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元鼎四年（西元前一一二年）一场暴雨刚过，河东郡汾阴县一个叫巫锦的农民，担心大水淹了自家的二亩薄田，便扛了锄头到田中看个究竟。当他来到村外一座祠堂旁时，发现原有的一条小路有一处呈钩状陷了下去，出于好奇，他弯腰挥动手中的锄头照下陷的地方猛铲下去，想不到锄头刚一落入泥坑，便传出一声沉闷的金属撞击声。
巫锦先是一惊，继而想到，莫非地下藏有宝贝？于是，一股热血涌入头顶，便不再顾及那二亩薄田，索性甩开臂膀挖下去。只一会儿功夫，坑中露出了一件长方金属物品。果然有宝贝。巫锦惊喜交加，更加起劲地挖掘起来。随着泥坑不断加深扩大，整个物品的原形毕露这是一件看上去极其古老的青铜大鼎，大鼎硕大异常，器腹如城墙般雄壮，整体造型厚重典雅、威严肃穆，透出咄咄逼人的恢宏气势。见到青铜大鼎，巫锦更加惊喜，认为自己发财的机会到了，但这个念头刚一闪过，蓦地又意识到此事非同小可，眼前的祠堂可是当今皇帝御笔亲批建的，说不定这东西与祠堂有关，果真如此，自己这个妄举可能会招来杀身之祸也不一定。
想到这里，巫锦顿时感到大祸临头，额上冒出了阵阵冷汗。极度的惊恐之后，他决定赶快将此事报官自首，说明前因后果，这样或许可以免遭罪责。
当地官吏闻讯，觉得颇为新奇，便跟着巫锦前来现场察看，果见一硕大青铜鼎静卧于泥坑之中。地方官吏未曾见闻有如此精美、庞大的青铜鼎，隐约感到了什么，便决定派人快马向河东郡太守报告。河东太守一听，先是大惊，随即半信半疑地亲自带人前来探看。这个河东太守出身儒生，对古物颇有钻研，一见大鼎便两眼发直，惊骇不已。待反覆查看之后，嘴角露出了一丝微笑。
河东太守明白，鼎在商周时期常被奴隶主贵族用来别上下，明贵贱，作为祭祀等用的礼器，鼎的大小轻重是用以区分统治者的权力、身分和等级，传言得重鼎者得天下，所以才有了问鼎中原的成语。六年前，汉武帝汾水得鼎，认为是吉兆，将鼎送到长安后，摆宴五日以庆贺，并实施大赦，不久还将年号改为元鼎元年，以示对得鼎的纪念。那得鼎、迎鼎和送鼎，甚至在皇帝面前拍马屁者，自然是升官发财，各有所得，朝廷内外皆大欢喜。有了六年前的例子，河东太守不敢怠慢，除了命令当地官吏严加看护这鼎，立即回府写就奏章呈报汉武帝。汉武帝听闻汾阴又出一重鼎，龙心大悦，认为又一次苍天授意，随即下诏，将鼎掘出，由河东太守亲自护送到京城长安设祠供奉。
鼎送进长安后，朝中不少公卿认为这又是一次升官发财的机会，便各显神通，极尽吹捧之能事，将此鼎誉为旷世珍宝、天下罕见之神品。更有阿谀苟合之徒如齐人公孙卿等人觉得只是一味吹捧尚不足以引起皇帝的重视，升官发财的好梦难圆，便引经据典，较其他人更胜一筹地趁机言道：黄帝作宝鼎，象天地人也。而后又借一个叫申功的古人之口奉承：汉兴复当黄帝之时，汉之圣者在高祖之孙且曾祖孙也。宝鼎出而与神通，封禅。封禅七十二王，唯黄帝得上泰山封。汉主亦当上封，上封则能仙登天矣。齐人公孙卿等人一番吹捧和谄媚，使得汉武帝热血沸腾，既然得宝鼎便可同上古时代的黄帝一样上泰山封禅，而上泰山封禅又可以得道成仙，这样的好事怎能错过？于是，汉武帝下令大臣公卿迅速制定封禅礼仪，以备登泰山之用。
