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在日本人眼中，向来是个积弱之国、手下败将。日本永远忘不了加藤清正怎么样轻易地在韩国的土地上杀出杀进，如入无人之境。日本人本有欺善怕恶的根性，韩人太柔善，正是他们欺凌的对象。日本原来就有为海盗的前科，以及丰臣秀吉无缘无故向韩国进攻的历史，这时又掀起了征韩论。
什么是征韩论，说来也滑稽。明治元年日本通告韩国说以后不是幕府是皇国了，递给韩国一份国书，辞句非常不客气。韩国当然将原书退回。日本便以此为借口，认为韩国无理，非征讨不可。在高阶层会议中主张征韩的，有西乡隆盛、坂垣退助、江藤新平、后藤象二郎等。他们跟当时持反对意见的人辩论失败，恰巧碰到主张征韩论的都是一些年少气盛的人，于是集体辞职。这在当时是个大消息，但是谁都不知是什么缘故，因为是个秘密会议。但是征韩另有一个不可公之于世的理由，那便是木户孝允在他给大村益次郎的信中所列举征韩的好处。他信中说道：
朝廷应该将平定榎本之后的陆海军开往韩国的釜山去。我们并不是贪他们的金银财宝，可能还会有损失，但是为了皇国的大前途，亿万生灵之目光所系，一变内外对我之看法。海陆诸科技的实在情形都在进步，证明皇国在兴起。为建立万世不拔之基，除此之外，别无他策。倘一旦干戈相交，必致经济紧迫，年年收入减少。但若能告领一席地，掠夺所得，两三年后天地必可大变。如能实行，则将可立皇国于万世不拔之基。
佐田白茅说得更露骨。他进言道：
我国应该派遣一位大使去问罪，同时进攻。不出五十天，我们可以将他们的国王俘虏。如果清国有援兵来，我们就讨伐他们。同时吕宋、台湾等地都可以唾手取得。我们只要取得朝鲜，就等于取得金窝，米、麦都非常丰富，日本可以立刻富强起来。我们现在只忧兵太多，而不怕兵太少。诸藩的兵现正想作乱。如果我们现在向外征讨，转内乱为对外，岂非一举两得耶。
这才是当时日本一般政客的真意。自己无礼，反说对方无礼，是惯用的谎言。
日本向来看不起韩国。三百多年前，丰臣秀吉侵韩的时候，他麾下将士不费吹灰之力，就席卷了大半个朝鲜。现在日本又有了新式武器和船舰，比丰臣秀吉时代要强得多，真可以像佐田说的，可能在五十天之内俘虏他们的国王和打败大清国。所以征韩绝不是因为无礼，而是觊觎韩国多金。日本受了西洋诸国的欺凌，不到三十年，已经学会侵略别人了。
这时中国的情形怎么样呢？大清国的官吏颟顸得很，虽然已经平定了长毛、捻匪等大乱，但对国际形势一点也不知晓。老百姓更是糊涂得很，相信谣言，迷信暴力。那时教育未普及，到处是文盲。在天津发生了一次老百姓与教会之间的冲突，杀了法国驻津的总领事，烧了教堂和杀了很多贞女。法国公使大怒，声明报复。清廷官吏大惊，一个个慌了手脚，连平定太平毛匪的勋臣老谋深算的曾国藩都不知所措。洋人枪炮厉害，兵精将勇，一旦打起仗来，天津逼近京畿，不能后退，所以只有委曲求全了。幸而这时法国国内有事，没有工夫再闹下去，马虎算了。但是这件事看在日本人眼里，觉得中国也够软弱的。可以试试欺负一下。于是在明治七年，因为琉球的一群渔民被中国人杀害，日本就派兵攻台湾了。那时的台湾人烟稀少，哪里能抵抗日本三千六百人的大军。牡丹社一天工夫就被他们占领了。日本把台湾占领之后，硬说台湾是个蛮荒之地，无人管理的关系，所以住民都很凶暴。不但是日本人，其他各国人都有被害的，因此日本皇帝陛下要派兵前来问罪。大久保亲自到北京总理衙门，这样申述出兵的理由。他说，如果大清国认为台湾是化外之地，住民不值得教化，则日本没有办法，只好越俎代庖。种种设施费用由清国支付。大久保的态度非常强硬，认为台湾是一个无主的荒岛。清廷对日本的主张一一驳斥，交涉进行中几次决裂，终于经由英国驻清使臣维度的斡旋，才获得协议。
由清廷赔偿被害琉球人十万银两
日本在台设施由清廷支付共五十万银两
日本即时撤兵（意味着是自己误入别人领土）
给琉球人的十万两，等于给日本。在台设施也等于赔偿金。日本在这次的对外用兵，得到的甜头虽然不算太多，但一个向来被人欺负的国家，现在开始可以欺负人了，值得大书特书。从此，日本由一个弱小国家变成一头猛虎了。
明治十年，日本还在继续脱胎换骨。御一新运动正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这时忽然发生一件大事，维新政府的勋臣西乡隆盛大将据鹿儿岛起兵一万五千人反了。
【西乡隆盛为什么反叛】
西乡隆盛原本是鹿儿岛的藩士，自幼就以豪迈伟略为侪辈所敬重。很早的时候，他就和大久保利通、有村俊斋等为刎颈交。安政元年正式做了藩士，随从藩主岛津齐彬到了江户当他的幕宾，和水户藩的藩田东湖交游。安政五年，因为幕府发生了将军继嗣问题，国家慢慢多事起来。于是他就由江户转来京都，企图改革幕政，被当时幕府的老中察觉，预备将他逮捕。他和一位和尚月照一同逃到故里萨摩藩，不料藩主齐彬前一年死了，藩政改为公武合体派。因为月照有反幕思想的嫌疑，令他出境。隆盛大怒，认为太不讲道理，就和月照相抱投海自杀，幸被人救起，得获重生。不过月照却淹死了。藩厅命他改名换姓，谪居到大岛去。他在那里住了三年，逢到特赦，又回到鹿儿岛，再和大久保利通随同藩主久光一起到京都。
寺田屋事件时，大久保误以为隆盛也是激进派，把他流放到德之岛去。一年多后，误解弄清楚，才奉命召还，由久光任命军职。庆应元年，他回到鹿儿岛参加反幕活动。萨、长联盟是他促成。回到京都后，又促成了王政复古计划。新政府成立后，对于废藩置县计划出力甚多，辅佐东征大总督有栖川亲王平定了东北地方之乱。明治三年，西乡官居政府内的参议时，为了征韩论，和反对征韩的人起了冲突。当时太政大臣三条实美很支持西乡的看法，不过到请天皇裁可时，三条病了，由右大臣岩仓代理太政大臣，去向天皇请示。岩仓是个反对派，天皇听了岩仓的报告后，认为岩仓说的理由很充足，于是裁定了反对派的意见。西乡和其他五位同意见的人一齐都辞职还乡了。西乡回到鹿儿岛后，出资兴办私校，招收士族子弟，慕名而来的人士不少。他们对政府不满，不服从政府的命令，俨然像割据时代的藩国。维新政府当然看不顺眼。政府里对西乡最关心的，莫过于和他同乡同出身同奋斗出来的大久保利通。大久保不放心西乡在鹿儿岛的行为，派人去观察，不料被人误会是暗杀西乡，因此而起兵。西乡兵新锐勇猛，一举就攻克了熊本。但是政府倾全国之师与他鏖战，八个月才把他打败。西乡切腹自杀，从此日本不再有内战，而且踏上议会政治，用语言辩论来表示不同的意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