曙光初露
一九二八年安阳殷墟的考古发掘开始之后，根据考古学的地层学原理和同层出土的甲骨文以及其他商代器物，进而发现了商代的宫殿基址和陵墓等各种文化遗迹后，殷墟在考古学上作为商文化已成定论。既然商文化如此，那么，文献记载中的夏代文化是否也可以透过考古学找到呢？随着学者们对考古的信心愈发增强，学术界也从几个方面开始对夏文化的探索。
最早开始这个探索行动的，是少数几位历史学家。一九三○至一九四○年代，他们从两方面主动开始：一是在古代文献资料上考订夏代都邑的地点；二是在既定的地理范围内，根据当时已经发现早于殷墟商文化的诸考古学文化中寻找夏文化。两种方法的共同特点是，希望用田野考古资料去印证历史文献中关于夏的一些问题，这种方法的可贵和可取之处，在于脱离历史研究只依赖文献的羁绊，找到新的有效途径把历史文献和田野考古资料结合了起来，也就是王国维所谓的二重证据法。但是，由于当时的客观条件还不够成熟，他们所取得的研究成果多偏重在地理的考证方面，而在考古学上只提出了一些假说，缺乏有力的论证，甚至出现了难以避免的错误。
所谓客观条件不成熟，是因为中国考古学刚起步，田野考古资料匮乏，很多与夏文化有关的问题都还没有解决，更没有放射性碳十四现代定年技术的支援，无法知道考古遗址和考古学文化的准确年代。而在当时确定的商文化只是商文化后期，主要属于晚商文化。同时所知比殷商文化更早的，主要是黄河上、中游的仰韶文化和黄河中、下游的龙山文化。
在这种情况下，当时的历史学家徐中舒和翦伯赞等人，推断仰韶文化或者龙山文化为夏文化，而范文澜在他主持编写的《中国通史简编》第一编中，提出龙山文化即是夏文化的学说，并利用龙山文化的遗物推测夏代农业和手工业的情况。由于已知的龙山文化在年代上比仰韶文化更接近夏文化，但龙山文化分布甚广，所存在的时间又很长，范文澜笼统地提出龙山文化就是夏文化的学说，自然引起学术界的争议。尽管如此，史学界对夏文化的探索，毕竟做了一些有益的尝试。可以说，这是继王国维之后，又在结合古史与现代考古学上迈出了新的步伐。
一九五○年代之后，随着考古学的飞速发展，新遗址接连不断地出现，且不断取得新的研究成果。特别是一九五○年代初期，河南郑州二里岗商代遗址的发现，考古工作者根据地层关系和文化特征的比较研究，确证了二里岗商文化早于安阳殷墟的商代后期文化，并把龙山文化与殷墟晚商文化之间的空白填补起来。也就是说，郑州二里岗商文化已经接近或属于早商文化范畴了。
继发现郑州二里岗早商文化遗存之后，又相继在河南省的洛达庙、小芝田、新寨和郑州南关外等遗址，发现了早于二里岗、晚于龙山文化的遗存。这些考古新发现无疑又为夏文化的探索者带来了新的重要资讯。当时刚崭露头角的历史学家李学勤，深入研究这些新出土的遗址和考古资料后指出：在郑州商族文化层与龙山文化层重叠时，其间每每夹有无文化遗物的土层，表明两者不相衔接。在洛达庙、南关外、旯旮王等地却发现了介于两者之间的文化层，我们称为南关外期或洛达庙期。它们更接近龙山文化，但有特异点，如南关外的棕色陶器、洛达庙期无鬲类空足器等。这两期都早于二里岗下期，最可能是夏代的。李学勤此时所指的南关外期或洛达庙期，正是后来被学术界当作夏文化探索主要对象的二里头文化范畴，具有极其重要的学术价值。这最可能是夏代的论断，标志着夏文化探索阶段旧时代的结束和进入实质性探索的新时代的到来。
走向夏墟
当这个新时代到来的时候，一位在中国考古史上的重要人物，为夏文化的实质性探索掀开了辉煌的一页，这个人物就是杰出的古史学家和考古学家徐旭生。
现在要了解徐旭生一生的事迹不是件容易的事，但从考古学家黄石林为徐旭生所写的传略、可以看出大体的概况：
徐旭生，原名炳昶，一八八八年十二月十日（清光绪十四年十一月八日）生于河南省唐河县桐河镇砚河村，一九七六年一月四日病逝于北京，享年八十八岁。徐旭生自幼生长于书香门第，从小受到古文化的薰陶，青年时代，就对中国古史产生了浓厚兴趣，这为他后来进行古史和思想史研究打下了基础。
一九○六年，徐旭生肄业于北京豫学堂。这年冬天，考入译学馆学法文，于一九一一年毕业。一九一二年在彰德中学教算学和数学。数月后，考取公费留学法国。一九一三年春至一九一九年春，在巴黎大学攻读哲学，一九一九年夏天回国。
一九二一年起，徐旭生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讲授西洋哲学史，并着手翻译威伯尔的《欧洲哲学史》。其后又与乔曾劬合译波兰作家显克微支（注一）的历史长篇小说《你往何处去》，这是该书最早的中文译本。
（注一）显克微支（Henryk Adam Aleksander Pius Sienkiewicz）：一八四六至一九一六，波兰作家。由于他史诗一般的作品表现出的卓越成就，获一九○五年诺贝尔文学奖。
一九二五年，任《猛进》主编。 《猛进》是当时具有进步倾向的一种政论性的周刊。徐旭生在《猛进》上发表过题为《我们应该有正眼看各方面的勇气》的时事短评，引起鲁迅的重视。鲁迅因而在《语丝》周刊上写了《论睁了眼看》的文章，就此进一步展开论述。此后与鲁迅建立了友谊，并经常通信评论问题。
一九二六年秋，徐旭生任北京大学教务长。次年，中国学术团体协会鉴于当权者对科学、尤其是自然科学的无知和偏见，不惟不奖励科学，且阻碍研究，于是提议组织起来，到各地搜集材料，以为精深研究提供条件；对于外国人，愿与协会真诚合作者表示欢迎，对于那些企图进行文化侵略，攫夺科学材料的人，则予以拒绝，不使再溷吾士。抱着这种宗旨，经过一番斗争，才与当时已进入中国的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合作，组成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由徐旭生任该团中方团长，开始在中国西北地区进行科学考察，之后并获得重大学术成果。
一九三一年二月，北平师范大学与北平大学第二师范学院合组为国立北平师范大学，徐旭生任合组后的北师大校长。同年九月，九一八事变爆发，北师大师生热烈地投入抗日战争。事变后两天，徐旭生便会同北大校长蒋梦麟，并邀集北平各大学校长，举行紧急会议。同日，又召集本校院长、教务长等，开紧急会议，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是年十一月，亲赴南京，请求增加北师大经费，当时的财政部部长宋子文拒不接见，徐旭生愤而辞去北师大校长职务。
