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外国科学家的启示
一九九五年夏季一个傍晚，时任中国国务委员兼国家科委主任的宋健吃过晚饭，像往常一样，在夫人的陪同下散步了约一个小时，便回到自己的书房里开始一个夜晚的工作。
以往，宋健坐于书桌前，主要精力总是倾注到自然科学知识和他专业上的控制论和科学与社会系统论方面的研究中。可是今天，他的书桌上堆放着一部部诸如《史记》、《汉书》、《中国通史》、《世界史》等社会科学方面的书籍，他如醉如痴地翻阅着，并不时地摘抄着一些片断。事实上，早在十几天前，他就开始像这样全心全意地投入到中外历史的学习与研究之中了，而促使他这样做的一个直接动机则源于以色列的访问之行。
不久前，宋健率一个科学考察团访问了以色列科学界，就在这次访问中，他结识了以色列国家科学院副院长，著名亚述学家、中东和以色列古代史专家特德莫。特德莫已年过花甲，他是个纯粹的以色列人，却出生于中国哈尔滨。为此，他一直视中国为自己的半个故乡，对中国的历史和风土人情具有浓厚的兴趣与感情。这次面对中国官员及科学界人士的来访，自是满怀热情。在一番倾心而愉快的交流之后，特德莫送给宋健一份亚述学研究方面的最新成果资料作为纪念。资料的概要是：十九世纪中叶，几位学者成功地破译了古亚述巴尼拔（注一）王宫馆藏泥版文献上的楔形文字，后来的学者利用这些破译的文字，并借助天文学理论，终于解决了古巴比伦尼亚阿卡德（注二）（西元前二三七八至二三七一年）以后的精确纪年，而巴比伦第一王朝（注三）第十个王的在位时间，也由天文学家根据出土泥版中记载的金星天象纪录算了出来。学者们根据史料和考古遗存以及碳十四测年技术等研究方法，将古巴比伦王国的年代架构大致构建起来。
（注一）Ashurbanipal：西元前六六八至前六二七在位，亚述王朝的最后一位国王。文武兼备，曾进行多次远征，并在首都尼尼微的王宫内建立了一所大型图书馆。他派遣僧侣和书吏到各地搜集苏美︱巴比伦文献，所收泥版文献一度达二万五千块以上。西元前六一二年亚述王朝覆灭。亚述巴尼拔图书馆的大量泥版因隐没在废墟中而得以保存下来，一八四五至一八五四年被发掘。大英博物馆中保存有约二万零七百廿块泥版。
（注二）Akkad：古代地区，在今伊拉克中北部，是古代巴比伦文明的故乡。约西元前二千年起，整个伊拉克中部地区的统治者自称苏美和阿卡德之王。
（注三）巴比伦第一王朝约为西元前一八九一至西元前一五九五，第一王朝的第六个王即为制定汉摩拉比法典的汉摩拉比王。
特德莫所赠的这份资料，尽管有些地方艰涩难懂，论证方法繁琐复杂，很难让局外人完全弄清楚其中的来龙去脉。但宋健明显感到这份资料的研究方法与参考资料，跟埃及年代学的建立有异曲同工之妙。令宋健印象特别深刻的是，就在这次访问以色列之前，他曾到非洲访问，并在埃及短暂停留。就在这短暂的停留之际，他在中国驻埃及大使杨福昌的陪同下，参观了举世闻名的金字塔和卢克索神庙遗址。从陪同者的介绍以及与当地学者的交谈中得知，埃及的神庙建筑延续的时间要比金字塔长一倍以上，几乎和埃及古文明相始终。但古老伟大的埃及文明在经历了三千多年的风风雨雨之后，终于在西元前三三二年，随着亚历山大大帝征服了埃及，终结了法老埃及的政治生命，辉煌的埃及文化也急剧衰落。后来在希腊文化、基督教及伊斯兰教的影响下，埃及文明彻底走向没落，留给后世的只有如卢克索那样无法以人力完全毁灭的一座座神庙和石头堆砌的遗迹。
就在古埃及文明衰亡近二千年之时，由于拿破仑于一七九八年的入侵，特别是一八二二年法国天才学者商博良等人破译了罗塞塔石碑上的象形文字，古埃及文明开始复活，之后又经过法、英、德、美国等国考古学家和学者一百多年的努力，终于透过古文献、古遗址、古文字、天文学纪录等综合性研究，大致解决了埃及古代史上延续卅一个王朝的断代问题。年代学者还根据天狼星偕日出的纪录，确定了古埃及某个王的绝对年代，如古埃及第十二王朝第五王塞索斯特里斯三世七年第二季第四月十六日的天狼星纪录，著名埃及年代学家派克据此，把这一年定为西元前一八七二年。以天狼星日期纪录建立的古埃及天文绝对年代框架，已成为构筑整个古埃及文明的重要支柱。
宋健将要告别以色列科学院时，特德莫对他说：中国与埃及、古巴比伦、印度，被公认为世界上最古老的独立发展的四大文明古国，并在世界文明长河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如果中国学术界对华夏文明的早期历史能集中精力进行探索性的断代研究，其成就将不比亚述学、埃及学逊色，其成果的取得不仅对中国，而且对整个世界文明史的研究也必将产生巨大贡献和深远影响。特德莫表示，如果需要，他愿意怀着对中国历史的热情与挚诚，像参加亚述学研究一样，与中国学者一起为建立中华文明早期历史的年代学，略尽自己的绵薄之力。
尽管宋健对特德莫所展现一片真情，只是作了欢迎之类的礼貌性回答，但这件事本身却刺激和启迪了他，同时也深深地烙印在他的心中。几年前，宋健曾赴印度进行国事访问。在此期间，时任联合国环境署执行主任的埃及人托尔巴先生和宋健一同被邀请去参加印度部长举行的欢迎宴，在宴会上，托尔巴先生曾兴奋而自豪地致词：我们，世界上三个最伟大的文明古国的代表在这里欢聚，具有历史性的意义，因为保护环境是我们古代文明的要义听着托尔巴先生的慷慨陈词，宋健顿感热血沸腾，民族的自豪感油然而生。
