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维新政府决定了废藩置县的腹案，确是个革命性的大改革。德川幕府亡了之后，偌大一片土地都被没收，连江户也不免，变成了东京，由天皇进驻。似乎对德川家苛刻了一点，不太公平。倘若解释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话，那其他各藩的版籍怎么办？是否都该由天皇收回？在大一统思想、中央集权的原则下，是非常合理，因此这时主张将版籍奉还的有萨摩的西乡隆盛、长州的木户孝允、土佐的坂垣和肥前的大隈。这四藩的版籍非常广阔，并且每藩都拥有相当的武力，于是其余各藩也都跟着听命将版籍奉还了。其实自从戊辰之战后，各藩因战争筹饷的关系，背了巨额的债务，这时能借此脱身，真是求之不得，废藩置县就这样完成了计划。这是明治四年的事。
到了明治五年正月，维新政府又发布一项新猷，是划分全国人民为四种，曰皇族、曰华族、曰士族、曰平民。日本本来就有阶级，不过古时分法不同，不能适用于现今，尤其废藩之后，藩主和他们世袭的嗣子，不能不给予相当高的地位一时无以名之，不能称之为皇族，也不能算他们为普通的平民，只有尊他们为华族了。至于他们的属下，一班文武双全的知识分子，自视甚高的武士阶层，则无以名之，就称他们为士族。
士族人数很多，是读书人，见过世面，平时往往能成为藩王的谋士，战时也可能替主杀敌或牺牲，所以对他们不能不礼遇。维新时代的功臣很多是士族出身的人。不过士族有特性，往往好勇斗狠，好大喜功，只要可以立名光耀门楣就生死以之，并且前人成功的榜样非常多，更增加他们冒险犯难的雄心，渴想建功名闯天下，一心想仿效前人的模式。这种心态唯有西乡隆盛最能了解，因此他竭力想法疏通，他认为倘若这一心态不能立即发泄出来的话，可能酿成内乱，所以主张征韩，并且他宁愿被派到韩国为大使去问罪，激起韩国对他的怒火，将他杀死，就可名正言顺地出兵征韩了。虽然此计当时没人赞成，但是后来他兵败自杀，日本政府还是依照了他的遗志，逐步吞没了韩国。
西乡本身是士族，十分了解士族的心态，他一生都想为他们服务，辞去公职之后，为士族的子弟兴学、求职、谋福利，做了不少事。最后由于政府误信奸人的挑拨，怀疑他的忠忱，派人去暗杀他，使他激起义愤，终致兵戎相见，兵败切腹自杀。不能不说是一场悲剧。如今日本政府为了弥补对他的误会，特地选在东京上野公园的高处为他立了铜像，没有称他为叛逆为日奸，依然尊他为维新勋臣，是日本政府的雅量。
【韩国是怎么样的国家】
西乡是征韩论的创始人，他虽自杀而死，但征韩思想却阴魂不散。韩国在日本人眼中，是个积弱的肥羊。韩国自远古以来与中国的关系就很深。商纣的诸父箕子屡谏纣不听，乃披发徜徉为奴。武王克殷后始封箕子于韩而不臣。姑不论史书的记载是否真实，但可以知道中韩关系必非寻常。不过到了十八世纪，西欧的帝国主义膨胀起来，韩国始终不为人知，羞涩隐晦，西洋称它为隐士之国（Ｔｈｅ ｈｅｒｍｉｔ ｎａｔｉｏｎ），直到拿破仑三世在越南得手后，想起在亚洲北方还有一块处女地。他于是派了一批传教士到韩国探问虚实，不久韩国的天主教便大行其道。
那时掌握韩国政权的是大院君李是应。是应是位十足受过东方文化薰陶的人，诚挚地爱护古圣先贤的教训，对于西风不能接受，尤其痛恨这批天主教教士，吸引了不少愚夫愚妇们去信教。他于是便不客气地将这批教士逮捕下狱，其中有几个漏网之鱼，逃回法国向拿破仑三世哭诉受虐待的经过。拿破仑大怒，兴师问罪，派了海军少将罗斯，率领战舰七艘，溯汉江而上，在江华城前登陆。法国的兵将凭白种人的优越感，硬想以寡敌众，只派了兵将一百六十人攻城。韩国兵丁居然奋勇杀敌，将来犯的法军全数歼灭。同时时届隆冬，汉江有结冰的迹象，法军深怕会冻结在冰里搁浅，连忙退出，又因圣诞节将到，官兵思家心切，就此铩羽而归。时为一八六六年，又正值法国多事之秋。四年后拿破仑被俘，法国从此便不作侵韩之想。
韩国打了这次胜仗之后，大院君李是应的声名大噪，被誉为御侮的英雄。他虽然也风闻到西乡等五人是因为征韩论不为日本政府所采纳而退出阁议，但不相信日本会在国内废藩置县等大问题还未解决前，就能向外出兵，所以对日本毫无戒备之心。何况还有强大的中国保护，更没有什么可怕。
【中国的形象】
大清帝国大是很大，强则未必，像一片桑叶被各色西洋蚕已经吃得快透明了。这时慈禧太后掌政的机运又到。她的儿子同治帝染上了梅毒，很痛苦地崩逝了。同治无后，便于慈禧重新垂帘听政。她扶持一个小皇帝光绪，才四岁，是她亲妹妹醇王福晋所生。此后她大权在握，凭着先天的智慧，居然指挥朝政。她不学，但有术，痛恨洋人，没有将洋人的长处学去，却只一味地排外。