自一九三二年开始，徐旭生任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会编辑，后改为研究员。一九三七年初，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会改为史学研究所，徐旭生任所长。北平解放后，又任北平研究院代副院长，并开始潜心研究古史传说，准备撰写《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一书。
当时，极端疑古派学者否定殷墟以前漫长时代的历史。对传说资料视若腐朽之物，或加偏见，或不引用。徐旭生撰写这部书的目的则是力图矫正他们错疑所不应疑的偏向，使治此段历史的方法可以早入正轨，使夏及其以前的历史，还其本来面目。
徐旭生在书中回忆说：我自一九二一年后在北京大学任教，当日我国的史学界受欧西科学的影响，对古史材料重新估价的口号高唱入云，我个人也未能自外于时代思想的潮流。不过因为我在法国留学时学的是哲学，所以在北大教的总不出哲学史的范围，对于历史自身没有时间向前深造。一九二三年前后顾颉刚、刘掞藜二先生，对于大禹是否为神，是否有实在人格的讨论轰动一时，我对此问题虽也深感趣，但是因为没有工夫搜集资料，所以未能参加讨论。当时史学界的普通意见似有利于顾氏，可是我个人虽对于他的工作有较高的评价，却总以为他走的太远，又复失真，所以颇不以他的结论为是。我当日觉得《尚书》中<尧典>、<皋陶谟>、<禹贡>等诸篇固然非当日的或离当日不远的著作，是由后人的追记，篇首日若稽古四个字已经可以证明；但是他们的纪录未必无根据，纪录的时期最早或者可以溯到商朝。
至于如何看待疑古派的是非功过，徐旭生指出：近三年余年（大约自一九一七年蔡元培任北京大学校长时起至一九四九年大陆解放时止），疑古学派几乎笼罩了全中国的历史界，可是它的大本营却在古史辨及其周围。他们工作的勤奋是很可敬的，成绩也是很大的，但是他们所用的治学方法却很有问题。主要的，去世的张荫麟先生已经指出，就是太无限度地使用默证。这种方法就是因某书或今存某时代之书无某史事之称述，遂断定某时代无此观念。对这一方法，法国史学家色诺波说得不错：现存之载籍无某事之称述，此犹未足为证也，更须从来未尝有之。故于载籍湮灭愈多之时代，默证愈当少用。其在古史中之用处，较之在十九世纪之历史不逮远甚。极端疑古学派的工作人对于载籍湮灭极多的时代，却是广泛地使用默证，结果如何，可以预料。他们看见了不合他们意见的论证，并不能正常地审慎处理，有不少次悍然决然宣布反对论证的伪造，可是他们的理由是脆弱的，不能成立的。比方说，看见《尚书•立政篇》内含有尚贤思想，就宣布它已经受了墨家思想的影响，为战国人的伪造。可是，古人之所谓贤，也不过是说某人比较能干罢了。在春秋和战国的各学派中间所称述的古史，固然有不少歧异、矛盾，可是相同的地方实在更多。比方说，禹治水的传说，尧、舜、禹三人相互的关系，在先秦诸子中，可以说是大致相同，没有争论的。而疑古学派的极端派却夸张它们的歧异、矛盾，对于很多没有争论的点却视若无睹，不屑注意！要知道春秋末期和战国时的学术空气是相当自由的，各学派中间的互相驳斥是并不容情的。一家造谣，正给别家落以口实，何以别家全闭口无言，默示承认？他们对于掺杂神话的传说和纯粹神话的界限似乎不能分辨，或者是不愿意去分辨。在古帝的传说中间，除帝颛顼因为有特别原因以外，炎帝、黄帝、蚩尤、尧、舜、禹的传说里面所掺杂的神话并不算太多，可是极端的疑古派都漫无别择，一股脑儿把它们送到神话的保险柜中封锁起来，不许别的历史的工作者再去染指！如果与希腊的传说来比较，关于提秀斯的神话，不比中国古帝传说中所掺杂的神话少，可是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里面，叙述雅典国家起源的时候，还提到提秀斯。
徐旭生认为，所谓传说时代，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最初的历史，总是用口耳相传的方法流传下来。在古文献中保存有古代传说，而在当时尚未能用文字把它直接记录下来的史料，用这种史料所记述的时代，就叫做传说时代。中国的传说时代，上限尚不可定，或自炎黄时期；下限暂定在盘庚迁殷以前。
至于如何对待传说时代史料。徐旭生表示，首先应当对神话与传说认识清楚并加以区分。当然，二者之间是相近的，颇难截然分离，但也不能混为一谈。
关于史学界争论颇为激烈的夏王朝，当时在考古学上仍是个空白点。为此，徐旭生极为重视，首次提出探索夏文化并提出了指导性意见：首先要明确夏文化一词包括两个涵义，即夏族文化与夏代文化。二者既有区别又有十分密切的联系。如果指前者，它的地域范围很有限，年代则包括禹以前，桀之后；如果指后者，它的地域范围较广，年代则始于禹，终于桀。夏人的主要活动区域：晋南平原，汾、浍、涑水流域；洛阳平原，伊、洛、颍水流域；乃至关中平原也是夏人的旧壤。
与此同时，徐旭生在仔细研究有关夏代的先秦文献的基础上，认为寻找夏文化的重点应放在豫西和晋西南两个地区。为了让这个理论得到事实的验证，一九五九年春夏之交，已是七十二岁高龄的徐旭生不顾年老体衰，带着助手亲赴豫西对文献记载中的夏墟展开调查，从而揭开了实质性田野探索夏文化的序幕。徐旭生一行数人在豫西这个既定的圈子里来往穿行，每日步行四十余里，每一遇到大雨，鞋子陷进泥中行走不便，徐旭生干脆光脚在泥泞中前行。其为科学事业历尽艰辛而不辞劳苦的精神，令人感动和敬仰。
徐旭生分别对登封县的八方、石羊关、禹县的阎寨、谷水河等古文化遗迹进行田野调查，有一日途经偃师，准备到洛阳考古工作站，当他来到洛河边一个叫二里头的村外时，发现此处有些异常，便停下来四处走走，以寻找心目中的东西。当他在村外转了几圈后，有一个正在田野里劳动的农民感到很奇怪，心想这个外地老头一定是丢失了什么，便主动向前询问。这一问，徐旭生乐了，他幽默地说：丢了一件大东西，是一座城，几千年的一座城。农民不解，徐旭生解释说：我是搞考古调查的，想在这一带看看有没有古代留下的陶片什么的。这时农民懂了，他不以为然地说：陶片，我们这里多的是呢，还有完整的陶器，都是搞水利建设挖出来的。徐旭生一听，大为惊喜，急忙对眼前的农民说：好兄弟，你说的地方在哪里，能带我去看看吗？
成！农民爽快地答应了，领徐旭生到了村东的一片田野。果然，徐旭生在这里发现了许多陶片，还捡到了一件完整的陶器。从遗址的规模和遗留的陶片和陶器的花纹、质地等判断，这是一处规模甚大的古文化遗址。
徐旭生在对二里头遗址作了初步判断后，立即回到中科院考古所洛阳工作站，将调查的情况告知了工作站和赵芝荃等人。大家一听很是振奋，决定第二天由工作站站长赵芝荃带领几名考古人员，再随徐旭生赴二里头作进一步调查。