无庸质疑的是，在历史上曾称雄于世的四大文明古国，其中埃及、巴比伦和印度文明，由于各种复杂的原因，相继在发展、延续的进程中发生了断代、颓败或者彻底毁灭。只有中华文明历史悠悠五千年而绵延不绝。在历史的长河中，无论是战乱、暴政、外族入侵，还是水旱灾疫，都未能割裂和阻止它的延续与进步。正是在这绵延不绝的文明滋养、哺育之下，才培养了伟大的民族精神，才使处于世界东方的炎黄子孙以坚毅不屈的性格和非凡的创造力巍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然而，这样一个对世界人类有过杰出贡献的民族，在年代学研究上却远远落后于古代埃及、两河流域，而最大的缺憾则是自司马迁以降，未能建立起形成中国古代文明特色，到迈向繁荣最为重要的三代纪年，也就没有正式公布过西周共和元年（西元前八四一年）以前的纪年参考体系。
继司马迁之后，人们对这位伟大的史学之父所作的千秋《史记》中的前三篇，即《五帝本纪》、《夏本纪》和《殷本纪》，以及其他的《书》、《礼》等古代文献纪录，或信，或疑，或释，或者全盘否定，这种相互歧异的论争直到司马迁之后二千多年的现代都未停止。如现代史学巨擘郭沫若在一九二九年虽断言：《尚书》始于唐虞，《史记》始于黄帝，但这些都是靠不住的，商代才是中国历史真正的起头。与郭沫若同一时代的另一位史学大家范文澜在其主编的《中国通史》中，将五帝、夏朝全部视为传说，在夏朝、商朝的年代之后用？表示怀疑，夏代遗迹统统视为假设。
或许，正是中国学术界自己的迷茫和纷乱，才出现了日本的尧舜禹抹杀论，才有了西方人所认为的中国文化西来说。早在一九三○年代，瑞典考古学家安特生（注四）就鼓吹中国的彩陶制作技术是先在西方成熟后才传入中国的。美国伊利诺大学斯塔尔等人编著、一九六四年出版的《世界史》宣称：中国的古代文明的起源晚于美索不达米亚，且是受后者影响而发展起来的。中国的青铜器出现在西元前一五○○年左右，炼铁技术是西元前一○○○年后从西方传入的。中国古代文明是在商之后才迅速发展起来的，商朝的年代为西元前一五二三至一○二七年，安阳地区出土的文物是唯一的物证。
（注四）Johann Gunnar Andersson：一八七四至一九六○，瑞典地质学家和考古学家。一九一四年到中国任矿业顾问，作过考古勘探工作。一九二一年在河南仰韶村发现精致的彩陶，为中国新石器代文化提供了第一个证据。同时在黄河流域发现许多类似遗址，与西南亚诸文化比较研究，确定其时间为西元前三○○○至前一五○○年。他根据在周口店看到的石英碎片，预言会发现人类化石。六年后，果然在那里发现中国猿人（北京人）的化石。
在一九九三年出版的《世界史》中，与斯塔尔等人持相同观点的英国人罗伯兹称，中国的商朝于西元前一七○○年左右统治河南一带约四万平方哩（十万零四千平方公里）的地域，比英国今天的面积还小。商代是美索不达米亚古文明以东、有证据的唯一文明，可能于西元前一○二七年为周朝所灭。罗伯兹还表示：一致公认，中国的文明史从商开始，这是长期以来研究中国历史的基础。因为中国只有西元前八世纪以后的纪年，没有更早的、像埃及那样的纪年表。
对于外国人的这些观点，所有认知自己的祖国是一个拥有五千年文明古国的炎黄子孙都无法认同。早在一九五○年代中期，中国的历史学家尹达就对安特生所鼓吹的中国文化西来说加以驳斥；另一位考古学大师李济则严厉地批判了西方人的种族和价值偏见，他在自己的讲演中说道：譬如讲到（中国的）年代，西洋人在选择两个可能的年代时，总要偏向较晚的一个。例如武王伐纣的年代，考古学家董作宾定在西元前一一一一年，而西洋人（以及少数中国人）一定要定在西元前一○二七年，一笔抹杀了较早的西元前一一一一年。在周口店北京人的年代问题上，他们也是这样，以便在讨论文化、人种和活动方向时，他们可以随意安排。在安阳出土的青铜刀问题上，一些美国的汉学家认为中国的铜刀子与北方的有关系，而在时代上，中国的比西伯利亚的晚。我相信这是他们把武王伐纣年代定在西元前一○二七年的主要依据。把中国拉下几十年，再把西伯利亚提早几十年，于是就可以证明中国文化是从他们那里来的。
李济在揭露和批判某些西方人的种族和价值偏见的同时，也对中国的古代文明史提出了令人深思的见地，一九五三年他在著名的论文《安阳的发现对谱写中国可靠历史新的首章的重要性》中讲到：在二○年代初，即被称为中国文艺复兴的那个短暂的时期以来，知识界有很重要的一伙人自称是疑古派。这些不可知论者怀疑整个中国古代传统，声称所谓的殷代不管包括什么内涵，仍然处在石器时代。这些疑古派，多数都受业于名人章炳麟门下，而在那个文艺复兴的浪潮里却又造了他们老师的反，但是积极的贡献不多。然而这段思想十分混乱时期也不是没有产生任何社会价值，至少它催生了中国的科学考古学。尽管科学考古学后来证明，在中国古代这个问题上，章炳麟和他的造反的学生都错了。随着安阳发现的公开，那些疑古派们也就不再发表某些最激烈的胡话了。事实上，司马迁《史记》中《殷本纪》记载的帝系上的名字，几乎全都能在新发现的考古标本卜辞上找到，由此重新肯定了二千多年前司马迁在《史记》中所载原始材料的真实性。
