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七年六月
巴基斯坦，喜马拉雅山脉，喀喇昆仑山脉，罕萨山谷
﹡
我看着两个人影逐渐缩小，直到消失在贫瘠的山坡上。安迪和乔恩准备去攀登海拔六〇九六公尺、尚未有人征服的吐泊丹峰（Tupcxiam）。我再次独自置身大山，不过这次是我自己的选择。
我转向小小的瓦斯炉，煮我的第二杯咖啡。这个动作使我的膝盖疼痛起来。我暴躁地咒骂一阵，倾身按摩膝盖，减缓疼痛。关节炎。扭曲的关节上留着六次手术留下的明显伤疤。起码我心中的创伤比这些疤痕恢复得要好。
医生都说我会得关节炎，说我必须在十年内动手术拿掉整个膝关节。他们还说了很多事情：你再也不能弯曲膝盖了，辛普森先生。你会永远跛着一条腿。你再也不能登山了不过几乎都没成真。
但关节炎还是被他们说中了。我悲伤地想着，一边关上瓦斯炉，不安地回望山坡。我突然强烈地为他们感到担忧，浑身颤栗起来。安全归来。一定要安全归来。我对着寂静的群山低声说道。如果天气状况良好，他们会在三天内下山。我知道这将是一场漫长的等待。
我为自己放弃登顶感到难过。我的腿本来状况良好，但后来开始疼痛。从最后一次手术至今只有十周，我知道这时候登山一定会造成新伤。但我很高兴自己尝试了。而且以后还是会有机会的。
六天前，我们到达山肩下的山坳，挖掘了一个雪洞。我们坐在雪洞外面，默默地凝望绵延在我们眼前的喜马拉雅山脉。太阳从一望无际的蓝色天空散发灼热的光芒，清透无垠的天空映衬着积雪的巍巍群峰，轮廓如此鲜明。我正是为此而来。纯净，可望而不可及。直达天际，完美无瑕。阳光在雪花上投射出钻石般的光芒。卡鲁恩科峰（Karunn Koh）与我只有八公里距离，从上方俯瞰着我。我想像自己站在峰顶，从无边视野中看到地表的曲折变化。我假想能够看到圣母峰，尽管我知道她距离此处有一千六百公里之遥。那些地名在我脑海里流转：兴都库什山脉、帕米尔高原、西藏以及喀喇昆仑山脉。圣母峰雪之圣母、楠达德维峰、K2、南迦帕尔巴特峰、干城章嘉峰，这些名字都蕴含着丰厚的历史。还有所有攀登过这些大山的人。突然之间，他们变得真实而鲜活起来。如果我没有选择回来，他们永远也不会如此真实。我有两位朋友长眠在这些绵延起伏的山峰之中，孤单地埋在不同的山上，这是这幅美景的阴暗面，而此刻，我可以暂时遗忘。
我打包好自己的背包，背上肩，最后朝他们消失的地方望了一眼，转身走回营地。
▲写在十年之后▲
赛门．叶慈将他另一次攀登安第斯山脉的经历写成著作《绝境》（Against the eall），他很好心地在书中指出，我在本书中忠实而贴切地写出了他的角度。此外他也再三思索良心的问题这个问题可能悬宕了有十年之久。得知他说自己无愧于良心，我感觉非常安慰，因为如果处于他的位置，我也会做同样的选择。他曾经英勇地营救我，而到了最后，那是他唯一的明智选择。他是这样写的：
□□□
有些人认为根本没有所谓抉择，割断绳子以及绳子所代表的信任和友谊从来不该进入我的脑海。另一些人说那不过是为了求生，我是被迫这么做的。
事故发生时，有很长一段时间我就只是拉着绳子，心中盼望乔能把重量从绳子上移开，给我解围。当我想起背包顶部有一把刀的时候，我已经气力用尽，撑不住他了。我知道为了解救乔，我已经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尽了一切努力。而当两人都命在旦夕时，我也只救得了自己。尽管知道自己的行动可能使他丧命，我还是在瞬间凭直觉做出了决定。我觉得这么做是正确的，就和那次攀登所做的其他关键决定一样。我没有犹豫，从背包里拿出刀就割断了绳子。