她相信了端王的话，认为义和拳的一帮人是义民，只想扶清灭洋，并且身怀绝技，可以刀枪不入。她虽然不信他们真能抵抗得了枪炮，但认为是义民英勇反洋，绝对没有错。所以她容忍义和团的暴力行为，尤其对他们的口号扶清灭洋十分欣赏。不过她没有想到义和团竟是一群改装的土匪。她身处深宫，无从知道实况，周围的人又不敢给她真实的资讯，因此一误再误，造成不可恕的大错，慈禧掌权时代也正是日本明治时代。一个只顾抓权，一个维新图强，两方的差距就愈来愈大了。
这时日本改变了攘夷的态度和想法，知道排外不是办法，反而变成向西方国家学习了。明治四年底，日本一方面厉行废藩置县的制度，仿照西洋，一方面派遣大员出国，周游美欧，并派留学生百余人，其中包括了十五六岁的少女一同前往。大员之中，赫然全是当时最有作为的维新要人。有外务卿岩仓具视、有木户孝允、大久保利通、伊藤博文等。他们到了美国，留学生先下船，大员们再去华盛顿和纽约递了国书。然后转往欧洲，几乎绕了世界一周。大员们主要的任务在改正条约。留学生则除了求学之外，还要他们学习洋人的礼仪、习惯。他们不像当时满清那样对西洋风俗还存着格格不入的看法。
那时中国的形象还没有完全暴露出来，比起中国，日本和韩国显然是小，是中国的丑陋复制品。中国人向来没有把日本和韩国放在眼里，不过自从日本公然派兵侵占了台湾之后，大清帝国的面具便被戳破了。原来大清不过是个纸老虎，从此反而是日本人不把中国放在眼里了。
日本侵犯台湾之役，大久保利通亲自到清廷来交涉，顺便观察清廷的情形，他发现清廷暮气沉沉，官吏颟顸，于是非常有自信地向清廷狮子大开口，在外交交涉上，得到全盘胜利。日本人的野心开始发动了，征韩论甚嚣尘上。这时已是日本明治七年，清同治十三年。这年年底同治帝崩。
【日本能不能征韩】
明治维新的第二个十年，日本为了应该不应该征韩，起了严重冲突，终于酿成了西南之战。西乡隆盛这维新功臣因而切腹自杀，日本人没有不惋惜嗟叹的。石川县的武士岛田一郎迁怒到大久保，乘大久保去上朝的时候，埋伏在隐处，跳出来一刀将大久保砍死。这证明了社会里还有不少人主张征韩，不少人同情西乡，想为他报仇。四年以后，日本国内经济情况更形丰腴的时候，征韩的野心更明显地流露出来了。
大院君李是应驱逐了来犯的法国人之后，很想过他那醇酒美人的生活。他已经没有外患，也好像没有内忧。因为他已经翦除了金氏外戚之乱。在这样一个可以高枕无忧的局面下，正可以享其太上皇的清福了。而不料事与愿违，他的媳妇，本来十分乖巧的闵妃，因为多读了几本新书，忽然嫌他思想陈旧腐败，怂恿她的丈夫李熙去亲政。翁媳之间因此发生了龃龉，闲隙愈来愈明显，形成了两大派，双方都拥有不少喽啰，在韩国朝野里互相对立。拥护大院君的是守旧派，同情闵妃的称为开化派。两派斗争愈演愈烈。中日两国很自然地被卷入漩涡。大清帝国当时是宗主国的名义，有义务排难解纷。而日本则由开化派的党人邀请来做帮凶，正合日本征韩的意愿。
光绪八年，日本明治十五年壬午，西历一八八二年，大院君忽然派兵，一面将闵妃的党羽一古脑儿杀光。闵妃仅以身免。一面攻打京城的日本驻韩公使馆。这次的政变，显然是大院君的守旧派胜利，也是明显的反日举动。日本受此挫折，当然不甘缄默，一步一步进行它吞没韩国的计划。事实上日本早已有了准备。明治六年发布了征兵令，海军仿英，陆军仿法，兵工厂已经有了两所，火药制造所有三处，并且为了使工业发达，发布了国营工厂凡有盈余的可以由私人承购。这样日本已经成为一个很有战力的国家，在东亚各国里，称得上是强国了。
这时中韩两国的情形又如何呢？大清帝国在慈禧太后垂帘听政下，遇到不少棘手的难题。几位平定匪乱的勋臣，不是已死像曾国藩，就是老病像左宗棠。朝廷里没有忠荩的大员，与日本倒幕时代不同。他们那时全是二三十岁的小伙子，有朝气，有干劲，没有互相嫉妒和牵制。而我们只有一批老朽和一批钩心斗角的狐狸。在这种情形下，我们焉能谈中兴、谈自强。韩国跟我们差不多。大院君赶走了开化派之后，以为这些么魔小丑不足为患，又有大清国在后撑腰，更高枕无忧地过那逍遥日子了。这是壬午年的事。不料只过了两年，韩亲日党金玉均、朴泳幸借日本驻韩公使竹添进一郎的力量，进行苦迭打，日本公使馆的守备兵也参加在内。韩国警宪一时无法抵抗。幸而那时大清国驻韩交涉通商大臣袁世凯也有兵。他年轻勇敢，将日本军杀退，几乎把金玉均虏获。同时大清国的海军也将被包围的大院君救了出来，亲日党发动的政变算是完全失败，可是中日之间的裂痕就愈来愈大了。
日本更近代化了。完成制宪，成立议会，实行内阁制。明治二十二年的二月，正式公布了大日本帝国宪法和众议院议员的选举办法，完全具备了欧美形态的政府模式。到了明治二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贵族院与众议院一起举行了第一次议会开院式，由首相山县有朋朗诵天皇开会的敕语，念完了捧给伊藤博文当时的贵族院议长。仪式简单，但相当隆重，说明了日本人认真不苟且的性格。这一年是光绪十六年，西历一八九○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