当然，对古代史料的可靠性充满信心者，并非肇始于安阳甲骨文的发现，实际上，在司马迁之后，也一直大有人在。唐朝的著名学者张守节在他的《史记正义》中，认为中华文明确从黄帝开始，并推算出从黄帝到西汉天汉四年共二千四百一十三年，即黄帝的纪元始年为西元前二五一○年。张守节的这个论断获得了唐后一千多年来许多政治家和治史学者的认同，但在年代座标上作了不同的修订。如一九○五年孙中山建立同盟会，为了表示与清朝划清界线，便在日本东京创办的《民报》上，改用从黄帝开始的纪年，根据东京史学家的推算，黄帝纪元开始于西元前二六九八年，以此下推，将清光绪卅一年（一九○五年）定为中国开国纪元四六○三年，并在首页印制了中国民族开国之始祖，世界第一民族主义大伟人黄帝画像。到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成功，孙中山被推选为临时大总统后、正式决定中华民国改用按《民报》推算的黄帝纪年，中华民国元年定为黄帝四六○九年。通电发出后，由于孙中山的威望，这一纪年方法为多数革命家所接受，各省群起响应，多数报刊纷纷改用新的纪元。
但在举国上下一片改天换地的凯歌声中，也传出各种不同声音，如江苏的当权者根据当地历史学家的推算、坚持认为一九一一年应为黄帝四四○二年，民国元年应为这个数字、于是江苏的报纸用了自己推算的纪年，比法定纪年晚了二○七年。另外有一位叫黄藻的史学者编辑了一本叫做《黄帝魂》的书，此书初版于一九○三年，之后又多次修订再版，在学界影响颇大、其中刊出由别的历史学家推算的黄帝纪元，将民国元年定为黄帝四六二二年，比法定又早了十三年。由此可见，对黄帝的确切纪年问题，各地历史学家虽然对史料充满信心，但仍众说纷纭，难以达成共识，或许正是由于这个原因，黄帝纪元最终宣告流产。
走出书房觅知音
为了心中的这个念头，一连十几天，宋健除了繁忙的日常事务和一些摆脱不掉的应酬，闲暇之余，他总是尽可能地找一些与古代文明研究有关的书籍和资料研读，他深知，中国和外国毕竟不同，要将心中的念头变成一个切实的计画或实行方案，到底可行性有多大？需要投入多少人力、物力？最终的结局如何？这些或许不是他目前就能把握的。因为他毕竟不是个社会科学家。
但此时的宋健已不满足独坐灯下翻看史书和资料了，他想要走出书房，跳出自己熟悉的圈子，融入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两门学科的学者之中，在深入调查了解的同时，看能否将萦绕于心中的念头转变成切实可行的计画。
几天后，宋健透过历史学家朱学文先后找到了历史学家李学勤、考古学家严文明、俞伟超、中国科学院院士暨天文学家席泽宗、碳十四测年技术学家仇士华等五位一流学者。一九九五年九月廿九日上午，五位学科巨擘来到中南海国务院小会议室，由宋健主持召开座谈会，就是否可以构建中国古文明年代学的问题展开讨论。
按照五位学者的看法，就中国古文明的研究而言，年代学问题在先秦史上可谓是最为棘手的问题，但无疑也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研究古代史离不开年代座标，若无此座标或座标不确切，许多问题会永远处于浑沌和争论不休之中。司马迁在着《史记》时，编了《十二诸侯年表》，将纪年上推到西周共和元年，但对之前的夏商周年代，他认为因为资料记载不一，取舍不易，只好放弃，所以《史记》虽有《三代世表》，却没有明确的纪年。自司马迁之后，历代学者西汉晚期的如刘歆、三国时期的谯周、晋代的皇甫谧等，一直不断努力，试图推定共和元年（西元前八四一年）以前的年代。如刘歆在他的名著《世经》中就称夏代的纪年为四百卅二年，商六百廿九年，周八百六十七年，商汤伐桀之年相当于西元前一七五一年，武王伐纣之年相当于西元前一一二二年等等。由于刘歆与其父刘向曾在西汉朝廷担任过校中秘书，在学术、文化上均有其贡献，因此有许多学者认为他这一推论可信度较大，但也有陈忠等学者认为此说并不可信。关于刘歆之说是对是错的问题，学界历二千年的争论尚无一个确切的结论。
十九世纪后期以来，由于商周金文和甲骨文的发现，复原夏商周三代纪年才有了新的依据和希望。从此以后，中外学者利用这方面的资料，对夏商周年代学进行研究，并获得许多重要成果。自一九二○年代开始，随着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兴起与发展，学者们找到了一条文献以外的研究古代文明的道路科学考古发现的遗址、遗物。正是由于这些遗址、遗物所提供的文化资讯，才对仰韶文化（约西元前三○○○年）、大汶口文化（约西元前二八○○至二四○○年）、龙山文化（约西元前二八○○至二○○○年）以及二里头夏代文化等考古学文化有了较为准确的破译和了解，并为中国古代文明在年代学上的研究提供了全新的视角和佐证。因为此后考古学的发展迅速，发现了大量夏商周时期的遗址和墓葬，随着研究的深入，使得这一时期的考古文化得到了更加清晰的认识。
