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索历史的踪迹
与国外在年代学研究中极其重视古代文献一样，为了提高研究的整体性和科学性，夏商周断代工程设置的第一个课题就是有关夏商周年代、天象及都城文献的整理及可信性研究。负责这一课题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先秦室主任、著名历史学家杨升南和副主任罗琨。
杨升南，一九三八年生于四川平昌县，一九六四年八月四川大学历史系考古组毕业后到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文革期间和大多数知识份子一样被下放，直到文革末期才重新回到历史所先秦室参加胡原宣主编的《甲骨文合集》工作，从此开始了学术研究生涯，之后他陆续出版了《商代经济史》、《春秋战国政治史》等学术著作，并与王宇信教授主持大型学术著作《甲骨学一百年》的编写工作，从而奠定了他在先秦历史研究中的学术地位。
罗琨是中国著名的金石学家、甲骨学奠基者罗振玉（注一）的孙女，自小受家庭的薰陶，对古史和考古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立志从事这方面的学习和研究。一九六三年，她于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毕业后，被分配到历史所从事史前史及古文字研究，曾参加了在学术界颇为著名的《甲骨文合集》以及《释文》的编辑工作。之后又陆续参加了《先秦经济史》、《中国军事史略》等著作的撰写及有关国家起源等主题的研究，并和历史学家张永山合着了《罗振玉译传》、《原始社会》等专著。
（注一）罗振玉（一八六六至一九四○）从年少开始就表现出对金石文物的高度兴趣，曾拯救一批清初重要史料，对农业与教育也颇多贡献。他一开始研究甲骨，就致力于调查出其真实出处，并且考订出这些甲骨出土于商代晚期都城，属于殷室王朝遗物，这两点直接导致后来安阳殷墟的发掘。此外，他个人搜集了一批不为骨董商重视的小屯出土文物，并写作《洹洛访古游记》，成为第一部实地考察安阳殷墟的著作。罗振玉同时也是中国境内研究敦煌文书的先驱。
夏商周断代工程所列的对古文献的整理与研究，可以说是解决三代年代学的一个重要基础，同时也是天文年代学等学科进行研究的依据。
众所周知，中国有悠久、文字记载的文明史，早在殷商时代就有了保存档案文书的制度。周代已开始了对古史资料的写定与整理。从汉代开始，更是对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进行了大规模的搜集、整理和研究。虽然有不少文献随着时间流逝而逐渐失传，但也有部分佚书的内容透过辗转传抄、引述而幸运地保存在其他典籍中。当然，这些典籍有相当一部分可能为伪书，有的年代、天象资料也过于零星分散，难以查检且极易被研究者忽略。为了提供夏商周断代工程其他课题的研究者比较完备的资料，本课题首先要对从先秦至清代文献中有关年代、天象资料进行全面而有系统的辑集，建立电脑资料库，供研究者检索研究。与此同时，在大量现有资料的基础上，对文献所载夏商周积年、诸王世系、在位年数及编年研究中的定点定位等问题进行异说排比，分析研究造成分歧的原因，判定其中比较接近史实的记载，为文献中夏商西周编年研究和天文年代学研究提供比较坚实的依据。
建立夏商周年代与天象文献资料库，是过去从未进行过的工作，工程专题组在接到任务后，经过罗琨、王贵民、张永山、曲英杰等学者的努力，先后从浩瀚的古代文献资料中，普查了近四百种古籍，从中选录出有关三代年代和天象记载的史料总计卅余万字，输入电脑，建立资料库以备使用。
负责文献中夏、商、西周编年研究的南开大学历史系主任朱凤瀚和北京师范大学彭林教授，在全面汇集有关典籍文献的基础上，对有关夏、商、西周诸王世系与在位年数、积年的诸种说法进行深入的研究辨析，找出不同说法的分歧所在，说明各种说法的可靠程度，去粗取精。同时对文献中反映出来的不同纪年体系进行科学分析，解释其编排依据并加以鉴别。其中以彭林为主要组织和编辑者的《武王克商之年研究》和朱凤瀚主编的《西周诸王年代研究》两部专著，为整个夏商周断代研究，特别是夏商周年表的编排提供了重要的文献依据。由陈力、廖名春、葛志毅、黄怀信、田旭东等学者负责有关夏商周年代、天象等重要文献的可信性研究，则从文献学的角度，进一步辨明了如今古本《竹书纪年》、《逸周书》、今文和古文《尚书》等形成的年代，并对使用这些文献时必须注意的事项提出说明。如对《竹书纪年》的研究，学者们经过仔细鉴别和分析，提出许多新的见解和看法。
《竹书纪年》又称《汲冢书》或《汲冢古文》，曾与一个盗墓故事有关联。据荀勖《穆天子传•序》记载：太康二年，汲县民不准盗发古冢另据《晋书•束皙传》记载，晋武帝太康二年（西元二八一年），汲郡人不准盗发魏襄王之墓，或言安厘王冢，得竹书数十车。
