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十年，孙中山先生在广州由国会推举为大总统，誓师北伐。但陈炯明不听调度，悍然叛变，将设在观音山之总统府围困起来。孙先生不得已，躲在永丰舰上，获蒋公中正之助，始脱危难。从此蒋公即不离左右。
民国十二年，曹锟贿选成功，饱受国人唾骂。虽然坐上了北洋政府大总统的宝座，但是民心尽失。孙先生看清楚这一点，重新改组了国民党，在组织与训练上特别下了工夫。他深感革命未能成功，最大原因在于有空名而无真正的革命精神，所以决心建立一个革命武力，乃立刻派大本营参谋长蒋中正赴俄国考察。蒋公旅俄三月，了解了苏俄的种种作法，向孙先生提出报告。孙先生大喜，马上委蒋公为陆军军官学校筹备委员会委员长。这时广州气象万千。全国青年都向往广东，把对中国前途的希望寄托在此。
自民国十二年元月起，中山先生开始就三民主义做有系统的讲演，使三民主义成为中国独一无二的建国经典。在三民主义中讲到民生主义时，一开头便说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又名共产主义。文中又非常推崇马克思，同时在政策上采取了容共的路线，因此很多同志误以为中山先生是一个袒俄的人。实际上中山先生的容共联俄政策是一种策略，做给世界上以不平等待我的国家看的。中山先生在革命的过程中，寻求国际间的同情与援助，苏联能表示对我友好，我当然欢迎。民国十二年，苏联派赴中国从事外交活动的越飞，与中山先生会晤后，立刻发表了一项联合声明：
一、孙中山先生以为共产组织及苏维埃制度均不能通用于中国。此项见解越飞君完全同感。现中国最重要最迫切之问题为民国之统一与国家之独立，此项事业越飞君向中山先生保证，当得俄国最炙热之同情与援助。
二、越飞宣布苏俄前次声明，放弃对华一切特权，现仍有效。
三、双方对于中东铁路问题的谅解。
四、双方对于外蒙问题的协议。
越飞此次来华，很明显的是奉苏俄政府之命，来寻求友邦的。先从弱小国家交起。那时正当义大利的墨索里尼和德国的希特勒开始掌政。苏俄处在被排斥之列。中国虽弱，但潜力似乎还很强，有结交的价值。何况中国也有成为一个苏维埃政权的可能。所以先预下一步棋，以为日后之用。
中国处在两大野心国家之间，不是要被蚕食，便是要被鲸吞。我们如果不能自强，便难逃出这个命运。苏俄这个白熊，披上共产苏维埃的外衣，利用马克思谲诈不成熟的理论，哄骗我们纯朴的青年，真所谓攻心为上。年轻人不知不觉跟着走，误入迷途而不晓，自己还以为是前进、是进步，忠于主义，宁愿为主义而牺牲。这就是民国二、三十年我们青年受蛊惑的情形。时至今日，我们明白是受了骗，可惜我们的国家只剩半壁江山了。
至于日本，我们对它的情感更是复杂。同样地受东方文化培育长成的兄弟之邦，我们对它是又敬又爱、也恨也怨。我们敬它，因为它真争气，而且忠君爱国。儒将像乃木大将，攻旅顺的时候，二子战死，绝了后，想自杀。明治识其意，对他说：我活着，你不可以死。并请他做学习院的院长。学习院是日本皇族教育自己子弟的地方，地位非常崇高。天皇没有想到自己会比他先死。天皇崩逝后，乃木活到灵柩出宫。发第一响礼炮时，他便和夫人双双自杀殉死了。我们对他的忠诚，不能不表示由衷的敬佩。尤其我们处于人情十分儇薄的今天，能不愧汗？这完全是东方文化结晶的结果。在日本，我们随时随地能看到或接触到中国千百年前的纯朴美风和习俗，令人感觉到底是我们还是日本人才是真正的炎黄子孙？我们不得不爱日本人，还能忠实地为我们保存已失落的祖先为我们留下的珍贵遗产。我们真是不肖。幸而有日本，我们才敢自诩是东方文化的传人。
我们也不能不恨日本，同样地遭受过洋人的欺侮，一旦强盛起来，应该以同病相怜的心情与态度来帮助我们，却反而利用我们当时的无知和愚蠢，乘人之危，千方百计来打击我们，要鲸吞我们的山河，真是是可忍孰不可忍。这样的深仇大恨，令人百世不能忘。今天我们受共产党的荼毒蹂躏，也多半是日本招惹来的。而我们最怨日本的是，我伟大的孙中山先生三番五次向日本呼吁，但是言者谆谆而听者藐藐，偶尔也会有一二例外，但大多数是一批没有政治影响力的浪人，譬如宫崎兄弟。中山先生除了结交浪人朋友外，也见过日本政要，很多对他的雄辩表示倾倒，尤其赞同中山先生的大亚细亚主义，可惜都变了质，而为军阀的八纮一宇思想所淹没。每次谈到日本对华政策时，就会马上换一副嘴脸，变得狰狞难看，我们焉能不怨。
