于西元前一三三八年至前一三一三年。
甲骨一期武丁早；卜骨（师组、午组、无字）等样品五件；拟合得其年代区间介于西元前一三二三年至前一二七三年。
甲骨一期武丁中；卜骨（师宾间类、宾组）等样品四件；拟合得其年代区间介于西元前一二八五年至前一一二五年。
甲骨一期武丁晚；卜骨（宾组）、骨器等样品二件；拟合得其年代区间介于西元前一二六○年至前一一九五年。
甲骨二期祖庚；卜骨（宾三）样品一件；拟合得其年代区间介于西元前一二三五年至前一一六五年。
甲骨二期祖甲；卜骨（无名组）样品一件；拟合得其年代区间介于西元前一二三五年至前一一六五年。
甲骨三期廪辛康丁；卜骨（无名组）样品二件；拟合得其年代区间介于西元前一二二○年至前一一二五年。
甲骨四期武乙文丁；卜骨（无名组、黄组、无字）等样品三件；拟合得其年代区间介于西元前一一七○年至前一○八五年。
甲骨四期帝乙帝辛；卜骨（黄组、无字、羊肩颊骨）等样品四件；拟合得其年代区间介于西元前一一○○年至前九二○年。
从甲骨样品测定并拟合后的情况看，所得日历年代与断代工程确立的商后期年代期间基本一致。
三焰食日之谜
由于甲骨、铜器多为考古发掘而得，其中天象、历日是当时的纪录，而这些纪录不像文献记载，成书较晚，真伪掺杂，具有很高的可信度。在已发现的铜器铭文中，除月相外，未发现其他天象。因而，甲骨文中的天象纪录就更加珍贵，其中的日月蚀纪录，不仅对年代学研究尤其重要，也是夏商周断代工程可望得出天文定年结果的重要依据。
在已发现的十五万片甲骨中，被学术界认为可以用来推算的日月蚀纪录有：
一、宾组卜辞中的五次月蚀纪录。
二、宾组卜辞中一条被释读为三焰食日、并认为是日全蚀见日珥的纪录。
三、历组卜辞中五条带有干支、并且可能是日月蚀的纪录，其中一条记日月有食，三条记日又哉，一条记月又哉。
在以上三种天象纪录中，有关宾组卜辞五次月蚀纪录的可信性，学术界没有争议。并且经学者们研究，这组卜辞属商王武丁到祖庚时期。在三千多年前，于这一不太长的时间范围内，竟有五次月蚀纪录，这不能不说是世界天文史上的一个奇迹。在历组卜辞中，关于卜辞的时代和所记是否为日月蚀的问题，学术界一直存有较大争议，尽管断代工程开始后，学者们又进行了重新研究，但由于仍存异议，工程专家组决定，历组卜辞的纪录暂不用于讨论商后期年代。用于工程讨论的只有第一、第二种天象纪录。
前面略有介绍，任何一个民族先民的语言和文字，跟后世相比都不是一致的，中国的甲骨文和金文都与当时流行的口语无关，或许是受到原始书写工具的影响，做为一种如结绳记事一般纯粹的纪录文字，写起来当然愈简单愈好。中国古文献上曾有上古结绳而治，后世经人易之以书契的记载。书契就是指刻在竹、木、骨、甲上的文字，已发现的甲骨文和最早的陶文就是用刀契刻在甲骨上或陶范、陶坯上，再进行翻铸或烧制的。由于写作工具的限制，一件事情不可能像现在一样下笔千言，它需要言简意赅，能帮助记忆就可以。如乙卯允雨就表示乙卯那天下起了雨。由于有些书契太过简单，出土时有的又难以辨识，这就需要有一个正确释读的过程。如果对某字释读不准确，那就可谓差之毫厘、谬之千里了。
对于三焰食日这条天象纪录，最早注意和研究者之一就是著名甲骨学家董作宾。作为安阳殷墟最早发掘者之一的董作宾，很早就注意到甲骨文所反映的殷历，他在研究大版四龟之时，就从第四版卜旬之辞中发现了殷历有大月和小月之分。一九三一年他发表了《卜辞所见之殷历》，对甲骨文中的纪日法、纪旬法、纪月法、纪祀法等殷历的基本问题作了初步研究。一九三四至一九四三年间，董作宾积时十载，潜心钻研，终于写出了鸿篇巨著《殷历谱》，从而开创了以甲骨文研究殷商年代之先河。就在这部著作中，董作宾曾举出殷墟小屯YH127坑出土的一版卜甲作为商代日蚀的例证。这片卜甲的拓本后来发表于《殷墟文字乙编》之中。其卜辞为：
甲寅卜觳贞，翼乙卯易日。一。
贞，翼乙卯（乙卯）不其易日。一。