从各种典籍来看，《竹书纪年》确为盗墓者不准首次发现，据当代著名史学家李学勤考证，盗掘地点为河南汲县以西，依地志，在抗战前发掘的山彪镇大墓一带，由竹简内容和伴出器物可定为一座战国墓葬。当时所得竹简经荀勖、束皙等鸿学大儒整理，编辑成《纪年》、《周书》、《穆天子传》等，共七十五卷（篇），其中《纪年》占十二卷，或说十三篇，主要叙述夏、商、西周、春秋时晋国和战国时魏国的史事，可谓是一部魏国的编年史。对于《竹书纪年》到底是从魏襄王冢中发掘，还是从安厘王冢中盗出，却给世人留下了一个疑问。如果从《西京杂记》记载来看，魏襄王冢为广川王刘去疾所盗，不准所盗的应为魏安厘王冢。但从《竹书纪年》的记载来看，书中纪年止于魏襄王二十年（西元前二九九年），因而魏襄王卒于何时，便成为解开疑团的关键。但关于魏襄王的卒年，历史上又有两种说法，一说死于西元前二九五年，一说死于西元前三○二年，若持前说，则此墓显然为魏襄王冢，而持后一种说法，则恐怕为魏安厘王之墓了。另据现代史家陈梦家考证，魏国自惠王至亡国，帝王陵不在汲郡，《竹书纪年》当出土于魏国某个大臣之墓，其成书年代应该是在西元前二九八至西元前二九七年之间，写本则成于西元前三世纪初。
不论不准所盗为何人之墓，《竹书纪年》为中国先秦史上最重要和最具有学术价值的古文献之一，确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特别是书中所载明确的天象资料，如（帝辛）三十二年，五星聚于房、四十八年，二日并见（今本）、懿王元年，天再旦于郑（古本）等，对年代学的研究有极其重要的价值。据学者考证，《竹书纪年》原简为战国中叶写本，比司马迁的《史记》早了二百年左右。司马迁书写《史记》时并没有看到这部竹书，由战国时期的人来叙述战国事，尤其是与魏有关的事迹，自然比二百年后的人来叙述早已消逝的历史要翔实可靠许多。
遗憾的是，据说原书至少在宋代已散佚，后来仍有版本流传，学者们也未怀疑，清儒顾炎武、王念孙、王引之等，也经常引用流传本的内容。自从《四库总目提要》出来之后，有人开始怀疑《竹书纪年》是伪本，后据乾嘉学者崔述考证，得出如下结论：不知何人浅陋诈妄，不自量度，采摘《水经》、《索隐》所引之文，而取战国邪说，汉人谬解，晋代伪书以附益之，作《纪年》书二卷，以行于世。崔述曾列举了十条证据、多方证明流行于世的《竹书纪年》为假冒的伪劣产品。
自崔述之后，流行于世的《竹书纪年》的学术界地位一落千丈，学者们大都相信这是一部伪书，不足作为史料，从此打入另册，被称为《今本竹书纪年》。当然，这个今本是相对后来的古本来而言的。
既然流行的《竹书纪年》是伪书，不可相信，原本又早已散佚，所以近代来，国学大师王国维等重新开始从唐宋以前的文献中一条条摘录所引用的《竹书纪年》内容，并辑校成书，学术界将其称为《古本竹书纪年》。由于王国维等人忠实地按古代文献中的《竹书纪年》引文摘录，其间没有掺杂自己的观点或塞进其他内容，所以学术界相当看重这部《古本竹书纪年》，并用它来校订《史记》记述战国史事年代上的错误，取得了相当大的成效。
近年来，又有学者开始肯定《今本竹书纪年》的价值，并在今本可信度的研究上有所突破。如美国汉学家夏含夷认为，《今本竹书纪年》至少有一段四十字的文字与出土竹简是一样的，其余可推知；另有学者认为，清代学者否定今本的证据有相当一部分不能成立。
夏商周断代工程启动后，在文献的可信性研究这个专题中，关于今本《竹书纪年》的真伪问题自然成为焦点。透过陈力等学者们的努力，认为《今本竹书纪年》有伪作的成分，但此书基本上还是与战国中叶所作的原本相去不远，更不是宋代之后的伪作。尽管如此，此书中的史料还是不可轻易引用，因为许多地方编排次序有误，必须经过去伪存真之后，才可视为可靠的史料。
另外，关于夏及商前期主要都城的地理位置及同时代的中心区域等问题，学术界一直存在着多种不同说法，并未形成统一的意见。主要的分歧有：
一、关于夏代的主要都城及其文化中心区域有豫西、晋南和豫东、鲁西等不同说法；
二、关于早商都城及其文化中心，有河北和鲁西、豫东等不同说法；
三、关于汤都亳邑，有北亳、西亳、郑亳等不同说法；
四、关于小屯殷墟遗址，有盘庚始都与武丁始都，乃至否定其为商都等不同的说法。
对于以上诸说，负责专题研究的辛德勇、郑杰祥两位学者，透过对历史文献的综合分析，总结前人成果，对于夏代与商代前期（盘庚以前）各主要都城的地理位置，提出系统的看法，并界定夏及商前期王朝统治的中心区域，为相关考古发掘研究提供了历史地理方面的依据。
尽管从传世文献中可以看到，夏商周三代的历史枝蔓芜杂，错综混乱，神话、传说、史实和揣测交织在一起，尤其在年代划分上，更是众说纷纭。但若从传说的古史和科学的古史两个系统仔细分析研究起来，还是可以看出整体的脉络。特别是从伟大的史学家司马迁的《史记》中，更能看出夏商周三代的概况。
岁月之河
夏之前，不仅社会生活的一般状况极其模糊，时间、地点、人物及世系等要素更是云遮雾罩、难窥真颜。司马迁只能搜罗各家的异闻传说，把那些远古的英雄事迹加以梳理考证，统统归入《五帝本纪》，权当《史记》的卷首开篇，接下来就是对夏商周三代及其以后历史的描述。