这就是今天我们必须结交和防备的近邻。我们不能用和番的方法，派一个美丽的王昭君来软化他们，也不能再去筑一道万里长城以防御他们，只有好好地武装起来，以备万一了。
【孙中山先生逝世】
民国十四年中山先生应段祺瑞之约，来到北方，受到风寒，宿疾复发，延医诊治，不料由北平协和医院施行手术，发现所患的竟是肝癌，是不治之症，且已届末期。二月十八日，迁回北平铁狮子胡同行辕，延至三月十二日，一代伟人与世长辞了。
中山先生逝世后，蒋公中正先敉平了陈炯明之乱，再将不服调遣之各军一一克复。两广底定后，宣布成立国民政府，采委员制，以汪兆铭为主席，设革命军一至七军。第一军军长为蒋公中正。第二军军长为谭延闿。第三军军长为朱培德。第四军军长为李济琛。第五军军长为李福林。第六军军长为程潜。第七军军长为李宗仁。
由于革命军的建立，国民党有了自己的武力。因为军纪严明，训练认真，这支军队锐不可当，非军阀部队可比。
那时军阀部队还有直系，以曹锟、吴佩孚为首。不过曹锟因贿选问题，为人民所唾弃，已见囚于北平。吴佩孚又败走津门，一时非常潦倒。但是由于湖北督军萧耀南暴卒，他又取得地盘，声势复振。
此外还有国民军系以冯玉祥为主要人物，一度锋头甚健。他以倒戈，与黄膺白先生共同策划首都革命，名留青史。但此时为奉系直系所迫，不得不下野赴俄。
再有奉系以张作霖为首领。冯玉祥的倒戈，奉系得到很多便宜，进而想夺取上海。
最后还有孙传芳。他以东南盟主自居，保有苏、浙等五省之地。
赴俄的冯玉祥得到了俄方的资助，变成极强的一股劲旅。他暗中又与奉系的郭松龄勾结，诱他倒向苏俄。郭利欲薰心，便通电倒戈，请张作霖下野。张氏父子措手不及，不得不请日本方面干涉。日军阻止郭军前进，并声明我军不得进入南满铁路附属地二十里内，犯者概须缴械。郭军受了限制，士气大伤。张氏父子与郭军激战后，郭大败。郭松龄夫妇被俘，为张枪决。
这就是几位主要军阀争权夺利抢地盘祸国殃民的丑陋行为。
当北洋军阀互相残杀陷于混战的时候，国民革命军在蒋公中正的指挥之下，已经整装待发了。不过北洋军阀的总兵力当在百万以上，而国民革命军最多不过九万，实力悬殊。当面对三大军阀，只有设法各个击破。于是决定先打吴佩孚，暂弃孙传芳，不理张作霖。
吴佩孚不是容易打垮的。汀泗桥一役，革命军打得很苦。汀泗桥屡克屡失，最后革命军前仆后继，士气如虹，大败吴佩孚。双方死伤极伙。直军从此一蹶不振。
孙传芳是有名的谋士兼战将。大战开始后，双方都拼死搏斗。两军主帅更能运用战略，殚智竭虑，出奇制胜。好一场厮杀，革命军终以寡敌众，获得胜利。最大原因在于战术的卓越，行动的敏捷，更在于民心的向背。五省联军就此也垮了。
革命军于是进驻南京。但是乐极生悲，革命军内部起了变化。自从中山先生采取容共政策之后，国民党就分成两派。很早就有老党员上书给中山先生，很怕会有奸人，以国民党之躯壳，注入共产党之灵魂。更有老党员严词指斥为国民党之生存发展起见，绝对不宜党中有党。不过当时中山先生还在世，共党分子尚不敢明目张胆，有所举动。两派之间尚可相安无事。
民国十五年，中山先生逝世后一年，左派分子因见蒋公中正声誉日隆，渐生畏惧，与俄派竭力阻挠北伐，屡次失败后，乃企图劫持蒋公，送往苏俄。事为蒋公所觉，仍不露声色，以迅雷手腕，将阴谋人员全部绳之以法。并将参与阴谋的俄国顾问全体解雇，遣送回国。
俄共受到挫折后，比较小心。这时国民党内部开始分化，分成很多派。以汪兆铭为左派的领袖。蒋公为新右派的中坚。从此有宁汉分裂的朕兆了。民国十五年的十一月，苏俄顾问鲍罗廷突然率同国民政府代理外交部长陈友仁、司法部长徐谦、交通部长孙科、财政部长宋子文，从广州来到汉口，在汉口宣布成立武汉临时联席会议，正式通告执行最高职权。另一方在十五年的十二月三十一日，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代理主席张人杰暨国民政府代理主席谭延闿及同志多人抵达南昌，即在南昌召开中央政治会议，决议现为政治与军事发展便利起见，中央党部与国民政府暂驻南昌。鲍罗廷闻悉此事大惊。为了夺回领导权，提议于民国十六年三月召开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次全会于武汉。民国十六年一月，蒋公为了反对此事，特在军务十分紧急之时，抽空到武汉，敦促留在汉口的国民党首要同赴南昌。鲍罗廷竟于欢迎席上，与蒋公大开辩论。
