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骨泄露的天机
甲骨文是刻在龟甲和兽骨上的一种古文字，在这些龟甲和兽骨上的文字未被认出之前，它只被当作不值钱的药材出现在药店。等这些古文字被确认之后，中国历史研究的新纪元由此开始。
尽管对谁是甲骨文发现的第一人有不同的说法，但学术界公认王懿荣应是最早鉴别和认识甲骨文的第一人。
王懿荣，山东福山人，字正儒，号廉生，自幼生于官宦世家。他的父亲曾以兵部主事由京城回家乡办团练，受皇帝的嘉奖，赏戴蓝翎，加员外郎衔。王懿荣本人出任过翰林院编修、国子监祭酒等职。其嗜古，凡书籍字画，三代以来之铜器印章货币残石片瓦，无不珍藏而秘玩之。因为收集和研究了许多古代文物，又经常与当时著名的金石学家翁同和、陈介琪、潘祖荫、吴大澂等人一起切磋学术，在金石文字方面有深邃的造诣，才奠定了他后来看似偶然实为必然的对甲骨文的划时代的伟大发现。
据传说，光绪二十五年（西元一八九九年）秋，王懿荣得了疟疾，用了许多药就是不见好，京城里有一位深谙医理药性的老中医给他开了一剂药方，上面有一味中药就是龙骨，王懿荣派家人到宣武门外菜市口的一家老中药店达仁堂按方购药。药买回来之后，王懿荣亲自打开药包验看，忽然发现龙骨上有一种类似篆文的刻痕，凭着金石学家对古物鉴定的敏锐度，他立刻意识到这颇像篆文的刻痕，可能是一种很早的古文字，其刻写的时间要早于自己所研究的古彞器上的文字。这个意外发现使他兴趣大增，于是又派人将达仁堂中带有文字的龙骨购买回来，加以鉴别研究，同时注意在京城收购。不久，山东潍县的古董商范维卿又携来这种刻有文字的甲骨十二片，进京拜见王懿荣。王懿荣视若珍宝一般将此物全部收购下来。此后，又有另一位古董商赵执斋也携甲骨数百片来京，王懿荣也全认购了。于是，在短短的时间里，王懿荣就收购了甲骨约一千五百片。甲骨的价格也越来越高，最后卖到二两银子一个字。
关于王懿荣因病购药而得到甲骨文的故事，历史上有多种说法，也有多种疑问。因为按一般的常识，像龙骨这样的中药，是要捣碎煎服的，因此它出药店时已化为碎粉了，如何能辨认其上有字？有人则着文说：光绪年间北京并无达仁堂药店，王懿荣因病到达仁堂买药一说仅系传闻。另外还有人说到是天津的古文学家王襄和书法家孟定生首先从潍县人范维卿处购得甲骨并定为商简，真是众说纷纭，扑朔迷离，形成甲骨文发现史上的一段疑案。真相到底如何，有证据可考的是王懿荣的儿子王崇焕在所撰其父的《王文敏公年谱》中，有这样一段记载：
河南彰德府安阳县小商屯地方，发现殷代卜骨龟甲甚多，上有文字，估人携至京师，公审定为殷商古物，购得数千。是为吾国研究殷墟甲骨文开创之始。事在是年秋。
遗憾的是，这段记载并没有什么因病买药之事，只是说甲骨从商人手中购得，虽然当时王崇焕只有八岁，但主要情节应该记得的。不过王懿荣本人确曾说过甲骨与药店有关的话：会河南汤阴、安阳居民掘地得之。辇载炫鬻，取价至廉，以其无用，鲜过问者，惟药肆买之云云。可惜的是这段文字仍未说明是否他曾因病而去药店买龙骨。但不管怎么说，王懿荣最早从古董商人范维卿处得到了的有文字的成片甲骨应是事实。
王崇焕在《年谱》中所说的小商屯，就是后来闻名于世的安阳小屯村。居住在小屯村附近的农民世世代代耕田掘地，经常发现有龟甲兽骨碎片从田间出现，但农民们却不知是何物，便把它们当成碎石瓦块一样扔到河边或用来填坑。
据《甲骨琐语》记载，最早把这种甲骨当作药材送进药铺的，是一位叫李成的剃头匠，不知是哪年哪月，这个在小屯村土生土长的李成，剃头的生意没有热起来，身上的疥疮却日渐疯长，疥疮虽不算大病，但又痛又痒，痛苦难当。由于无钱寻医买药，李成把那些扔在河边地头的甲骨捡起来用石头砸碎、碾成粉末，涂在身上疥疮处以止脓水。出乎意料的是，这甲骨的粉末不但止住了流淌的脓水，疥疮也一天天结痂、消退了。这个意外的收获使李成大为惊喜，既然这骨粉能治疥疮，何不再进一步作些试验呢？于是他取出剃头刀，划破自己的手，再把事先碾碎的骨粉敷到流血的伤口上，很快的，血止住了，伤口也慢慢愈合了。
有了这般奇效，头脑并不愚昧的李成便打起了这些碎骨的主意，他将剃头担子放在家中，找了个破篮子到河边地头，把农民们抛弃的碎骨片一点一点捡起来，然后送到县城的中药店去卖。一开始，药店掌柜不知道这碎骨是何物，无意收购，李成便当场表演止血的功能。药店掌柜见确有些功效，便以六文钱一片的价格收购了碎骨片。待李成满意地走后，药店掌柜找来药书对照查看，最后明白了，这就是中药里说的龙骨。
龙骨这个名词，早在中国的古籍《山海经》中便有记载。中草药里的龙骨其实大都是些古生物化石或上古时期的兽骨。很早以前，民间就有山野之间龙有蜕骨，可以入药的说法。而明代大医药学家李时珍在其所著的药学巨著《本草纲目》中就有龙骨味甘平，能生肌防腐的记载。直到今天，许多中药店仍然把它当作药材出售。
自从李成捡拾龙骨可从药店里换回钱之后，消息很快在小屯村传开，既然有这样的好事，焉能放过，是农民们纷纷出动，开始在田野里捡拾和挖掘起来。农民们如此大规模的行动，引起了古董商的警觉，而捷足先登的是潍县的范维卿。
范维卿是农民出身的古玩商贩，世代居住在山东潍县浮烟北麓一个丘陵小庄，兄弟五人，他排行老二，人称二哥。当初家中几乎无地可种，兄弟们以推磨、挑夫为生，惟有他入了古玩这一行。当时潍县城收藏之风大炽，古玩商业兴旺发达，清末时期潍县城里有数十家古董店铺，周围十几个州县跑单帮的古玩贩夫也云集潍城，以此为据点周游四方。范维卿收到的古物主要贩卖给天津、北京的达官贵人和文人世家，尤以端方和王懿荣为主。由于河南安阳、汤阴一带经常有青铜器出上，范维卿便经常到此地收购。一八九九年，范维卿再次来到安阳寻找猎物，由于久收不到青铜器，又在闲转中间知龙骨能入药，于是趁便收购一批龙骨送到北京的药铺卖掉。接下来便有了王懿荣因病到药铺抓药并发现甲骨文的故事。
据当代史家邓华考证，王懿荣在发现甲骨文后，曾亲自到药铺问过货源来路，并叮嘱药铺掌柜：若潍县古董商范某再来，必为引见。到了一八九九年夏天，范维卿又去北京送龙骨，遂被药铺掌柜引荐到王府，范氏与王懿荣的相识或许正始于此。当王懿荣看到范维卿带来的一批刻有文字的甲骨后，兴奋异常，当场指认上面一些近似钟鼎文的字体给范维卿看，范维卿才恍然大悟，想不到自己顺手搞来的破烂骨头竟是很有价值的古董。王懿荣兴奋之中设宴款待范维卿，时值盛夏酷暑，酒过三巡之后，王懿荣不再顾及官体，脱掉上衣，让范维卿磨墨，在院中的树荫下赤膊挥毫，为范维卿写了一副对联：农事渐兴人满野，霜寒初重雁横空。后来范维卿将这幅对联带回家中视为珍宝，代代相传，逢年过节必挂在堂屋里进香供奉，可惜此联在文革中被当作四旧焚毁。或许，这幅对联尚可证实当年的王懿荣由于因病服药而发现了甲骨文之事确为信史。但后来也有人从他写给范维卿的对联中，感到两人相见应是在秋天而不是在夏天，否则，在酷暑当头之时，王懿荣怎会发现霜寒初季雁横空这不合时宜的奇想，看来王懿荣的儿子王崇焕的记述更合乎情理一些，这具体的时间应为事在是年秋。