二里头遗址位于偃师城西南约九公里处，洛阳城之东。就其位置而言，它南临古洛河及伊河而望嵩岳、太室、少室山；北依邙山而背黄河，东有成皋之险，西有降谷崤函之固。其所处的河洛地带自古被称为中土、土中、地中。河山拱戴，形势甲于天下，为万方辐辏之地。传说自伏羲至周成王各代圣王皆在河洛地带膺图受瑞。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间。这里的嵩山被称为五岳之中岳，又为太室山，也是周武王不愿远离的天室。武王曾在此廷告于天：余其宅兹中国，自之又民。因而这里也是本来意义的中国。周公遵武王意在此营建洛邑作成王之都。此外，周公还在嵩山附近建测景（影）台，从礼制上确定此地为地中。它被赋予天地之所合也，四时之所交也，风雨之所会也，阴阳之所合也等等神秘意义。汉魏以后亦有不少王朝留意于此，在此建都。这里便理所当然地成为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地带和古代文明的核心地区。
当赵芝荃等人随徐旭生来到二里头村外后，当地农民仍在田野里大肆兴建农田水利设施。一行人来到一农民正挖掘的水塘边，发现遍地都是挖出的陶片，待他们进入水塘的台阶，又看到塘壁上布满了陶器碎片，用手轻轻一摸，这些碎陶片便哗啦哗啦地掉下来。这个情景让赵芝荃等人兴奋异常，在以往的考古调查中，从没遇到过这般激动人心的场面。如果说这里不是古代的都城遗址，那又是什么？
离开水塘之后，赵芝荃等人又在二里头村的四周作了详细调查，估计此遗址范围东西约长三至三点五公里，南北宽约一点五公里。从地理环境和历史渊源以及发现的遗迹、遗物看，这里作为中国历史上一个帝都的可能性的确是很不小的。
由于徐旭生的首次发现和随之而来的数十次发掘，使得二里头成为全世界学术界最瞩目的古文化遗址之一。它不仅成为学者们探索夏史和夏文化的关键所在，也成为探讨中国国家和文明起源无法回避的圣地。
二里头遗址的发掘
鉴于二里头遗址在考古学上所具有的重大潜力和学术价值，赵芝荃等人回到洛阳工作站之后，便地向考古所写报告，在详细地说明情况后，请求率部移师，对二里头遗址进行发掘。不久，河南省文管会也得知了二里头发现重大遗址的消息，遂决定派队前往发掘。于是一九五九年秋，得到批准的考古所洛阳工作队十余人和河南省文管会派出的一个专门由女性组成的刘胡兰小组几乎同时进驻二里头遗址展开发掘。
一九六○年，由于政治运动的关系，考古队长赵芝荃被下放到山东某地进行劳动改造，在考古所副所长牛兆勋的指示下，二里头遗址的发掘工作由从北京大学考古系毕业不久，年仅廿四岁的殷玮璋负责。而河南省派出的刘胡兰小组也由于其他原因撤出了发掘工地。于是整个二里头遗址在之后的若干年内，只有中科院考古所下属的二里头工作队独家进行发掘。
二里头遗址经过半年多的发掘，已出现了考古学界所期望的曙光，考古所副所长牛兆勋指示刚上任的殷玮璋，把整个遗址分划成几个区，在一万平方公尺的范围内大面积发掘，争取以最快的速度获得成果。有些遗憾的是，牛兆勋这个计画无法实现，因为要在如此大规模的范围内操作，需要雇用大量所工，而此时当地公社和大队正组织农民大规模地兴修水利和农田基本建设，根本无力提供支援。民工雇不到，仅凭考古队十几个人，根本无力对一万平方公尺的范围进行发掘的。无奈的殷玮璋只好和同事商量决定，先在这个范围内进行钻探，待弄清基本情况之后，再目标性地做一些发掘。
于是，考古队的十几个人每人一杆探铲，在所划分的井字型区域内，一平方公尺一个探眼进行钻探。经过几个月的努力，所划区域四周的制骨、制陶、制铜等作坊遗址先后探明。既然四周都是作坊，根据以往的考古发掘经验，中间可能有宫殿之类的遗迹深藏于地下。根据这个推断，考古人员将主要精力投入到被称作第五区的中间部位进行钻探。这个井字型区域的中间部位，的确有别于东西南北四个区的情形，很少发现四个区域内常见的陶片，相反的，不时有类似宫殿的遗物出土。为了验证真伪，殷玮璋和其他考古人员决定在第五区开始发掘，果然不出所料，考古人员发现了一组夯土基址，夯土眼很明显，其中北面的一处基址长、宽各约一○○公尺，是这组建筑的主要部分。仔细辨别之后，可以肯定发现的就是一处宫殿基址。考古人员结合此前已在四周发现相当数量的房基、窖穴、灰坑、水井、窑址以及铸铜陶范、石料、骨料等等遗迹推断，二里头遗址已具有古代早期都邑的规模，而绝非一般的自然村落。
宫殿遗址的发现，使二里头工作队一九六○年的考古发掘在喜庆的气氛中结束，为了能让考古所的同行共同享受这胜利的喜悦，殷玮璋决定在宫殿基址夯窝最大、最深、最为清晰的部位，用力切下两块，小心翼翼地放在一个早已备好的木箱中，准备带回北京。当这最后一件工作做完时，已是一九六○年十二月中旬。当考古人员一行将两块夯土运回北京时，整个考古所从领导到一般的学者纷纷前观看。一时，二里头遗址发现宫殿的消息迅速在整个学术界传开。
一九六一年，赵芝荃重赴二里头主持发掘工作。此后，在为期四十年的时间里，在赵芝荃、殷玮璋、郑振香、高天麟、方酉生、郑光、杜金鹏、张立东等几十位考古学家的不断努力下，二里头遗址的文化面貌基本已揭示出来。所知范围总面积约三平方公里，文化堆积奇厚，内涵十分丰富。遗址的文化延续时间经历了相当长的岁月，粗略估计前后约四百多年。就具体内容而言，文化遗迹中有大、中、小型各类建筑遗址，其中有宫殿、陵寝、台坛、祭祀性设施、各阶层的居室、手工业作坊如铸铜、制骨等作坊，此外还有陶窑、水井、道路、灰坑、墓葬等。尤其令人震惊的是，在遗址中部发现的被称为第一、二号两座宫殿基址，规模宏伟，气势壮观，颇有王者气象。第一号宫殿面积达一万多平方公尺，其周围有回廊，而东、南、北三面则为复廊，南部有三个门道的庑式大门，院内北部是卅点四乘十一点四公尺的大殿台基。第二号宫殿的大殿略大于一号宫殿，殿后有一大墓，从性质上推断这个宫殿当属宗庙、陵寝之类。一、二号宫殿的气势和规模，在整个商代考古史上罕有可与其匹敌者。仅从台基的面积来看，它甚至可以与北京故宫的太和殿匹敌。如此规模庞大的宫殿基址，考古学家前后花费了廿多年的时间，才使其完整地重见天日。
后来经研究者推断，这两座宫殿都属于二里头文化三期，在这一时期中，二里头文化进入了它最繁荣辉煌的鼎盛时代。也就在这个非凡的时代遗存中，出土了大量的玉器、铜器和陶器，其玉器多为圭、璋、戈等礼器，这些礼器在整个玉器和礼制发展史上具有承上启下的开拓作用。而出土的青铜容器和武器其形状之独特，皆为中国之首次发现，尤其是镶嵌绿松石的铜片饰品种类繁多，其选料之精、制作技术之高超、纹饰之精美，在整个商代考古史上曾未有其先例，堪称国之重宝。
