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母亲经常写纸条给我。她不管开车送我到什么地方，让我下车的时候，她总要塞给我一张纸条。我一直不明白她为什么这么做，她想说的话可以当时就当面跟我说，不必这样浪费纸张，我也不必闻到信封黏胶的难闻气味。
我想，第一张纸条是她在一九五四年我第一天上幼稚园时写给我的。那时我多大？五岁了吗？学校操场上到处是孩子，尖叫着，奔跑着。我抓着母亲的手，与她一起走进校园。一位戴黑色无边软帽的女士站在几位老师面前。我看到别人的妈妈亲吻自己的孩子，然后离去。我大哭起来。
怎么了？母亲问。
不要走。
你下课出来的时候，我会在这里等你。
不要。
没关系的。那时我会在这里。
要是我找不到你怎么办？
你会找到我的。
要是我失去你，怎么办？
你不可能失去你妈，查理。
她微微笑着。她把手伸进外套口袋，拿出一个小小的蓝色信封，交到我手上。
拿着。她说：非常想念我的时候，就打开它来看。
她从皮包里拿出面纸，擦拭我的眼睛，给我一个拥抱，跟我说再见。如今我仍然可以看到她倒退着离去的模样，她对着我飞吻，她唇上涂了露华侬牌口红，头发掠过耳际。我用拿着信的手向她挥别。我猜，她没有想到我刚开始上学，还不会认字。这就是我的母亲。最重要的是心意。
事情据说是这样的，一九四四年春天，她在派普维尔湖畔遇见我父亲。那时她在游泳，他在与朋友玩棒球。他朋友把球扔太高了，球掉到湖里。我母亲朝着球游去。我父亲也扑通跳下水。他捡到了球，头浮起来，这时我母亲正巧也游到了这里，两人的头便撞上了。
那之后我们就没有停下来。她说。
他们的感情进展得又快速又热烈，因为我父亲就是这样，只要着手做一件事，既非要达到目标不可。他是高大壮硕的年轻人，高中毕业不久，把头发梳成高高翘翘的飞机头，开着他老爸的蓝白相间拉莎尔轿车。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他立刻从军，对我母亲说他想成为我们镇上杀死最多敌人的人。他被送上船，派遣到义大利北部的亚平宁山与波河流域一带，就在波隆纳城附近。一九四五年他从那边寄了信来，向我母亲求婚：当我的妻子。我觉得他这句话听起来比较像命令。我母亲回信答应了，她用的是别致的亚麻信纸，这种纸对她来说太昂贵了，但她还是买了下来。我母亲敬重文字，也敬重那些用来传达文字的工具。
我父亲接到信两星期之后，德国签署了战败投降的文件。他要回来了。
我的说法是，他没有尝够合他口味的战争，所以他拿我们当对象，制造出他自己的战争。
我父亲名叫莱纳，不过大家都喊他莱恩。我母亲的名字是宝琳，但是大家都叫她珀希，就像一首童谣里唱的满满一口袋的珀希。她有一双大大的杏眼，瀑布般流泻的深色长发经常挽起来；她的脸庞柔润而白皙。她让人联想到女星奥黛莉赫本在我们的小镇，适合用这句话来形容的女子并不多。她喜欢化妆睫毛膏、眼线、口红，你想得到的化妆品，她都用大多数人觉得她有趣或活泼，或是到后来觉得她怪里怪气或刚愎自用。而我在童年多数时候觉得她唠叨。
我穿了防水鞋套吗？有没有穿外套？功课做完了没有？我的长裤为什么裂开了？
她总是要纠正我的文法。
自己和萝贝塔要去我开口。
她就打断我：萝贝塔和我。
自己和吉米要
吉米和我。她说。
父母会把自己的某种姿态刻在孩子心上。我母亲的姿态是一个涂了口红的女人，身体向前倾，摇着手指，恳求我做得比眼前的我更好一些。我父亲的姿态则是一个休息中的男人，肩膀倚着墙，手里拿着香烟，看着我在水里游泳或者往下沉。
现在回想，我觉得那时的我应该就要能理解到，他们当中，一个是向前倾朝我接近，另一个却是向后退着离开我。然而那时我只是个孩子，而孩子又能知道什么？
我母亲是法国新教徒，我父亲则是义大利天主教徒。他们的结合包含了过多的上帝、罪行与各种为生活添加调剂的小事。他们吵个不停。为孩子吵；为食物吵：为宗教信仰吵。我父亲把一幅耶稣画像挂在浴室外面的墙上，我母亲趁他上班的时候，取下耶稣像，把它挂到比较不显眼的地方。父亲回家后大喊：看在基督的分上，你不能把耶稣移走！她说：莱恩，这是一幅画。你认为上帝希望自己被挂在浴室旁边吗？
他把画挂回来。
第二天，她又移走它。
如此你来我往，没完没了。
他们带着不同的背景与文化，但假如我家采行民主体制，我父亲那一票要算成两票。他决定我们晚餐要吃什么，房子要漆成什么颜色，该把钱存进哪家银行，我们打开家里那台增你智黑白电视时应该看哪一频道的节目。我出生那一天，他通知我母亲：这孩子要在天主教的教堂受洗。事情就这么定了。