王懿荣在得到甲骨并发现了上面的文字后，是如何鉴别审定为殷商古物的，后人难以知晓。有人撰文说王懿荣是受《尚书•多士》篇中惟殷先人，有典有册的启示并结合对周代青铜器上的篆籀文字研究而得出的结论。这个说法是否符合事实尚难定夺，但有一点却是不争的，那就是王懿荣以及后来的甲骨文研究者都普遍具有深厚的国学基础，即对中国古文献的博学和音韵训诂等方面的精深造诣，而这些正是甲骨文学者们取得成功的前提。正如著名考古学家李济后来所说：在智力的发展中，都有其特定的阶段，并遵循着某种规律性。十九世纪末，甲骨文被认为是一个重大发现，这个发现与其说是偶然的，还不如说是学者们不断努力的结果。一八九九发生的事是有长期的学术准备的。斯言甚是。
甲骨文被确认之后，震惊了国内外学术界，王懿荣不仅是确认甲骨文的学术价值，并定为商代文字的第一人，也是大量搜集、珍藏甲骨文的第一人。他开创了甲骨文研究的先河，也揭开了商代历史研究、确认的序幕。
然而，就在甲骨文发现的第二年，王懿荣搜求千余片甲骨，准备着手深入研究之时，八国联军攻入北京，时为国子监祭酒兼京师团练大臣的王懿荣，面对侵略者的烧杀抢掠和清王朝的腐败无能，自感无力回天，愤而投井自尽。
王懿荣与他刚刚开始的新事业诀别了，甲骨文的命运也面临着是生还是灭的又一轮抉择。所幸，由于刘鹗及时出现，才使甲骨文研究的历史按照王懿荣的愿望走了下去。
刘鹗（约一八五○至一九一○），字铁云，江苏丹徒人。以所著《老残游记》而闻名世。早年的刘鹗精算学、水利、又懂医术，性嗜金石、碑帖、字画及善本书籍。曾在上海行医，后弃医经商，但尽蚀其本。光绪十四年（一八八八年）黄河于郑州决口，著名金石学家、河督吴大澂率民众治理，但久不奏效。第二年，刘铁云投效于吴大澂的门下，决心以己之长治理黄河。由于刘鹗的积极参与，使泛滥成灾的黄河郑州段获得有效的治理，刘鹗本人因治河有功，被朝廷任命为山东黄河下游提调，相当于知府的官衔，从此声誉鹊起。
王懿荣发现甲骨文时，刘鹗正在北京候补知府，因为他是吴大澂的学生，也涉猎金石学，所以很自然地与王懿荣建立起关系，以致后来成为至交密友。王懿荣自杀后，他极为悲伤商。当时王家为了还债，把王懿荣生前收藏的甲骨大部分折价转让给了刘鹗。
自得到王懿荣遗留的甲骨后，刘鹗开始广泛搜求甲骨，他委托一位古董商奔走在昔日的齐鲁、赵魏之乡，用了约一年的时间，搜集到约三千片，另外又派自己的儿子到河南一带去收购甲骨，短期内共搜集了近五千片。
刘鹗收购甲骨当然不是为了单纯的收藏和把玩，根本目的是为了学术研究。一九○三年，他将自己搜集到的甲骨进行整理分类，拓印了一○五八片，分成六册，以抱残守缺斋的名义拓印，从而出版了中国第一部甲骨文的书籍《铁云藏龟》，从后来的情况看，此书虽然印刷不够精细，拓本也有些漫漶不清，但它毕竟为中国的甲骨文研究提供了第一部书面资料，更重要的是为甲骨文研究者开阔了视野，开创了奠基性的学术道路。同时，也标志着甲骨文研究从以收藏为主的书斋走向更加广阔和社会的起点。
就在刘鹗开始搜求甲骨时，很想知道甲骨的出土地点，因为只有搞清楚这些古物的出土地，才能最终揭开甲骨文字的奥秘，但收购甲骨的古董商人唯利是图，唯恐泄露甲骨的出土地后会断了自己的财路，便谎称甲骨的出土地点为河南汤阴或汲县，对真正的产地安阳却守口如瓶，从不泄漏半字。在当时交通不便、消息闭塞的情况下，古董商的谎言使甲骨收藏者信以为真，王懿荣说河南汤阴、安阳，不甚具体。而天资聪颖过人的刘鹗也对此深信不疑，在其发表的专著中称甲骨的出土地为河南汤阴县之牖里城。由于这部专著在海内外学术界产生了很大回响，流风所及，刘鹗的汤阴说成为甲骨出土地的主要依据，这个说法不仅误导了中国人，就连日本人也受到蒙蔽。但假的毕竟是假的，伪装总要剥去，狡猾的古董商人编织的谎言最终被戳穿，而戳穿这个谎言的不是别人，正是商人自己。在满清遗老、著名金石学家罗振玉的劝诱下，见钱眼开的古董商人终于吐露了真言。
罗振玉，字叔蕴，号雪堂，浙江上虞人。他自幼以收藏金石铭刻为癖嗜，曾做过清朝学部三事官、京师大学堂农科监督等官。他精能国学，又通晓外文，后来与日本和欧美的汉学家交往密切，使他在金石学、文字学、文献学等方面都成为不可多得的集大成者，是中国近代学术史产生重大影响的学者之一。当然，一般人对他的认识，更多的是从末代皇帝溥仪《我的前半生》一书中，得知他忠诚而执着的为清王室复辟努力的事迹。
罗振玉年轻时在刘鹗家当过家庭教师，以致后来他把长女罗孝则嫁给了刘鹗的儿子刘大钟。正是由于这种特殊的关系，罗振玉才得以于一九○二年某日在刘鹗家中见到了从王懿荣府中转购来的甲骨文。出于学术上的远见卓识和超前的思想意识，罗振玉极力怂恿刘鹗将其所藏甲骨文拓印出版，并亲自为其所藏甲骨文进行墨拓。他曾满怀感慨地说：汉以来小学家若张、杜、杨、许诸儒所不得见也。今山川效灵，三千年而一泄其密，且适我之生，所以谋流传而悠远之，我之责也。在罗振玉的鼓动和亲自示范下，刘鹗的《铁云藏龟》才得以石印出版。付印之时，罗振玉还特别为此写了一篇序言。罗振玉认为，甲骨上的文字与篆书大异，其为史籀以前之古文无疑。因此，龟与骨及夏商而非周之确证。 《铁云藏龟》的出版，使甲骨文由古董变为可资研究的史料。
可以说，刘鹗在甲骨学研究史上的功绩，与罗振玉的提示与帮助分不开的。遗憾的是，刘鹗虽亦为忠义之士，却因擅开皇仓赈济百姓而遭清政府流放新疆，以致客死他乡。
自从罗振玉接触到甲骨文后，凭借自己较丰厚的家产和卓越的学识，全力以赴投入甲骨文的搜集和研究之中。同先前的王懿荣、刘鹗等人一样，对于甲骨文的出土地点，罗振玉也轻信了古董商的谎言，认为地点在河南卫辉和汤阴一带，由于没有弄清甲骨的真正出土地，研究受到很大的局限，并出现中心思想上的某些混乱，罗振玉在一九○三年还认为甲骨文是夏殷之龟，把此种文字的时代确定为夏、商两代。直到一九○八年，罗振玉经多方探寻，才得知甲骨文真正的出土地在河南安阳小屯村，正如他在后来的著述《殷墟古器物图录》的序言中所说：光绪戊申予既访知贞卜文字出土之地为洹滨之小屯。一九一○年，罗振玉再次询问来自河南的古董商，他略施小计，终于撬开了古董商了嘴巴，进一步证实了甲骨的出土地在安阳、西五里之小屯而非汤阴。
随着甲骨文出土地点的被确认，以及甲骨文研究的深入，对甲骨文所在时代的认识也越来越清楚了。罗振玉修正了自己之前认为甲骨是夏殷之龟的观点，而确认为是商代之物，也就在这一年，罗振玉应日本学者林泰辅的约请，写出了著名的《殷商贞卜文字考》一书。当时他已释读出数百个甲骨文单字，并于刻辞中得殷帝王名谥十余，乃恍然悟此卜辞者，实为殷室王朝之遗物。在这部著作的序中，罗振玉进一步考证出小屯村为武乙之墟。