自一九五○年代末，大陆开始了放射性碳十四测年研究，科技考古工作逐渐发展，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北京大学等单位的测年技术已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自一九八○年代起，北京大学建成了先进的加速器质谱仪（AMS），更进一步改良的话，可望达到国际尖端科技水准，于是对古代遗址出土的标本进行高精确度的年代测定便成为可能。由于采用现代科技运算方法，古代天文历法的研究也有较大进展，任何有规律可循的古代天文现象纪录都可以利用电脑极快地算出。如紫金山天文台的天文年代学家张培瑜已透过电脑的运算结果，编出《三五○○年历日天象》一书。此书记载了自西元前一五○○年到西元二○五二年的合朔、满月、分至、八节、日蚀等历日和天象，倘若用他的计算程序再向前推一千五百年，推算出其间的历日和天象，并非太困难的事情。而专门从事甲骨和金文研究的古文字学，近年有了长足的进步和发展，对殷墟甲骨、周原甲骨及西周金文的分期研究和考释都有新的成果问世。如果将这些成果配合天文历法研究，可建构商代后期与西周年代的历谱。如果选择一些典型的甲骨标本，透过高精度的碳十四测年实验，将会使其资料与商周的王年对应、联系起来，这对古代年代学的建立是一个革命性的突破。
除此之外，古代遗址的发现和考古学的发展，使历史学者在文献学的研究中对若干传世文献的真伪有了新的评估，而这些不同于以往任何时代的新评估，又为考古学及天文历法的研究提供了更多、更坚实的基础。
正因有了以上种种条件，才使得重新构筑中华文明成为可能。但是，从历史学的角度看，这尚缺年代学尺规的两千多年文明史，大致包括五帝时代和夏、商、周三代两个大的组成部分，如果要完整架构，必先构筑夏、商、周三代的基础，而且，夏商周三代，正是中国古文明形成特色、走向繁荣的重要转折时期。因此，在这个座谈会将要结束之时，五位学者根据学术研究的规律和现实条件，建议首先进行以探索中华古文明起源为最终目标的夏商周年代学研究。如果说春秋时代的震荡产生了《左传》，战国秦汉的演变造就了千秋《史记》，那在这样的伟大的民族复兴时期，夏商周年代尺规的建立，将落在跨世纪的中国科学家群体的肩上，只要自然科学、人文、社会科学等各界的科学家通力合作、密切配合，中国古文明必然可以重建起来。
经过一个上午的讨论，在大家对相关问题初步取得共识之后，宋健提议，如果这项工作得以实施，就取名为夏商周断代工程。
这次座谈会之后，宋健与大陆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李铁映多次共同主持会议，更广泛地征求专家们的意见，并联络相关部会，共同酝酿夏商周断代工程计画，进一步明确研究目标。
一九九五年十二月廿一日，李铁映、宋健主持会议，会议中决定：
一、夏商周断代工程列为国家重大科学研究课题，研究工作应坚持以我为主，并采用政府支持、专家研究、权威学术机构公布结果的方式。课题自一九九六年开始启动，要求于一九九九年十月一日（建国五十周年）前完成，并公布阶段性研究成果。
二、由李铁映、宋健担任工程特别顾问。为了加强对夏商周断代工程的统一领导和便于有关学科的协调配合，成立工程课题领导小组，负责管理经费、审批工作计画、定期听取汇报，并部署工作等事宜及重大问题报国务院。国务院一年听取一次课题领导小组的汇报，领导小组成员为：
组长：
邓楠，国家科委副主任。
副组长：
陈佳洱，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副主任。
韦钰，国家教委副主任。
成员：
路甬祥，中科院副院长。
腾藤，社科院副院长。
张德勒，国家文物局局长（后改为新任局长张文彬）。
刘恕，中国科协书记处书记。
甘师俊，国家科委社会发展科技司司长。
三、聘任李学勤等四人为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科学家，并由领导小组聘任相关科学家成立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负责组织科研工作。专家组组长由李学勤担任，仇士华等三人任副组长。其成员和学科构成为：
李学勤，首席科学家、专家组组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所长、研究员。
仇士华，首席科学家、专家组副组长、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研究员。
李伯谦，首席科学家、专家组副组长、北京大学考古文博院院长、教授。
席泽宗，首席科学家、专家组副组长、中科院自然科学史所研究员、院士。
四、为保证夏商周断代工程研究工作如期完成，由国家科委、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国家文物局、中国科学院共同安排经费九百万元人民币，另由财政部自一九九六年至一九九九年，每年拨款一百万元支持。
宋健还不断致函北京之外所熟悉的科学界前辈和朋友，共同对这一专案进行探讨、论证。当他得知正在上海养病的前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当代史学巨擘周谷城身体渐为康复后，便致函问候并报告夏商周断代工程的有关事宜。这封信函的原文是：
周谷老：