王占曰：止勿荐，雨。乙卯允明（念，以隹代心），乞（舀，以歺代爫），食日大星。
这里，董作宾把卜甲上面卜辞的验辞后半段乞（舀，以歺代爫），食日大星解释为三焰食日，大星。之后的许多学者沿袭其说，并认为是一次日全蚀时出现巨大日珥的纪录。著名天文学家刘朝阳在《中国古代天文历法史研究的矛盾形势和今后出路》一文中，也认为这段卜辞为三舀食日，大星。照他的解释，三舀就是三焰，乃为日全蚀或环蚀时在太阳边缘可以看到的火焰，天文学上称为日珥。当时安阳地方看到日全蚀，太阳正从光亮变为黑暗的一瞬，突有三个火焰在太阳边缘出现，观测者就以这三个火焰为日全蚀的主因，故有三舀食日的语气。大星似指那离太阳很近，平时不易看到的八大行星之一的水星，所以这又可以说是水星的最早观测纪录。据刘朝阳断定，这片卜甲是殷朝武丁时代的东西，并根据卜辞纪录推算出这次日蚀发生于西元前一三○二年六月五日，它发生于乙卯日，而且水星几乎就在那被蚀尽了的日面上出现，因而可使当时的观测者看到这颗明亮的大星而觉得非常惊奇，遂连同那在太阳边缘出现的三焰一并记录下来。
董作宾、刘朝阳等人对卜辞的解释，直到很多年之后，才有学者提出了不同看法，例如一九八一年出版的《中国天文学史》，即根据著名甲骨学家胡厚宣之说，对此提出异议。同年，著名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李学勤在考证后，于《郑州大学学报》发表文章，明确表示所谓三焰食日的卜辞实际与日蚀无关。但由于董作宾在甲骨学研究中所具有的特殊地位，以及该版卜辞拓本不很清楚，即所谓三焰食日的卜辞位于腹甲上部反面，文字夹刻钻凿之间，且该处甲质疏松，在拓本上显示了一片麻点，使字的笔划难于确辨等等原因，在释读时难免出现误解。故董作宾之说一直被大多数学者引用和予以推算。
李学勤，一九三三年生于北京，由于年少时便喜爱哲学，于是在一九五一年考入清华大学哲学系。一般而言，一个年轻人进入大学并选择了自己所喜爱的科系时，那么他日后从事的职业和研究方向便基本定局。但是李学勤却在主修哲学时，开始对古文字着迷了起来。一九五二年，他到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参加《殷墟文字缀合》一书的工作，这是他从事文物考古工作的发端。一九五四年初，李学勤调至历史研究所工作。
在此期间，他受著名甲骨学家董作宾《殷历谱》的启示，开始用排谱法对甲骨文进行整理研究，不同的是董作宾用历法来贯串，李学勤则用地理来连贯。一九五九年，他平生第一部专著《殷代地理简论》问世，这一年他廿六岁。值得特别提及的是，李学勤在一九五六年发表的《谈安阳以外出土的有字甲骨》一文，以敏锐的洞察力，注意到殷墟以外出土的有字甲骨，如他在研究了山西洪洞坊堆的有字卜骨后认为，这些卜骨与殷墟卜辞不同，应是西周的遗物。当他研究了陕西长安张家坡出土的卜骨后，意识到可能与《周易》有关。由此，他指出甲骨并非殷人的特产并预料将来还会有更多的非殷代的有字甲骨出现。在以后的若干年里，随着考古事业的不断发展，中国的许多地区都相继发现了周代的甲骨，充分证实了李学勤的推论，西周甲骨的研究渐渐成为甲骨学中一个新的重要研究项目。
李学勤透过学术实践，认为甲骨文的研究应当遵循考古学的方法，从分组分期入手。他于一九五○年代完成的几篇论文，就是利用这一方法对甲骨文进行研究。他的两篇论文《评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和《非王卜辞》，正是对卜辞作了更缜密的整理和划分，得出在著名的YH127坑中，除绝大部分是武丁时期的常见卜辞外，还存在有五种非王卜辞的科学结论。但受限于当时的材料，他当时还维护董氏的文武丁卜辞说，这个观点直到一九六○年之后才得以改变。
