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时四年有余，这部书稿总算完成了。划上最后一个句号，面对橘黄色的灯光，在长嘘了一口气之后，掩目沉思，心中仍不平静，觉得还有几句话要说。
记得夏商周断代工程启动半年之后的某个下午，一位友人打电话给我，说是受浙江人民出版社的委托，想请我撰写一部关于工程实施情况的书。听毕，我的第一个感觉是，可能对方找错了人。尽管我当时对夏商周断代工程的情况了解不多，但透过媒体的传播已略知一二。印象中这是一个被列为国家重点科技计画的大专案，是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相结合的大操作，其整个专案的庞大、学科构成的复杂、参与学者之多等等一切，岂能与一项单纯的考古发掘事件所相提并论？这个题材应由文史兼备的大家来操作，才会游刃有余，不致挂一漏万，就我这样的一位写手是很难驾驭的。鉴于可以预见的难度，自感学识浅薄，不堪重任，就对这次邀请婉转地推诿过去了。
过了一段时间，浙江人民出版社的同志专程来北京找我，再度谈起夏商周断代工程之事，希望我能鼓起勇气上阵，完成工程的写作。同时，他们还以出版工作者的眼光和角度，谈到了撰写这部作品的价值和意义。在对方的一番鼓动下，我不好再作推辞，便壮着胆子说不妨一试，行则行矣，不行则由对方另请高明。当然，我们心里清楚，此时所达成的这个默契，只能算是一厢情愿，能否将这个想法付诸现实，还要取决于工程方面的态度。
于是，第二天上午、我和浙江来的同志一起拜访了夏商周断代工程项目办公室主任朱学文先生。当说明来意后，提出希望能从进入情况着手，旁听一些工程召开的研讨会议，并请允许对相关专家、学者做简单的访问。从交谈的情况看，朱先生的态度不主张媒体过多地介入此事，尤其反对目下时兴的一窝蜂地大肆炒作。他的主要理由是，工程才刚起步，无论是组织者还是专家、学者，都感到责任重大，压力很大，且有一大堆急于解决的难题要研究，因而不希望工程的参与者为了媒体采访分心而耽误工作。面对朱先生的态度，我们作了解释，说了一堆理由，现在能回忆起来的好像主要在强调我们的介入与炒作不同，国家做了这一件大事情，无论是对现在还是对未来，总该有个较为详细的记录。尽管工程本身也会留下纪录，但毕竟取舍的角度不同。工程的纪录更多是在学术方面，一般民众很难看懂，现在政府正在提倡科学普及，如果能用文学的形式，较通俗地将工程的事迹表现出来，应该是件有意义的事情，特别是对一般民众和青少年来说，意义可能会更大一些。或许朱先生觉得我们的说法有些道理，就同意了如上的请求。
不过，在朱先生同意之后，还有几条口头协议：
一、无论旁听什么形式的会议，会后不在媒体发表任何新闻稿件。
二、工程结束前，不发表人物专访和其他形式的专访稿。
三、不要因采访而耽误了专家正常的工作，采访时间和地点由专家选定。
四、在此期间，根据我的兴趣来决定旁听会议和采访工作是否继续下去，如果觉得工程内容枯燥无味或对这个题材难以把握，随时可以退出。
对于以上四条协议，我当场做了承诺，这件事情就算敲定了。此后，我便有幸以唯一一位非研究人员的身分，旁听了工程内部几乎全部的学术研讨会，并开始对参与工程的部分专家、学者进行采访和问学。随着时间的推移，对工程的情况有所了解，对有些原来极端陌生的学科也看出了一点门道，如此循序渐进，后来竟能动笔写作了。再后来，就有了大家看到的这本书。
关于这本书的优劣，以及是否达到了我们当初所期待的效果，要由广大读者来评断，无需我在这里饶舌。但有一点让我颇感自豪的是，在初涉这一题材时，毋庸讳言，按朱学文先生的估计，我可能由于工程学科的复杂和枯涩难懂而渐渐失去兴趣，最终放弃了采访和写作，但我还是坚持了下来。我想这个意外，除了我对夏商周断代工程渐渐增长的兴趣外，更是一种责任感和咬定青山不放松的信念双向支撑的缘故。如果没有这一点，要完成这项工作是不可能的。
夏商周断代工程作为一个群体行为，所取得的成果，当然不能单纯地归结到某个人的名下，而是集体智慧的结晶，是几百名甚至更多的有名的和无名的、前台的和后台的组织者、具体研究者以及普通工作者通力合作的结果。至于我在书中提到的人和事，只是工程的一部分、一些方面而已。由于题材、篇幅和体例等等原因的限制，尚有不少成就卓越，并对工程有所贡献的专家、学者和其他工作人员，未能在这部作品中予以表现，说来这是一件憾事，我愿借此机会，谨向所有工程的参与者致敬。
需要说明的是，我只是工程实施过程中的一名观察者，只是力图用纪实的方式，将工程的经过、取得的成果尽可能真实地记录下来，书中所表述的一件件成果，都是研究者心血的凝结，而不是我的发明创造，如同懿王元年天再旦是刘次沅、周晓陆等专家不辞辛劳地观测与推算，而不是我观测与推算的结果一样，这一点，大家是不难理解的。
最后要说的是，在本书的采访与写作过程中，得到了诸多人士的热情支持与指正，在此，我谨一并表示诚挚的谢意。
岳南
二○○一年五月于北京定慧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