按照《史记》的说法，夏的第一位帝叫禹，他之前是舜和尧两位帝，他们都是五位古帝的后代。据历史留下的资料看，尧号陶唐氏，都平阳（山西临汾县），居地在西方。舜号有虞氏，生于诸冯（山东诸城县），卒于鸣条（河南开封附近），从地理位置看应属于东方。禹的父亲鲧居地在崇，崇即嵩，应为河南嵩山一带。禹原住在阳城（河南登封县），后都阳翟（河南禹县），这两个地方都在河南偏西地区。如以五帝到尧、舜、禹这几位古帝对后世留下的影响，禹的名气最大。与许多古老民族都说远古曾有一次不可抗拒的天灾洪水一样，据说在帝尧之时，也遇到了滔天洪水，搞得天下人民苦不堪言。为治洪水，帝尧一开始让鲧来治水，结果九年而无功，洪水照样泛滥成灾。到了舜为帝时，改用鲧的儿子禹来治理，禹吸取了父亲失败的教训，改围堵的方法为疏导、疏通，在外奔波十三年，三过家门而不入，劳身焦思，终于在洪水的治理上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功，于是天下太平，禹也就成为后世崇拜和赞颂的一位神人。
当时与禹同时治水的还有一个叫伯益的非凡人物，传说伯益最早发明了凿井之术，有了井，人们便可以离开经常泛滥的河流，到不受洪水所害的地方居住和生产，人身安全和农业的发展都有了保障。差不多也在这个时期，有一个叫奚仲的人发明了车，车的发明是古代社会生活中的一项革命性成果，这个成果无疑对生产力的发展产生了极大的促进作用。
按一般的说法，黄帝以下诸帝，部落联盟逐渐扩大，战争也变得频繁起来。到了尧舜禹时期，存在着以黄帝族为主，以炎帝族、夷族为辅的部落大联盟，到了禹做大酋长时，对苗族的战争获得了较大的胜利，使当时势力最大、战斗力最强的苗族和黎族被迫退到长江流域，黄、炎族开始占有了黄河中游两岸的中原地区。从流传下来的史料看，神农时用石头做兵器，黄帝用玉做兵器，到了禹的时候，则用铜做兵器。如此迅猛发展的生产力，奠定了伟大灿烂的华夏文明的基础。
从流传下来的中国最早的史书《尚书》来看，尧、舜、禹的帝位传承，是采取禅让制度。当尧在帝位的时候，咨询四岳（姜姓，炎帝族），四岳推举舜作继承人。舜受到各种考验后，摄位行政。尧死，舜得以正式即位，而即位后的舜像先帝尧一样，也照旧咨询众人，选禹为继承人。舜死，禹继位。继位后的禹仍按过去的制度，以皋陶（偃姓，夷族）为自己的继承人。皋陶没来得及即位便死去，众人又推举皋陶的儿子伯益为继承人。当禹死后，应该继为帝的伯益却未能即位，系因禹的儿子启篡夺了伯益的位而自称帝。从这次政变开始，原来的禅让制度被废弃，公天下从此变为家天下，这个历史性的重大转折，影响了之后几千年中国历史的政治制度。
自启篡位后，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私有财产的不断积累增多，启之后的政治集团和所属部落渐渐凌于众小邦之上，而随着各种制度的益趋完善和巩固，原来的部落联盟渐渐过渡向国家，因而，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国家夏王朝形成了。
由于启的篡位称帝，使原有的禅让制度变为世袭制度。从历史记载来看，从夏代禹开始至夏最后一个帝桀终结，共为十七王，总年数为四百七十一年或四百卅一年，其世系表为：
禹↓启↓太康↓仲康（太康弟）↓帝相（仲康子）↓少康↓帝予↓帝槐↓帝芒↓帝泄↓帝不降↓帝扃（不降弟）↓帝廑（扃子）↓帝孔甲（不降子）↓帝皋↓帝发↓帝癸（桀）
夏王朝对于中国历史的影响非常之大，这是中国有史以来国家建立和文明产生发展的根基，后世对这一时期曾倾注了极大的仰慕之情，如起源、活动于西方的周族人，当他们夺得并占领中原之后，便称自己的国土为时夏，称自己的民族为诸夏。后夏又转为华，这便是中国又为华夏民族名称的来源。
就在夏王朝建立并走向鼎盛的时候，东方一个称为商的小国也在崛起。据司马迁《史记》载，商的始祖名叫契，母亲简狄是帝喾的次妃，简狄在沐浴时，遇到一只玄鸟下了一颗蛋，简狄拾起蛋吃下去，因此怀孕，后来生下了契。
尧舜时，契因协助大禹治水有功，被封为司徒之职，其封地在一个叫商的地方，因而称商族。
契死后，他的儿子昭明继位，昭明死，其子相土继位，相土是一位武功烈烈的国王，他不仅发明了马车，其势力还曾一度达到海外。其后的一位重要商王是王亥，相传他发明了牛车，大大提高了车的功用，为生产运输和交通都带来了极大的便利性。据记载，王亥曾驾着牛车，用帛和牛当货币，在部落间做买卖，后来被一个叫有易（狄）族部落的人掠夺杀死，王亥的弟弟王恒率人打败了有易族人，夺回了牛车。从这个故事可以看出，商在灭夏之前已是个兴旺发达的小国，随着农业、手工业尤其是商业贸易的发展，国势渐渐强盛，因而造成了以商代夏的趋势。