知您大为康复，科学界不胜欣慰，故以崇敬之诚，冒昧报诉近事如下。
为推动中国古代史的系统研究，促进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结合，拟于九五发起夏商周断代工程，将中国古代纪元推至夏初，比二千年前司马迁所记西周共和元年（公元前八四一年）前推一千四百年，以缩短中国古代史与埃及学、亚述学等差距。自然科学，特别是天文学，放射性物理学等可能大规模介入并提供帮助。古书古迹关于天文现象纪录，可成为新一轮研究起点，精密确定夏初（五星联珠）、周初（一日再旦）的纪元。碳十四断代有可能精确测定殷墟、郑州商城的年代。物理学家告，精度可达正负二十年。此项工程的完成，可能补足中国古代史研究之遗阙，从而减少疑古的范围。已聘请四位首席科学家，另邀当代少长群贤，参与工作。期望九五完成，公诸于世。
现奉上《会议纪要》一份，呈您阅示。仰慕中国史和世界史研究的先驱和巨擘，伫望得到您的指点。
时值严冬，衷望为国珍摄。敬祝跨越三纪，益寿齐彭，创科学时代之新峰。
敬颂
大安
宋健一九九六年元月廿日
周谷城在接到信函后，以极度的欣喜之情抱病复函：
尊敬的宋主委：
承赐教言，无任荣幸。兹特不揣冒昧，略抒喜悦之意：一、夏商周断代工程，重要伟大。过去无人敢提，今天主委宋公，高瞻远瞩，言近旨远，登高一呼，史学界皆大欢喜。谷城坚决拥护。二、将古史年代向上延升至夏初，令人敬服。过去如讲向上延升，定遭打击，今则可以畅所欲言矣。三、所有工作难度都大，但自然科学家与社会科学家合力攻关，政府支持，不出数年之后，当有大成。
先此预祝，谨致敬礼。
周谷城上
一九九六年二月于沪
从二人往复的函件中可以看到，如果说宋健在字里行间无不透露着自己的真挚与诚恳，那么，已九十九岁高龄的史学大师周谷城，则对这个工程能够实施的喜悦之情溢于言表。可以说，他对这个工程的前景是满怀信心与希望的。遗憾的是，这位著名的历史学家未能亲眼看到夏商周断代工程的成果，于一九九六年十一月十日在上海逝世。
一九九六年三月，宋健将他正在修改中、关于夏商周断代工程启动意义的《超越疑古，走出迷茫》的第五次修订稿，交由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孔德涌，转致美国哈佛大学人类学系著名华裔考古学教授张光直，征询他对文稿和开展夏商周断代工程的意见和建议。张光直于四月四日函覆孔德涌，称宋健的文稿是我近年来在人文社会科学范围里面所看到的文章中最有气魄的一篇。对于夏商周断代工程的方法，张光直虽直言不讳地发表了自己的见地：这个题目不是一个人、两个人可以做的，只有国家的力量才能够组织胜任彻底研究三代年代的财力和人力资源，才能解决古史研究中最令人迷茫的一些问题，而在这些问题中，最巨大的，最关键性的一把钥匙，就是宋博士提出来的年代学。我对这个主张举双手赞成。
一九九六年四月廿四日，刚刚获得国际亚洲研究的最高奖一九九六年度亚洲研究杰出贡献奖（AAS奖）的张光直，来到北京进行学术访问。四月廿六日，张光直受宋健的邀请，在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李学勤、席泽宗、张长寿等学者的陪同下，在中南海紫光阁与宋健会面，并着重夏商周断代工程在如何具体实施中的若干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张光直认为中国政府即将把夏商周断代工程纳入九五计画重中之重的科学研究专案，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并预言，只要中国的学术界通力合作，找到合适的方法去做，一定会在古史年代学的研究中有突破性的贡献。
在讨论中，张光直藉由自己对中国古代考古学和古史方面的研究成果，对夏商周断代工程所涉及的三代年代的始年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和建议。如关于商周分界，也就是古史研究中争论最多的武王克商的年代问题，张光直认为这个年代既是周朝的起始年代，也是制断夏、商年代的基础，是工程中的大关键。这个年代自汉代刘歆之后产生了几十种不同的说法，中间相差一百多年。这些说法的依据主要是刘歆在历法上的推算、甲骨文与少数传世文献中记载的日蚀与月蚀的干支，以及古文献中有关哈雷彗星及岁星的记载与武王克商年的关系等等。之所以产生不同的说法，是因为这些材料本身未能相互支持，因此，这些材料中必然存在一些错误的纪录。而这种错误的产生，至少有两种可能：一是出于政治目的的作伪，一是文献流传过程中的讹误。按常规，出土的甲骨材料一般不会错，但后人对甲骨纪录的理解和推算方法却有分歧。理解不同，方法不同，其推算出的结果也就有了差异。即将全面展开的夏商周断代工程，应该对这些分歧分别加以推算，并以推算的结果与其他相关的材料相验证，找出彼此不合的材料，努力探明其不合的原因，逐步排除错误的资料。这样的研究，有产生各种资料彼此相符的可能，即便不能产生，中国古代文明年代学也可以达到比两河流域、埃及、印度还要清楚和详细的程度。
从张光直的谈话中可以看出，这位著名的美籍华裔科学家，对夏商周断代工程的前景，与史学界前辈周谷城一样，同样是充满了信心与希望。
