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页历史科学的空白
夏商周断代工程启动后，各路专家、学者按照工程的规划和各自承担的课题、专题纷纷行动起来，以满腔的热情和充足的信心将自己的才学、智慧和心血倾注于文献资料库、天文资料库、计算中心、碳十四测年术设备等硬体的建立改进，以及传世文献的可信性、各考古遗址和考古学文化等方面的研究与探索。鉴于古代近东和西方古典年代学的研究已有相当长的历史，在取得了丰硕成果的同时，也累积了比较丰富的经验，且这种研究仍在不断发展之中。所以夏商周断代工程在筹备阶段，就特别设立了世界诸古代文明年代学的历史与现状专题，以让所有参与工程的专家、学者了解外国古代文明年代学研究的情况并取得借镜，由于这一专题的研究成果必须走在其他诸如考古、天文、历法等课题的前面，才能有效地发挥作用，于是工程专家组经过慎重的考虑与讨论，认为只有将这一复杂繁重的工作，交由东北师范大学古典文明史研究所以林志纯教授领衔的众位专家，才能够在短时间内达到预期的目的。
林志纯，笔名日知，是中国著名的世界古代史学家，一九一○年生于福建省福州市一个教师世家，自幼聪颖好学，福州地区的历史文化名家，如林则徐、林旭、林觉民、严复、林纾等，都对他有所影响。不到十岁时，父亲去世，靠母亲打工维持一家人的生计，林志纯也很早就开始分担生活重担，中学之后，更是只能半工半读。直到一九三七年，林志纯入上海大夏大学学习，并在上海圣约翰大学旁听，师从著名学者王成祖教授。一九四一年毕业后，他在上海综合大学和大夏大学任讲师，主要讲授中国史，同时也关注世界史。后来，林志纯于一九五○年离开上海到长春东北师大任教，此后数十年间，他一直在东北师大历史系与世界古典文明史研究所工作，并渐渐转为主要从事世界古代史的教学研究，最终成为中国世界古代史学科领域的一代宗师。
一九七九年，在林志纯的组织指导下，中国世界古代史研究会在长春成立，林志纯当选为研究会的理事长。此时的他虽年届古稀，但深感古代近东与西方古典这两大文明的研究成果，以及中国对这一领域在研究上出现的底子薄、人才少，学术空白大量存在，尤其是多种古文字无人精通等巨大反差，林志纯决心扭转这种状态。于是自一九八○年代初开始，他联合中国史和世界史研究领域的巨擘周谷城和吴于廑二先生，联名向教育部提出关于加强世界古代文明史研究工作的意见和建议，这个建议得到教育部的重视，并于一九八四年以专文批覆。
根据此一精神，东北师范大学成立了世界古典文明史研究所，以世界古文明，尤其以埃及学、亚述学、西台学、希腊拉丁古典学为重点。同年，林志纯又和周谷城、吴于廑一同联名发表了《古典文明研究在我国的空白必须填补》一文，以期进一步加大和推动这些空白学科的力度。在文章最后，林志纯等人表达了自己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的信心和勇气：埃及象形文字，苏美•阿卡德楔形文字等等外国古文字，的确是难学的文字，对不同语言文化传统的学者尤其如此。但这些古文字都经一二百年来或至少数十年来西方学者的钻研努力，读解之法早已成规。我们今天来学习，入门既不难，深入钻研也不是不可能得到效果。关键在于搜求必要的资料，立志攻坚，以严密的科学态度和方法，参照我们研究本国古文字和古文化的经验，经过努力，完全有可能为古典历史学科在我国的空白补缺。
这篇文章发表之后，在史学界引起了较大的回响，并得到了相关学科专家的支持。一九八八年，大陆国家教育委员会下达高等学校重点学科名单时，特别指定东北师范大学为世界上古、中古史重点学校，长期延聘外国专家来华讲授埃及学、亚述学、西台学、西方古典学以及各种古文字学。经过十几年的努力，终于培养出了一批又一批能掌握埃及象形文字、西亚楔形文字和希腊、拉丁文的中国学者，这些学者大都在东北师范大学或国内外的科学研究机构从事古代近东或西方古典的教学与研究工作。正因如此，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把世界诸古代文明年代学研究的历史与现状专题的重任交付以林志纯教授为首的众位专家研究。
那么，世界各古代文明年代学研究的现况如何呢？
埃及文明的湮没与发现
埃及，以地理位置而言，以今天的开罗为界，分为上埃及和下埃及两个部分。上埃及是指埃及的尼罗河上游地区，即开罗以南地区。下埃及是指埃及的尼罗河下游地区，即开罗以北的尼罗河三角洲地区。关于埃及的气候及地理环境，著名学者C•W•西拉姆（C•W• Ceram）曾如此描绘：太阳早晨在湛蓝的天空升起了，运行了，它那黄色的、滚烫而耀眼的光芒照在褐色的、赤色和白色的沙地上，映出的影子像沙上的剪影一样轮廓分明。这是一片永世阳光普照的荒野，这里没有气候的变化，没有雨、雪、雾、雹，也很少有雷声和闪电，这里的空气干得要命，遍地都是五谷不生的砂砾和硬得发脆的土地就在这块土地上，奔流着伟大的尼罗河，它是众河之父，人称万物之父尼罗河。它源远流长，河水来自苏丹的湖泊和热带雨林。每逢汛期河水就溢出两岸，淹没沙荒，吐出肥沃的七月的泥浆。每年河水高达五十二呎，如是循环往复，持续了千万年。水退之后，河边的干土和沙地已经浸透，河水所过之处长出绿色的植物。播种的庄稼开始发芽了、吐穗了、成熟了。就这样，尼罗河边每年出现一个新的埃及，它是古代的谷仓。正如伟大的历史学之父希罗多德所说：埃及是尼罗河馈赠的礼物，就连远地的罗马人的饥饱也要取决尼罗河的恩赐。
埃及文明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植根、繁衍、壮大、发展起来，并很快成为世界最古老、伟大的文明之一。关于这个文明古老的程度，已超出许多现代人的想像。早在罗马的国会上讨论制定未来的罗马帝国各项政策纲领的时候，埃及已经是一个辉煌无比的庞大帝国了。当日尔曼人和凯尔特人在北欧密林里猎熊的时候，埃及文明已经开始衰败。按照后世研究者的划分，埃及文明可分为前王朝时期和王朝时期两大部分，前后延续了约四千年。在前王朝时期，埃及从原始社会过渡到阶级社会，最后以国家的统一而告终。从西元前三一○○年起，一直到西元前三三二年希腊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征服埃及时止，埃及先后共经历了七个阶段和卅一个王朝，因为统治的国王被称为法老，所以王朝时期又被称为法老时期。