自王亥之后又过了好几代，商国中又出了一位颇具雄才大略的人物汤，因为汤在自己的统治区域内广施仁政，国势再度加强。汤王把自己的都城从商迁到亳，然后开始作灭夏的准备。由于这个期间汤王得到了两个极有才干的人物伊尹和仲虺的辅助，许多部落被征服，商的国力更加强大，灭夏的条件渐已成熟。
夏的最后一个帝王桀，是个暴君，当时居住在今河南西部一个叫斟鄩的地方。汤在灭夏之前，首先灭掉了夏在东方的昆吾、韦、顾三个附属国，然后倾全力对夏进攻。夏、汤之间经过十一次激战，夏终于力不能敌，全线溃败。夏桀率领残兵败将逃到了南巢（安徽巢县），从此宣告了夏王朝的灭亡。
夏朝灭亡后，汤率军回到亳都，自称武王，中国历史上一个新朝代开始了。
许多历史记载都说明商经常迁都，汤打败夏之前就先后迁过八次，灭夏后迁过六次，直到盘庚迁到殷（今河南安阳）才不再迁都，商后期又称殷，或殷商并称。从记载中看，商王朝的领土大约和夏统治的区域相似，介于今山东、山西、河南、河北之间，而权力所及的地区可能达到了今陕西、辽宁甚至朝鲜半岛，这些地方可能是夏朝不能相比的。至于商为什前后十余次迁都，是由于本民族的习惯，还是遇到了不可抗拒的天灾人祸，或是商业贸易交流上的考虑，史书少有记载，后世也多靠猜测推断，并没有定论。
自盘庚迁殷之后，又传了八代十二王、历经二百余年而灭亡。到了最后一个王纣王统治时，商的国势已江河日下。纣王原本是个文武兼备的人，凭着他的能力本可以使商王朝再度中兴，但他反而极度残暴、骄奢、淫乱，使延续了几百年的殷商再也无法传承下去，发生于历史上的著名的牧野之战，终于使商王朝彻底覆灭。
纵观商的历史，自契到汤共十四代，从汤灭夏到纣共十七代卅王（汤的儿子太丁早死，不计在内）。总积年有四百九十六年、六百廿九年等不同的说法。其世系为：
（一）
1契↓2昭明↓ 3相土↓4昌若↓ 5曹圉↓6冥↓ 7王亥↓7王恒（王亥弟）↓ 8上甲微（王恒子）↓ 9报乙↓10报丙↓ 11报丁↓ 12示壬↓13示癸↓ 14天乙（汤）
（二）
1汤↓2太丁（汤子，未即位）↓2外丙（太丁弟）↓2中壬↓3太甲（太丁子）↓4沃丁（太甲子）↓4太庚↓5小甲（太庚子）↓5雍己↓5太戊↓6中丁太戊子↓6外壬↓6河亶甲↓7祖乙（中丁子）↓8祖辛（祖乙子）↓8沃甲↓9祖丁（组辛子）↓9南庚（沃甲子）↓10阳甲（组丁子）↓10盘庚↓10小辛↓10小乙↓11武丁（小乙子）↓12祖庚（武丁子）↓12祖甲↓13廪辛（祖甲子）↓13康丁↓14武乙（康丁子）↓15文丁（武乙子）↓16帝乙（文丁子）↓17帝辛（纣，帝乙子）
继商王朝之后，一个称为周的民族登上了历史舞台。周的始祖可追溯到后稷时代，后稷名弃，是帝喾妃姜嫄所生的儿子。帝尧主政的时候，举弃为农官，到了帝舜的时代，弃因功而被封于邰，号后稷，姓姬氏，其子孙后世以农为本，艰苦创业。到了公刘主政的时候，举族迁居于豳（今陕西旬邑县一带），并在此地将后稷的精神发扬光大，部族也渐渐兴旺发达起来。又过了几代，到了古公亶父时，由于不堪戎狄族部落的掠夺与侵扰，古公亶父便带领族人离开豳地，来到岐山脚下的周原定居下来。
古公亶父来到周原（今陕西岐县）后，筑城廓屋室，安抚民众，改革戎狄旧俗，设立官司，渐渐形成了一个初具规模的周国，周王朝的事业从此得以开始。
随着周族的兴起，占居中原地区的商王感到这个西部王国难以用武力对付，便采取和亲的政策，把其附属国挚国之君的女儿太任嫁给古公亶父的儿子季历。后来季历生了个儿子，取名为昌，这便是历史上著名的周文王。
文王主政期间，对内广施仁政，采取各种富国强民的政策，对外则采取恩威并用，各个击破的战略。尤其是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内，先是打败了强大的西戎混夷，开辟了西边的土地，又灭掉了附近的几个敌国，奠定了渭南之地，接着又攻克了邘国（今河南沁阳县境）和耆国（今河南浚县西南），势力扩展到了东方，和商国的王畿相接，又经过一番奋斗，势力扩充到长江、汉水、汝水流域，取得了当时所谓天下的三分之二，形成了对殷都朝歌的战略包围，灭商的条件业已成熟，遗憾的是，文王未及完成自己的使命，便撒手西归。灭商大业在数年后由他的儿子武王顺利完成。
历史上著名的牧野之战，宣告了商朝的灭亡和周朝的正式建立，周武王成为天下的共主。
周武王之后继位的分别是成王和康王，在这两个王执政的四十多年间，人民休养生息，社会安静，天下太平，史载成、康之世竟无一人作奸犯科。可惜好景不长，又经过几代到周厉王时，国家已到崩溃边缘，而当政的周厉王又偏偏是个极度专制的君主，除暴虐、骄横之外，还重用奸佞小人掌管朝政，使得民不聊生，导致忍无可忍的民众群集起来暴动，周厉王眼看颓局难挽，于是渡黄河逃走。由于厉王出逃，在诸侯推举下，由召公、周公二相共同代行王权，历史上称这个时期为共和政治，而召、周二公行政的始年称为共和元年，也就是从这一年起，中国的历史有了确切纪年，若以西元纪年计算，这一年为西元前八四一年。
厉王流放出国，一去不复返，这个上古世界的第一个共和国，在经历了十四个春秋之后，随着厉王在彘的死亡和其太子静（宣王）的继位而宣告结束。