封禅，本来是传说中远古的一种礼仪，这种礼仪到底是什么样子，到春秋时期的孔子已说不清楚。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曾到泰山封禅，据说因不明礼仪，结果到泰山后遭到暴风雨袭击，给后人留下了笑柄，而自秦始皇至汉武帝时又过了百余年，这封禅的礼仪就更难弄清楚。但既然武帝一心想要封禅成仙，齐人公孙卿等人当然不能失去这个难得的讨好机会，很快按照古代传说和自己的想像制作了一套封禅礼仪和礼器。当汉武帝将这套礼仪礼器出示给太史令司马谈、祠官宽舒等人观看并征询他们的意见时，司马谈等众儒却依据《尚书》、《周官》、《王制》等古籍留下的线索，固执地认为齐人公孙卿等制作的那一套与古代不同，根本不能启用。等到汉武帝问，要如何才合乎古礼时，群儒们又人言言殊，无法作出个一致的结论。而齐人公孙卿等人眼看好事行将流产，便攻击司马谈等群儒只知拘泥经典、不知权衡，于是朝堂之上引爆了一场剧烈的礼仪之争。就在群儒与公孙卿之间吵吵嚷嚷、相互指责又各不相让之时，焦燥难耐的汉武帝一气之下，索性抛开公孙卿与司马谈两派，于元封元年（西元前一一○年）四月，独自与侍中奉车子侯等人前往泰山进行封禅大典。
对众公卿而言，封禅大典是百年不遇的大事，能随天子登泰山参与封禅大典，是非常难得和荣耀的事情。但武帝无情地抛下了他们，独自与车子侯之流去了泰山，这对群儒公卿是非常大的打击。以当时执掌天官事的太史公司马谈而言，不能以自己的身分和职责随天子登泰山，并记录这桩大汉开国以来最隆盛的大事，与其说是遗憾，不如说是一种羞辱，使得他无法承受心灵的巨创，一病不起。
就在司马谈滞留河、洛之间，忍受着官宦生涯失意的煎熬，病痛的折磨，行将归天之际，他的儿子司马迁恰巧从奉使出征西南夷的前线归来。绝望中的司马谈感到欣慰的同时，又燃起了生命与灵魂之旅继续行进的希望之火。病榻上的司马谈，在撒手人寰的最后一刻，悲伤地拉着儿子的手说：
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尝显功名于虞夏，典天官事。后世中衰，绝于予乎？汝复为太史，则续吾祖矣。今天子接千岁之统，封泰山，而余不得从行，是命也夫，命也夫！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且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此孝之大者。夫天下称诵周公，言其能论歌文武之德，宣周邵之风，达太王王季之思虑，爰及公刘，以尊后稷也。幽厉之后，王道缺，礼乐衰，孔子修旧起废，论诗书，作春秋，则学者至今则之。自获麟以来四百有余岁，而诸侯相兼，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 （注一）
（注一）出自《史记太史公自序》。
（我们家的祖先是周王室的太史，虞夏的时候担任天官一职，曾立下功业扬名于当时，之后就衰落了。这祖宗的事业莫非就要断送在我们手上了吗？日后你担任太史，就能继承祖宗的事业了。当今天子上接续虞夏商周以来的正统，在泰山封禅，而我虽身为太史，却不能跟随前往，这是命啊，这是命啊！我死了以后，你一定要继任为太史；担任太史职位，千万不要忘记我想做而未竟的修史志愿。男儿的孝道小则忠事双亲，再者忠事国君，而最大的孝道则是修诚立身，扬名于后世，光耀祖宗。天下人称诵周公，是因为周公撰述歌颂周文王、周武王的功德，宣扬周朝的教化，使西周自后稷以来的文化传统昭示天下。可是周幽王、周厉王以后，王道缺失，礼乐崩坏，孔子修旧起废，论《诗经》、《书经》，作《春秋》，至今还是学者的典范。自孔子死后至今四百余年，这期间诸侯纷争，史书缺失。当今汉朝鼎盛，天下一流，明主贤君忠臣义士不可胜数，我身为太史却没有记载论述，荒废天下史文，每念及此，寝食难安，死不瞑目啊！你要牢记我的话，完成我的未竟事业。）
听罢父亲的遗言，司马迁泪流满面地俯身回答道：
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 （注二）