就在这个法老时期内，埃及文明从弱小的初始阶段一步步走上鼎盛。关于埃及在当时世界格局中无与伦比的辉煌和繁荣，生于纪元前的古希腊盲诗人荷马在他的史诗《伊利亚德》中曾记述道：在埃及的底比斯，那里的城有一百个城门，城门是如此宽阔，每个城门可供廿个男子骑着马，驾着马车并排通过。直到离荷马时代过去几千年后的今天，人们仍然可以看到在骄阳照射下的沙漠上矗立着一座又一座金字塔，单是其中的一座就用二百五十万块石头、十万名奴隶，工作了整整廿年才得以建成。它的盖世威严和磅礴气势，成为几千年来人们尊崇膜拜的偶像，正如十八世纪法国旅行家萨瓦里所发出的感慨：这些古建筑经历了民族的毁灭，帝国的崩溃、时间的侵蚀，见到它们的外观，令人油然生出敬仰之情。回顾在这些巍然不动的躯体面前流逝的茫茫岁月，心灵真会不由自主地震颤向世界七大奇迹之首致敬！光荣归于建造者的血汗！
这样一个曾经拥有无限辉煌而光荣的文明国度，自亚历山大大帝于西元前三三二年到来后，便宣告了古代埃及几千年文明史的终结。
事实上，早于亚历山大大帝之前约二百年，波斯王朝便征服过曾辉煌无比但当时已经暗淡衰颓的埃及法老王朝。当新崛起的亚历山大开始率军东征时，埃及的法老王朝不过仅剩虚名而已。这个高大而脆弱的庞然大物，只被亚历山大的战刀轻轻一击，便颓然倒地了。随着埃及的被征服，埃及人对本民族国家的统治地位完全丧失，一个由希腊人统治的新时代到来了。
西元前三二三年亚历山大去世后，他的部将托勒密开始在埃及称王，并建立了托勒密王朝，他的王位继承者们对古埃及人的统治直到罗马帝国占领埃及后才告终结。这一时期被后来的史学家称为托勒密埃及。
亚历山大大帝对埃及的征服，开启了希腊文化与东方文化大交流、大融合的时代。托勒密掌权后，又进一步宏扬两种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他在筹建亚历山大城之时，兴建了世界上第一座规模庞大的图书馆亚历山大图书馆。托勒密二世还亲自任命古希腊著名数学家厄拉多塞（注一）为图书馆馆长，负责搜集、整理古希腊文学和其他民族优秀文学作品的抄本，翻译《旧约全书》和巴比伦人的各种文献，并组织七十二名犹太学者将《旧约全书》译成希腊文。由于官方的支持和浓厚的文化氛围，一大批希腊、罗马的学者为之吸引，并陆续来到亚历山大城，从事各学科的研究和学术交流，一时整个亚历山大城大师如林，科学文化事业如日中天，成就斐然，亚历山大图书馆的藏书与日俱增，竟达到了七十余万卷，且这些图书全部编目化，每册图书均有内容提要以及评论，包括了卅卷的镇馆之宝《埃及史》，这是埃及祭司、著名的僧侣学者曼涅托应托勒密一世的指示，用希腊文撰写的最权威的古埃及通史。这部著作不但记载了远古时代的一系列事件，而且极为详尽地描述了民间习俗与宗教等大众文化，为埃及年代学的创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曼涅托以罕见的远见卓识在书中将古代埃及划分为卅个王朝的断代方法，直到几千年后仍被学者们沿用。遗憾的是，到西元前四十八年时，罗马共和国的一代雄主凯撒率部队攻占埃及，战火蔓延到亚历山大城时，亚历山大图书馆也难逃此劫，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图书馆、杰出的东西方文化研究中心被焚毁殆尽，不仅许多孤本藏书化为灰烬，最伟大的人类文化巨著、曼涅托的《埃及史》孤本也随着火焰升腾，随风消逝了。
（注一）Eratosthenes of Cyrene：西元前二七六？至前一九四？ ，希腊科学作家、天文学家、数学家和诗人、已知测量过地球周长的第一人。
西元三九一年，罗马帝国的新皇帝狄奥多西一世颁布法令，关闭帝国版图内所有非基督教的异教神庙。当时在埃及的亚历山大城中有一座被称为萨拉匹斯（注二）的神庙，这是西元前卅一世纪托勒密时代萨拉匹斯信仰由希腊传入埃及后建立的，这座建筑除神庙的功能外，还是继亚历山大图书馆之外又一座保存古代文献、图书的文化宝库。狄奥多西一世的法令颁布后，这座神庙不但被关闭，还遭到了焚毁的厄运，神庙中逃过西元前四十八年那一劫的剩书，也随之荡然无存。
（注二）Sarapis：又作Serapis，埃及︱希腊宗教所奉祀的神。本来是冥神，后来被奉为太阳神，据说能医治疾病、保证丰收。对他的奉祀沿着商队路线从罗马遍及地中海地区，各商业城市香火尤盛。
当罗马帝国占领埃及的早期，埃及的祭司除履行日常的祭祀之外，还要教授弟子当地的语言文字。但自三九一年之后，这些祭司在狄奥多西一世严厉法令的打击下，一批接一批地出逃了。这些祭司出逃所导致的后果是，无论是刻在石碑上的文字，或是保存在神庙中纸莎草纸上的作品，整个埃及再也没有一个人能辨识了。
到了西元四五○年不但没有人能辨认古代埃及的文献，就连当地人为了让占领者了解埃及而用希腊文撰写的作品也就此消失，古埃及文明的链条彻底中断，昔日的万丈光芒被茫茫的黑夜湮没了。从这时候开始，直到一八二二年法国学者商博良成功地破译古埃及象形文字之前的近代人，除了对雄伟的金字塔和刻有一个个生动符号的方尖碑等文物古迹大加赞赏外，对埋藏在沙漠下的其他财富一无所知。没有人真正认识到这里沉睡着一个悠久而古老的文明，而且是人类发展史上最为辉煌耀眼的文明之一。如果不是十八世纪拿破仑的远征，埃及文明或许还要继续湮没下去，正因为有了拿破仑那看似有些荒唐的远征，才使人类重新发现了埃及文明，并催发了埃及学的诞生。
一七九七年十月十七日，著名的法国将军拿破仑在坎波福米奥（现威尼斯）和奥地利签署了法义战争的停战合约后，成了法国最得人心的人物。这位当时在不得人心的政治制度下，颇受公众爱戴的将军，在一时还不能政变和开始他那最为辉煌的横扫欧洲的壮举之前，已是满脑子精神病患者的狂想，这种狂想使他打算要做一个如二千年前亚历山大大帝般的盖世英雄。这位小个子将军在日记中这样写道：巴黎压在我的身上，沉重得像一件铅做的大衣。我们的欧洲如同一个土堆，只有前往六亿人的东方，才能创建伟大的帝国，实现伟大的使命。
出乎许多人意料的是，拿破仑的狂想很快成真。一七九八年五月十九日，拿破仑以共和国派遣军的名义，展开了规模浩大的东征。这次目标直指埃及的征战，不仅动用了三百二十八艘战船以及共和国最精锐的三万八千人的军队，还有一百七十五名各界精英随行，其中有数学家、天文学家、化学家、矿物学家、东方语言学家、建筑师、作家、画家、诗人等等。拿破仑远征的目标很明确，除了武力征服埃及，还要对这块土地进行大规模的科学考察。
七月一日，拿破仑的军队登陆埃及亚历山大城，由于事出突然，城里的驻军和居民根本来不及抵抗就成了被征服者。七月廿一日，拿破仑的士兵经过艰难的行军，横越一望无垠的沙漠，终于看到了开罗，看到了这座天方夜谭里的城市和它的四百座寺塔，看到了开罗最大的贾米︱埃尔︱阿沙清真寺那巨大的圆顶，在柔和的晨曦中，这些金碧辉煌的屋宇闪烁着光辉，而那些在沙漠中高高耸立的巨大、孤寂、冰冷的巨石建筑，其鲜明的轮廓被莫卡塔姆山紫灰色的山坡烘托得格外显眼，两种景物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吉萨高地的金字塔永恒地沉默着，以高贵的姿态见证着在伊斯兰教之前早已死去的文明。