由于宣王自小就历经艰苦磨难，即位之后，还是认真地听取召公和众公卿的意见，努力治理政事，一时颇有中兴气象。遗憾的是，周朝到了宣王这一代，外患实在太多、太大，西北有强劲的戎部族侵扰，东南有夷族劫掠，南面有楚部落的进逼，虽然在召公和宣王的努力下一一平定，但周室的国力却大大地衰弱了。
继宣王之后，继位的是中国历史上颇为著名的幽王，这位幽王之所以著名，是因为他的荒虐无道，他曾经烽火戏诸侯，并因宠爱褒姒而废去申后和太子宜臼，另立褒姒的儿子伯服为太子，以致激怒了申后的父亲申侯，申侯一气之下约集了鄫国和犬戎，联合发兵攻周，周王室力不能敌，镐京被破，幽王在败逃中被杀死，于是西周宣告灭亡。
幽王死后，申侯鉴于镐京在战火中化为瓦砾，无法再作为都城，便在自己的国土上立太子宜臼为主，是为周平王。廿一年后，周平王在晋文侯的帮助下取得了天下共主的地位，并以周公早年所建的东都洛邑为京畿之地号令天下，后人始称东周。平王四十九年（西元前七二二年）是鲁隐公元年，相传孔子在这一年始作《春秋经》，从此历史进入了春秋时代。在这个时代中，周王室虽然还有天下共主之名，但政治重心实则已渐渐转移到列国霸主的身上，中国历史进入了一个急剧动荡、频繁变革的新时代，西周的世系表为：
1武王↓2成王↓3康王↓4昭王↓5穆王↓6共王↓7懿王↓6孝王共王弟↓8夷王（懿王子）↓9厉王↓共和元年↓10宣王↓11幽王
疑古思潮的兴起
与世界上其他国家一样，在文字尚未产生之前，中国人的祖先是靠口耳相传将远古时期的历史传述下来的，等到文字产生之后，远古的历史和现实发生的事迹，才用各种书写工具断断续续地记载下来。由于口耳相传的缘故，对于远古的人和事，就不免有后人增益、编撰的成分，因而先秦典籍及汉代典籍中对古史的记载就变得互有差异，错综复杂起来。比如三皇、五帝的记载，先秦典籍中有不同的说法，如商的始祖简狄吞吃玄鸟卵而生契，周之始祖姜嫄履大人迹而生后稷等，显然是神话。
面对如此错综复杂，但看上去各家又能自圆其说的古史系统，自春秋战国时代就有学者产生了疑古思想，不过那时候只是一种疑古思想的萌芽阶段，并未形成对伪书、伪说考辨的气候。真正形成气候则是秦汉之后的事情。
西元前二二一年，秦王嬴政尽灭六国，定天下为一尊之后由于一场关于实行郡县制还是分封制的争论，产生了历史上著名的焚书坑儒事件。秦王朝明令规定，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
不难想见，这次全国性的焚书对先秦典籍是一次空前浩劫，各国史书损失尤为惨重。正如司马行所言：周道废，秦拨去古文，焚灭《诗》、《书》，故明堂石室金匮玉版图籍散乱。但是，由于《诗》丶《书》及诸子书多藏人家，则没有被烧绝，故而到了西汉初年，时有失而复见者，重新被发现的古文经共有十种，如《周易》丶《尚书》、《毛诗》、《礼记》等。古文经的不断发现，引发了今古文之争，这场学术之争，导致了后世大量伪书的出现，并直接影响着辨伪学的发展。 《尚书》的发现与辨伪可以说就是一个非常生动、有趣又典型的个案。
《尚书》又称《书》、《书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历史文献汇编。战国以前，它被称作《书》。汉朝人称它为《尚书》，意思是上古之书。汉代之后，《尚书》成为儒生必读的主要经典，故又称《书经》。 《尚书》记载了上起尧舜，下至东周（春秋中期）一千五百多年的历史。其基本内容是虞、夏、商、周历代帝王的文诰和君臣谈话纪录。这部书在秦朝的焚书坑儒浩劫中也难以幸免，相当长的一段时日，再也不曾听闻《尚书》残存的消息。到了汉文帝时，忽闻山东济南有一位年过九旬的老人在家以《尚书》授徒，文帝立即派太常掌故晁错前往求教。原来这位老人名叫伏生，曾在秦朝宫中担任博士，精通《尚书》，秦始皇下令焚书时，他冒着生命危险，把《尚书》藏起，等到汉惠帝取消禁书令，伏生又想办法搜寻藏书，发现遗失了几十篇，只剩下廿九篇，便用此在家乡授课。但伏生年事已高，口齿不清，口授经文时需由其女儿在旁通译。晁错尽职尽责，终将《尚书》记录完毕。由于它是用汉代书体（隶书）记录成书的，故称《今文尚书》，以与孔子用大篆文传授的《古文尚书》相区别。
正当《今文尚书》大行于世时，到汉武帝时，在孔子的家乡山东曲阜又传佳音：孔子十二世孙、汉博士孔安国，在拆毁孔府中的一处旧宅时，意外地发现了密藏在墙中的一批古书。在这些古书中，有一部《尚书》残卷。这部《尚书》系由大篆文书写，又得自孔门真传，便称《古文尚书》。汉太史令司马迁年幼时师从孔安国，学的就是这部书。后来司马迁在作《史记》时，主要参考书之一就是这部《尚书》。不过，司马迁没有完全相信书中的记述，他本着考信于六艺的原则，对古史记载认真地加以整理、考辨，所以梁启超称他是辨伪学的始祖。
《今文尚书》和《古文尚书》虽得重新行世，却只是两部残卷，未免美中不足。
司马迁身后百余年，已到汉成帝朝。山东东莱（今山东莱州市）有个叫张霸的人，忽然声称发现一部全本《古文尚书》，并献朝廷，这件事震惊朝野。成帝派人仔细研读，才发现上当受骗。原来这是一部伪作，且造假手段十分拙劣：是将伏生所传《今文尚书》、孔安国所献《古文尚书》及《左传》里的一些文字拼凑而成。成帝大怒，下令将张霸斩首。