一九一一年二月，罗振玉委托他的弟弟罗振常到河南安阳访求甲骨，罗振常不负所托，在安阳小屯逗留了五十天，不仅弄清了甲骨所出地的准确位置，而且搜求甲骨一万二千多片，分两次以火车运往北京。一九一四年，罗振玉透过对大量甲骨的进一步研究从《史记•项羽本纪》所述洹水南殷墟上的记载认为，此地为武乙之都，并在新著《殷墟书契考释》自序中又确定了小屯为洹水故墟，旧称亶甲，今证之卜辞，则是徙于武乙去于帝乙的晚商武乙、文丁、帝乙三王时的都城，这是一项了不起的研究成果。一九一六年三月卅日，从日本归国的罗振玉由上海赶赴安阳实地考察。从其著作《五十日梦痕录》中可以看到，罗振玉上午九点左右到达安阳并住进人和客栈，吃完饭，立即找了一辆车子去小屯。他在出土甲骨最多的地方实地考察过后，还顺手拣了一块古兽角和一捧无字甲骨这是甲骨学者第一次将足迹印在古老的殷墟之上。
罗振玉不仅是早期著名的甲骨文资料收集者，也是最早探知和考察甲骨文出土地的第一人，甲骨文的释读自他开始有了突破性进展。从此之后，学者们不仅透过古董商，还派人直接去安阳小屯收集甲骨，从而减少了甲骨资料的损失，并扩大了对甲骨文的搜求。罗振玉除了考证其地为殷代晚期都城外，还将甲骨文中的人名与《史记•殷本纪》中商王名作比较，发现大部分相同。他在一九一五年发表，一九二七年增订的《殷墟书契考释》一书中，总共释读了五六一个甲骨文单字，指出商王名号廿二个，外加示壬、示癸两个先公名号，并发现了王亥之名，这项成果，成为他对甲骨学和殷商考古研究的重大贡献之一。
在此基础上，罗振玉还开始注意对整条甲骨文卜辞的通读，并提出了著名的由许书（指许慎的《说文解字》）以上溯古金文，由金文以上窥卜辞的治学方法，这个方法成为后来甲骨文研究者的重要法宝。
罗振玉从一九○六年开始广泛地购藏甲骨，直到一九四○年过世，先后收藏甲骨达三万多片，并加以刊布和研究，由他所著的《殷墟书契前编》以及后来的《殷墟书契后编》、《殷墟书契续编》和《殷墟书契菁华》，是殷墟正式发掘并零星出土甲骨的重要集录，为有清一代小学之一总结，它标志着以《说文》为中心的小学的结束，代表着一个以地下出土的古文字资料为研究中心的新学科正在升起，并为后来甲骨学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起着继往开来的巨大作用。
如果说罗振玉藉由对甲骨文的释读和研究，使殷商的历史之门透出了一道缝隙，让学界同仁得以窥视里面的些许影像，那么，王国维则把这扇封闭了三千年的历史之门彻底撞开了。
王国维，字静安，号礼堂，又号观堂，一八七七年生于浙江海宁。他七岁入私塾就读，十六岁考取秀才。一八九八年二月，他离开家乡来到上海，在《时务报》谋求了一份司书、校对的差事。在上海期间，王国维结识了罗振玉，不久即到罗振玉所办的东文学社学习日文，并于一九○○年去日本留学，由此扩大了他学习西方近代科学知识的眼界，两人的师生之谊因此建立。一九○六年，罗振玉奉学部之命北调京师，王国维与之同行，其后的八年之间，罗王二人几乎形影不离。在此期间，王国维在罗振玉的举荐下，出任清朝末代皇帝溥仪身边南书房行走等职。
王国维早年对学术研究的兴趣相当广泛，自一九○二年在南洋公学虹口分校任职时起，便开始研究西方哲学，主攻康德、叔本华等德国哲学家的思想，并努力将学到的新思想用以总结中国文化发展的历史经验。从王国维留给后人的《观堂集林》中可以看到，他不仅对哲学，而且对文学、诗词、戏曲等等都有过研究，且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如他撰写的《红楼梦评论》、《人间词话》、《宋元戏曲史》等都是盛极一时、颇有影响的学术著作。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爆发，清王朝宣告灭亡。这年十月，王国维随罗振玉携家眷东渡日本京都避居，在此期间，王国维开始了研究古文字，尤其是甲骨文的学术生涯，由于有深厚的国学根基，本身的勤奋学习和缜密严谨的逻辑思维和论证方法，加之罗振玉有目标地指导，同时又有罗振玉所藏的大量图书资料、甲骨文字、古器物及其拓片可以利用，在京都的几年间，王国维在古文字特别是甲骨文研究的突飞猛进，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为他日后的尖峰之作铺平了道路。
一九一六年，王国维自京都归国，受聘为上海圣经明智大学教授，主编《学术丛编》，并继续从事甲骨文字、金文及音韵、训诂等方面的研究。一九一七年二月，王国维撰成盖世名篇《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同年四月，又撰成《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续考》。在此之前，尽管罗振玉于一九一五年刊行的《殷墟书契考释》中，已指出卜辞中商王名号廿二个，并发现了王亥之名。
遗憾的是，他并没有整体地对整个商王室世系加以研究，也未能找出其他资料加以论证，使殷代王室世系真正被确认下来。这个遗憾和空白最终由王国维在《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及《续考》中予以填补并发扬光大。王国维首先突破了罗振玉的局限和框框，将卜辞对照的文献范围，由《史记》一书扩大到《山海经》、《竹书纪年》、《楚辞》、《世本》、《吕氏春秋》等古代文献，并扩大到铜器铭文的范围之中。这种研究思路和方法，使他成功地发现了《史记》中误记或以通假字记载的一些商公先王名号。在这两篇论文中，王国维从卜辞中考定殷代先王帝喾、相土、季、王亥、王恒、上甲、报丁、报丙、报乙、示壬、示癸、大乙、羊甲等十三人的姓名及前后顺序，证实了历史记载的殷代王室世系的可靠性。
正可谓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稿子初成之后，王国维随即寄给罗振玉，请其斧正。罗振玉读罢，神情为之大振，惊为旷世之作。
商代先公先王的名号和世系经过王国维的考订，大致上得到了确认，并在整体上建立了殷商历史的体系。王国维因而登上了甲骨学研究的高峰，其所写的《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和《续考》，被誉为自甲骨文发现十九年来最具重大价值的学术论文，为甲骨学的研究和发展作出了划时代的贡献。甲骨文的研究虽不是自王国维肇始，在他之前，刘鹗、罗振玉、孙诒让等人也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利用考古学上的新材料与旧文献的记载进行比较研究，相互验证，即用所谓的地下文物和文献相互印证的二重证据法，阐明殷商历史的真相，走上科学治史的道路，则自王国维始之。正是有了王国维这位旷世奇才的开创性功绩，甲骨学的研究才有了其后的辉煌成就，殷商历史的大门才轰然洞开，湮没三千年的秘密得以揭开，从而直接引发一九二○年代之后，以革命性的突破将古代史尤其是殷商史作为可靠的信史研究。