突破传统的围墙
夏商周断代工程的研究计画成立之后，根据大陆国务院会议精神，李学勤、仇士华、李伯谦、席泽宗等四位首席科学家，便着手起草夏商周断代工程研究项目的可行性报告、经费使用计画，以及推荐专家组成员名单。
在起草的可行性报告中，夏商周断代工程的最终目标是推算出一份有科学依据的夏商周三代年表。具体的目标如下：
一、西周共和元年（西元前八四一年）以前各王，提出比较准确的年代。
二、商代后期武丁以下各王，提出比较准确的年代。
三、商代前期，提出比较详细的年代架构。
四、夏代，提出基本的年代架构。
夏商周断代工程是由历史学、考古学、天文学和定年技术等学科的专家学者联合实施的系统工程。研究途径主要有三：
一、对传世文献和甲骨文、金文等古文字材料进行搜集、整理、鉴定和研究，对相关的天文历法纪录，透过现代天文计算推定其年代。
二、对有典型意义的遗址、墓葬资料进行整理和分期研究，并作必要的发掘，取得系列样品，进行常规和AMS（加速器质谱仪）的碳十四年代测定。
三、对各课题透过以上两条以及其他途径得出的结论进行综合，进一步深化研究，得出尽可能合理的年代学年表。
有了以上三大途径，接下来便是设置课题和专题。经过论证，夏商周断代工程经论证当时共设九个课题，下分卅六个专题，如下表：
一、有关夏商周年代、天象及都城文献的整理及可信性研究。负责人：杨升南
（一）夏商周年代天象文献资料库。主要研究人：员罗琨
（二）文献中夏商西周编年的研究。主要研究人：朱凤瀚
（三）有关夏商西周年代、天象的重要文献的可信性研究。主要研究人：廖名春
（四）夏及商前期都城文献资料的搜集与整理。主要研究人：辛德勇
二、夏商周年天文年代学综合性问题研究。负责人：陈久金。
（五）夏商周天文献资料库、计算中心和联网设备的建立。主要研究人：孙小淳
（六）夏商周三代更迭与五星聚合研究。主要研究人：徐振韬
（七）夏商周三代大火（心宿二）星象和年代研究。主要研究人：江晓原
（八）夏商周时期国外星象纪录研究。主要研究人：孙小淳
三、夏代年代学的研究。负责人：邹衡
（九）早期夏文化研究。主要研究人：方燕明
（十）二里头文化分歧与夏商文化分界。主要研究人：郑光
（十一）《尚书》仲康日蚀研究。主要研究人：吴守贤
（十二）《夏小正》星象和年代。主要研究人：薄树人、胡铁珠
四、商前期年代学的研究。负责人：安金槐
（十三）郑州商城的分期与年代测定。主要研究人：杨育彬
（十四）小双桥遗址的分期与年代测定。主要研究人：宋国定
（十五）偃师商城的分期与年代测定。主要研究人：杜金鹏
五、商后期年代学的研究。负责人：殷玮璋
（十六）殷墟文化分期与年代测定。主要研究人：杨锡璋
（十七）殷墟甲骨分期与年代测定。主要研究人：刘一曼
（十八）殷墟甲骨和商代金文年祀的研究。主要研究人：常玉芝
（十九）甲骨文天象纪录和商代历法。主要研究人：张培瑜
六、武王伐纣年代的研究。负责人：张培瑜、俞伟超
（二十）武王伐纣时天象的研究。主要研究人：江晓原
（廿一）先周文化的研究与年代测定。主要研究人：王占奎
（廿二）周原甲骨的整理及年代测定。主要研究人：曹玮
（廿三）丰、镐遗址分期与年代测定。主要研究人：徐良高
七、西周列王的年代的研究。负责人：张长寿
（廿四）琉璃河西周燕都遗址分期与年代测定。主要研究人：赵福生
（廿五）天马一曲村遗址分期与年代测定。主要研究人：刘绪
（廿六）晋侯墓地分期与年代测定。主要研究人：李伯谦
（廿七）西周青铜器分期研究。主要研究人：王世民
（廿八）晋侯苏钟专题研究。主要研究人：马承源
（廿九）西周金文历谱的再研究。主要研究人：陈久金
（卅）懿王元年天再旦于郑考。主要研究人：刘次沅
（卅一）西周历法与春秋历法附论东周年表问题。主要研究人：陈美东
八、碳十四测年技术的改进与研究。负责人：仇士华
（卅二）常规法技术改造与测试研究。主要研究人：仇士华、陈铁梅
（卅三）骨质样品的制备研究。主要研究人：原思训
（卅四）加速器质谱仪法技术改造与测试研究。主要研究人：郭之虞
九、夏商周年代研究的综合和总结。主要研究人：李学勤
（卅五）夏商周年代研究的综合和总结。主要研究人：李学勤
（卅六）世界诸古代文明年代学研究的历史与现况。主要研究人：林志纯
在夏商周断代工程实施过程中，根据研究需要和新的考古发现，又增设了以下八个专题：
（一）金文纪时词语（月相）研究；
（二）甲骨文宾组、历组日月蚀卜辞分期断代研究；
（三）商州东龙山文化分期与年代测定；
（四）邢台东先贤文化分期与年代测定；
（五）禹伐三苗综合研究；
（六）新寨遗址的分期与研究；
（七）周原西周文化分期与研究；
（八）洹北商城的遥感与物探。