经蒋公做不惜中止联俄政策的严正表示后，鲍罗廷依然不肯屈服，集合了武汉方面各人的意见交与蒋公，坚持中央党部与国民政府应迁来武汉。但是蒋公硬是不屈，主张中央政治会议仍应在南昌举行。
蒋公在武汉停留一周后返回南昌。鲍罗廷乘蒋公不在，怂恿武汉的左派分子召开三中全会。除了破坏蒋公形象外，并改选中央党部与国民政府各主要负责人选。左派领袖汪兆铭出任要职。汪兆铭这时外游未归，但已被选为党政机构的负责人。在他未回国之前，暂由共产党员与左派分子分别代理。总之武汉的三中全会完全为鲍罗廷所把持，国民党事实上已经被共党吃掉了。
【汪荣宝的义举】
十六年三月二十三日，国民革命军攻克南京后，亲共部队携械掠夺，骚扰使馆，侮辱外侨，占领教堂，引起各国军舰开炮还击，唯独日本兵舰奉命不许开炮。当时有位名叫荒木的年轻军官曾三请命而三不许。这名嗜杀的日本军人受到挫折，竟认为是耻辱，愤而自裁。当时是日本民政党的内阁，币原喜重郎为外相。币原与国民政府新任的外交部长黄郛原是旧识。他们在美国一次晤谈，有相同的看法：即难道中日两国之间就没有其他方法打开僵局而谋两利？两人共同的好友汪荣宝先生，在欧战时期是中国政府驻比利时的公使。
那时日本驻比利时的使馆因日本与德国是交战国，而比利时已为德军占领，所以不得不把馆员撤走，只留下一名馆员，看守没有能搬走的物件，不料德国占领军对日本异常苛刻，认为这名馆员是战俘，如果离馆址外出，将立予逮捕。因此行动受了极大限制，甚至连三餐都成问题。汪使闻悉此事，不顾那时两国正处在极不愉快的情形下，马上命自己的座车开往日本使馆，将那馆员救出。同样是黄色人种，德国人不辨中国与日本，馆员就这样平安得了自由。这是一件小事，意义却很大。汪使能不计较被侵略的仇恨，而只因同是黄种人，便不顾一切伸出援手，使得那时日本驻荷兰的公使币原喜重郎大为欣赏，认为是难能的义举，是黄色人种互相帮助最好的例子。为什么中日两国不能互助，非拼个你死我活不可？倘若两国有识之士都能像汪一样，遇患难便挺身而出，岂非东亚之褔？币原做过外相，他做外相时，恰巧也是汪出任驻日使臣之时，二人之间非常融洽。因此两国之间也比较平静无争。宁案中，日本能不开炮，防止扩大争端，很可能是由于他的抑制。二次世界大战后，在他所写的书中，详细地将汪使的义举用感情丰富的笔调写了出来，并且希望外务省的后进熟读此书。
汪是有名的才子，精于诗，与日本朝野唱和极繁。他死时日人为他开追悼会，来者千人。
【黄膺白先生】
在中国不乏有这样想法的远见之士。孙中山先生便是最热心的。但是他很幸运，没有被人指摘为袒日，同样有联日幻想却很不幸的是黄郛。黄郛字膺白，他是军人而有智谋，是一位喜怒不形于色、赤胆忠心为国、难得的英杰，是蒋公金兰之交的契兄，在民国十三年做过一次惊天动地的举动。他说动了当时头脑还不太懵懂的军阀冯玉祥，举兵政变，推翻了贿选总统曹锟，被推为临时执政，但是其后在济南惨案和塘沽协定中，认为太软弱有丧权辱国之嫌，不为国人所谅，憾恨以终。除他之外，张群先生、何应钦将军等，都是中山先生大亚细亚主义的信徒，称为知日派。如果他们像汪使一样，有机会救助一个患难中的日本人的话，必然也会毫不迟疑地像汪使一样，伸出友爱之手的。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惨败，但我们并没有乘机落井下石，蒋公反而发表了不念旧恶、以德报怨等申明，继而并有宽大的遣俘行动。这种仁爱的举措日本原该铭记在心，尤其在雅尔达会议中，蒋公坚持维护保存天皇制，使得天皇仍旧可以得有代表日本的地位，但是天皇却并未来华向蒋公表示谢意，连皇室都没有派人来过，这种忘恩负义的行为最不应该，使得主张黄色人种大团结者，为之寒心嗟叹。日本看不起中国，英、美联合的榜样，不会在东亚出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