王国维的功绩，正如另一位甲骨学研究大师郭沫若所评价的：卜辞的研究，要感谢王国维。是他，首先由卜辞中把殷代的先公先王剔发了出来，使《史记•殷本纪》和《帝王本纪》等书所传的殷代王统得到了物证，并且改正了它们的讹传。从而掘发了三千年来所久被埋没的秘密。我们要说殷墟的发现是新史学的开端，王国维的业绩，是新史学的开山。那样评价是不算过分的。
更为重要的是，在疑古风潮大行其道的当时，王国维能以充分的证据证明司马迁的《史记•殷本纪》的确是一部信史，大大地填补了由疑古派造成的古史空白，也给了极端疑古者一记沉重又响亮的耳光。正如著名甲骨学者董作宾在其所著《甲骨学五十年》中所言：王国维在甲骨文字的初步研究上，能够把王亥二字看作一个人名，把孙诒让认为立字者，断定为王字，这已是不容易了。王氏更把《殷本纪》讹为振字的，考定就是王亥，尤其令人惊奇这算是王国维氏在甲骨学研究的征途中，最为惊人的表现可见古代传说，在于周秦之间的，并不是绝无根据，这足以唤醒一般极端疑古人士好以神话解说古史者的迷梦了。
甲骨文的发现以及对安阳殷墟的确定，无疑为商代社会历史的研究奠定了基础，指明了方向，并使盛行一时的疑古之风受到扼制。以王国维为代表的一大批优秀学者从传统古典经籍考定的书斋里走了出来，以极大的热情和精力密切注视着新出土的资料，以新的学术思想和方法，开始穿越历史的迷雾，渐渐迈上了信古、释古的道路。
遗憾的是，王国维，这位学术界罕见的旷世天才，甲骨学研究领域一代宗师，于一九二七年，在他五十岁的鼎盛英年，竟自沉颐和园昆明湖，给后人留下了无尽的感慨和疑惑。
安特生与仰韶文化
就在安阳小屯发现甲骨文，罗振玉、王国维等学者因成功的释读在海内外学术界引起轰动之时，来自瑞典的一位考古学家、探险家也在中国四处打探龙骨的消息，此人的中文名字叫安特生。
安特生（J• Gunnar Anderson），一八七四年生于瑞典。一九○一年，他在瑞典乌普萨拉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出任该校教授并兼任瑞典地质调查所所长。一九一四年五月，安特生受政府派遣，以中国北洋政府农商部矿政司顾问的身分来到中国，主要调查中国的矿藏资料，特别是煤矿和铁矿的第一手资料。初来中国的安特生曾雄心勃勃，决心在中国这块古老神秘的土地上做一番大事业。
经过一段时间之后，透过与相关部门和相关人士的接触交谈，安特生发现许多问题和他想像的相差甚远，尤其令他百思不得其解的是，田野考古学在西方已经盛行了近一个世纪，但有着悠久文明历史的中国对此却知之甚少，甚至全然不知。
安特生当然清楚，田野考古学对古文明的发掘，有着无法估量的作用。早在一八三○年，法国史学史研究的创始人布歇•德•彼尔特（注一）就在索姆河畔开始用田野考古的最初方法，探索了人类祖先制造业的遗迹。这个举动比达尔文《物种起源》的出版早了三十年。此后不久，西方的地质学家、古生物学家、考古学家也都纷纷离开书房，奔向田野，足迹几乎散布世界各地。这一时期，世界最有影响的田野考古学家应首推德国的海因里希•谢里曼（Heinrich Schliemann）。他是用田野考古手段来探求鲜为人知的文明历史的首创者。一八五八年，他和他的妻子恩加斯•托米诺根据《荷马史诗》透出的隐微资讯，在希腊和小亚细亚一带大量地实际考察，并于几年后在小亚细亚希沙立克丘的地层下面，终于发现了《荷马史诗》中描绘的神奇迷人的特洛伊古城！十五年后，夫妇俩又发现了神话传说中的特洛伊王后海伦的金冕。于是，谢里曼夫妇的名字响彻欧洲并震动世界！
（注一）布歇•德•彼尔特（Jacques Boucher de Perthes）：一七八八至一八六八，法国考古学家、作家，曾首先提出人类史前史可根据地质年代进行测算的概念。
一八七一年德国地质学家卡尔•莫赫在南非马绍兰纳地区的维多利亚堡，以田野考古手段发现了湮没了几千年的辛巴威遗址（注二）。这一发现，令欧洲大为轰动，从而验证了非洲古老文明的特有魅力。接着，一八八二年美国学者唐纳利则运用田野考古和语言、人种等综合知识进行考察后，提出了一个划时代的理论：在哥伦布到达美洲以前，美洲与地处文明大陆的埃及文化之间，存在着许多共同之处，并由此提出了两种文化联系者就是新旧大陆之间、大西洋上曾存在过一个大洲的理论。他推断这个大洲就是哲学家柏拉图提到的亚特兰提斯；当这个大洲沉落海底后，双方中断了交往，从而发展成了两种不同类型的文化。这个推断得到了西方多数考古学家和人类学家的肯定。
（注二）辛巴威遗址（Zimbabwe）：Zimbabwe为班图语，意为石房子，非洲东南部一大片石头建筑的废墟。其中最古老的部分建于八世纪，但在之前约六百年，这里已有人居住。一九八六年这个遗址成为辛巴威的国家保护区，并被指定为世界遗产保护区。
如果以上西方学者这些著名的田野考古范例，因东西文化阻隔和资讯的闭塞，未能让中国学者们充分认识到田野考古的价值和意义，安特生遗憾的是，历史已经走到了这个时代，不光外国人，就是包括中国人自己，对恢弘、浩荡的数千年中华文化的源头依然感到茫然。尤其是远古祖先留下的那些遗物和遗迹，究竟是什么样子？与人类文明的出现到底是什么内在联系？也统统无人知晓。难怪当时的国际学术界公认，中国没有明确的石器时代遗迹。
安特生既然不辞千辛万苦，志愿踏上中国这块土地，当然有自己的想法。于是，他在帮助中国政府寻找铁矿和煤矿以及组建现代矿业的同时，还主动在北京当起老师来了：他为中国的同行介绍西方有关的先进科学知识，讲解西方田野考古的历史和先进技术。当他协助开发完成了中国的第一座现代化铁矿龙烟铁矿的筹备工作后，又开始组织一帮人马，走向田野，进行了一系列具有实际意义的田野考古发掘。
由于他的博学多才和丰富的实践艺术，使他在中国所宣导的田野考古工作渐渐得以开展。他到中国的第一年，首先便发现了基质岩有机物的起源。同年，他又在中国北部发现了第一个海普隆田野在他的指导下，各种不同的矿物化石和古生物化石源源不断地被发现和开掘出来，惊喜交加的安特生将这些化石标本不断地从北京运往瑞典的乌普萨拉，供维曼教授主持的古生物研究室研究鉴定。
在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八年的四年之间，由于安特生在中国大地上做出具有真正科学意义和价值的田野考古示范，才唤醒了长期沉湎于古典书本中的中国同行学者，致使他们在新的学科面前作出了新的选择，从而为中国田野考古的历史掀开了新的一页。