这令人眼花撩乱的一切，拿破仑的士兵根本没有心思仔细打量，因为埃及的统治者马穆鲁克王的军队正阻挡着他们前进的脚步，面对如蝗的敌军，拿破仑指着巨大的金字塔，豪情万丈地对他的士兵说：士兵们，从这些金字塔的顶上，四十个世纪在注视着你们！
战斗的激烈程度远超出拿破仑与士兵们的想像，但拿破仑还是以卓越的军事天才击败对手，进驻开罗。至此，他的雄心壮志正步步实现，那全面占领埃及、直捣印度的伟大计画已完成过半。遗憾的是，拿破仑的好运不长，八月一日，法国舰队在停泊港阿布基尔遭到了英国舰队司令纳尔逊的军队袭击，几乎全军覆没。但是，拿破仑没有被打败，反而从此开启了远征中最为光辉的阶段开始致力于开发埃及。
拿破仑在埃及的吉萨、布拉契、开罗旧城和开罗各建了一所军队医院，好让在战斗中负伤的官兵得到治疗。在行政管理方面也采取了重要措施，按土地的好坏征税，全面普查人口为了获得埃及人的好感，拿破仑想尽方法让法国占领军尊重当地的宗教信仰，并开展大规模的建设工程。在精神生活方面，拿破仑以法兰西学院院士的名义，签署一切文告，并按照法兰西学院的模式，建立了埃及研究院，此外还发行了几份报纸，如《埃及通讯》、《埃及旬报》等。与此同时，随拿破仑远征的艺术家和科学家们也纷纷测量、清点、调查和搜集一切能在地面上找到的东西。当然，这些艺术家和科学家最关心的是古代的埃及，于是，在古代遗址尚存的底比斯、卢克索和卡纳克等地，考古发掘很快如火如荼地展开，就在这个时候，闻名于世的罗塞塔碑被发现了。
发现罗塞塔碑的具体情节已相当模糊，但当时的科学家们普遍认为这块石碑是一个名叫道特普尔的人发现的，有人则称是布沙德所发现，但后来经拿破仑下令调查后发现，布沙德不过是一名指挥士兵们在位于尼罗河畔的拉齐德要塞废墟进行挖掘的低阶军官，他本人并未发现这块石碑，实际上挖出这块石碑的是一个不知姓名的士兵。据科学家们后来推断，这名挖出石碑的士兵可能有一定的文化水准，或者有些古物常识，所以当他发现石碑之后，能立即意识到这是一件非同寻常的东西并有意保留了下来，最后才为军官布沙德所知。
这块举世闻名后来被称为打开埃及古代史之钥的石碑，通体为硬得像榔头般的磨光玄武岩，长三呎九吋、宽二呎四吋半，厚达十一吋。碑的一面镌刻着三段不同的文字，第一段是象形文字，共十一行；第二段是通俗体文字，共卅二行；第三段是希腊文，共五十四行。这三段文字虽经岁月的剥蚀，已经有些模糊，但仔细辨识，还是看得清。所以当军官布沙德率领士兵将这块石碑运到开罗后，拿破仑手下一位懂希腊文的将军便立刻着手翻译上面的一段希腊文字。将军发现这是西元前一九六年埃及传教士写的一道教令，内容是赞颂古希腊天文学家托勒密•埃庇范努斯的功绩的。这段希腊文的成功破译，立即引起了世界学者的瞩目。当时的《埃及信使报》有评论指出，在罗塞塔碑上可以找到通往古埃及王国的钥匙，透过它有可能用埃及人之口来说明埃及。由于碑文的三段文字安排本身就说明它们的内容是相同的，因此大多数学者认为在翻译出希腊文以后，再设法找到希腊文字和那些象形文字之间的关系，应该是并不十分困难的。正当学者们跃跃欲试，准备大显身手之时，拿破仑的远征之梦结束了。
一八○一年九月，在英国和土耳其联军的攻击下，亚历山大城陷落，法军被迫撤出埃及北部的占领区，法军从埃及弄到的大批文物全被英军截获并运到了大英博物馆。当时法国人千方百计想保住罗塞塔碑，但是，当英国外交官哈密尔顿在一艘即将开往法国的船上发现这石碑时，便把它毫不留情地扣留并运往伦敦，英王乔治三世得知这一消息，下令陈列在大英博物馆，并在石碑的题签上写着：不列颠军队征服的战利品。法国人辛苦了一年，有些学者还因工作而丧失视力，如此得来不易的收获完全付诸东流。但对法国人而言，有一点值得庆幸的是，早在法军撤退之前，罗塞塔碑及许多文物已做了石膏复制品，并留下了抄本和图片，这些复制品运到巴黎后，学者们得以根据这些材料继续研究。
由于罗塞塔碑的学术价值在当时所享有的崇高声誉，许多成就卓然的学者纷纷倾全力投注破译碑文，这项工作在英国、德国丶法国、义大利等地同时展开，但许多年过去了，却毫无成绩可言，致使有些灰心丧气的波斯著名东方学家德•萨西发出了这是科学无法解释的一个复杂的问题的感叹。当时人们尚未意识到，罗塞塔碑的象形文字以及古埃及象形文字的释读，只有天才方能完成这一历史性的重任，但天才又在哪里呢？
解开罗塞塔石碑之谜
罗塞塔石碑发现后不久，《埃及信使报》发表了关于这块石碑的评论文章，或许是上帝有意的安排，这份埃及报纸被一个法军上尉传到了他年仅十二岁的表弟手中，而这名十二岁的少年廿年后写出了一篇堪称为里程碑的文章；他竟然破译了石碑上的象形文字，从而解开了千古之谜。这名少年就是被后来称为埃及学之父的商博良。
商博良一七九○年出生于法国洛特省省会菲热克，自幼天资聪颖，五岁就开始翻译古文，十一岁时学习拉丁文和希腊文以及希伯来文时，又展露出罕见的天资。少年商博良成长在一个经常听人谈论埃及的环境中，所以当他十二岁从报纸上看到有关罗塞塔碑的消息后，便立志要破译象形文字。或许有了这样的人生之梦，商博良自十三岁开始，又开始学习阿拉伯语、叙利亚语、迦勒底语、波斯语和科普特语。由于他确信科普特语就是用希腊字母书写的古埃及语，所以他对这门语言的学习格外用心，并将平时在心中想的一切都译成科普特语写在日记本上。他如此煞费苦心的目的很明确，那就是掌握这种埃及语言，它会是我将来研究埃及纸莎草纸文献的重要基础。除此之外，商博良还涉猎中国古文，为的是考察中国古文和埃及古文之间有无内在的联系。
一八○九年，即著名的罗塞塔碑发现后的第十年，年仅十九岁的商博良受聘担任巴黎格勒诺布尔公学历史学教授，但天才常遭庸人排挤和暗算，年轻的教授商博良也未能幸免，他被一群庸才挤掉了教授之职，以致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穷困潦倒。在艰难处境中，不愿向命运低头的商博良写下了这样一段自嘲：我的命运是定下来的了，我一定要穷得像第欧根尼（注三），要设法弄一个大桶栖身，再弄一块麻布披在身上，这样我才或许有希望靠着雅典人的施舍过活。
（注三）Diogenes：活跃于西元前五世纪前后，希腊哲学家。因其宇宙论和他力图把古代思想与当时的新发现综合起来而知名。大部分时间住在雅典。
尽管商博良命运多舛，但他仍潜心问学，把破译罗塞塔碑和古埃及象形文字当作最大的宿愿和最崇高的理想。
