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没有告诉过你，我在工作所碰到的最美好的事是什么，最糟糕的事又是什么？我爬到了棒球彩虹最远的那一端：世界大赛。那年我才二十三岁。海盗队的候补捕手在九月初摔裂了脚踝，需要换人替补上场。于是我披挂上阵。我还记得那一天我走进那间铺着地毯的球员更衣室。我简直不敢相信它这么宽敞。我用公共电话打电话给凯撒琳我们结婚六个月了我一次又一次说着：难以相信！
过了几星期，海盗队赢得锦旗。不能说他们是因为有了我才打赢。我加入的时候，他们就排名第一了。我确实在其中一场季后赛担任了四局的捕手，而且在第二次上场击球时击出右外野方向的高飞球。球被接到，我出局了。但我记得我那时心里想着：这是开始。我打中了球。
这不是开始。对我来说不是。我们打到世界大赛时，在五战三胜的比赛中被巴尔地摩金莺队击败。我连上场打击的机会都没有。最后一场比赛，对方以五比〇击败我们。球队遭淘汰后，我站在球员休息区的阶梯上，看着对方球员们跑到球场上庆祝。他们在投手板旁挤成一团。别人看他们，觉得他们欣喜若狂；对我来说，他们看起来是如释重负的样子，好像终于卸下重担。
此后我再没有见过那样的眼神，但我有时会梦到这种眼神。我在那群叠成一堆的人里们看到自己。
假如是海盗队赢得这场冠军赛，匹兹堡市会举行一场庆祝游行。但由于我们在客场输了球，所以我们全队去到巴尔地摩市里一家酒吧，把场地包下来。在那个年代，球队必须靠着酒精来洗掉落败的感觉，而我们可真是彻彻底把输球的感觉洗干净了。我身为球队最新进的球员，多数时候只听着老球员抱怨。我喝下我应该喝下的酒。他们咒骂的时候，我跟着开口咒骂。我们踉跄走出酒吧时，天已经亮了。
几小时后，我们搭飞机回家那些日子里，大家都坐商务舱而且我们都因为宿醉而在航程中睡觉。计程车排队在机场接我们。我们与大家握手。我们说：明年见。计程车的门一一关上，砰，砰，砰。
隔年三月，我在春季训练中摔裂了膝盖。我向三垒滑过去，我的脚扭挤着，外野手扑到我身上，我听到一个啪的声音，这声音我从未听过。医生说，我的前膝关节、后膝关节与内侧膝关节韧带都裂伤了膝盖受伤的三冠王。
我及时复原。我回去打球。但是此后六年，无论我怎么努力，无论我觉得我的表现多么优异，我的程度都无法更接近大联盟。施加在我身上的魔术仿佛消失了。证明我曾经在球场上风光过的唯一证据，是一九七三年某天报纸上的球赛纪录和棒球卡。在我的球卡上有我的照片，我握着球棒，表情认真。我的名字以粗体方式呈现。卡片永远带着口香糖的味道。公司运了两箱我的球卡给我。我把其中一箱寄给父亲，另一箱自己留着。
棒球员这种昙花一现的情况，被称为一杯咖啡。这也正是我所拥有的。不过，我是坐在镇上最好的建筑物里，最好的一张餐桌前，享受了我这一杯咖啡。
这，当然是好事，但也有坏处。
你知道，在海盗队打球的六个星期，是我一生中觉得最有活力的时期。在那之前和那之后，都比不上这段时期的神采飞扬。聚光灯照在我身上，我觉得自己是不朽的。我怀念那间铺着地毯的宽敞更衣室。我怀念与队友走在机场里，球迷的眼光随着我们移动的时刻。我怀念大型体育馆里的观众、闪光灯泡和喧腾的欢呼那雄伟庄严的气氛。我思念这一切，想得都痛了。我父亲也非常怀念那段日子。我们都渴望回到过去；我们的渴望都没有说出口，但无从否认。所以，早该放弃棒球的我，过了很长一段时间依然紧抓着它不放。我从一个有小联盟球队的城市迁移到另一个，怀抱着与其他运动员一样的心态：我以为我会是第一个顶得住老化过程的人。我拖着凯撒琳跟着我到处搬家。我们住过波特兰、杰克森维尔、亚伯柯克、费雅特维尔和奥玛哈。她怀孕期间，换过三个医生。
最后，玛丽亚在罗德岛的帕特基出生。她出生时，球赛开始了两个小时，观众只有八十人。后来下了雨，观众纷纷走避。我在路旁拦计程车去医院。女儿来到世上的时候，我和她一样湿答答。
不久，我就不打棒球了。
那之后我做过各种尝试，但没有任何一项能勉强接近我打棒球所得到的成绩。我创业，结果赔了钱。我找机会当教练，却毫无斩获。最后，有人给我一份推销员的工作。他的公司制造食品和药品业使用的塑胶瓶。我接受了。这份工作非常单调，工作内容很无趣。更糟的是，他看中我，是因为他们认为我可以借着说棒球故事而在男性浅薄的运动谈话中，把产品推销出去。
可笑。有一次我遇到一个经常爬山的男子。我问他，上山比较难，还是下山比较困难。他毫不犹豫就说下山比较难，因为上山时你的全部心思都放在攻顶上，因而会避免犯错。
山的背面，则是一场与人性较量的战斗，他说：下山与上山的时候一样，必须同样仔细关照自己。
我可以花许多时间谈论我不打棒球之后的生活。但是，他这句话大致上说出了我的状况。
随着我的运动员生涯宣告结束，父亲也消失了。这并不令人惊讶。哦，我女儿刚出生那段时间，他是来探望过几次，但是他并不像我所期望的那样，对孙女表现出热爱。随着时间流逝，我们之间越来越没有话说。他卖掉了酒品店，买下一家批发商的一半股权。如此一来，他不必花太大的工夫打理工作就有钱应付开销。说来可笑，我需要工作，但他从来没有给过我一份工作。我猜想，他花了太多时间把我塑造成不平凡的人，因此无法接受我其实和平常人一样。
不过就算他给了我工作也一样。棒球是我与他的交集，现在没有了棒球，我们两人就像两艘小船各自划开，渐渐疏远了。他在匹兹堡市郊买了一处公寓，加入了高尔夫球俱乐部，出现了一点轻微糖尿病状况，必须控制饮食，必要时还得为自己打针。
就像那天他毫不费力从我大学时代那天的灰色天空里浮现，这会儿我父亲也又缺席了。他没入烟尘里，偶尔打电话来，最后变成只寄圣诞卡来。
你也许会问，他是否解释过他和我母亲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他没有。他只说：我们没办法在一起。我假如给他压力，他会加上一句：你不会明白的。关于我母亲，他说过的最不好听的一句话是：她是个死脑筋的女人。
仿佛他们两人签了约，说好，绝口不提两人分手的原因。我分别问过他们两人，但只有我父亲在回答时垂下眼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