就在对殷商和西周甲骨文字的研究取得初步成果之时，李学勤注意力又投入到战国文字的研究之中。一九五八年和一九五九年，他相继推出了《战国器物标年》与《战国题铭概述》两篇体裁新颖、视点独特、论证缜密的学术论文，文中将战国时代的金文、玺印、陶文、货币文字以及简帛等进行了综性考察研究，这种研究角度和方法在国内尚为罕见，导致了古文字学的一个新的分支战国文字研究的出现。
根据甲骨学家严一萍对所谓三焰食日卜甲所作的摹本，李学勤经过反覆考证后释读为：
在甲寅这一天，由觳贞问次日乙卯是否天晴，这是为了祭祀的事。武丁根据占卜的结果，判断说：不要陈放祭品，天要下雨的。到了乙卯，天亮时果然阴天，停止陈放祭品，上午吃饭的时候天气大晴。
甲寅日又贞问武丁鼻子有病是否神灵降祸。正贞辞附记王占曰却没有内容大概是武丁身体不适，活动中断。反面贞辞改由王臣判断，认为应该停止（历，以余代历）首一事，这无疑是为了照顾武丁的健康状况。
李学勤在释读了这版卜辞之后认为：这条颇为著名的，几乎被国际甲骨学界和天文史学界沿袭了半个多世纪的甲骨文日蚀材料三焰食日，与日蚀没有任何关系。因此，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将此条卜辞排除在商年代学研究的应用、参考之外。既然殷墟甲骨文中共三条被认为是日月蚀的纪录已连续排除了两条，那么只有第一条，也就是宾组卜辞中的五次月蚀纪录可以应用了。
天象甲骨文的回推
按前文所列的第一种月蚀纪录可以看到，这五次月蚀最独到之处是都记有日名和干支，分别为：
一、癸未夕月食；
二、甲午夕月食；
三、己未夕（豆，以丷代一）（向）庚申月食；
四、壬申夕月食；
五、乙酉夕月食。
在夏商周断代工程之前，据学者们推算，这五次月蚀的年代有廿二家提出的四十种不同结果。由于乙酉夕和己未夕（豆，以丷代一）（向）庚申两次月蚀记有月名，因而将成为这次夏商周断代工程中研究的重点。著名天文学家张培瑜、著名古文字学家李学勤、裘锡圭、著名甲骨学家常玉芝、刘一曼、曹定云和古文字学家黄天树、彭裕商等都对五次月蚀进行了深入研究。尽管学者们对五次月蚀发生的年代和日期存有异议，但争议最大的则是己未夕（豆，以丷代一）（向）庚申月有食这条卜辞的纪录。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研究殷代月蚀的绝大多数学者都沿袭董作宾的说法，认为这次月蚀是庚申那一天发生的月蚀。但后来有德效骞、周法高两位学者提出异议，并认为是己未那一天夜里向庚申那一天凌晨过渡时发生的月蚀。很明显，这前后二说对月蚀认识不同的关键点是取决对卜辞中己未和庚申两个相接的干支日之间（豆，以丷代一）字的解释。别看这个不起眼的（豆，以丷代一）字，却对月蚀的推算起重大而决定性的作用，可以说是差之毫厘就谬之千里。董作宾认为这个（豆，以丷代一）字是祭名，或指天象，而德效骞和周法高则认为此字意味着中夜或连续到之意，且德效骞还基于商代纪日法是以夜半为始的观点，推算出这次月蚀发生于公元前一一九二年十二月廿七日到廿八日，即安阳当地日期己未日下午九时五十三分，复圆在庚申日凌晨零时四十分。
除了董作宾、德效骞、周法高等学者之外，对于卜辞中的（豆，以丷代一）字，学者们有多种解释，从常玉芝教授在其所著《殷商历法研究》中搜集的材料看，不同的解释有十数种。对（豆，以丷代一）字给予正确释读和考证出其含义的是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裘锡圭。
裘锡圭，一九三五年生于浙江省慈溪县，一九五二年考入复旦大学历史系。在复旦学习期间，对著名甲骨学家胡厚宣讲授的甲骨学、考古学等课业颇感兴趣，并立志朝这方面发展。一九五六年毕业后，考入胡厚宣门下当研究生，并专门从事商代史和甲骨学的研究。不久，胡厚宣为编辑《甲骨文合集》事宜奉命调入北京，在中科院历史研究所先秦室任主任，裘锡圭也以学生和助手的身分跟随导师一同来到了历史所，直到一九六○年底毕业后被分配到北京大学中文系汉语专业当助教。次年二月，裘锡圭在《考古》杂志上发表了他的第一篇学术论文《甲骨文中所见的商代五刑》，从此在甲骨学界崭露头角。