但以当时的情形而言，试图破译古埃及象形文字的学者不计其数，大家或明或暗地展开了一场没有硝烟的竞争。在这场竞争中，商博良遇到了三名可怕的对手，他们分别是英国人杨（注四）、瑞典人阿克布拉德和法国人萨西。这三名竞争者中，最具威胁性的当属英国人杨。杨也是这一领域少有的天才，他十四岁时就懂得希腊语、拉丁语、法语、义大利语、希伯来语、阿拉米语、叙利亚语、阿拉伯语、波斯语、土耳其语和衣索比亚语。在研究语言学的同时，他还攻读医学，并在伦敦行医。除此之外，他对物理学也颇有研究，并以光波传播的理论获得了非凡的声名。
（注四）Thomas Young：一七七三至一八二九年，英国医师和物理学家，确证了光的干涉原理，从而复活了古老的光波动说。也是埃及学家，参与释译罗塞塔石碑碑文。描述弹性的数学方程式中的常数杨氏模量就是为纪念他而命名的。
当时，杨、阿克布拉德、萨西、商博良等四人，各自拥有一份罗塞塔石碑的复本，研究的问题看起来似乎很简单，既然有了一段已经破译释读的希腊文版本，那么，只要在象形文字和古埃及通俗体文字的版本里，找到相应的词，并确定这些词的性质，谜也就得以解开。然而，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出乎大家意料的是，在罗塞塔碑发现后近廿年里，四人中竟没有一个能理出任何头绪。一八○二年，阿克布拉德辨认出通俗体版本中的一些词，萨西亦然，到一八一九年，杨才破译了十来个单词，却又误解了另外一些词。
商博良始终密切注视着竞争者的研究动态，担心他们超前，但又不把别人的研究成果放在心上，他形容杨的发现是可笑的吹牛，说阿克布拉德连三个字都读不出来。
商博良虽然讥讽别人，但他自己直到一八二○年都毫无任何突破性成果可言。之所以如此，是由于他和其他的竞争对手都未能解答一个问题，这便是，到底埃及文字是表意文字，每个符号表示一种意思；还是属于一种标音文字，每个符号代表一个发音？此时，学者们已经知道，碑文中在国王名字的周围加一圈边饰，乃是古埃及人的习惯。根据罗塞塔碑已成功释读的希腊文法老名字，商博良逐渐辨认出相对应的象形文字。一八二二年，他在尼罗河上菲莱岛屿的方尖碑上，又发现了跟罗塞塔石碑相同的托勒密法老的希腊文名字，更出乎意料的是，旁边另一圈边饰里的名字则是埃及艳后克丽奥佩脱拉。比较这两个名字，商博良发现了四个符号的语音，也排出了其他字母的顺序。碑铭文中象形符号共有一千四百一十九个，而希腊文的字是四百八十六个，由此商博良发现了其中暗含的秘密：象形文字不全是表意文字，也有标音作用，而且有些符号发音，有些则不发音。在托勒密和克丽奥佩脱拉这两个名字的边饰里，共有十二个象形文字。商博良根据这些符号，研究罗塞塔石碑和其他石碑上有边饰的八十四个名字，接连认出了亚历山大、贝雷尼斯、尼禄、韦斯巴芗和图拉真等名字。发现了这一破译方法之后，激动万分的商博良想尽快将这一原则应用到他所能看到的一切文献之中。于是，他到义大利杜林详细察看了德罗韦蒂的收藏品，到埃克斯去辨认萨利埃购入的纸莎草纸文献，并去看了查理十世自萨尔特购买的收藏品，商博良发现自己的研究方法和成果很有成效。一八二二年九月廿七日，商博良向法国碑文与纯文学学院提交了一篇论文：<致达西埃的信：论埃及人在纪念碑上刻希腊罗马君主姓名时，使用的标音象形文字字母表>。标志着商博良对象形文字天才破译的同时，这篇论文也标志着一门新的学科埃及学的诞生。
此后，商博良几乎将所有精力投注到辨认象形文字中更多的名字，冀图确定他发现的字母表完全适用法老时代的所有文献，从一些自埃及寄来的碑文抄本，他读到了图特摩斯、拉美西斯等一些名字。同时，商博良还证实罗塞塔碑上刻的那段象形文字碑文是译自希腊文，而不是像过去所认为的希腊文是译文。由于他的成功释读，使原本死的文物一变而为活的向导，并引领人们的视线进入数千年前的文明世界。此后的埃及考古一片蓬勃。
从象形文字的释读这门科学来看，商博良是当之无愧的天才，但天才在其生前注定要受到众人特别是庸才的轻视与不屑。商博良四十二岁心血耗尽、英年早逝时，许多庸才学者居然还在指斥他的方法和成果是幻想的产物。然而，到了一八六六年，又一种用世俗体埃及象形文字和希腊文两种文字写成的古文献被发现，后人释读的结果全面证实了商博良的理论和成果是正确的。此时，商博良已过世数十年了。
埃及学自创建以来，经过几代学者的不懈努力，较之商博良的时代又有了很大发展，大批古埃及的典籍、文献资料出土，其中包括王室敕令、政府公文、战报、宗教和医学文献，以及教谕诗、史诗、散文和故事等。大批学者长年潜心研究这些极其珍贵的文献资料，不断地开拓和深化埃及学的研究领域，丰富了人们对古代埃及文明的认识。
此外，埃及学学者与史前史学者一起工作，逐渐采用了新考古学的严密方法。他们不再仅仅研究文献或漂亮的文物，也开始对发掘的地层做专业考察。他们已经知道，分析地层后获得的资讯，绝不亚于石碑或神庙墙壁上的铭文。借着现代的科学方法和实验室的研究，埃及学已大幅地扩展了研究范围。一九七六年，第一届国际埃及学会议在开罗举行，此后每三年召开一次会议，使全世界埃及学学者之间的联系更加密切。而随着埃及学的发展，与此相关联的亚述学和西台学等学科也相继诞生，整个两河流域的年代学以及西方古典年代学正如雨后春笋般兴起，世界古老的文明再次以特有的魅力和辉煌展现于世人的面前。
废墟下的亚述帝国
自拿破仑远征埃及并重新发现了湮没于地下的古埃及文明之后，欧美人对东方文明的兴趣大增。
在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之间有一片平原，其间零星散布着神秘的丘陵，风沙卷来，有的地方就形成陡峭的黑山。 《圣经•旧约》把这个区域叫做阿拉姆︱纳哈莱姆，意思是两河间的叙利亚（叙利亚意为土地），这是希伯来文，而希腊文则称美索不达米亚，其含义和前者相同。圣经中有一段著名的预言，其中一句是耶和华必伸手攻击北方，毁灭亚述，使尼尼微荒凉，又干旱如旷野。 （注五）
（注五）出自《旧约》<西番雅书>第二章十三节。
尼尼微是亚述帝国的首都，而古老的亚述正在《圣经》中所说之处，湍急的底格里斯河流经境内，而巴比伦、苏美也在此处，这些古老的国家在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之间展开，一直伸向波斯湾。历史上的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在亚述和巴比伦的统治下，曾创造了辉煌的文明，但后来在随着阿拉伯人、塞尔柱、鞑靼和土耳其人的相继入侵，那盛极一时的文明衰落了，只剩下一些土丘和黑山。后来的人从那些土丘和黑的山看不出一点古代文明的影子，那里没有希腊和义大利的庙宇或雕像，没有埃及那高耸入云的金字塔和方尖碑，没有用生人祭神的石台留下来，向人民诉说墨西哥的残杀和尤加坦的荒野故事。当地的居民绝不知道那些土丘里还埋藏着文明的废墟和价值连城的文物，而他们的语言和几千年前的语言也没有丝毫关系。至于偶尔有一些上刻楔形文字的陶片被发现，初见的人也只是将它当作湿沙地上的鸟爪印看待。或许正是由于有了《圣经》的那些预言和那些沙漠里古怪的土丘，才激发了科学探索者的热情。后来的结果说明，美索不达米亚不但成为考古发掘工作最早取得辉煌战果的胜地之一，而且还引发了著名的亚述学的诞生。