当然，就安特生而言，以上的工作成就仅仅是他整个人生辉煌篇章的序幕，更加伟大的成果还在后头。
就在安特生做出一系列田野考古示范的同时，他的目光也越来越集中在一样十分奇特的东西身上，这就是在中国民间流传了多年的龙骨。
一九一八年二月，安特生终于在北京大学化学系吉布教授那里见到了他寻觅日久的龙骨，并得知这龙骨就出土于北京南部的周口店龙骨山。从此，他与周口店结下了不解之缘。一九二一年，安特生邀请奥地利古生物学家师丹斯基到周口店进行发掘，在著名的周口店第一地点，安特生曾用手掌敲着岩墙对师丹斯基作了如下天才的预言：我有一种预感，人类祖先的遗骸就躺在这里，现在唯一的问题是找到它。或许，正是得益于他的天才预见，才最终引发了一九二九年北京人第一个头盖骨的世纪大发现。
众所周知，北京人头盖骨是中国学者裴文中等人依照科学的田野考古方法，历尽艰辛而发现的。这项巨大荣耀的光环之所以与安特生失之交臂，原因是安特生在周口店的发掘陷于短暂的迷茫之时，由他派往河南省考察的人发现了大批的三趾马化石。安特生的兴趣遂由周口店转向河南。于是，刚刚来到祖先门前的安特生，探寻的脚步又向别处拐了弯。令安特生感到欣慰的是，他中途的这改弦易辙，又催生了廿世纪另一项中国古代文明的重大发现。
那是一九二○年秋天，安特生派他的中国助手刘长山去河南洛阳一带，调查龙骨的出土线索，并搜集第三纪脊椎动物化石，同时让他注意有无石器时代遗存。年底，刘长山在河南农民手中买了大量的三趾马化石，连同六百余件石斧、石刀带回了北京。刘长山对安特生说，这些石器都是从一个村的农民那里买来的。这个村叫仰韶村。那里的农民搜集了他们土地中所有我想要的遗物。
安特生见到这些石器后，顿时两眼发光，他对刘长山说：我们已找到了亚洲大陆上第一个石器遗址，看来西方学者所说的中国没有发现石器遗址的时代应该结束了！
第二年，安特生来到了河南渑池县，随后便前往离城六公里的仰韶村。在距仰韶村一公里处，横亘着一条峡谷，这条无名的峡谷后来由于安特生的到来而为世人所注目。在这个峡谷的北面，安特生惊奇地发现谷底红色的第三纪泥土明显裸露着，并和一层满含灰土和陶片的泥土混在一起。凭着这些特征，安特生当下判断，这就是石器时代的堆积。安特生进一步地搜索了谷底，很快便在堆积物的最底层发现了一小块红色陶片，而且这块陶片被磨光了的表面居然清晰地绘有一方黑色的花纹图案！安特生几乎不敢相信这些精美的彩陶和石器工具，居然会在同一地点！
这些古老的器物到底意味着什么呢？难道昭示着一种尚不为人类所知的古代文明吗？
安特生怀着深深的困惑和好奇，回到了北京，然后开始日夜琢磨和研究从仰韶村带回的那些古老器物。有一天，他无意中发现了一份由美国地质学家庞帕莱于一九○三年和一九○四年，在俄国土耳其斯坦安诺地区所进行的那次著名的探索考察报告中的彩陶图片，使他眼睛为之一，这些彩陶的外表和仰韶村发现的彩陶竟出奇地相似！难道这二者之间有一种神秘的内在联系？他强烈地预感到，仰韶村的彩陶，有可能存在于史前时代！
同年秋天，安特生再也按捺不住心中涌动的激情，在中国政府和地质调查所的大力支持下，他又组织了一支训练有素的发掘队伍，对仰韶村遗址进行了大规模的发掘。这次发掘，安特生特别作了备忘录。从这份备忘中，可知他当时的心情
在中国助手的陪同下，我于一九二一年十月廿七日来到了仰韶村。这个地区不仅有如此丰富的地质遗迹，而且早期历史的遗迹也让人惊叹不已，只要望上一眼，你就会在这儿看到汉代的坟墓出土的青铜器，而晚些时期的建筑和纪念碑群，在北部的石灰岩随处可见。更为醒目的一座古寺和两座古堡，看上去都经历和平时期的安宁和战乱时期的磨难。那一个个受尊敬的传说物，在村落旁路边立着的彩人雕刻的石碑上清晰可见。我深深受到了对这富饶、文明村落的虔诚和神圣崇拜。我很难想像石群下的早期伟人对我们努力探索这庄严神圣的史前遗迹是什么感受？在这里，我惊喜地看到，石器时代的村落的发展和遥远的地质堆积物的发现，都将与我们所知的这个地区早期人类的历史活动，链条般地衔接在了一起
仰韶史前遗迹的发掘，尽管比法国人类学家摩尔刚在美索不达米亚苏萨地区发现彩陶，几乎晚了半个世纪，但它却更具划时代意义：它标志着田野考古在欧亚大陆上最古老的国家之一中国的开始；而具有史前历史的彩陶的发现，使上古中国的盛世时代，绝非主观的推测和怪诞的想像。从仰韶遗址后来发掘的资料来看，先进的农业社会包含的内容不仅与传说中的记载有关，而且与中亚的史前史有着极其密切的联系。这些发现物打破了西方历史学家一贯认为的东亚是印度欧罗巴文明的边缘的神话，它以无可辩驳的事实再次提醒西方的历史学家，东西亚文明并非如他们所想像的那样是独立分开的。
只因在中国历史上属首次发现，仰韶文化很快闻名于世，安特生也因此获得了非凡的声誉。无论是中国的还是外国的学者，都一致公认仰韶遗址的发掘是中国现代考古学的源头，它不仅促成了中国的第一个考古学文化︱仰韶文化的诞生，而且还为中国的学者带来了一套欧洲先进的田野发掘方法这套方法在整个二十世纪都被中国的考古学家们所沿用。
仰韶文化的发现使安特生惊喜异常，也使世界学者为之瞩目。安特生根据仰韶文化使用陶器和磨制石器，未发现青铜制品和文字等特点，认为其时代应当晚于打制石器的旧石器时代，早于青铜时代，是一种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相当于西元前三千年左右。这一论断打破了一些外国学者声称中国没有石器时代文化的观点。至于这一文化的来源，安特生在一度产生困惑和摇摆后，宣布赞同某些西方汉学家的文化西来的假说，即仰韶遗址所发掘的最有代表性的彩陶文化，其发祥地和源头可能在中亚，经新疆、甘肃一带，最后传到中原地区，并融入以陶鬲为代表的汉文化圈的本土文化。一九二四年，安特生把这一观点正式写进他所著的《甘肃省的考古发现》一书中，在国际学术界产生了重大影响。一九三四年，他在其最有影响的通俗性英文著作《黄土的儿女》中，仍然坚持仰韶的彩陶制作技术是先在西方成熟后才传入中国的这一观点。一时间，中国文明西来说什嚣尘尘，几乎成为世界学术界的主流观点。当然，这个观点随着另一个考古学文化磁山老官台文化的发现，从根本上彻底予以否定，不过，这已是安特生发现仰韶文化半个世纪之后的事了。
殷墟的发掘
正当安特生在中国大地上纵横驰骋，饮马黄河，凭藉田野考古手段在学术界呼风唤雨之时，安阳小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继王懿荣、刘鹗、罗振玉、孙诒让、王国维等人之后，随着国内外收藏家、金石学者以及达官显贵、儒林雅士的重金索求，使得安阳小屯有字甲骨价格暴涨，一路狂升不下。由此，盗掘掠取甲骨，便成为当地村民尤其是古董商人牟取暴利、发家致富的重要途径。短短的十余年间，安阳小屯等地的甲骨被从地下一批又一批地掘出，一批又一批地流散民间和市场。盗掘的狂潮使价值连城的甲骨遭到极大的破坏和损失，安阳殷墟遗址也变得千疮百孔，面目全非。不仅许多具有科学考察价值的遗存被破坏，与甲骨共出的大量殷代遗物也被毁坏和流失，更令人扼腕的是，由于外国人的染指，使许多有字甲骨和文物流失海外，难以回归。