为便于组织研究，工程领导小组聘请李学勤、仇士华、李伯谦、席泽宗等四位著名学者为首席科学家，随后由领导小组又聘任了相关学科的廿一名专家组成专家组，专家组再聘任不同学科的专家进行联合研究。直接参与工程的来自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领域内共九大学科内的优秀学者达二百多人，主要来自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生物物理研究所、上海天文台、紫金山天文台、陕西天文台、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考古研究所、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河南省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历史博物馆、故宫博物馆、上海博物馆、北京市文物研究所、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山西省考古研究所、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首都师范大学、南开大学、吉林大学、东北师范大学、哈尔滨师范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南京大学、南京师范大学、烟台大学、四川大学、西北大学等单位。
工程专家组主要人员除李学勤、仇士华、李伯谦、席泽宗等四人外，分别是：
马承源，上海博物馆研究员。
马福臣，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地球科学部副主任、研究员。
朱凤瀚，中国历史博物馆副馆长、教授。
安金槐，河南省文物研究所名誉所长、研究员。
严文明，北京大学考古文博院教授。
邹衡，北京大学考古文博院教授。
辛德勇，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副所长、研究员。
张长寿，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研究员。
张培瑜，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研究员。
陈久金，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所研究员。
陈铁梅，北京大学考古文博院教授。
俞伟超，中国历史博物馆研究员、中国考古学会常务理事。
原思训，北京大学考古文博院教授。
殷玮璋，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郭之虞，北京大学重离子物理研究所副所长、教授。
彭林，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
裘锡圭，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至于工程课题、专题部分主要成员的资历如下：
杨升南，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
罗琨，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
廖名春，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副教授。
郑杰祥，河南省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徐振韬，中科院紫金山天文台研究员。
江晓原，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系主任、教授。
胡铁珠，中科院自然科学史所副研究员。
吴守贤，中科院陕西天文台研究员。
方燕明，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
郑光，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杨育彬，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杜金鹏，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宋国定，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
杨锡璋，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刘一曼，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常玉芝，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王占奎，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副所长、副研究员。
曹玮，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副所长、副研究员。
徐良高，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
刘绪，北京大学考古文博院教授。