（注二）出自《史记太史公自序》。
（孩儿虽然笨拙，一定不辜负您的期望，完成您老人家的未竟事业，不敢有半点缺失。）
司马谈的遭遇以及临终遗嘱，令年轻的司马迁刻骨难忘，并因此产生了继承祖业的恒心大愿。
就在司马谈去世三年之后的元封三年（西元前一○八年），司马迁继承父业出任太史令一职。自太初元年（西元前一○四年）参与修订历法后，又将主要精力投入到著述之中。出乎意料的是，天汉三年（西元前九八年）春天，司马迁为李陵败于匈奴之事辩护，触怒了汉武帝，被以诬罔主上的罪名判处死刑。面对从天而降的大祸，司马迁经过生命之于泰山、鸿毛的思索，以接受腐刑为条件而保全了性命。司马迁尽管遭此奇耻大辱，但继续完成父亲未竟事业的志向没有改变，往后便将自己的全部才学、卓识和文化良知倾注笔端，终于写出了饱含血泪、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不朽之作《史记》。
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为主旨，以四项史源取材，五种体裁编纂，记载了中国自黄帝以来直到汉武帝时期三千年的历史文化和民族风情，为后世留下了一笔丰厚的文化遗产：
维昔黄帝，法天则地。四圣遵序，各成法度；唐尧逊位，虞舜不台；厥美帝功，万民载之。作五帝本纪第一。
维禹之功，九州攸同，光唐虞际，德流苗裔；夏桀淫骄，乃放鸣条。作夏本纪第二。
维契作商，爰及成汤；太甲居桐，德盛阿衡；武丁得说，乃称高宗；帝辛湛湎，诸侯不享。作殷本纪第三。
维辛作稷，德盛西伯；武王牧野，实抚天下；幽厉昏乱，既丧酆镐；陵迟至赧，雒邑不祀。作周本纪第四。 （注三）
（注三）出自《史记太史公自序》。
《史记》的问世开创了中国史学一个崭新的时代，是中国史学史上一座无法逾越的丰碑。就在司马迁以渊博的学识和人格的光辉而获得史圣的称誉流芳百世的同时，也为后人留下了一个难解之谜。
尽管司马迁年十岁则诵古文。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罔罗天下放失旧闻，王迹所兴，原始察终，见盛观衰，论考之行事（注四）。但中国历史自东周之后，诸侯相兼，文献、典籍散佚。秦始皇统一六国，又焚书坑儒，以致酿成了明堂石室金匮玉版图籍散乱失绝的空前文化劫难。原本许多上古之人和上古之事到孔子的时代已模糊不清，从孔子到司马迁历史的河流又流淌了五百年，远古之事自然就更难以考证确凿。在这种并时异世，年差不明的学术困境中，司马迁凭着史家的良知，在其所著的《十二诸侯年表》中，将中国有史以来的确切纪年定为西周共和元年，即西元前八四一年。再往前，只记人和事，而具体的年代就只有大略推论了。
（注四）出自《史记太史公自序》。
毫无疑问，历史之所以成其为历史，是发生时间和空间之中的人类的活动。如果历史没有发生、发展的时间座标，很难称其为人类的历史，只能称其为神或鬼的历史。可以想像的是，司马迁在考证自黄帝到夏、商、周三代的具体历史年代时，一定是殚精竭虑，反覆推研，设法求本溯源。但由于条件限制，最终未能将中国远古文明的链条清晰而确凿地连接起来。这让后人为太史公求真务实的精神产生敬仰之时，也掺杂着些许遗憾这是司马迁的不幸，也是中国远古文明史的不幸。