这种诉诸直觉的时刻好像总是给人相同的感觉：无人性。仿佛那些决定是自己冒出来的。直到事后反思，我才体认到我们是如何一步步走入绝境。在登顶前的那些天里，我们做出了很多错误的判断。我们没有喝足够的水、吃足够的食物，入夜后仍继续长时间攀登，任由自己受寒、疲惫和脱水。其中一个晚上，我在雪洞外等候乔挖好雪洞时感觉非常寒冷，以至于冻伤了几只手指。总而言之，我们没有好好照顾自己
以前我并不认为我们有疏失，但现在我知道赛门是对的。
对攀登来说，事后的分析检讨就和拥有强健体魄或天赋同等重要，因此在事件过后的几年间，我自然也反省起这次攀登，试图找出我们的问题，看看我们犯了什么重大失误。起初，我确信我们没有犯任何错误。我还是会用同样方式攀下那座冰崖，顶多更加留意冰的质地。我们还是会采用阿尔卑斯式攀登，以挖掘雪洞代替帐篷，并携带同样的装备和食物。最终仍是赛门指出了我们的致命错误，而且那错误在我们离开营地前就发生了。
是瓦斯。
我们没有准备足量瓦斯来提供足够的饮用水。两人每天共用一小罐绝对不够。为了减轻负重，我们把所有东西都削减到最少量，以至于当情况急遽恶化，根本就没有调整的余地。赛门放我下降到接近圣罗莎山坳的时候，以及决定在暴风雪和黑夜来临之际攀下西壁之前，我们都考虑过挖雪洞，等到暴风雪结束再走。如果我们那样做，就能在晴朗的天气下降。我们会看到并避开那座冰崖，也就能控制情况。
反之，带来暴风雪的云层在山坳上方渐渐聚积的时候，我们沉痛地察觉食物和瓦斯已经在前一晚用完了。我们的脱水状况堪忧，又无法煮饮用水，不能再冒着长时间被暴风雪围困的危险。我当时已经出现脱水的症状，骨折及其导致的内出血更使我变得十分虚弱。我们别无选择。就因为缺少一罐融化、加热冰雪的瓦斯，我们必须继续前进，情况因此失去了控制，我差点丢了性命。
赛门在书里继续分析道：
□□□
一切痛苦都无法改变我割断绳子的事实，我的决定是正确的，我们都活了下来。接下来几年，我听到人们热议我当时所做的决定是否道德，还有许许多多假如会怎样的假设。我遇过理解我决定的人，也碰过公开表示敌意的人。比起那晚乔在营地里对我说过的话，那些人的事后之见根本没有任何意义。如今我的登山技术更加纯熟，经验也更加丰富，我相信自己不会再陷入同样境地。可是即使再次遇到这种情况，我知道自己还是会做出同样决定。只有一件事我觉得自己疏忽了。那就是在当时的险境下我承受了极大压力，未经细察就导出结论，认为自己不可能进入冰隙营救乔。尽管事后回想，我知道营救他的结果很可能于事无补，但那时候我根本没想过要走到冰隙边缘，仔细查探深度。
从根本上来说，我们每个人都必须照顾好自己，不管是在登山，还是在日常生活当中。我认为那不是给自私找借口。只有照顾好自己，我们才有能力帮助别人。不说登山，在繁杂的日常生活中，忽视这种责任的代价可能是婚姻破裂、孩子走入歧途、事业受挫或是房屋被没收。而在登山运动中，忽略这种责任往往可能招致死亡。
事故之后，我没有太过关注赛门所说的事后之见。我们都很清楚彼此的关系如何，也没有什么不满。我写这本书是希望藉由直接讲述这个故事，杜绝外界对赛门的一切无情和不公正的批评。割断绳子显然犯了众怒，违背了某些不成文的规定，人们似乎只留意故事的这一小部分直到我尽可能忠实地把故事写下来为止。
虽然如此，就算纸上谈兵的评论家再提出哪些错误见解，我们也不会再为此烦恼。我首要考虑的是复原并重返登山运动，而不是在意他人如何推测我们当时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九成的事故要归结于人为过失。我们难免犯错，事故也难免发生。我想，诀窍在于你做任何事之前要预先考虑所有可能的后果。这样一来，就算真的发生变故，你也比较能掌控局势。
我唯一要补充的是，无论读者从书中感受到我们的经历有多么痛苦，对我来说，这本书仍然未能充分表现出那些孤独的日子是多么可怕。我完全无法找到确切的词汇来传达那种绝对的孤寂。
乔．辛普森一九九七年八月