就在这紧要关头，随着与地质学、生物学密切相关的西方田野考古学，经安特生等人在中国的示范和传播，一批思想敏锐的中国学者很快接受了西方先进的科学方法，并成为中国田野考古学的开拓者和实践者。
为了获得更多的研究商代历史的文字资料和其他实物资料，为了更加全面地了解殷商都城以及整个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面貌，并进而研究整个殷商的历史进程，同时也为了尽快制止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遗产遭到破坏、流失和劫掠的厄运，对安阳殷墟整体上的保护和以现代科学考古手段进行发掘已成为学术界的当务之急。一九二八年五月，民国政府成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傅斯年出任代理所长。
傅斯年，山东聊城人，出身儒学世家，自幼聪颖好学，熟读儒学经典，年轻时便被学界誉为黄河流域第一才子。一九一三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就读，在校期间，受新思潮的薰陶，积极参加新文化运动，创办《新潮》社，鼓吹科学思想，抨击专制积弊。他是五四运动的领导人之一，也是回应文学革新，提倡白话文的先趋者之一。五四运动后，他赴英国和德国留学七年，主攻心理学，兼涉哲学、历史、政治、文学，并对物理学、化学、数学和地质学也颇感兴趣，其间，德国史学大师郎克的重史料、重考据的实证主义史学思想对他影响至深至巨。一九二七年归国后，在广州中山大学任文学院长兼国文、史学两系主任。那时的中山大学是以新思想吸引所有青年的学习中心，傅斯年正是从这个中心走出，开始他更广阔的学术和组织管理生涯的。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所刚一创立，傅斯年立即网罗人才，成立考古组，并以机智敏捷的头脑提出了一个被同代和后代经常引用的口号：我们不是读书的人，我们是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
后来的实践证明，傅斯年的这句口号，或者说是管理工作的基本方针，在研究所发生了巨大的效用。或许正因为傅斯年除了有渊博的古典知识外，还了解西方的科学方法，这就注定了他在同时代的学者中，成为最有能力的管理者之一。
史语所尚处于筹备阶段时，傅斯年就决定派遣董作宾到安阳殷墟甲骨的出土地实地调查。但是，这个决定遭到不少学者的反对，尤其是以罗振玉为首的大部分金石学家认为，经过卅年对甲骨文的搜集，埋藏的珍品已全部被发现，再进一步搜集是徒劳无益的，而且这种企图也是荒谬和愚蠢的。傅斯年不愧是了解现代考古学和科学技术的少有的几个天才人物之一。他和罗振玉等人的看法恰恰相反，并认为罗振玉等人的观点才是荒谬和愚蠢的。在这样的情形下，董作宾按预定行期赶赴安阳。
董作宾，原名守仁，字彦堂，号平庐，河南南阳市人。自幼家境贫寒，曾辍学经商，但仍坚持自学，一九二二年入北京大学研究国学，师从著名学者王国维，一九二五年到福州协和大学任教，次年回河南中州大学任文学院讲师，讲授语言学、史学等课程。后任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系讲师，中山大学副教授。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筹备处成立后，董作宾被聘为通讯研究员。正当此时，他奉所长傅斯年之命赴安阳开始调查工作。
据李济回忆，一九二八年董作宾才卅岁刚出头，是五四运动的追随者，富有新思想，并急于为自己的研究搜集资料。而傅斯年之所以派董作宾而不是其他学者赴安阳进行调查有两个简单的原因：其一，董作宾是河南人，这在许多方面都将有利于他的工作；再者，董作宾虽然不是传统想法中的金石学家或古物学家，但他头脑灵活，在学问的研究上富有热情而又有理智。但实际上，当时的这两位学者，正如李济先生所说，无论是指示董作宾到安阳进行田野调查的傅斯年，或是因为是河南人且具有天才，同时又易接受新思想而被派往安阳的董作宾，对现代考古学其实都没有任何实务经验。董作宾在他后来的报告中也说得很明确，他这次的工作是考察遗址，同时查明是否还有一些甲骨值得发掘，或是否真像罗振玉及其同伙们所说的那样甲骨早已挖尽。
董作宾于一九二八年八月十二日到达安阳，首先访问了本地不少士绅，他们之中有彰德府中学的校长，几个古玩店的老板，以伪造甲骨但不认识甲骨文字而出名的蓝葆光。透过访问，董作宾获得了大量关于甲骨盗掘、贩卖及贩卖管道等情报。之后，他由一个向导陪同，到城西北的花园庄和小屯访问。据董作宾在报告中称：花园庄有一私塾，塾师阎君金声，招待余等入室。颇客气。余则私询儿童，有拾得甲骨上有文字者否？初见，不敢言。继有一儿，由抽斗取出一片，小如指甲，上有二三残字，予给以当百铜元一枚，他生皆窃出，归家取之，共得五六片。阎君归，亦取来二三片，云是小儿拾得者，与钱二百，小儿欢跃以去。由学塾出，乃赴小屯村北，寻求甲骨出土地点。经小屯到村北，遇一少妇，询曰：汝村中小儿女，曾有捡得田中龟版龙骨，上有文字者乎？如有，可将来，予买少许。妇曰：客或有之，姑少待。旋取出甲骨一盘，中有碎片数十，皆有文字，且一望而知非赝品，付洋五毫。顷刻间，男妇老幼麇集，手掬碗盛者，环列求售，村人云，古董商时常来收买，能出高价，惟不要碎者。今之小块，盖土人发掘时所弃，而为小儿女拾得者也，故贬价售之。以铜元十枚之酬金，请霍氏之子女为向导，引余等至甲骨出土之地。地在洹水西岸，为一沙丘，与罗氏（振玉）所谓之棉田，张君所谓有禾稼之土迥异。岂彼等所至非此地耶？然此地有足作证据者，一为新近土人所发掘之坑十，一为余在坑边捡得一无字之骨版也。
经过调查得知，小屯地下埋藏的有字甲骨并不像罗振玉及其同伙们所说的那样已被挖尽，而从当地农民盗掘甲骨留下的坑痕看，殷墟规模很大，地下遗物十分丰富，进行科学考古发掘是必要的，且意义十分重大。董作宾有鉴于此，立即写了报告给史语所，并拟定了初步发掘计画。
接到董作宾的报告后，极富创新精神的傅斯年颇为惊喜，立即决定开始在小屯进行初步发掘，经与中央研究院总部多次磋商，成功地得到了一千块银元的经费，这笔经费在当时积贫积弱的中国已是个相当可观的数目。正是凭着这笔经费，由董作宾组织的六名考古队员携带购买的测量、摄影及其他必需品，一九二八年十月七日到达安阳，开始了对小屯的发掘，这是继安特生在中国成功示范田野考古学十四年之后，由中国人独立主持的田野发掘，这次发掘不仅是殷墟科学发掘的开端，也标志着中国现代考古学的起点