很明显，从二里头遗址发掘的规模、等级、规格乃至气势来看，这里作为曾经存在过的都城已成定论。但有些遗憾的是，考古人员历经四十年的发掘，踏遍了遗址周遭，居然没有发现城墙，甚至连壕沟也没有发现，或许这是一座无城之都。
由于二里头遗址的发现和发掘是中国考古学史上最重大的事件之一，因此关于它的时代、文化性质、遗址性质备受学术界关注。一九六二年，考古学大师夏鼐把此类文化遗存命名为二里头类型文化，之后又根据新的发掘进展，将这一文化遗存命名为二里头文化，这一新的考古学文化的命名，更加突出了二里头遗址的典型性和代表性，从此二里头遗址的影响更为提高和扩大，二里头文化成为考古学上一个十分重要的文化概念。
既然二里头遗址的名声已蜚声中外，那么对这个遗址的时代和是历史上那个帝王所在的都城，应该有个明确具体的结论。
一九七四年，二里头考古队发表了一篇题为《河南偃师二里头早商宫殿遗址发掘简报》的文章，其中根据地层关系和器物变化，除明确将二里头遗址分为四期外，还对遗址中的宫殿和遗址的性质作了如下结论：这座宫殿建筑属二里头遗址三期，根据放射性碳元素测定相当于商代早期。又二里头遗址西距洛阳汉魏故城仅四公里，距隋唐东城不足廿公里，这一带披山带水，形势险要，为历代建都之地。 《汉书•地理志》河南郡偃师县下注尸乡，殷汤所都。自此以后，近两千年来，关于汤都西亳问题，众说纷纭，莫衷一是。通过对二里头遗址的发掘进一步确定了遗址中部的夯土台基是座商代早期的宫殿建筑，为汤都西亳说提供了有力的实物证据，从而二里头的性质问题也就清楚了。
这份简报发表后，获得大多数考古学家的赞同，当时考古界的主流看法是：二里头文化一、二期与三、四期之间存在较大差异，不像是一种连续过渡发展的文化，应当拦腰切断。又因为三、四期出土的文物与郑州二里岗文化特别接近，甚至到了密不可分的程度，所以二里头一、二期是夏文化，三、四期是早商文化。鉴于二里头遗址的一号、二号宫殿和大墓多处于三期或者更晚些，这理应是商朝开国之君汤所居的一个被历史文献中称为亳的都城所在。而郑州商城应是商朝中期一个叫仲丁的王所建，称作隞的都城。于是，以二里头遗址的第二和第三期之间树立起一个夏、商分界的尺规似成定论。
当然，关于这个界标的树立，有些考古学家颇不以为然，有人感到二里头文化一期和龙山文化相近，而与二、三、四期差别却较大，便把夏、商的分界定在这里。即河南龙山文化加二里头一期文化等于夏文化。二里头二、三、四期则自然是商文化。
有的考古学家与上述观点则几乎完全相背，认为二里头文化一至三期相连，倒是与第四期颇为不同，于是定前三期为夏、第四期为商文化，夏商分界则在三、四期之间。
有的考古学家感到二里头遗址上限不够早，便在一期之前、河南龙山文化晚期之后又加划了一期文化。
以上观点无论谁是谁非，有一个不争的事实是，由于二里头遗址的出现，导致学术界对夏文化探索出现了空前的繁荣，各种观点、各种主张令人眼花撩乱，目不暇给。从河南龙山文化晚期，经二里头一、二、三、四期，到郑州商城文化之前，每二者之间都有人试图切上一刀，以作为夏、商的分界。从每一位操刀切割者的主张和观点来看，似乎都有自己的道理。
正当各路考古学家挥舞着利刃在豫西这块土地上大显身手，奋力搏击之时，突然有一人出现，对众操刀者说：二里头文化是一个整体文化，其性质都是夏文化，根本就没有商文化存在。既然是一个文化，也就用不着切来切去了，诸位，收刀吧。
这人正是北京大学考古系教授邹衡。
真假亳都之争
邹衡，一九二七年生，湖南澧县人，先就读长沙兑泽中学，抗日战争时期随家迁往四川并入国立十八中学就读，一九四七年考入北京大学法律系。在北大就读期间，一边主修法律学专业，一边旁听文、史、哲等学科的课业。就在这段期间，一位历史系的教授向学生们推荐了郭沫若着的《青铜时代》等几本书籍。邹衡在中学时，对文学类的书籍看的较多，对史学书却极少看，这次经老师推荐，买来郭沫若的书一读竟很受震撼，立刻感到郭沫若的学问很了不起，确实属于大师，由于对郭沫若的崇拜，也感到历史学是一门大学问，比其他学科的学问都大；尽管这个想法有些偏颇，但却符合当时的实际。自此之后，邹衡虽人在法律系，但思想和兴趣却慢慢向史学倾斜。
后来，他听一些教授说，郭沫若之所以在史学界有那么响亮的名气，主要是研究中国上古史和甲骨文，而甲骨文研究的开山鼻祖和一代宗师是罗振玉和王国维，郭沫若正是在他们研究的基础上继承和发展的。如此一来，邹衡又找来罗振玉和王国维二人的文章仔细研读，渐渐地也对二人开始崇拜起来，并对史学特别是中国古代史开始迷恋。
一九四七年深秋的一个下午，因为北大法律系湖南籍的一位同学韩建华约邹衡一起去拜望同是湖南乡亲的一代学术巨匠、北大史学系著名教授向达。当他们来到东四十条向达家时，已是全国闻名的向达教授热情地接待了两个初到北平不久的年轻学生，并亲切地谈起湖南家乡的一些往事。当向达先生得知邹衡在湖南时曾上过兑泽中学时，便以自豪的言语说起这是清末由湘西人在省城长沙创建的一座名声不错的老学校，并说也是他的母校，只是后来转入了明德中学。或许因为这一层关系，邹衡感到向达格外和蔼亲切，交谈中也就渐渐放松了紧张的情绪，自此之后，邹衡经常去看望向达，并随时请教一些史学问题，而向达也像对待自己的弟子一样，热情地予以解答和鼓励。随着时间一天天流逝，邹衡对史学知识的渴望也愈来愈强烈，兴趣愈来愈大，对所学的法律专业反而感到索然无味了。在这种情形下，邹衡决定放弃法律专业，转到史学系开始新的学习。当他把这个想法告知向达后，得到了赞成和支援，向达还特地向当时的史学系主任郑天挺推荐。于是，邹衡就顺利地转到史学系了。
进入史学系之后，邹衡的成绩并不是很好，只能算是中等，主要的原因是参加社会活动过于频繁。向达知道邹衡酷爱古代史，不久就将他叫到自己的家中，劝他将来最好学习考古，同时与系主任商量，推荐邹衡为史学系即将成立的考古组的第一个研究生。学习考古也正是邹衡所喜欢和向往的，当考古组正式成立后，邹衡如愿以偿，开始商周考古的学习和研究。
尽管商周考古不是向达的特长，但他仍给予邹衡一些具体的指导，并明确要求必须认真读王国维、郭沫若的书，否则就会陷于盲目的考古。同时发自肺腑、用意深远地指出，读王国维、郭沫若的书，重要的是了解他们的治学态度、学术体系、方法和其主要贡献，然后再考虑自己将做些什么和怎样去做向达教授的教诲，使邹衡铭刻在心，并成为他终生进行学术研究的指路明灯和追求的目标，并以这种精神和治学态度在以后的岁月里指导自己的学生。
在北大史学系读研究所期间，邹衡的主攻方向是商周考古，不可能涉及夏代，但在他的心中，始终对夏朝的问题不能释怀。