●跋．痛苦的回忆●
二〇〇二年七月中旬，我又站在这里。十七年前那个风雪交加的黑夜里，赛门正是在这里发现了我。当时我的身心都受到极大的创伤，简直不成人形，体重只剩四十公斤，酮酸中毒，几近昏迷。我的身体几近烧干，离死亡只有一步之遥。跟一些医生谈论过后，我怀疑那晚赛门找到我的时候，我的确很可能处于垂死状态。
这么多年过去了。此刻，导演、摄影师和收音师正在一旁期待地望着我。摄影机的镜头和令人毛骨悚然的长柄麦克风对着我，我觉得很不舒服。赛门站在我旁边，对着摄影机讲述找到我的情况、我当时的状态，以及我躺在岩石上的样子。
我仿佛是从遥远的彼端听到这一切。我感觉自己心跳加速，敏锐地警戒着周围的群山。它们好像要将我压垮。我觉得快要喘不过气了，一股热流灌注全身，我开始大量冒汗。我别扭地移动自己，希望摄影机没有捕捉到这些迹象。
我感觉自己莫名地脆弱，仿佛正要受到攻击。实际上，我越这样想，就越焦虑。有人问了我一个问题，声音就像是从非常遥远的地方传到我耳中。我听到太阳穴搏动的声音。开始讲话的时候，我拼命告诉自己不要哭出来。事前我已下定决心，接受采访的时候绝不能掉泪，但我还是被击溃了。我听到自己讲出了赛门和理查在黑暗中跑过来找我的那一刻，我如何看到他们的头灯，还有我意识到噩梦结束，我刚捡回自己性命的美妙瞬间。
我低头去看地面，我被发现时就俯卧在这些石头上。然后我抬头望向河床，上面是散乱的漂砾。我究竟是怎么在黑暗中从那里下来的？
想到这里，我心里更加恐惧。我什至不确定自己是否停止了谈话。有好长一段时间，当我看着地面，我觉得自己正躺在那里，感觉赛门的手抓住了我的肩膀，把我翻过来抱住。真是不可思议。我差点就要转身去看是谁在碰触我的肩膀。
我的大脑好像产生了某种幻觉，神经交错在一起，色彩、情感和知觉突然以惊人的力量从记忆最深处迸发。这过程也许只持续了千分之一秒，感觉却像是几分钟。然后这个瞬间过去了，我只感到心力交瘁。
赛门和我走向剧组人员重建的营地。那里看来十分熟悉。我想赛门一定注意到了什么。他问我是否还好，我只说：不，不是很好。就没再说什么。我想逃走。我坐下来，努力使自己镇定下来。外表看来我相当正常，但内心已陷入歇斯底里。
沿着山谷步行了二十分钟，回到巨大的营地，我感觉稍微好了一些。我回到自己的帐篷，倒了杯威士忌，点燃一支烟，告诉自己：乔，这只是恐慌发作罢了。不要担心，很正常。
事实上，我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但是在接下来三周里这种情况反覆出现。也许程度没那么强烈，不过那可能只是因为我有所防备了。恐慌发作时我告诉自己，这只是心理作祟，会消失的。这办法还算有效。
我们花了四天时间慢慢走进营地，随行的十四人包括剧组人员、保安和挑伕，个个都身强力壮。还有七十六头驴子。对于重回旧地，我倒是一点也不担心。事实上这一切都很滑稽。穿戴八〇年代风格的装备，带着四头倔强的驴子重新演绎走近营地的情景，还有随队医生扮成理查的样子，简直就是滑稽闹剧与乏味重复的综合体。我们踏着重重的脚步走过摄影机，然后四处奔跑，再把晕头转向的驴子赶回到刚才的路上，才能拍下一个镜次。
走到那一大片长着羽扇豆的地方，再开始走向摄影机。对讲机用尖锐的声音下达神秘指令。我们瞭望远处山棱的凹口，装了六百毫米庞大镜头的摄影机就架设在那里。我们站在V形山谷上，观察将要横越的陡峭山壁。两面斜坡沿着布满岩石的山棱，一路往下延伸上千公尺，直到极远处一条弯曲的银线，那是闪闪发亮的河流。山坡上长满了羽扇豆。
当我们绕过远眺瓦伊拉帕村的山谷时，看到了积雪覆盖的群峰。我感到老友重逢般的惊喜。覆着冰雪的拉萨克峰和耶鲁帕哈峰俯瞰山谷。我只觉兴致高昂，全无不祥感。我都忘了这些群山是多么美丽。我突然意识到，尽管二十年来在世界各地登山，瓦伊瓦什山脉依旧是我所见过的最美的山系。我由衷微笑起来。