就汉初所发现和流行的《今文尚书》和《古文尚书》而言，除篇数和字体外，本无实质性的区别，只是两种不同的版本。但由于《今文尚书》和《古文尚书》在传授过程中各有师承，研究和学习的方法各不相同，后来渐渐形成了《尚书》今文和古文两个学派。当时，各经都立博士，今文《五经》立了十四个博士。如果某经或某经中的某派被立了博士，那就意味着从私学变为官学。因为通博士经是唯一的利禄之路，凡不具博士弟子身分者不得仕进。所以各家经说均欲争博士。西汉中期《今文尚书》作为五经之一被长期立于学官，这部书的今文学家也就大都在朝中做官。由于古文经派不被立为博士，自然没有做官的希望。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少数好古之士在民间学习、传诵古文经。到了西汉末年，对古文经有特殊偏好的学者刘歆借掌握朝中权柄的王莽之力，将《左氏春秋》、《毛诗》、《逸礼》、《古文尚书》皆立学官。基于当时政治的需要，王莽开始提倡古文经学，一批古文经学者终于冲破今文经学派的长期抑制，堂而皇之地与今文经同立博士。刘歆的这个举措，为长达二千余年的经今古文之争埋下了伏笔。
继王莽之后又过数百年，历经东汉末年董卓之乱、西晋永嘉之乱，使汉魏以来的文献典籍一再遭毁，伏生所传《尚书》和孔安国所献之书，在一次次的兵燹中终于全部失传。
东晋元帝时（三一七至三二二年），忽有豫章内史梅赜向朝廷献书，称是孔安国之《古文尚书》再现。
此书一出，朝野轰动。因为它不仅包括伏生所传《尚书》，而且还多出了廿五篇逸文，这些逸文，就连晁错、司马迁、班固、刘向等大家都未曾见过。更令人吃惊的是，这部书中竟然还附有孔安国亲撰的序文和注释。一时间，人们为这一重大发现而心醉神迷，忘乎所在。梅氏也因此而加官晋爵，名声大噪。然而，梅赜的所谓《古文尚书》，行文怪异，破绽百出，从问世一开始便有学者提出怀疑。但在一片忘乎所以的鼓噪声中，这种怀疑并未受到应有的重视。
直到南宋初年，学者吴棫的大胆诘问才引起社会关注。吴棫发现，梅氏的《古文尚书》中属西汉的《今文尚书》部分和增出的廿五篇逸文，在文体上有很大差别，增多之书皆文从字顺，不若伏生之书诘屈聱牙，显然不是同一时代的作品。
吴棫的观点犹如平地惊雷，引发了一场关于梅氏古文尚书真伪的论战。第一个站出来公开支持吴棫的著名学者是朱熹。他认真考辨了梅赜的本子，得出了与吴棫完全相同的结论，即：梅赜所献的这个本子里的廿五篇逸文是伪造的，所谓孔安国的序文和注释也是赝品。
他们的考证成果引起了学术界的极大重视，这部神圣不可侵犯的经典的地位因而随之动摇。
从南宋开始，历经元、明、清，对梅赜所献之书的辨伪便成为考据学家的热门课题，但由于若干复杂的原因，伪《尚书》仍在半遮半掩之中得以大行其道。直到清朝康熙年间，经著名考据学家阎若璩的不懈努力，这一伪书的真实面目才被彻底揭穿。
阎若璩在少年时便对梅氏所献书中所谓逸文的真实性感到怀疑，成年以后便下定决心要把这一历史悬案弄个水出。他前后花了廿多年时间，对梅氏所献本子进行了精深的研究考证，终于完成了一部给这部伪书盖棺定论的著作《古文尚书疏证》。在这部书中，他列举了一百廿八条证据，令人信服地彻底戳穿了梅赜精心罗织的这一千古骗局。梅氏的作假手法也被一一曝光：
一、作伪者将先秦古籍中有关《尚书》的只言片语加以精心联缀，以成所谓逸文，而阎若璩对这些逸文的最初来源都一一查出。
二、作伪者又将孔子编定《尚书》时所写《书序》中的若干标题，移植到廿五篇逸文中，让人感到其来之有绪。
三、为了弄假成真、蒙蔽世人，作伪者将伪文与伏生所传真文仔细掺和，并煞费苦心地伪造了所谓孔安国的译文和注释。
为了制造这一高级赝品，梅赜之流可谓机关算尽，但于由吴棫、阎若璩等学者的不懈努力，证明《古文尚书》确是晋人伪作，这场直到清康熙年间长达五、六百年之久，关于伪古文《尚书》的疑辨至此已基本定案。
就在吴棫、朱熹、阎若璩等学者怀疑《古文尚书》并着手寻找证据考辩之时，今文经学派又开始了对《左传》、《周礼》等先秦典籍真实性的漫长怀疑。在这个过程中，今文家怀着对最早提倡古文经学的刘歆的嫉视，说他伪造了《左传》和《周礼》，同时还遍伪群经，直至窜乱《史记》，罪名愈来愈严重。经宋人林栗、元人程端学等今文家一路怀疑下来，至清代著名今文家刘逢禄写成《左氏春秋考证》一书，对刘歆的所谓伪造《左传》的劣迹加以系统的揭发。在刘逢禄看来，历史上曾经有过名为《左氏春秋》的书，一如《晏子春秋》、《吕氏春秋》，但冒名的《春秋左氏传》乃是东汉以后的以讹传讹，而其始作俑者实为刘歆。刘逢禄为此断言，后世流行的《左传》，是刘歆出于贬低今文的《公羊传》，为王莽篡汉提供历史根据的目的而与《周礼》一起捏造。到了清末，在戊戌变法中爆得大名的康有为，除全部继承了刘逢禄的论证外，进而从现行《左传》的来源、形成上证实它是伪书外，在他的代表作《新学伪经考》一书中进一步断言：西汉经学，并无所谓古文者，凡是古文经全部是刘歆的伪作，故称为伪经。因为这些伪经是新莽一朝之学，与孔子无涉，为了弘扬孔子之道，必须摒弃刘歆之伪经。