一九五六年十月，当他听了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资深研究员、著名历史学家暨考古学家徐旭生在北大历史系所作《夏代探索》的演讲后，更增强了解决夏代问题的信心。一九五九年，徐旭生首次在豫西调查了夏墟，并发表了调查报告，使他备受鼓舞。一九五九年下半年，已毕业留校任教的邹衡带领考古专业的学生赴洛阳实习，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工作站的站长芝荃，安排他和学生到一个叫东干沟的仰韶文化遗址进行发掘，就是这次考古发掘，拉开了邹衡一生中探索夏文化的序幕。
当邹衡率领学生来到东干沟不久，二里头遗址的首次发掘也开始了。后来，考古所洛阳工作站的高天麟开始整理二里头遗址的发掘材料，由于人手短缺，便请邹衡协助处理二里头的分期问题。这个意外插曲，使邹衡成为没有参加发掘，却最早接触二里头遗址出土材料的学者之一，从而使他对二里头遗址发掘的资料，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和理解。就在这年十月，邹衡所率领的考古专业的学生，在东干沟的发掘中已达到了原来预期的初步掌握田野操作和室内整理方法和目的学习目标，接下来就要进行大规模的田野实习了。由于东干沟遗址无法满足这个需要，到什么地方去，一时成了问题。于是，考古所洛阳工作站的赵芝荃、郑振香等人建议他带学生到二里头参加发掘。考虑到二里头遗址当时已有中央和河南省两个单位在发掘，若再加上北大师生，就变成了三个单位，且北大又人多势众，邹衡觉得不太合适，便主动放弃了这个打算，独自一人到洛阳远郊区谷水镇以西的南王湾作实际调查。想不到这一去，便又引出了一起重要的考古发现。
当邹衡来到南王湾刚作了不足两个小时的调查，便发现了一大片新石器时代遗址，在这个遗址中，明显看到仰韶文化与龙山文化共存，并夹有西周和春秋时期的陶片。根据采集到的陶片分析，此处的仰韶、龙山似乎都有早、晚的不同。面对这个特点，一个想法蓦然在他的心中产生：也许在这里可以解决学术界几十年悬而未决的仰韶文化、龙山文化的关系及其年代的分期问题。随着这个想法而来的，就是决定在此处发掘。
当南王湾的发掘进行到一个月之际，状况颇佳，各方面都朝着邹衡预期的目标发展。三个月之后，由于严寒的冬天已经来临，不宜在野外发掘，邹衡便率领学生携带大批发掘器物撤出工地，来到考古所洛阳工作站进行室内整理。据邹衡多年后回忆：这段时间工作进展很快，学生们对陶片的热情很高，经常对到深夜还不回宿舍休息，最后有三对男女同学居然对成了终生伴侣。他看到这种情况，内心有说不出的喜悦。当然，学生们除对成终生伴侣之外，还对成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完整的陶器多达五百多件。
陶片对得差不多时，邹衡便指导学生对发掘遗物进行文化分期，发现各期文化都很丰富，给研究工作带来了很大方便，为了核实南王湾遗址分期是否正确，此后不久，邹衡又把学生分成若干组，分别到洛阳和伊洛地区，经过他事先亲自复查过的遗址进行调查与试掘。就在这次调查与试掘中，发现了一些属于二里头文化和郑州二里岗文化的遗址、迹物。根据南王湾的发掘和洛阳以及伊洛地区调查试掘的材料，邹衡经过详细的分析研究，把伊洛地区从仰韶早期到商代前期之前的文化以四期十一段的划分方法分离开来。即：第一期仰韶期；第二期过渡期；第三期龙山期；第四期二里头期。各期之间又分不同的阶段。这个划分在学术界具有重大意义。因为就当时的考古界而言，对于中原地区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都还没有明确的分期，而在仰韶、龙山文化之间有没有一种混合文化，还无法真正弄清。换句话说，当时的考古界对新石器时代的认识还较模糊。透过对南王湾的文化分期，这些问题都迎刃而解了。尤其是对仰韶期︱龙山期︱二里头期︱早商期序列的排定，基本上就把中原地区从新石器时代到青铜时代的各个环节联结起来，不太可能有什么其他文化穿插期间。如此一来，就可考虑中国考古学与中国上古史的相互结合问题。也就是说，如果文献记载的夏朝真的存在，即它必然就在这个环节之中。可以说，透过对南王湾的分期，直接为探索夏文化创造了重要而又必不可少的条件。
南王湾文化分期的消息传开后，许多考古界的同行前去洛阳参观，并给予充分的肯定和赞誉。著名考古学大师夏鼐曾写信给邹衡，对南王湾分期的重要意义给予高度评价，并将这一成果推荐给当时在中国访问的苏联著名考古学家吉谢列夫，请他亲自到洛阳去实地观看。叶谢列夫果然去了洛阳，在观看后同样对南王湾的分期成果给予高度评价，并称赞中国的考古学家真了不起。而中国另一位考古学大师苏秉琦对南王湾的分期成果更是再三给予肯定，并称这是考古学界一项破天荒的工作。
可是，随着政治形势转变，已回到北大教书的邹衡被视为走白专道路的资产阶级知识份子，不仅失去了编写发掘报告的机会，也彻底和南王湾遗址的继续发掘无缘了。这段意外的政治遭遇，不仅成为邹衡终身最大的遗憾，也是学术界极大的损失。
尽管邹衡与南王湾遗址的考古发掘绝缘了，但探索夏文化的脚步并未停止，也正是对南王湾文化的成功分期，使他对夏、商文化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
正如此前所作的介绍，由于安阳殷墟的发掘已被学术界证明是商代晚期的都城所在，也就无可争辩地确认了什么是晚商文化。同样地，由于郑州二里岗遗址的发现，学术界认为这座都城的文化早于殷墟文化，而大多数学者认为属于商代中期仲丁隞都的可能性最大。以此类推，早于二里岗文化的二里头遗址，就是赫赫有名的汤王打败夏朝最后一个叫桀的王之后，建立的一座叫亳的都城。如果确认二里头遗址就是商汤的亳都，那么就找到了商文化的起点。以这个起点为座标，早于亳都的，自然是夏文化。令学者们头痛也放心不下的问题是，郑州商城真的是隞都、二里头遗址真的是亳都吗？邹衡在南王湾文化分期的基础上，对郑州商文化重新分期之后，第一个否定了上述大多数学者认为的隞都和亳都之说。
按照邹衡的分析推断，郑州商城文化延续时期很长，而郑州商城所涵括的年代也具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相反的是，商代中期那位叫仲丁的王所居隞都不过廿来年，无法与都城延续时间相合。而据当时的放射性碳十四测定，郑州商城的年代最早已达到西元前十七世纪，照历史学界的一般估算，此城已接近达夏朝的记载时期。又据古文献记载，郑州所处的位置与隞都所在的地理不合。因此，邹衡认为郑州商城绝不可能是仲丁所居的隞都。