或许，正因为有了这双重的不幸，才令后人难以释怀，所以继司马迁之后的两千多年来，无数历史学家、自然科学家如班固、刘歆、皇甫谧、一行和尚、邵雍、刘恕、金履祥、顾炎武、阎若璩、梁启超、刘朝阳、章鸿钊、董作宾、陈梦家、唐兰、张钰哲等，从古代留传下来和不断发现的文献、金文、天文纪录等，持续寻找或明或暗的蛛丝马迹，对东周之前的史实作了无数论证与推断。但由于历史本身的纷繁复杂以及研究条件所限，总是难以如愿，司马迁当年所推定的共和元年以前的历史纪年依然迷雾重重，难以廓清。中国五千年文明史的链条，特别是自黄帝以至夏商周三代的确切纪年问题，便成为最引人遐想的千古学术悬案。而廓清这团迷雾，解开这个悬案，便成为历代先哲圣贤心中的一个遥远而辉煌的梦。正因为辉煌的梦想千古难圆，从汉代至清朝，引发了近世史学界的疑古风潮，这股风潮不但对夏商周三代的历史事实产生了怀疑，并产生了东周以前无史的论断。如果持这种论断，东周之前全是传说或神话构成的不是历史的历史，那么号称拥有五千年灿烂文明的泱泱中华大国的信史便只有两千多年，而这个数字是很难令炎黄子孙接受和信服的。由此，中华文明的源头到底始于何时，它延绵不断的链条在何方伸展腾跃，逐渐成为一个备受世界性关注、研究、争论的议题。
当人类在二○世纪苦难与悲凉、光荣与梦想交织的河流中缓缓走过，二○○○年十一月，新华通讯社向世界传播了如下消息：
《夏商周年表》正式公布
我国历史纪年向前延伸一千二百多年
新华社北京十一月九日讯，自司马迁作《史记》以来的二千年间一直困扰中华文明史的一个千古谜团，终于在现代科学研究面前有了较为清晰的答案：今天正式公布的《夏商周年表》，把我国的历史纪年由公元前八百四十一年向前延伸了一千二百多年，使中华文明发展的重要时期夏商周三代有了年代学标尺。
中华文明是举世公认的具有独立起源的文明之一，又是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一直绵延流传的文明。遗憾的是我国传世文献上记载的古代确切年代只能追溯到公元前八四一年，这之前的历史纪年都湮没在千古尘烟之中，成国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上的重大缺憾。
而世纪之交得以完成的《夏商周年表》，为填补我国古代纪年中的空白作出了巨大而坚实的努力，建立起了一千二百多年的三代年代框架。
根据这份年表，我国的夏代始年约为公元前二○七○年；夏商分界约为公元前一六○○年；盘庚迁殷约为公元前一三○○年；商周分界为公元前一○四六年。年表还排出了西周十王具体在位年，排出了商代后期从盘庚到帝辛（纣）的十二王大致在位年。这些夏商周年代学研究的阶段性成果，不仅解决了我国历史纪年中长期未定的疑难问题，更为探索中华文明起源、揭示中华五千年文明史起承转合的发展脉络，给后代留下一份完整的文明编年史，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工程首席科学家李学勤在今天的新闻发布会上说，一九九六年五月启动的国家九五重点科技攻关项目夏商周断代工程，勇敢地向千百年来的历史难题发起了冲击。五年来，这一工程集中了我国历史学、考古学、天文学和科技测年学等学科门类的二百多名老中青专家学者，并依照系统工程的要求，分别设立了九个课题、四十四个专题，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以不同方法、不同方式对夏商周三代的年代学问题进行了全面和全新的研究、考证。与以往千余年传统年代学研究不同的是，这一工程采取了多学科联合攻关、交叉研究的方法，力求使每一个结论都得到多线索、多角度的支持。
随着这条消息的传播，全世界的目光再度投向这个东方古国，注视着这个再度崛起的古代文明，也以复杂的情感检视中国科学界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