这次是殷墟考古史上，首次以寻找甲骨文为主要目的的发掘。前后进行了廿四天，共发掘了四十个坑，揭露了二百八十多平方公尺的面积，掘获石、蚌、龟、玉、铜、陶等器物近三千件，获得甲骨八五四片，其中有字甲骨七八四片。这次发掘的负责人董作宾，手抄有字甲骨三九二片，并作了不少考释，这个成果与他前期的调查报告，一起在后来历史语言研究所创办的《安阳发掘报告》中，作为首篇刊载的文章。这篇文章的发表，不仅结束了旧的古物爱好者安乐椅研究的博古家时代，更重要的是，为有组织地发掘这著名的废墟铺平了道路。
一九二九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决定聘请李济先生为考古组主任，并主持安阳殷墟的第二次发掘。
李济，字济之，比董作宾小一岁，一八九六年生于湖北钟祥县，一九一八年毕业于清华学堂，随即赴美留学。他先在麻塞诸塞州克拉克大学攻读心理学和社会学，并获得文学硕士学位，后来逐渐对民族学和人类学产生浓厚兴趣，于是转入哈佛大学，转攻人类学专业，并于一九二年获得博士学位后回国。
李济最初在天津南开大学执教，后入清华大学任讲师，与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并列为清华大学五大导师。李济是中国最早独立进行田野考古的学者，一九二六年，他与美国弗利尔艺术馆合作，主持发掘了山西西阴村仰韶文化遗址，从而揭开了中国现代田野考古的序幕。
接到傅斯年的任命后，李济即赴开封和正在那里的董作宾见面协商发掘事宜，并预测下一步可能取得的成果。在阅读了董作宾撰写的报告，相互接触交流的基础上，李济对殷墟遗址有了进一步认识，并作了三方面的假设：
一、小屯遗址明显是殷商的最后一个首都。
二、虽遗址的范围未确定，但有字甲骨出土的地方一定是都城遗址的重要中心。
三、在地下堆积中与有字甲骨共存的可能还有其他类型遗物，这些遗物的时代可能与有字甲骨同时，或早或晚，当然要依据埋藏处多种因素而定。
根据以上三个假设，李济很快制定了第二次小屯发掘的计画并付诸实行。在董作宾的密切配合下，李济率领考古队于一九二九年春季和秋季分别进行了第二和第三次发掘，陆续发现甲骨三千余片，取得了显著的成绩。
一九三一年，殷墟开始进行第四次和第五次发掘。此时的发掘队员增加了不少朝气蓬勃的年轻学者，他们带着一些新观点和对殷墟遗址更多的了解走向田野。在李济的具体指挥下，有计划地将殷墟分为五个区，每区由一个受过训练且有经验的考古学家指导发掘。就在这两次发掘中，考古人员从实践中摸索出辨认版筑夯土的规律，这一点对古代建筑多是夯土结构而不是砖石结构的中国极其重要，它为后来的中国考古学发展和对中华文明的认识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在发掘的五个区中，最令人瞩目也最让后代考古学者称道的是后岗村的发掘。这个工地的主持者是杰出的考古学家梁思永先生。
梁思永是中国近代史上风云人物梁启超先生的次子，一九○四年生于上海，一九二年毕业于清华学校留学预备班，后来赴美国哈佛大学研究所攻读考古学和人类学。就读期间，曾参加印第安人古代遗址的发掘，并特别研究过东亚考古学问题。为了解国内考古的具体情况，曾一度返国在清华国学研究院担任助教，同时整理清华大学所藏、由李济先生发掘的山西夏县西阴村史前遗址出土的陶片，并写成专刊。一九三○年夏季于哈佛大学获硕士学位归国后，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工作，并于同年秋赴黑龙江发掘昂昂溪遗址。冬季，转道通辽入热河进行考古调查。一九三一年春写成黑龙江昂昂溪发掘报告后，便赴安阳殷墟主持后岗区的发掘。
由于梁思永是真正受过考古学训练的学者，所以在田野考古发掘中，无论是思维方式还是技术，都较李济略高一筹。在发掘中，梁思永采用了西方最先进的科学考古方法，按照土质、土色、包含物来划分文化层，成功地区别出不同时代的古文化堆积。这便是中国考古史上著名的后岗三叠层，即小屯、龙山和仰韶三种文化的堆积关系，这个方法一直被后来的考古学者奉为圭臬，并沿用至今。其意义的重大已超出了殷墟发掘本身，它使中国考古学与古史研究又迈向了一个崭新的阶段。就中国的田野考古发掘而言，梁思永是当之无愧的一代宗师。
揭开层叠的历史画卷
就在李济率领考古队于一九二九年十月七日再次来到安阳殷墟开始第三次发掘，考古人员踌躇满志、热情高涨，渴望一举揭开商王朝的隐秘之时，却发生了一个意外事故，导致发掘工作不得不暂时停止。
事件的大致起因是，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在殷墟发掘之初，曾与河南省政府商定，所获甲骨器物暂存安阳中学。但考古队为研究方便，第二次发掘之后，将部分甲骨和器物从安阳中学取出运回北京。这个消息很快被安阳中学校长向河南省博物馆馆长何日章报告，深受陈旧挖宝传统思想影响的何日章听罢大怒，立即将此事呈报给河南省督军韩复榘，并添油加醋地说了一番不利于李济等考古人员的坏话。韩复榘当场下令：河南是咱们的地盘，要挖宝，不用他们，咱自己来。有了韩督军的指令，何日章如同拿到了尚方宝剑，很快率领一批人马直奔安阳小屯，开始挖掘起来，同时勒令李济等外省人立即收摊回京，不准在此随便盗抢宝物。
如此一来，堂堂的中央研究院考古人员成了盗宝者，而河南省博物馆的人马却成了捍卫真理的卫士。冲突自然无法避免了。双方剑拔弩张，各不相让，在僵持不下之时，争执双方各拍了电报给自己的上司，寻求支持。李济宣布发掘暂停，并要考古人员就地待命，自己与董作宾匆匆赶回北京，向傅斯年汇报冲突的过程。
鉴于已造成的矛盾与冲突，傅斯年不得不全力斡旋，力图协调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关系。最后由中央研究院长蔡元培出面，呈请国民政府并奉主席令，拍电报给河南省政府，请其继续保护和配合中央研究院的发掘工作，并让何日章无条件地停止挖掘，以免造成破坏。经过反覆协商，双方终于达成了几条协定，大致内容是中央研究在发掘的同时，应注意维护地方政府的利益，所获古物为双方共同拥有等等，一场冲突遂告平息。
就在这段纠纷突起，中央和地方反覆交涉的不短的时间内，李济见安阳殷墟无法正常工作，便移师山东济南，开始发掘龙山镇城子崖遗址。
城子崖遗址的最早发现者叫吴金鼎，时在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追随李济先生攻读人类学。吴金鼎来自齐鲁大地，虽客居京城，但念念不忘自己的故乡，很想找机会寻求故乡方明之根。