关于《新学伪经考》的得名，康有为说的很明白：王莽以伪行篡汉国，刘歆以伪经篡孔学，二者同伪，二者同篡。伪君、伪师，篡君、篡师，当其时一大伪之天下，何君臣之相似也！然歆之伪《左氏》在成、哀之世，伪《逸礼》、伪《古文尚书》、伪《毛诗》，次第伪之，时莽未有篡之隙也，则歆之畜志篡孔学之矣；遭逢莽篡，因点窜其伪经以迎媚之。而歆身为新臣，号为新学。为了证明这个观点，康有为从多方面作了论证，全盘否定了传世的古文经传，从而动摇了现存的儒家经典。尽管康有为在考辨古文经的过程中，存在着严重的主观武断现象，有些观点经不起推敲，甚至是错误的，但在当时的政治界、学术界都引起了相当大的震撼。在政治上遭到了清政府三次降旨毁版的命运；在学术上，它直接影响了后世的疑古辨伪风潮的兴起，直至引发了一九二○、一九三○年代古史辨派的产生。
一九一七年，廿七岁的胡适自美国学成回国担任北京大学教授，接替陈汉章讲授中国哲学史。他不管以前的课业，重新编写讲义，他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采用截断众流的方法，摒弃远古一半神话，一半政史的记载，在开篇中国哲学的结胎的时代一章中用《诗经》作时代的说明，抛开了三皇五帝和夏商，直接从周宣王以后讲起。胡适之所以丢开伏羲、神农、黄帝、尧、舜不讲，而直接从老子、孔子讲起，是因为他对中国远古时期神话传说和史实杂糅的记载持根本的怀疑态度，所以才会有东周以上无史的讲法。
由于胡适在学界的地位和影响，与他的古史观持相同看法者甚众。一九一七年，他在北大开设中国哲学史时，对将周宣王之前的历史全部抛弃不用的治学思想和方法，其弟子如顾颉刚、傅斯年等深表佩服。据后来顾颉刚回忆说：这一改，把我们一般人充满着三皇、五帝的脑筋骤然作一个重大的打击，骇得一堂中舌挢而不能下。后来，胡适又发表了《水浒传考证》和辩论井田制的文章。些文章的发表，给顾颉刚以深刻的触动和启迪，顾颉刚说：可见研究古史也尽可以应用研究故事的方法。我们只要用了角色的眼光去看古史中的人物，便可以明白尧舜们和桀纣们所以成了两极端的品性，做出两极端的行为的缘故，也就可以领略他们所受的颂誉和诋毁的积累的层次，只因我触了这一个机，所以骤然得到一种新的眼光，对于古史有了特殊的了解。
胡适留美时师从名教授杜威，将其实验主义称为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并在中国学术界大力鼓吹，风靡一时。一九一九年，胡适又提出整理国故的主张，一时从者众，正因这个缘由，从一九二○年起，胡适与顾颉刚的交往日益频繁，顾颉刚开始按胡适的学术指导思想撰写《清代著作考》。之后二人共同策划编辑《辨伪丛刊》，其间得到了学界名人钱玄同的赞同与回应，三人不断来往商讨，使这个事情越闹越大，最终并拉开了古史辨运动的序幕。
一九二二年，顾颉刚在整理上古史的过程中，把《诗》、《书》和《论语》三部书中所载的上古史传说整理出来，并加以比较，发现禹是西周时就有的，尧、舜是到春秋末年才起来的。越是起得后，越是排在前面，等到有了伏羲、神农之后，尧舜又成了晚辈，更不必说禹了。于是他建立了一个假设：古史是层累地造成的，发生的次序和排列的系统恰是一个反背。也就是说，古籍中所讲的古史是由不同时代的神话传说一层一层地累积而成的，神话传说发生的时代；其先后次序和古书中所讲的排列系统恰恰相反这便是廿世纪上半叶在中国史学界影响巨大的顾颉刚的学术精髓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观。
一九二三年二月，顾颉刚致书钱玄同，以书信的方式进一步表明了他的这一观点。这封信同年五月六日在《努力》增刊《读书杂志》第九期，以<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的标题发表时，顾颉刚又加了按语，申明自己的主要观点：我很想做一篇《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把传说中的古史的经历详细一说。这有三个意思：第一，可以说明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期愈长。第二，可以说明时代愈后，传说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第三，我们在这上面，即不能知道某一件事的真确的状况，但可以知道某一件事在传说中最早的状况。
胡适对顾颉刚的观点给予高度评价，并誉为真是今日史学界的一大贡献，是用历史演进的见解来观察历史上的传说、他这人根本观念是颠扑不破的，他这个根本方法是愈用愈见功效的。而钱玄同不但对顾颉刚的观点表示击节赞誉，大加鼓吹，而在其后不久，遂将姓名索性改为疑古玄同，表示自己疑古到底的决心。