赵福生，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副研究员。
王世民，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刘次沅，中科院陕西天文台研究员。
陈美东，中科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
彭裕商，四川大学历史系教授。
林志纯，东北师范大学教授。
吴振武，吉林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教授。
刘雨，故宫博物院古器物部主任、研究员。
罗新，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副所长、副研究员。
黄天树，北京首都师大中文系教授。
李朝远，上海博物馆副馆长、研究员。
蒋汉英，中科院生物物理所研究员。
刘健，中国社科院世界历史所博士。
为了协助专家组进行项目的总体设计和实施中的组织协调，经夏商周断代工程领导小组批准，设立专案办公室，并聘历史学家朱学文为主任、周年昌为秘书长、王肃端为副主任负责日常事务及有关工作。
一九九五年五月十五日，在经过数次修订后，《夏商周断代工程可行性论证报告》经过大陆十九位专家学者评审之后，通过施行。
一九九六年五月十六日，李铁映、宋健在中南海主持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有夏商周断代程领导小组、专家组专案办公室以及有关单位及专家学者近五十人。会上，李铁映、宋健听取了夏商周断代工程领导小组组长邓楠、专家组组长李学勤等有关人员的汇报，并颁发聘书给参加工程的廿一位专家组成员。宋健在题为《超越疑古，走出迷茫》的发言提纲中指出：中国的史学界有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提高自己的勇气与信心，要充分发扬中华民族的创造精神与创新精神。中国的历史科学要想在世界上获得其应有的地位，中国的历史学家首先要站起来，要敢做大题目，使历史科学成为中华民族的支柱性科学，而夏商周断代工程可能正是一种纲领性的工作。廿世纪即将结束，我们不能把古史上的迷茫就这样传给下一代。自晚清封建帝制崩溃直至进入廿一世纪的一百多年来，经过数代人的努力，特别是建国后四十多年卓有成效的工作，中国的古代史研究已取得极其丰富的成就，处世纪之交的九五期间，应该做一个总结，对三代纪年这个关键问题归纳出一个轮廓。
对于工程的具体实施，宋健还向与会者提出四点建议：
一、要突出重点，有所为，有所不为，集中精力于关键问题。应集中精力于总结近几十年考古发掘、甲骨金文、竹书等新的考古和历史科学研究成就。必要时，可部署新的发掘，对重点遗迹文物，集中力量进行研究。
二、提倡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相结合。毫无疑问，完成此工程主要靠历史和考古学家，自然科学有关专业应参与协同。可综合调度使用我国已建成的物理、化学、地学、天文学等现代设施。除确系必要的以外，能不新建的不必新建。计画定得太大，会影响预定目标的实现。
三、实施断代工程，宜集中注意力于任务目标，不再引发大的辩论。
四、坚持重大科学问上的民主集中制原则。我赞成成立三个工作组，分别研究夏、商、周三代。工程后期每一工作组都应提出一份研究报告。再由专家组在首席科学家的主持下，提出综合报告。应尽量达成一致意见。如有异议，允许保留，不必强求一致，以多数通过为准。最后提交全国性学术团体讨论，多数通过后发布，报国家备案。这大致是地质学断代标准档的起草、讨论和通过发布的程式。地质学界的做法行之有效，很值得参考。
对于以上四点建议，宋健强调，不能设想这会是最后的真理。它只能是对中国古代史最新研究的一个总结。经多数科学家通过并发布后，即可为今后的国内外的历史研究、教学和社会各方面提供一个到目前为止比较可靠的、可使用的系统纪年。如果以后有新的发现、新的证据或新的研究结果，随时可以透过类似方式予以修改，向全社会公布新表。
继宋健之后，李铁映在发言中强调：提高中华民族的凝聚力与自信心，是这一项目的意义之一。从各种条件来看，现在我们有大量的考古发掘，有现代的科学技术，又有国外的研究可以借镜，我们的条件不比德国人研究埃及史的条件更差，我们完全有能力、有信心完成这一课题。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一个民族前进的动力，创新本身也是一种科学的态度。夏商周断代问题，两千多年来没有得到解决，说明它有难度，所以，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方法上，都要去掉一切迷信，一切因循守旧，在工程开始之时，就要有一种大无畏的科学精神，开拓这一研究的新局面。
五月十六日的会议，象征着夏商周断代工程全面启动。中华古文明也将以此为起点，在时代激流的撞击与震荡中一步步揭露它的真面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