一九二八年暑假，吴金鼎回到故乡度假。为了实现梦中的理想，他利用闲暇在山东平陵故城和历城县龙山镇一带作考古调查。当他来到一个叫城子崖的地方时，发现河边有一台地，台地不大，平面呈方形，西边与南边高出地面三到五公尺左右，远远望去，很像一座古城残废的城垣，再仔细观察，断崖上有残存的灰土和陶片。这个现象引起他的注意，随即开始沿着西、南两面的断崖进行了多次调查，并在城子崖下层遗址中发现了一种非瓷非釉、光洁美丽的黑色陶片。颇有玩味的是，这种陶片总是与石器、骨器一同出土。这个现象无疑向吴金鼎昭示，这是一处极其重要的史前文化遗址。
很快的，吴金鼎将这个调查情况向他的老师李济报告。恰在这时，安阳殷墟的发掘由于河南省政府，特别是何日章等人的搅和已无法进行下去，在李济和董作宾从安阳返回北京向傅斯年报告，途经洛南时，顺便到龙山镇城子崖复查，并认为吴金鼎所言极是，如果进行发掘收获一定不小。在得到傅斯年的同意和支持之后，李济调集安阳殷墟大部分人马，挥师城子崖，开始了中国考古学史上又一个重大遗址和极具学术意义的发掘。
当然，李济此时挥师城子崖，其情感和动机是复杂的，除了安殷墟的发掘受阻，不得不重新考虑寻找处女地之外，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原因是，之前安特生在黄河中上游发现了以彩陶为特征的仰韶文化，那么黄河下游出现了完全不同于仰韶文化的黑陶意味着什么？是不是一种新的文化？这个文化难道也是从西方传来的吗？如果不是，又如何解释？怀着对中国文明西来说不服气的心理，李济才毅然作出了这个决定。
与之前情况大不相同的是，李济这一决定得到了山东省政府的大力支持，教育厅厅长何思源亲自为考古发掘队筹集发掘经费，解决工作上的困难，在各方努力下，城子崖遗址于同年十一月开始首次发掘。一九三一年，考古学家梁思永接替李济主持城子崖的第二次发掘。与此同时，殷墟方面的第五次发掘也大规模地展开，中国的田野考古学事业在廿世纪上半叶开始了一个辉煌的鼎盛时期。
城子崖发掘的结果证明，遗址中所出土的文物与仰韶文化风格迥异，其中发现最多的黑陶和灰陶器具，几乎完全不同于河南、甘肃的彩陶，器形也没有相同之处，而城子崖最具特征的蛋壳陶通体漆黑光亮，薄如蛋壳，其制作工艺已达到了新石器时代的顶峰，并作为一种文化标志黑陶文化，成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绝响。
除此之外，城子崖遗址还首次发现了新石器时代的与殷墟文化有着某处关联的卜骨和长四五○公尺、宽三九○公尺、基址十公尺的版筑夯土城墙，这一发现，为学者们对寻找商文化前身夏文化增强了信心，替中国文化原始问题的讨论找到了一个新端绪。 、对中国上古史的研究将成为一个极其重要的转捩点。后来，由傅斯年、李济、梁思永等著名学者编写的中国第一部田野考古报告《城子崖》公诸于世，并认定叠压于东周文化层之下的遗存属新石器时代。由于城子崖遗址在龙山镇，随后将这一考古学文化命名为龙山文化。
当然，就龙山文化的最初命名而言，泛指以黑陶为特征的史前文化，随着田野考古工作的全面展开，这一命名已不适应考古学的发展要求。因而许多以黑陶为特征的遗存，只要在陶器质地、形制、花纹等方面具有独特的风格，其他方面也与龙山文化有所不同，就被划分出来，重新进行命名，如河南龙山文化、陕西龙山文化等等，当然，这都是若干年以后的事了。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梁思永于一九三一年春天在殷墟后岗主持发掘时，首次在中国运用标准的考古学手段，依照后岗遗址不同文化堆积的不同土色，对地层进行划分，以超凡卓绝的天才发现彩陶、黑陶和殷墟文化以一定的顺序叠压着。很明显，彩陶文化代表着安特生发现的仰韶文化，那么黑陶文化是否代表着城子崖的龙山文化？
带着这个疑问，梁思永在接替李济主持城子崖发掘时，将殷墟和城子崖两地的黑陶文化作了比照，发现二者基本相同。等他回到安阳殷墟后，在以后的几次发掘中，在同乐寨又发现了纯粹的黑陶文化遗址。这个发现使梁思永坚信，在后岗关于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商文化三叠层按先后存在的时间顺序划分的科学依据。后岗三叠层的划分，成功地构筑了中国古文明发展史的基本时间架构，并使干涸的历史长河重新流动起来。正如李济所言：城子崖的发掘使小屯与仰韶的关系问题，渐次扩大为小屯、仰韶与龙山（城子崖）的关系问题。而后岗三叠层的发现与确认，证明殷商文化就建筑在城子崖式的黑陶文化等等。
不可否认的是，由于受当时条件的局限，梁思永提出的仰韶︱龙山︱商文化的承接性历史架构，在解决了中国文明史重大旧问题的同时，也留下了许多新的问题，其中最为明显的是，这三个独立的文化系统中间仍有不小的空隙，而什么样的文化又能连接和填补这些空隙呢？
在一九三二年春进行的第六次殷墟发掘中，考古人员发现了殷墟宫殿基址，这个发现，无疑更增甲骨科学考古的价值。因为有了宫殿就进一步证明殷墟作为都城的可能性。由此，从这次发掘开始，发掘工作的重点由单纯地寻求甲骨和器物，渐渐转变到揭露和研究这些宫殿基址等。
这些宫殿因为是在很长时期陆续建造的，旧的毁弃后又建新的，前后交叠，已看不清原来布局。随着发掘探沟与探方的展开，殷墟的神秘面纱被一步步揭开。
从一九三二年秋到一九三四年春，殷墟进行了第七、八、九次发掘，这时考古学家的目光转向一个叫做西北岗的村庄，终于在这一带找到了梦寐以求的王陵区，而商王陵之所在从未见诸记载。
一九三四年秋到一九三五年秋，由梁思永主持的第十、十一、十二次发掘对已发现的王陵迹象紧追不舍，继续扩大战果。这时胸有成竹的考古学家们已不再是局部试探，而是拥有了大面积揭露的胆魄。他们一连发掘了十座王陵，以及王陵周围的一千二百多座小墓和祭祀坑。这些大墓规模宏伟，虽经盗掘，但丰富的出土文物仍举世震惊。
一九三六年，在考古学家郭宝钧主持的第十三次发掘之后，梁思永主持的第十四次发掘在寻求甲骨方面获得突破性进展。在著名的编号为一二七号的商代灰坑中，共发现带字甲骨一万七千零九十六片，其中有三百多块是未破损的整版甲骨。这一重大发现令学者们欣喜若狂，不仅因为发现带字甲骨数量惊人，更重要的在整版甲骨往往刻有多组卜辞，这对于研究各组卜辞之间的区别与关系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更为重要的是这些甲骨出于同一坑中，说明相互之间有某种内在联系，比起零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