有史料可查、最早进入这一地区探险和考察的是一位名叫皮托•德拉•凡勒的义大利人，这位孤独而勇敢的探险家于一六一六年就进入美索不达米亚开始考察。凡勒返回欧洲时，带回了许多巴比伦废墟中的遗物，其中包括几块刻有楔形符号的陶碑残片，这种楔形符号是欧洲人首见的一种新的文字样本。当时没有一个人能识读和破译，甚至对这种文字与远古文明的联系以及重大而深远的意义也还没有丝毫的认识，所以也就未能引起应有的重视。
到了一七五六年，丹麦国王派遣了一个由六人组成的科学考察以赴中东地区考察和搜集古物，有些令人伤感的是，这个考察队尚未到达目的地，便有五人暴病而亡，只有一个叫卡什登•尼伯的人历尽艰难设法到达了具有二千年历史的古波斯人首都波斯波利斯（Persepolis，今伊朗境内）。尼伯不辱女王使命。他返回欧洲时，带回了大批古物，其中有许多在该地找到的楔形碑文。和一百四十年前的凡勒时代不同的是，尼伯带回的楔形碑文引起了学者们的极大兴趣，并掀起了研究、破译的热潮。这些碑文在整理后，于一七七二年全部公开发表，为后来奋力破译楔形文字的学者提供了极为珍贵的借鉴。
尽管从尼伯时代学者们已意识到那刻画在残碑上的楔形文字与早已消失了的古巴比伦文明有关，并殚心积虑开始破译，希望能知道文字记载的内容，但几十年过去了，破译工作却毫无进展，直到半个世纪之后，随着劳林森（注六）在波斯的岩石山峡中的伟大发现，这个谜团才逐渐得以解开。
（注六）Sir Henry Creswicke Rawlinson：一八一○至一八九五年，英国陆军军官、东方学家，曾释读大流士一世时期比索通铭文的古波斯语部分，为释读美索不达米亚楔形文字提供线索，从而大大扩展了对古代中东的了解范围。
一八三五年春天，曾做过士兵和运动员，后来从事考古的英国学者亨利•克利维克•劳林森，正在波斯小镇比索通（注七）一带实地考察，一个偶然的机会，他从当地居民那里得知附近不远的一个岩石山峡中有大片的石刻图像和符号，出于职业的敏感，他决定立即前往考察，当他来到现场时，顿时被眼前的境况惊得目瞪口呆，这是一面约三百四十呎高的巨大悬崖石刻，石刻有巨幅的人物肖像，肖像的四周密密麻麻地排列着三种不同的楔形文字，共有一千二百多行。面对眼前的奇特景观，劳林森很快意识到，这巨大的悬崖石刻，可能就是解读楔形文字的钥匙。于是他不顾生命危险，靠当地居民制作的狭窄的壁架和歪斜易损的梯子登上崖壁开始抄写、临摹石刻文字和画像。等他完成这一艰苦费时的工作时，他已升任英国驻巴格达的领事。在这个新任的职位上，他一边从事外交活动，一边集中精力着手研究从崖壁上抄来的三种楔形文字的秘密。凭着天才的悟性，他很快成功地破译了楔形文字的一种古波斯文，几年之后又成功地破译了另一种无人知晓的文字古巴比伦语，这种语言早在几千年以前就已流行于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它不仅是古巴比伦的文明用语，也是亚述进入文明时代的一种通用文字。
（注七）Bisitun：亦作Bisotun，史称Behistun。位于伊朗克尔曼沙阿区札格罗斯山山麓的村庄和悬崖。地处古代米底亚首都埃克巴塔那通往巴比伦的路上，大流士一世在这片悬崖上留下了著名的铭文，用巴比伦文、古波斯文和埃兰文（Elamite）写成，记载了大流士在冈比西斯二世去世后，杀死了篡位者高马塔、击溃了反抗者，并取得王位的经过。
一八五一年，劳林森出版了他在比索通发现的石刻文中属于巴比伦文字的部分译文，这些译文的发表，使整个美索不达米亚考古学向前迈进了一大步。但是，当年劳林森发现石刻中的第三种文字仍在继续困惑着劳林森和一切有志研究楔形文字的学者，无法得到正确的破译。十几年之后，有学者认为劳林森尚不能破译的第三种文字是源于古波斯人的一种语言，并称它为埃兰文。一八六九年，法国学者朱勒•奥仆特宣称楔形文字最初起源美索不达米亚南部的苏美地区，后来才由包括埃兰人和古巴比伦在内的民族继承使用。朱勒•奥仆特的这一论断，逐渐为后世学者所肯定，苏美文是这一广袤地区已知的最为古老的文字语言，是楔形文字的基础，后来又被中东地区各种文化背景不同的民族所使用。
就在劳林森竭尽全力研究石刻文字、破译巴比伦语之时，大批的欧洲学者涌向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开始在一个个土丘和山坡中进行田野调查。在这段混乱期间内，成绩最为卓著的，当属法国驻摩苏尔的领事保罗︱爱米尔•博塔（注八）。当这位领事听说一个叫霍尔萨巴德（Khorsabad）的地方可以找到大量的刻文砖时，便派了几个人去现场了解，这几个人经过一番考察，不但发现了刻文砖，还发现了刻有巨人和怪兽的墙壁，博塔得知这一令人振奋的消息，急忙亲往考察，到达现场后，他看到先前派去的几个人已经发掘出大量的壁刻塑像，这些塑像从外观上看去，有的像公牛，有的像有长须的大胡子人，有的则是带翅膀的狮身人面像。面对这一件件远古的遗物，博塔按捺不住心中的激动之情，他顾不得对眼前的遗址作细致而深入的研究，便匆匆向全世界宣布，说他已找到了人类向往已久、扑朔迷离的亚述王宫尼尼微城。他的一家之言使整个欧洲为之震动。为防不测，法国政府命令博塔尽最大可能地发掘遗迹，并将所获一切古物送回法国本土。
（注八）Paul︱Emile Botta：一八○二至一八七○年，法国驻外领事、考古学家，一八四三年曾在伊拉克杜尔舍鲁金（Dur Sharrukin，今霍尔萨巴德）发现亚述王萨尔贡二世王宫，由此开创了对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大规模的实地考古调查工作。一八四二年，任驻鄂图曼美索不达米亚（今伊拉克）摩苏尔（Mosul）领事，取得发现已湮没的亚述古城的便利条件，这些古城，当时仅散见于众说纷纭的古代著作中和《圣经》参考读物中。他先自底格里斯河东岸的库云吉克（Quyunjik，摩苏尔对岸）挖掘，一周之内，发现萨尔贡巨大宫阙遗存，还有著名的飞人、浮雕及楔形文字碑铭。
博塔不辱使命，在短短的时间里便几乎将霍尔萨巴德遗迹翻了个底朝天，许多大型雕塑也在发掘中不断出土，这中间有长翅膀的牛身人头宫庭卫士，高达十五呎的国王与神祇的石膏肖像，以及许多稀奇古怪的塑像等等。博塔指挥他的工人历尽千辛万苦，把这些战利品一件件小心翼翼地搬到泊在底格里斯河的筏子上漂往波斯湾，然后在那里装船，再经过波浪涛天的南非好望角附近水域运往法国。