既然隞都予以否定，那么二里头遗址号称的亳都也跟着发生了动摇。邹衡认为，如果二里头遗址是汤都西亳，则与古文献记载完全矛盾。据《吕氏春秋•慎大览》所载，商汤伐桀，令师从东方出国西以进。也就是说商汤的军队从所占据的中国东部向西攻打夏桀的武装力量。又据《书序》云：汤既黜夏命，复归于亳。也就是说，商汤的军队灭了夏之后，又回到了亳都。这些记载说明，亳和桀住的夏都不在一起，且亳都的方位在桀都之东。这个东在那里，依然是从文献记载看，应该在豫西之东，不会是在二里头所处的豫西位置。故此，二里头遗址西亳说同样受到了否定。
两座都城的性质相继否定，到底商汤所居的亳在何处？邹衡根据多方考证，特别是对郑州商城出土的亳字陶文的辨认和考释，大胆地提出郑州商城就是商朝的开国之君汤所居的亳。
既然郑州商城是亳，或者说是商文化的起点，而二里头文化又早于郑州商城文化，且两种文化又不相同。那么以邹衡的观点，二里头文化自然就属于夏文化。又二里头文化是同属一脉相承的同一类型的文化，不存在突然断裂和突然侵入、兴起的外来因素，所以也就用不着操刀在这个文化整体上切来切去了，原来由学术界认可的一、二、三、四期文化全部属于夏文化。
邹衡郑州商城即汤都亳说与二里头四期文化都是夏文化说的提出，如同一块巨石砸进平静的水面，立刻在学术界掀起了滔天大浪，赞成者有之，反对者亦有之，由此引发了一场旷日持久的论争，有关夏文化的探索进入了一个色彩纷呈的新时代。
偃师商城横空出世
正当邹衡引爆关于夏商文化的争论越演越烈，各种观点、各种理由也越来越多、越来越繁，甚至越来越乱之时，许多有识之士感到这一问题的讨论已形同乱度，剪不断，理还乱，大有陷于死结状的僵局之势。而造成这种局面的主要症结就是各种说法的证据都没有足够的条件和理由。于是，学术界希冀有一天透过地下的最新发现，使这个悬而未决的疑案云消雾散，水落石出。意想不到的是，这天很快就到来了。
一九八三年春，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魏故城工作队考古专家段鹏琦等人，在配合河南首阳的火力发电厂基础建设选址过程中，在偃师县城（今偃师市区）西部，距二里头遗址十公里处发现一段夯土城墙，随即进行了大规模钻探和局部解剖发掘，经过几个月的努力，初步确认了西、北、东三面城墙的位置、走向、长度、夯土筑结构及保存状况，并由此判定城的形状为长方形，其中南北最长达一七○○公尺、东西宽约一二一五公尺，总面积近二○○万平方公尺。城墙宽度一般为十七至廿一公尺，最宽处竟达廿八公尺，但未发现南城墙，据段鹏琦等考古专家推测，此段城墙已被洛河水冲毁。
除此之外，考古人员在北城墙中部发现城门一座及由此城门向南的大道，并在城内发现数处大型建筑夯土基址群。在编号为第一的建筑群中有一圈围墙，实为一近方型的小城，应是宫殿区所在。考古人员经过对城墙及其附近试掘，发现了大量具有商代郑州二里岗时期文化特征的遗物，由此初步推断该城的年代与郑州二里岗商代早期相当。又，城墙在与商代郑州二里上层时期相当的某段时间内曾作过修补，故依次推断该城的废弃年代约与二里岗上层较晚时期相当。
最令发掘者为之激动和振奋的是，有一条低洼地贯穿城址，显然是早年一条干涸的河道。这条看似不起眼的干河沟，当地人世代相传唤作尸乡沟。而《汉书•地理志》在河南郡偃师县条项下明确记载：尸乡，殷汤所都。据此，发掘者首次向世人提出了如下三种学术观点：
一、偃师商城具有都城性质，宫殿区分布在城南部。
二、偃师城早于郑州商城，其城址和二里头遗址关系密切，二者同处古洛河的北岸，相距如此之近，若将二者联系起来进行系统研究，定会有助于二里头文化时代及其性质的问题早日解决，加速夏商文化研究的深入发展。
三、古文献所言的尸乡、亳等就在偃师商城所在的地域，而偃师商城很可能就是商代前期商王汤率众攻灭夏朝之后所营建的都城西亳。
从发掘者的观点看，既然尸乡商城为西亳，那么以前争论不休的二里头和郑州商城遗址，都不存在谁是亳都的问题。
偃师商城的发现，犹如一记震耳春雷响在学术界，大家都用惊奇的目光注视着这一重大考古发现。此时，持各种不同观点的学者，不得不暂时停止争吵和辩论而面对这个现实，重新检索、思考自己的观点了。
被偃师商城的发现震懵了的学术界，在短暂的沉寂之后，最早作出反应的是长期担任二里头考古队队长的赵芝荃。在二里头遗址发掘的早期，他和大多数考古工作人员一样，认为二里头遗址可能是商汤的亳都。但随着发掘的不断深入和拓展，他的观点有所改变，认为二里头遗址一、二、三期是夏文化，四期是商文化。而考古学文化进展到第四期时，最为显赫的中心区一、二号宫殿已经倒塌废弃，这个时候若再把第四期作为汤都已不可能。如果二里头不是汤都西亳，那里又是西亳呢？正在这困惑之时，偃师商城发现了。赵芝荃在实际勘察后，认为困惑已久的问题豁然解决了，尸乡商城就是历史上真正的商汤所居的西亳，并依次推断，当二里头中心区一、二号宫殿倒塌废弃之时，便是商城崛起之日。这样，商城的第一期正好衔接在二里头四期的尾末，中间无半点缺隙，可谓一脉承袭而来。
随着赵芝荃观点的转变，考古界许多人也开始倾向于尸乡商城即汤都西亳说的观点，一时间，尸乡商城即汤都西亳说成为学术界的主流，并有压倒一切有别此说的气势。发这种潮流和气势形成之后，学术界又难免将目光集中在郑州商城即汤都亳说的主将邹衡身上。正如十几年后赵芝荃在回忆中所言：尸乡商城的发现，我找到了历史记载中商汤所居的西亳，但邹衡依然坚持他和郑州商城即汤都亳说，这就好比一个马产生了两个头，而两个头是不可能的，头只有一个，你邹衡既然坚持郑州商城即汤都亳说，那么偃师商城是什么？因为这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邹衡就必须作了回答。那么邹衡又该作何回答呢？
仍然是十几年后，据邹衡回忆：偃师商城发现之后，国内外许多报纸刊发了消息，其中《参考消息》报导说，中国的克里特岛发现了，日本《读卖新闻》头版头条特字型大小刊出成汤西亳的新闻。偃师商城的发现与消息的报导，对我来说，好像是很大的冲击。我一些好心的朋友、老师都为我担心。北大历史系有些老教授纷纷对我表态，干脆公开承认错误。有位德高望重的先生也托人告诉我，说我对了一半（指二里头夏文化说），也错了一半（指郑亳说）。我说这是不可能的，如果错了，我只能全错，不可能只错一半。我当时的最大感受则是，偃师商城和二里头遗址的二期夯土的突然发现，使偃师二里头遗址的性质是否为汤都西亳，及其相关的二里头文化是否仍以二、三期间划界分为夏、商两种文化等主流观点，都必须重新考虑。于是，原来观点的坚持者很快开始分化。