与胡适、钱玄同等相对立的大多数有着封建思想的人如刘掞藜、胡堇人、柳诒征等著名学者，则纷纷发表自己的见解，对顾氏的观点提出发难和尖锐的批判。刘掞藜在其发言的《读顾颉刚君<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的疑问》一文中，认为顾君疑古的精神是我很表同情的；不过他所举的证据和推想，是很使人不能满意的。接下来，刘掞藜依据经典常识，从五个方面驳诘了顾颉刚的说法。而胡堇人在其所撰<读顾颉刚先生论古史书以后>中，则认为我以为古史虽然庞杂，但只限在尧、舜以前。若尧舜之后的史料，似乎比较稍近事实。文中，胡堇人重点驳斥了顾颉刚关于禹不是人而是一条虫的说法。如顾颉刚据《诗•商颂•长发》中关于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的记述，认为禹是上帝派下来的神，不是人。胡堇人却认为这两句正是叙禹平治水土的话，又何尝有天神的意思呢？另如顾颉刚据《说文》禹字训为虫，便以为禹不是人类，而是九鼎上铸的一种动物。胡堇人则斥为这是一种望文生义的解释，若依这个例子则舜字本义《说文》训作蔓草，难道帝舜就是一种植物吗？
面对众人的责难和批判，顾颉刚不得不放弃了疑禹为虫，并出于九鼎的推论。随着讨论的不断展开，顾颉刚的思想也不断地变化，在《答刘胡两先生书》中，顾颉刚又进一步提出推翻非信史的四项标准：
一、打破民族出于一元的观念；
二、打破地域向来一统的观念；
三、打破古史人化的观念；
四、打破古代为黄金世界的观念。
这四条原则，可谓是顾颉刚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假说的延伸和发展。
从一九二六年开始，顾颉刚把一九二三年这次古史论战中双方所有的文章以及后来继续讨论的有关文章、信件汇集起来，编成《古史辨》第一册，并写了一篇长序，阐发自己疑古、辨伪思想的由来、研究古史的方法等。胡适在介绍此书时说：这是中国史学界的一部革命的书，又是一部讨论史学方法的书。此书可以解放人的思想，可以指示做学问和途径，可以提倡那深切猛烈的真实的精神。颉刚的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一个中心学说已替中国史学界开了一个新纪元了。
《古史辨》一经问世，立即风靡学界，一年之内重印近廿版次。在这部书的推动下，许多学者纷纷加入到疑古辨伪的行列。直到一九四一年，《古史辨》共出了七册。从《古史辨》中可以看出，一个以顾颉刚为核心的古史辨派由此登上了中国史坛，强烈地震撼了人们的心灵和思想。
对于一九二○年代开始的古史辨派的形式和疑古狂潮的升起，来自各方面的批评和赞誉可谓此起彼伏。但更多的评论是既肯定其作用和影响，又指出其存在的问题。如胡绳在《枣下论丛》中就曾对此评论道：我以为，在一九二五年左右顾颉刚先生在古史辨的名义下进行的一些工作是不应当被抹煞的，在这些工作中表现者的所谓疑古精神，是当时的反封建思潮的一个侧面。但在许多地方，史料（记载古代历史的文献）和历史（古代历史本身）是被混淆起来了。所谓古史辨的工作本是从辨伪开始，乃是一种史料考订工作。由此，胡绳反对把整理某一部分史料而得到的史料学上的个别结论夸大为历史学上的根本问题。
历代相传的古籍文献如《尚书》、《左传》、《春秋》，特别是司马迁的《史记》所记载的史实到底全是传说还是确有史实，在疑古派大行其道，学术界思想陷入一片迷茫与混乱的严重时刻，中国一批博学鸿儒处变不惊，对中国古文明的探索仍怀有满腔热情和足够的信心。他们从狂热的论争和迷茫混乱的思想态势中悄然走出，转而以科学的理念求助于刚刚诞生的中国考古学，以求得对中国古史的认知。一九二五年九月，时为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之一的王国维，发表了知名的演讲<古史新证>：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材料之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于种种材料，我辈因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驯之言，亦无不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始得为之。
而此时，以罗振玉、王国维为代表的部分学者则独辟蹊径，透过对一八九九年开始在安阳发现的甲骨文的研究、破译，以铁的事实否定了极端疑古派的结论，完成中国传统学术向近现代学术转型，同时也轰然撞开了历史典籍中记载的遥远的殷商王朝大门，从而使中国之旧学自甲骨之出而另辟一新纪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