可笑的是，他自己并不是虔诚的教徒。战争结束后，我父亲开了一家卖酒的店。他对利润的兴趣比他对先知预言的兴趣更高。至于我，我只需要崇拜一样东西便行，那就是棒球。我还没学会走路，他就投球给我接；我母亲还没开始让我使用剪刀，父亲就给了我一根木质球棒。他说，只要我有计画，只要我致力实现这计画，有一天我就能进入大联盟的队伍。
你年纪那么小，你当然会套上父母对你的计画，而不是安住于你自己的计画中。
所以，我从七岁开始，就在报纸上搜寻我未来雇主的比赛成绩。我在父亲的店里放了棒球手套，好让他在能偷闲的几分钟里，可以在停车场扔球给我接。有时我什至穿着棒球钉鞋去参加星期天的弥撒，因为一唱完仪式最后的诗歌，我们就要赶去看美国棒球大联盟（American Legion）的比赛。听到有人说教堂是上帝之家时，我担心上帝会不喜欢我脚底的鞋钉插进祂的地板。有一次我掂起脚尖站着，不过父亲小声对我说：你在干什么好事？我立刻把脚跟放下。
然而，我母亲不喜欢棒球。她是独生女，小时候家里很穷，战争爆发后，她被迫辍学，做工赚钱。她读夜校拿到高中毕业证书，然后进入护理学校就读。她认为，对我最重要的就只有书本和大学，以及书和大学能为我打开的大门。谈到棒球，她最好听的话是：它让你呼吸到一点新鲜空气。
但是她会出席。她站在看台上，脸上戴着大太阳眼镜，头上顶着本地美容院为她精心处理过的发型。有时我会从球员休息室偷偷看她，见到她在远眺地平线。但轮到我上场打击时，她便拍手大叫：加油，查理！我想，我只在乎这个了。我父亲离开我们之前，曾经在我参加过的每一个球队都担任过教练。有一次他发现我朝母亲那边看，当场高喊：眼睛看着球，奇克！那边没有任何东西能帮你！
妈妈并不在计画之中吧，我想。
不过，我还是可以说，我爱慕我母亲；是男孩子那种一方面爱慕他们母亲，一方面又把妈妈视为理所当然的方式。她让我很容易就喜欢她。首先，她很有趣。她不在乎把冰淇淋涂得满脸都是，逗别人开怀大笑。她会模仿怪腔怪调，例如大力水手的声音，或是学爵士歌手路易斯．阿姆斯壮（Louis Armstrong）的嘶哑歌声：如果你不让它进来，你就不能把它吹走。她搔我痒，也让我搔她痒，然后她大笑着把手肘紧紧向身子压紧。每天晚上，她帮我塞好被子，揉揉我头发，说：亲妈妈一下。她对我说，我很聪明，人聪明是老天给的一种荣宠，她坚持我每星期要读完一本书，并且带我上图书馆，确保我能做到每星期读一本书。有时她的衣着太过俗丽。她跟着音乐唱歌，这件事也让我感到困扰。但是我们之间从来没有一刻都没有出现过无法信任对方的问题。
我母亲说什么，我都相信。
但不要误会，她对我可不是百依百顺。她会打我，责备我，处罚我。但是她爱我。她真的爱我。当我从秋千上摔下来，她爱我。当我穿着沾满泥巴的鞋子踩上她的地板，她爱我。当我呕吐、流鼻涕、膝盖流血，她爱我。我来了，我走了；我的状况非常好或乘常坏，她都爱我。她有一座无底的井，对我源源不断流出爱。
她唯一的缺点是没有叫我努力去追求她这份爱。
你听一听，我的理论是这样的：孩子会追求那些躲着他们的爱，对我来说，这躲起来的爱是我父亲的爱。他把它藏在某处，像人们把文件放在公事包里。我一直努力要走进那儿。
多年后，我母亲去世了，我列了表，写出母亲站出来支持我的时候和我没有站出来支持母亲的时候。两张表相差悬殊，说来令人悲伤。为什么孩子会把父母当中的一个视为理所当然到如此程度，却用较低也较宽松的标准对待另一个？
也许就像我老爸说的：你可以当妈妈的儿子，也可以当爸爸的儿子。但是你不能两个都当。于是你选择了你觉得可能会失去的那一方，紧紧抓着他。
◇◇◇
母亲站出来支持我的时候
我五岁。我们走向法纳利市场。一个邻居打开她家的纱门，她身穿睡袍，满头粉红色发楼，呼唤母亲。他们谈话的时候，我走到这栋房子的后院。
突然一只德国狼犬冲向我。汪汪！它被拴在晒衣绳架上。汪汪！它用后腿站起来，拴着它的绳子都被它扯直了。汪汪！
我转过身，拔腿就跑。我大声尖叫。母亲朝我跑来。
怎么了？她一面喊，一面紧紧抓住我的手肘：怎么了？
有一只狗！
她吐了口气。有一只狗？在哪里？是那边吗？
我哭着点头。
她带着我跨大步绕着房子走了一圈。狗在这里。它发出怒吼。汪汪！我往后退，但母亲把我拉向前。她发出狗叫，叫了又叫。我没听过人类能发出这样棒的狗叫声。
狗蹲下来，从嚎叫变成呜咽。母亲转过身来，面对着我。
你必须让它们知道谁是老大，查理。她说。
（取自奇克．伯纳托所留下的笔记本里的一张清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