按照邹衡的说法，不管从哪方面条件来看，把尸乡商城作为西亳总比二里头更具备优势。因为商城的位置正是西汉以来大量文献所记载的西亳（或尸乡）所在；相反，没有一条文献记载西亳是在二里头；而且商城及其内的宫殿基址都具有相当的规模，显非一般城址可比，其为王城和王宫遗址无疑。所以一九八三年秋，偃师商城第二次正式发掘后，发掘队长赵芝荃等毅然断定：这座城址就是商汤所都的西亳。不用说，这个断语本身就意味着对赵芝荃等一向坚持的二里头西亳说的否定，尽管赵芝荃等在商城发现后长时期并未如此明说。后来从赵芝荃的一些论文中可以看出，他确实曾想兼顾二址，即把二里头遗址与尸乡商城合二为一，以证明他以前关于二里头三期的一号宫殿为汤宫和现在关于尸乡商城为汤都两个推断都是正确的。这种观点也曾得到一些二里头西亳说者的支持，有的甚至据赵芝荃的暗示而直接道出了二里头遗址为尸乡商城时期的宗庙或王墓所在的资讯。但要证实这些观点，却遇到难以克服的困难。例如两址相距五、六公里，中间并无联系；又如两址的年代不同，即便设法提早尸乡商城的年代，但也不能早到二里头文化二期（因为二里头遗址二期有宫殿）；况且毫无文献根据可依。最后，赵芝荃看到实在不能两者得兼了，只好找个柳暗花明又一村的理由，舍弃了二里头西亳说，同意二里头为夏代最后一个王桀都说，坚持尸乡商城西亳说。
由于赵芝荃对二里头西亳说的牵挂，因而对与二里头西亳说密切相关的夏、商年代分界也长时期犹豫不决：时而定在二里头文化二、三期之间，时而又定在二里头文化四期与二里岗期之间，最后才选择了二里头文化三、四期之间；与此相应的其对尸乡商城的年代自然也是把握不定，几经更改，时而二里头文化三、四期，时而二里头向二里岗期过渡，最后才选择了二里头四期。
奇怪的是，赵芝荃最后选择的根据并不是直接与近在眼前的二里头遗址相比，况且尸乡沟，城墙夯土内含有二里头四期陶片，而却舍近求远去同郑州南关外相比，从而给自己留下与二里岗期下层纠缠不清的麻烦。但是与赵芝荃合作的刘忠伏对上述新发现却采取了十分果断的态度。根据他在二里头和尸乡商城长时期发掘的经验和直观认识，经过研究后断定：二里头遗址作为都邑使用一直延续至四期，并认为在中原地区，继二里头四期文化之后，代之而起的是以偃师、郑州两座商城为代表的商文化。很明显，这个推断是与赵芝荃不同的，即把二里头文化四期排除在早商文化之外，而晚于二里头文化四期的偃师商城和郑州商城则成为商文化之始。不用说，刘忠伏主张二里头文化四期与二里岗期下层之间是夏、商的分界。
邹衡在做了如上分析、评论之后，开始回答赵芝荃所说的：一匹马何以产生两个头的问题。邹衡说：至于尸乡商城是否为商汤首都亳城，我觉得有必要重新研究。因为两汉文献从未直称尸乡为亳，称亳始自皇甫谧，其所指地望在今南蔡庄一带，东去尸乡商城已有五公里，且皇甫谧并未言亳地有城。据我考证，最早称尸乡商城附近为亳者是《晋太康地记》，该书最早记载亳地附近有城，即太甲所放处。所以我认为尸乡商城就是桐、桐邑或桐宫，是自成汤以来的早商别邑离宫，而不是汤之首都亳城。退一步说，由于偃师商城的发现，至少曾风云一时的二里头西亳说该彻底结束了。而由二里头西亳说导引出的二里头文化一二期、二三期、三四期为夏商分界的诸种学说也都因此而圆满地画上了一个否定的句号。就是说，夏文化的讨论至此已告一个段落，二里头文化一、二、三、四期都是夏文化。不管你承认与否，正是在这个思想理论指导下，我开始考虑如何回答偃师商城的性质问题。一九八四年四月，我带领几个研究生到偃师商去参观，不久，有人传言：邹衡参观偃师商城后都哭了。他们哪里知道，我的论文提要《偃师商城即太甲桐宫说》这时已经校对完毕。
据《史记•殷本记》载：太甲，成汤之长孙，是成汤之后第三代帝。当太甲即位三年这后，由于不遵守商汤之法，暴虐、乱德，被成汤的重臣伊尹流入于桐宫，国家的行政事务暂由伊尹代行处理。太甲居桐宫三年之后，由于悔过自责，并有了好的表现，于是伊尹乃迎帝太甲而授之政。帝太甲修德，诸侯咸归殷，百姓以宁。
一九八四年夏，邹衡在《北京大学•哲学科学版》发表了《偃师商城即太甲桐宫说（摘要）》一文，一九九○年出版的《纪念北京大学考古专业卅周年论文集》中，又发表了《西亳与桐宫考辨》的长篇论文。他从文献和考古资料两个方面详细论证了偃师商城非汤都西亳而是太甲流放的桐宫，即早商离宫，并对郑州商城和偃师商城作了比较。文中称：首先，从时间先后而论由于两城址的繁荣期基本相同，始建期稍有先后，说明郑州商城绝不可能是从偃师商城迁去，因而绝不可能是仲丁所迁隞都；偃师商城应该是当郑州商城开始兴起后才建立起来的，因而也绝不会是成汤的亳都。其次，从规模大小而论，偃师商城城墙周长比郑州商城短一○六○公尺，前者的面积比后者小三分之一。据此，偃师商城不可能是当时的国都亳城，而只能是早商的别邑（或别都离宫）；再次，从地理方位而论，郑州商城作为汤之亳都，不仅会于伐桀前汤始居亳的条件和伐桀时令师从东方出于国西以进（《吕氏春秋•慎大览》）的方位，也与伐桀后复归于亳的记载相符。而偃师商城却与文献上的这些记载格格不入。据此说明，偃师商城遗址实为太甲所放处桐宫，乃早商时期商王之离宫所在。成汤在灭夏之后作宫邑于此，显然是为了监视夏遗民，而未都此，乃东还于亳。 ，从文章中可以看出，邹衡首先肯定了这座商城（宫邑）是成汤时所建，并提出这座商城（宫邑）是早商时期的离宫，也就是太甲所放处的桐、桐邑或桐宫。
邹衡的偃师商城桐宫说提出之后，又在学术界引起了一场波动，有人支持，有人怀疑，有人反对。几乎与此同时，在偃师商城西亳说和桐宫说之外，又繁衍出了许多学说。如有人认为偃师商城可能是商汤灭夏之后，商人建于夏墟的一座军事重镇，其作用和目的在镇服和监视夏朝遗民。有人认为是商汤灭夏后所建的都城，同郑州商城一样是目前已知中国最早的两京制。有人仍坚持二里头遗址为汤都西亳说，有人认为偃师商城是商代早期商王朝第十任帝太戊的都城，有人干脆认定是商代中晚期商王盘庚所迁至之都城，也就是说当年盘庚不是迁到了今安阳的小屯一带，而是迁于今偃师尸乡一带。
偃师尸乡商城的发现，不仅未能像学术界期待的那样，为夏文化的争论画上句号，反而引发了更大规模的争论，学者们都按自己的学识和思想理论去推导这座横空出世的商城，其结果是论战各方僵持了十余年，仍然没有一个统一的认识和结论，夏文化仍然处于扑朔离之中。夏商周断代工程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启动了。
夏年断代之始
从夏商周断代工程的课题设置来看，关于夏代年代学的研究这一课题中，分设了四个小的专题，即：早期夏文化研究；二里头文化分期与夏商文化分界；《尚书》仲康日蚀再研究；《夏小正》星象和年代。如果要落实这四个专题，其研究主要遵循下列三条途径：一是文献中对于夏代纪年的记载；二是对夏文化探讨的主要对象即河南龙山文化晚期和二里头文化的碳十四测年；三是参照文献中有关天象纪录的推算。只要将这三项研究成果加以汇总，再对比、交叉、考证，夏代纪年的框架就能相应建立了。