当这些价值连城的古物安全抵达法国本土时，法国上下一片欢腾。这些古物不仅引爆了新的亚述学研究的热潮，而且还引发了一种被称为亚述复兴的新时尚。
由于博塔在霍尔萨巴德的发现与发掘掀起欧洲风暴的同时，不甘屈居人后的英国政府急忙派出一位叫奥斯丁•亨利•赖尔德（注九）的青年探险家赶赴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摩苏尔，进行考古发掘。很快的，赖尔德在摩苏尔发现了两个亚述宫殿遗址；不久又发掘出了象牙雕刻、楔形文字碑以及记载古亚述人战斗场面的雕刻画版。透过这些发现，赖尔德深信，之前博塔所发掘的遗址并不是真正的尼尼微，而历史上真正的尼尼微正在他的追寻之中。
（注九）Layard，Sir Austen Henry：一八一七至一八九四年，英国考古学家。由于赖尔德误以亚述首都卡拉址所在地尼姆鲁德为尼尼微，挖掘该地，出土西元前九世纪与前七世纪诸王宫邸遗址与大量艺术珍品。一八四九年赖尔德转移其注意力于摩苏尔对面的底格里斯河东岸丘陵地带，发现尼尼微遗址。出土辛那赫里布宫殿和珍贵艺术品，其最重要者为大量楔形文字泥版文书，从而对亚述和巴比伦王国文化与历史有了更多了解。
一八四七年，赖尔德离开了摩苏尔，开始将目标转向库云吉克遗迹，这个遗址当年博塔在发掘霍尔萨巴德之前曾考察并发掘过，但最后又放弃了。这个博塔放弃了的遗址，恰恰正是令无数学者梦牵魂萦的真正尼尼微城，这是传说中的亚述王国最强大的国王们的首都，也是《圣经》中所说的先知约拿布道传教的首都。
经过几年的发掘，关于库云吉克遗址就是尼尼微城的结论有了越来越多的证据。赖尔德发掘出了自西元前七○四至六八一年一直统治着亚述的国王辛那赫里布（注十）的部分宫殿，这个宫殿拥有七十一个房间，其中一间是后来建造的图书馆，这个图书馆正是辛那赫里布的孙子亚述巴尼拔的杰作。这座图书馆包含了古亚述王国语言历史、文学、宗教、医学等大批书籍。
（注十）Sennacherib：西元前？至六八一年，《圣经》译西拿基立，萨尔贡二世之子。他修建了尼尼微城。
整个宫殿至少有廿七个入口，每一个入口都由巨大的牛、狮或狮身人面的石雕卫士守卫着。尤其是那些记载着亚述历史和神话的石雕壁画，据发掘者赖尔德估计，如果将画一幅接一幅地排列起来，可达二哩长。
一九五○年代，大英博物馆的研究人员花费了多年的时间，将赖尔德在尼尼微发现的二万四千多块楔形文字碑加以分类翻译。在这些翻译人员中，成就最为显赫的当属乔治•史密斯（注十一），这位著名的亚述学者，在考察一堆残破的石碑时，偶然发现了一段令人难以置信的记载，这段记载向研究者叙述了古巴比伦时期，上帝派大雨和洪水惩罚邪恶有罪的人类时的情景。就在那次大灾难中，一个名叫尤特拿比利姆的人造了一艘木船，载着家人和许多动物，在洪水的肆虐中幸存了下来。碑文记载的故事极像《创世记》中描述的洪水与诺若亚方舟的故事。
（注十一）George Smith：一八四○至一八七六年，英国亚述学家，发现阿卡德语最重要文学作品之一《吉尔伽美什史诗》，增加了对美索不达米亚最早（苏美）时期文明的了解。史诗对于洪水的描写与圣经《创世记》记载相似，此发现在当时成为极端重要新闻。
自博塔和赖尔德时代起，随着学者们研究的不断深入，古老的美索不达米亚之谜渐渐解开，透过对美索不达米亚各古老城市的发现和大量楔形文献的翻译，学者们还解开了这一地区有关苏美人、巴比伦人以及亚述人相互之间的关系与秘密。
前面已经提过，较早进入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是苏美人，而紧随之后的则是两股强有力的文明，即巴比伦文明和亚述文明。大约在西元前二千年，这两股文明开始在美索不达米亚崛起，根据考古发现和文献留下的线索，当时巴比伦在南方，亚述在北方，这两个民族持续发展了几个世纪之后，在西元前一六○○年左右，却受到了美索不达米亚以外的某个民族的入侵、打击和统治，大约过了二百年，即西元前十四世纪左右，入侵的民族遭到驱逐，亚述继而控制了巴比伦。西元前十二世纪，亚述在国王格拉派尔塞强有力的统治下曾一度繁荣昌盛，但好景不长，在格拉派尔塞死后，国家开始衰落，直到西元前八八三年至六二七年，在国王辛那赫里布和国王亚述巴尼拔等著名统治者在位期间，亚述不但重新恢复了往日的辉煌与荣耀，继而成为一个威震四方的强大帝国。
正是这位在亚述历史上最为著名的辛那赫里布使尼尼微成了亚述帝国的首都。依据考古发掘的情形来看，尼尼微城建在一座山丘上，围墙长达七哩半，至少有五处因修造城门而被断开，也许还有更多的城门，只是尚未发掘出来。山顶的最高处有辛那赫里布国王的皇宫，占地面积达二英亩。宫殿四周花园环抱，园林水源充足，花木葱翠繁茂，殿内房屋设施周全舒适，由水井、滑轮、吊桶等物构成的一套精致的供水设施将水输送到国王的浴室，浴室内有淋浴设备，格子窗和通风孔，不断向室内送入新鲜空气，一个附轮子的移动火炉在寒冷时为房间供热。继辛那赫里布之后，他的孙子亚述巴尼拔国王还在这座恢宏的宫殿里，建造了一座令人难忘的图书馆，这座图书馆搜集了当时亚述人所能得到的全世界各地的图书和稀世碑匾雕刻，也正是这座图书馆的建立和丰富的收藏，对后来亚述学的建立与发展贡献非凡。
西元前六二七年，称霸一时的亚述巴尼拔去世，亚述再次走向衰落。不久，来自波斯和巴比伦的民族入侵亚述并占领了尼尼微城。西元前六○五年，巴比伦国王尼布甲尼撒（Nebuchadrezzar）彻底击败了亚述的残余武装力量，并占领全亚述，从此，一度辉煌又强大的亚述帝国便彻底消失在了历史的废墟之中。
雾霭中的西台文明
随着埃及、美索不达亚地区的考古发现，欧洲人对《圣经》或古希腊和罗马年鉴里提到过的古代城市兴趣倍增，在这个世界上，没有比找到这些废墟和文物的埋藏地更让他们高兴的事了。在这种想法之下，无数探险家、学者、商人、文物贩子等等各色人物，便持照《圣经》或年鉴中记载的蛛丝马迹，开始了规模更大、区域更广的搜寻探查。
一八三四年，法国建筑师、艺术家兼文物古董商查理•特克思尔来到了安纳托利亚半岛，这个地方位于爱琴海东边，古罗马人称之为小亚细亚（今属土耳其）。安纳托利亚是世界最大的交通要道之，按现在的区域划分，它的东边是亚洲，西边是欧洲和地中海地区，南边是美索不达米亚，北边是俄罗斯大草原。多少个世纪以来，各种武装力量在安纳托利亚平原上南征北战，商旅队伍在这里来往穿梭，世界各个人种在这里汇合，不同的文化在这里交融。