尽管后来随着下放农村劳动、旧清等一连串的政治灾难，使他远离了平静的书房。文革结束后，裘锡圭像中国的大多数知识份子一样，又回到自己的岗位继续从事教学和研究。在以后的岁月里，他超越了前辈们研究面偏窄的局限，在古代史、民族学、考古学、古器物学、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等学科都下过很大的功夫，单就古文字学而言，他对甲骨文、金文、战国文字、秦汉文字等方面已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当年他的导师胡厚宣曾经预言：后来者居上，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若裘锡圭到了我这个年龄，贡献就大了。胡厚宣可谓慧眼识珠，裘锡圭历经几十年的磨难，终于在古文献和古文字学领域成为一代名家。他对甲骨文己未夕（豆，以丷代一）庚申月有食中（豆，以丷代一）字的考释，便是一个极其明显的例证。
一九九三年，裘锡圭在其发表的论文《释殷墟卜辞中的（豆，以丷代一）（豆，以丷代一及以回代口）等字》中，透过细致严密的考证认为（豆，以丷代一）字应释为皿，它插在前后相接的两个日名之间而构成的片语（前一日名之后有时加夕字，这种日名并可用之代替），如甲乙皿乙丑都应该是表示介于前后两天之间的一段时间。同时指出，这种用法的皿应读为乡（向）即向与《诗经》夜乡晨的乡同义。如甲子乡乙丑、可言甲子夕乡乙丑，是指甲子日即将结束乙丑日即将开始之时、按同类片语的意义类推，则己未夕皿庚申月有食的意思是，月蚀发生在己未夜向庚申这一天过渡的一个特定时段。即这是一次在己未日夜间快要结束时发生的月蚀，该次月蚀发生的日期是己未日，不是庚申日。夏商周断代工程开始后，甲骨学家曹定云又将这个（豆，以丷代一）字释为敦字，按他的解释，敦字也和向字的意思基本相同。因此，流传日久的董作宾的庚申月食说就此宣告终结。
有了对卜辞的正确释读，就可对己未夕向庚申月食发生的具体年份进行天文推算。不过，对这个年份的推算，又牵涉到另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这就是殷代的日界从半夜开始，还是从天明开始？这是个甲骨学界和天文学界长期争论的问题。工程开始以后，以裘锡圭、张培瑜为代表的专家，认为殷代的日界从半夜开始，而以常玉芝、曹定云为代表的专家，则认为应从天明开始。一个半夜，一个天明，尽管看起来相差不大，但要以此推算几千年的月蚀，其结果可就大不相同了。工程开始后，甲骨文天象纪录中五次月蚀的推算，由紫金山天文台研究员张培瑜负责。
张培瑜，一九三五年生于青岛，自少年时代起对天文学就极为爱好。一九五三年他和同班的另外两名同学一起报考南京大学天文学系，结果均被录取。一九五七年毕业后被分配到中科院紫金山天文台，从此开始了他的天文学研究生涯。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他的主攻方向渐渐转向天文历法和年代学这门天文学领域中的分支学科，并取得了极其丰富的研究成果，他积几十年刻苦研究之经验，相继完成推出的《中国先秦史历表》和《三千五百年历日天象》两部著作，填补了古代天文历法和年代学研究中的空白，并成为历史年代学家、考古年代学家不可或缺的重要参考书籍。张培瑜也因为这两部名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