那么，第一条研究途径，也就是文献所见的夏代积年是多少呢？专门负责文献资料与天文数据准备的罗琨等专家，藉由对近四百种古籍进行普查和检索，发现夏代积年主要有两种说法：
一是四七一年说。据《太平御览》卷八二引《竹书纪年》载：自禹至桀十七世，有王与无王，用岁四百七十一年。又据《路史•后记》卷一三下注所引《汲冢纪年》载：并穷寒四百七十二年。由于《太平御览》成书年代比《路史》为早，专家组成员经反覆讨论、斟酌，认为应以年代较早的四七一年为准。
二是四三一年说。据《易纬稽鉴图》载：禹四百三十一年。这里的禹是指整个夏代而不是禹本身执政的年数。而《世经》载：伯禹，天下号曰夏后氏，继世十七王，四百三十二岁。这个年数比前一种记载多了一年。另一种文献《帝王世纪》继承了《世经》的说法，并明确指出夏代的四三二年是自禹至桀并包括羿、浞在十九位王。从以上两种说法来看，四三一年与四三二年之间仅一年之差，专家组学者们认为这一年之差可能是传抄导致的笔误，因为《易纬稽览图》成书年代早于《世经》，故专家组认为应当取四三一年为是。
纵观四七一年和四三一年两种说法，中间相差了整整四十年。对于这个不算太小的差距，中国历史上无数学者进行过研究与考证，大体上分两种解释：一是四七一年包括羿、浞代夏的无王阶段，而四三一年不包括无王阶段。二是四七一年自禹的前辈舜开始起算，四三一年则起自禹执政的第一年，中间四十年的差距出在舜与禹之间。
据文献记载，当夏王朝的历史进展到禹之孙太康帝的时候，发生了著名的太康失国事件。太康相当荒淫，经常带着家眷到洛水北岸打猎，有时一连几个月不回朝听政。有一位叫后羿的遗族酋长利用夏民对太康的怨恨，出兵夺取了太康的帝位，号称有穷氏。后来后羿的亲信寒浞收买羿的家奴杀死羿，霸占羿的妻妾和全部家产。再后来，太康的后代子孙少康又纠集人马，灭了寒浞，夺回太康失去的帝位，史称少康中兴。关于太康失国、后羿代夏、寒浞篡位、有穷覆亡、少康中兴的故事，在《楚辞》中亦有记述。而且，在残存的《汲冢竹书》中也可找到羿居斟鄩之类的印证，可见后羿、少康故事真实地反映了夏王朝军事民主制向国家过渡时期部族间斗争的情形，远非汉代人的观念所能伪造。有鉴于此，在关于夏代纪年的最终取舍中，专家组学者们在反覆论证后，决定采取四七一年说，即整个夏代纪年自禹起，终于桀，其间包括羿、浞代夏的无王阶段。
文献记载的夏代总积年的问题已经解决，接下来应该是在实际中验证，也就是国学大师王国维早年提出的文献与发掘材料相结合的二重证据法。只有如此，得出的结果才更符合历史的真实。于是，学者们面临的第二个重大任务，就是对几十年来争论不休的二里头文化问题作一个了结。
前文已经介绍，关于二里头遗址的文化性质在到底属商还是夏，或者是半商半夏等等问题上有多种分歧，且几十年来学术界一直争论不休，但有一点可以达成共识，就是二里头作为一个面积十多平方里，文化内涵丰富多彩，发掘时间之长、发展规模之大、收获颇丰的遗址，绝不是一座普通的村落，而是一座王都。要研究夏商文化的分界，就无法绕开这座都城遗址。
夏商周断代工程启动之初，专门设立了二里头文化分期与夏商文化分界这一专题，其目的是在充分吸收以往学者们研究成果的同时，进一步确定二里头遗址的文化分期，以此建立比较详细的考古编年序列。在此基础上，详细比较二里头文化与郑州商城、偃师商城的文化，初步制定夏商文化的年代分界。最后，根据碳十四定年资料，大体确定夏王朝的终止年代。这一专题由正在主持二里头发掘工作的考古学家郑光负责。
郑光，四川南充市人，一九四○年出生，一九六三年西北大学历史系本科毕业后，在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著名考古学家郭宝钧的门下攻读考古学硕士，一九六六年毕业后留在考古所工作。自一九七八年起，主持二里头遗址二号宫殿的发掘工作，一九八○年接替赵芝荃任二里头工作队队长。此后的廿年里，一直主持二里头遗址的发掘、研究工作。
由于考古人员在二里头遗址已进行了几十年的主动发掘，积累了比较丰富的实物资料，可以比较顺利地搜集可供碳十四定年的样品用于工程的测年。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在二里头工作队已有的发掘资料中，对研究夏文化上限至关重要的二里头文化一期的材料比较缺乏，不仅不能提供足够的碳十四定年样品，而且难以满足分期工作的需要。因此，当郑光接手工程分配的研究专题后，与青年考古学家张立东等二里头发掘人员一起，在全面清理二里头遗址诸次发掘资料的基础上，有计划、有目的的选择与工程专题有关的样品。随后，根据已搜集到的样品情况，在作了综合研究和分期、分类后，又于一九九七年三月至五月，在为期三个月的时间内，同碳十四定年专家一道，于二里头遗址内选择几个主要地点，进行补充发掘和系统采集样品。透过这次发掘，找到了清楚的地层叠压关系和新品类陶器，在加深了对二里头文化的认识的同时，也为碳十四测年断代奠下了重要的基础。
一九九七年十一月，夏商周断代工程夏、商前期考古年代学研讨会在河南召开，五十余名国内有关夏商研究的不同学科和单位的一流专家、学者出席了会议。会议期间，专家学者们来到二里头遗址和偃师商城遗址及出土文物陈列室，进行现场观察和讨论。此次讨论和以往不同的是，大家畅所欲言、取长补短，既反映了考古学与物理学、天文学、古文献学等不同学科的结合，也体现了不同单位几个相关专题的协作。经过反覆比较和鉴别，取得了比较一致的意见，专家、学者们普遍认为二里头文化四期的划分是正确的，二里头文化与偃师商城的文化大不相同，偃师商城的文化基本上同于郑州商城的文化，即商文化。而二里头文化绝不是商文化，只能是另外一种文化，早于商文化而又与商文化中间无隔隙的文化只能是夏文化。因而，在这次会议上，专家、学者们普遍取得了一种共识，二里头文化一至四期都是夏文化。自此，一个在学术界争论了廿多年悬而未决的疑案终于得以冰释。这个结果无疑成为夏商周断代工程关于夏文化研究探索的重大收获之一。
当然，在这次研讨中有学者指出，二里头文化一期还不是最早的夏文化，早期夏文化应往嵩山南北的河南龙山文化晚期遗存如瓦店遗址、王城岗遗址等地区去寻找。因为二里头文化是由河南龙山文化晚期发展而来，后者已经发现了城址、使用了青铜器并出现反映礼制的遗物，应是夏文化的初期。但是，以往的二里头文化所有碳十四定年，均不超过距今三千九百年。按历史文献记载，夏王朝初年应在西元前廿三世纪或廿一世纪，应该超过距今四千年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