与其他的冒险家和文物古董商一样，特克思尔来安纳托利亚半岛的目的，是寻找希腊和罗马历史里记载过的地方，因为他从所查阅的大量历史文献中知道，在安纳托利亚这片土地上，罗马人曾建立过殖民地，而在罗马人之前，希腊和波斯军队曾在此处兵戎相见。所有这一切，都证明着这里曾是一个富庶、繁荣、昌盛的文明之地。当然，此时的特克思尔对这个半岛的了解仅限于西元前五世纪中叶之后，对于更为古老的文化线索却一无所知。
特克思尔来到安纳托利亚之后，希望能找到一个由古罗马人建立被称为汰纹的居住区。当他不辞辛劳，走过了无数个村庄和城市之后，终于在安纳托利亚的北部中心地区一个叫博阿兹柯伊（Bogazkoy）的小村落找到了线索。在村民的带领下，他来到了村后山边的一座废墟前，这座亘卧在野树和荒草中的废墟遗址，其规模的宏伟远远超过了特克思尔预期的想像，整个城墙大约圈地三百英亩，部分古城墙虽经千年风雨的剥蚀、战火的摧残，依然不屈地挺立在高山之下，而两条极其宽大的马路，虽被荒草泥沙遮掩，但仍能辨别轮廓和痕迹；一条有一对石狮守卫，另一条则在路旁有一座高大的石刻狮身人面像守候着。面对眼前的壮丽景观，特克思尔欣喜若狂，激动得泪流满面。
让特克思尔更加惊喜的是，村民们告诉他在这座废墟的附近还有另外一个遗址，并愿意带他去看看。特克思尔当然不会放掉这上天赐予的绝妙机遇，立即随村民沿着一条山道朝东北方向走去。约莫一个小时后，特克思尔便望见前方隐约出现了高大的石灰岩山头，接下来又发现石灰岩山头上显现出深深的天然裂缝，沿着这条裂缝进去，里面竟出现了巨大的房屋，房屋的石墙上刻画着几十个男女图像，从装束和饰物上的推断，这些图像似是国王或王后，以及仙子、仙女等。村民告诉特克思尔，他们把这个地方称为亚塞尼加亚，意为有雕刻的岩石的地方。
在不到两个小时的时间里，竟接连发现了两个庞大而奇特的古老遗址，这让特克思尔在极度的震惊之后又陷于一片茫然。难道这就是自己苦苦寻找的汰纹？不可能，这绝不是古文献记载的那个汰纹，特克思尔在冷静的思考之后，作出了否定的结论。因为无论是博阿兹柯伊还是亚塞尼亚卡遗址的雕刻风格，以及两处废墟规模的宏大粗犷，都使知识渊博的特克思尔确信眼前的遗址和艺术品绝不会是罗马人留下的。特克思尔在得出了这里的建筑风格跟罗马时期的建筑毫无关系的同时，面对着这宏伟独特的废墟遗址，绞尽脑汁也找不出一个适合它的历史年代和名称。
继特克思尔之后，欧洲许多学者和探险家都曾来到博阿兹柯伊和亚塞尼亚卡两处遗址进行考察研究，他们在认可了特克思尔关于这里的建筑绝不是罗马人留下的作品的同时，又对这些作品到底出于什么时代、何种民族之手百思不得其解，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特克思尔发现的这两处遗址成为一个巨大的谜团而久久萦绕在学者们的心中。这个谜，直到一八七二年才出现了破译的曙光。
这一年的春天，有一位叫威廉•莱特的爱尔兰传教士，从叙利亚城哈马得到了五块有雕刻的石头，尽管他本人并不懂这些符号，但莱特凭着自己对文献的熟知以及丰富的想像力，认为这些符号可能是古代一个被称为西台的神秘民族雕刻上去的，因为《圣经•旧约》中有好几处提到过西台人，莱特把石上的雕刻以及自己的想法告知了大英博物馆，希望得到专家们的帮助。但鉴于这些雕刻难成系统，加之西台人在历史上没有留下任何痕迹，许多学者原本就怀疑这个神秘民族是否真正地存在于历史过，所以没有多少学者对莱特提出的观点感兴趣，破译工作没有丝毫的进展。
最终，打开西台人神秘之门的钥匙不是在土耳其找到，而是在千里之外的埃及被发现。一八八七年，在埃及一个叫阿马纳（注十二）的村子里发现了许多记有楔形文字的陶碑，这一意外的发现不仅有助对埃及历史的理解，而且打开了破译西台文明的门户。
（注十二）Tell el︱Amarna：上埃及埃赫塔吞（Akhetaton）古城遗址及其附近墓葬之所在地，位于现今明亚省艾斯尤特以北七十一公里处。
经学者们研究得知，阿马纳村发现的陶碑，是西元前十四世纪统治埃及的法老阿克纳唐（注十三）宫廷的纪录，就在这些纪录中，有许多处提到过哈梯人，即西台人。有些奇怪的是，这些陶碑的碑文几乎都用阿卡德一种十九世纪西方学者所了解的楔形文字写成，唯独有两块陶碑却用一种尚不为世人所知的文字写成，使得研究者无法破译。
（注十三）Akhenaton：即阿孟霍特普四世（Amenhotep IV）。
一八九三年，一位名叫欧尼斯特•强塔的法国人类学家在博阿兹柯伊进行了一系列考古挖掘工作。他发现了两块陶碑，上面刻的楔形文字跟阿马纳发现的那两块陶碑上无法破译的楔形文字相同。他这一非凡的发现，以无言的事实将古埃及文明与在博阿兹柯伊修建城堡的那个文明联系起来了。于是科学工作者们开始提出有关西台人的理论，特别是当新破译出西元前十五至十二世纪的埃及文献中提到了这个神秘的民族之后，有关于西台人的理论更如雨后春笋般在西方学界成长。
到了一九○五年，博阿兹柯伊发现的陶碑中的一块被送到一个名叫雨果•温克勒（注十四）的学者那里，温克勒是在德国柏林大学研究巴比伦和亚述楔形文字的专家。温克勒决心要解开这无人知晓的文字的秘密，他猜想这可能就是西台人的语言。他得到了塞尔多尔•马克利蒂，一位任职于君士坦丁堡奥斯曼博物馆的土耳其官员的帮助，于一九○六年开始了在博阿兹柯伊的考古挖掘工作。
（注十四）Hugo Winckler：一八六三至一九一三年，德国考古学家和历史家，曾在土耳其博阿兹柯伊进行考古发掘，发现西台帝国都城哈图萨，出土数千块楔形文字泥板；根据这些资料，西台历史大部分得以重新勾画出来。
一九○六年八月廿日这一天，温克勒终于找到了答案，一位挖掘者交给他一块刻有巴比伦楔形文字的陶碑。温克勒事后记录道，一眼望去，我就知道与其相比，我以前的任何工作或经历都变得毫无价值了。那位挖掘工人交给温克勒的陶碑是后来所有考古工作者都熟悉的一篇重要文献的副本，即埃及法老拉美西斯二世和西台国王哈图西利斯（Hattusilis）于西元前一二七○年签署的一项和平协定。该协议的另一个副本是用埃及象形文字刻画在埃及卡纳克一座神庙的墙上。这等重要的文件一般保存在国家官方的档案馆里，这就意味着博阿兹柯伊肯定就是人们长期找寻的西台人的首都。温克勒的假设理论被证实了，西台人那扑朔迷离的神秘历史最终被确定下来他们创造的文明，就在土耳其这块土地上。
直到一九一二年温克勒逝世之前，他和另一位学者马克利蒂一直在博阿兹柯伊废墟遗址上挖掘陶碑。他一共发现了一万多块陶碑或它们的碎片，然而他却没能如愿地破译西台人的语言。破译西台人语言这一荣耀最终归于一位叫贝德里奇•赫罗兹尼（Bedrich Hronzy）的捷克学者，他于一九一五年宣称在这方面取得了突破。赫罗兹尼理解到西台语不是中东语言一支，而是与起源于欧洲和印度的亚欧语系相连。到了一九四○年代中期，学者们在他的研究基础上，对西台人文字的所有形式都有了相当的了解和把握。
经过几个世纪的探索与研究，考古学家们现在了解到土耳其丰富而复杂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波斯人、希腊人和罗马人之前的几千年。安纳托利亚高地上的废墟遗址是世界上已知的远古文明之一，可以追溯到西元前七千年甚至更早。在这一漫长的岁月里，文明不断地兴起，又不断地颓败。西元前一九五○年，博阿兹柯伊废墟遗址上就已经矗立起城堡和定居点了。
与原来的哈梯人不同，西台人喜爱征战，他们很快将自己的王国扩展到了安纳托利亚中部的大部分地区，现代考古学家在此发现了大量他们留下的废墟遗址。西台人的军事扩张冒险远不止于这一地区，西元前十六世纪中叶，一个西台国王先征服了安纳托利亚以南的叙利亚，后又带领军队南下五百哩，征服了巴比伦在美索不达米亚的首府。在以后的几个世纪中，西台人与埃及人之间不断地打打和和：他们之间不时有战争发生，但皇室也有通婚。西元前一二四六年，国王哈图西利斯三世把自己的一个女儿嫁给埃及的拉美西斯法老。后来发现于埃及卡纳克庙宇墙上的一幅雕刻就描绘了当时埃及法老与西台公主的结合。
西台文明繁荣了五个多世纪，但到了西元前一二○○年，灾难降临了。科学家们已找到了证据，证明大约在几年时间内，哈梯沙和其他许多西台城市就被夷为平地。虽说西台王朝的覆灭来得迅猛而突然。但致使它遭此灭亡的各种条件因素却已孕育了好几十年。例如，长达一个世纪，影响了整个中东地区的干旱，大多数的庄稼歉收，似乎严重削弱了西台王国的实力。学者们推断，长时期的旱灾给整个地区带来了不安和骚动，人民开始迁徙，寻找好一点的生活环境。于是，自身臣民的不稳定，再加上北部迁徙而来的掳掠性游牧部落和西部入侵民族的合力，把西台王国推向了覆灭的深渊。
到了西元前一一五○年，西台王国已经彻底地不复存在。那些在城市毁灭时幸存的西台人四散奔逃，在许多年之后最终为别的民族所同化。然而西台文化在历史上却留下了光辉的一页，在西台王国覆灭二百年以后、在安纳托利亚东部和叙利亚北部又崛起一系列小王国。考古学家们相信这些王国的人民不会是西台人的后裔，但是他们却选择了西台人的语言，承袭了西台人的一些宗教和风俗习惯。学者们把这些王国称之为新西台人。
在叙利亚，新西台人建立起了城邦，并持续到西元前八世纪左右。正是这些叙利亚新西台人雕刻了后来威廉•莱特在哈马找到的石头；而《圣经》里提到的也正是这些新西台人。哈马石头和《圣经》上得到的零散资讯仅是第一手线索中的一部分，这些线索帮助现代学者解开了西台文明之谜，即当年查理•特里思尔在土耳其岩石山上找到的废墟遗址。
透视世界诸文明
在接受了夏商周断代工程世界诸古代文明年代学研究的历史与现状专题研究重任后，林志纯迅速组成一支精英队伍，立即投入研究，并很快完成了十二篇研究报告。
从林志纯和他的弟子张强、刘健、吴宇虹、郭丹彤、李晓东、曲天光等青年学者研究来看：所谓的西元纪年，是六世纪著名宗教法规学者小狄奥尼修斯创立的，他根据罗马的纪年传统，推算出耶稣基督诞生于罗马建城后的第七五三年，这一年即为基督元年，即西元元年。宏观上讲，以西元为座标，一元时空意义上的西方古典绝对年代架构的建立，正是以西元元年为出发点并将罗马儒略历向前延至远古时代的一种时间排序。
与中国古文字不同的是，两河流域与西台的古文字形成，是一种用削成楔形的芦苇压印在泥板上的楔形文字，与形、声、意兼备的埃及象形文字一样，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渐渐被弃用，最终成为无人知晓的死文字。在拿破仑远征埃及之前，人们对这些地区的认识与了解也只限于《旧约》以及西方古典著作中一些零乱、有时甚至是扭曲的记载。自十九世纪初，随着近东地区大量泥版文书、碑刻和纸草文书的出土，以及楔形文字、象形文字的释读成功，尘封了几千年的两河文明、埃及文明、西台文明才逐渐为世人所知，而全方位研究这些古代文明的新兴学科埃及学、亚述学、西台学的建立，也标志着古代近东各地区年代学研究的开始。
相对而言，埃及年代学的研究有着相对丰富的纪年史料，如王表、国王家谱、铭文及天象纪录等等。根据这些带有文字的古代遗存，并以第廿六王朝（后王朝时期）为基点，由后向前推，便可建立起古代埃及历史沿革的年代架构。就历史分期而言，古代埃及史大概可分为前王朝（史前文化）、早王朝、古王国、第一中间期、中王国、第二中间期、新王国、第三中间期、后王朝时期及希腊罗马统治时期。
前文已述，早在西元前三世纪的托勒密时期，僧侣学者曼涅托就已经为埃及年代学创立做出过许多努力。由于曼涅托既懂希腊文又精通埃及语，托勒密二世遂命他用希腊语撰写了一部《埃及史》。这部著作与以往王表的不同之处在于，它是用陈述性的语言来记叙国王及其统治的。遗憾的是，这部著名的史书除了保存在约瑟芬著作中的一些段落外，原著已经被战火焚毁，庆幸的是这部著作中带有王朝划分的王表却辗转流传下来。曼涅托把埃及历史分成卅个王朝，这种分期方法被早期埃及学家所采纳，直到今天仍然不失研究价值。
就埃及年代学意义上的王朝而言，是由西元前三世纪的埃及僧侣曼涅托在其《埃及史》一书中划分界定的，后人在其卅个王朝的基础上又加上了一个王朝，成为卅一个王朝。张强在研究报告中说：任何年代学研究的目的，都是尽可能地将一段历史，透过各种方法、手段准确、精密地予以定位，这个问题对于今天的历史非常简单，然而对几千年以前的一个文明的历史年代来说就不那么轻松了。但研究者又面临两个必须解决又很难解决的难题是：第一，古埃及纪年与现代纪年不同，古埃及年表与现代年表亦不同；第二，有关埃及年代学的材料大多有不同程度的破损，有些在记载上有很大差异，有的甚至被篡改。就王表来说，著名的帕勒摩石刻（因此碑收藏于西西里首府的帕勒摩博物馆而得名）中的王表大部分已残破，而杜林纸草（因收藏于义大利的杜林埃及博物馆而得名）由于保存不善而成为残片，尽管有商博良等人的天才修复，但许多脱漏的无法补救。
按林志纯的弟子郭丹彤、李晓东博士的研究，现代埃及学的研究始于上世纪末和本世纪初，一九○四年，德国学者迈尔发表了第一部系统全面地介绍埃及年代学的专著《埃及年代学》。一九二五年，法国学者魏尔对埃及年代学研究的基础、方法和结果进行了阐述，从而形成了埃及年代学研究的原始架构。这一时期，著名埃及学家布列斯特德和皮特里也为埃及年代学的研究多所努力。著名年代学家派克于一九五○年发表的《古代埃及历法》和一九七一年为《埃及的遗产》一书所写的有关章节，是目前有关埃及年代学最具权威性的著作，它奠定了埃及年代学研究的基础。由于古代埃及人是用每一位国王的统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