接着，我看到修拉格兰德峰西壁，因恐惧而一阵颤抖。它比我记忆中更加庞大、更加残酷，也更加危险。这让我不禁惊诧，这么多年以来我究竟是什么样的人。我一定是非常莽撞、野心勃勃，甚至有点疯狂，才会考虑做这样的事。我沿上山的路线看去，注视着高海拔地带的强风卷起飞雪，雪片又如羽毛般飘落北棱。这让我害怕。那时的动力和热情跑到哪去了？那种莫可匹敌的气势、年轻人与生俱来的自信、过剩的睪固酮以及贫乏的想像力，怎么全都消失不见了？
我转过身，在冰河的杂乱冰碛地之间向上跋涉，心里一面安慰自己，至少我来到这里了。比起当年，虽然鬓角斑白了一些，智慧也只增长了一点点，至少我来到这里了。
接下来的日子里，我为摄影机重现了在冰河上和冰碛地上爬行的情景。时间过得既恍惚又烦人。我知道有演员会在山上重现动作，那些镜头都不会显露出我的脸。然后他们会把这些镜头和我的剪辑在一起。然而，穿着同样的登山服，把黄色的防潮垫包裹在右腿上，假装爬行、摔倒和单脚跳，就像十七年前我所做的一样，这些真的令我心力交瘁、烦躁不已。为什么他们不直接雇用演员扮演我呢？我不断地问自己。
我感觉好像随时都会有东西从后面袭击我。当我在冰碛地或是冰河上的时候，山棱环绕谷地的熟悉场景占据了我的全部视野，这种感觉就变得更为强烈。这些记忆已经风干在我的记忆深处。过了这么多年再次见到这个场景，就像按下了开关，我最痛苦的回忆和联想都回来了。这个地方，我曾经深信自己将死在这里，而那些棱线会是我死前最后的风景。我不该再回到这里的。这无法净化，只会加深恐惧。
奇怪的是，赛门和我几乎没有向彼此谈起个人感受。我们已经谈过也写过无数次那段经历，似乎再也没什么可说的，因此也没有必要再说起。不会有任何改变。在我们的内心深处，我们比任何人都更了解这里发生过什么。那已成历史，而我们已经处理好了。
在我心中，那些回忆如潮水般再次涌现，清晰、鲜活得令人吃惊，以至于有时我竟以为那十七年并没有过去，我的确回到了一九八五年那个恐怖的现实当中，正在拼命地往山下爬去。
一天，我独自坐沙地上，这里是冰碛和山壁之间的狭窄谷地。我凝视着绵延数公里的乱石，腿上捆着防潮垫，穿着那身衣服，背着背包，等候剧组人员的无线电呼叫。他们都在二公里以外一座高高的山棱上。我又开始恐慌了。一九八五年，我就坐在这个位置，确信赛门和理查正跟随在我身后。那是幻觉就像一个舒适的茧，躲在里面感觉很好，以至于我完全相信了自己的幻觉。十七年后的此刻，我似乎正在经历同样的怪异幻觉。
我紧张地不断转头回望，视线越过自己的肩膀，想要辨认出山棱上的人。我的心脏开始狂跳，我不断紧张地深呼吸。我以为自己会哭出来。后来我看到了在摄影机四周忙成一团的小小人影，努力想让自己平静下来。当我听到岩石滚下山壁，以及尘土在风中四散开来的声音，那种恐怖感又加强了。它们离我太近了，我很难受。我回头去看那座山棱。快点，快点，我想离开这里。又一阵岩石落下，朝我拍打而来。我本能地急速闪开。几秒钟后，极其强烈的恐慌感吞没了我。我得逃离这里，一定得逃走。正当我动手解开腿上的垫子时，无线电里发出嘈杂的声响。
乔，我是凯文，听到了吗？我盯着从胸前口袋伸出的对讲机天线。乔，乔，听到了吗？你准备好拍下个镜次了吗？
凯文，我是乔。我听到了。我松开通话按钮，长长地吐了一口气。
好的，乔，请你开始爬向岩石狭谷。按照你自己的速度。我大笑起来。笑声中略带一点癫狂。这次重返秘鲁，我一点也不觉得有趣。
令人创伤的情绪，诸如内疚、悔恨、悲伤和恐怖，在神经回路中传导的方式就仿如深刻或原始的恐惧。我们探索记忆阴影和深层恐惧的方法已大有进展。如今，科学家正在研究如何帮助大脑摆脱恐惧和压抑。在老鼠身上进行的实验表明，我们可以藉由抑制大脑对这类记忆的荷尔蒙反应，从而削弱这些反应所唤醒的情绪。简单来说，科学家已经知道如何使大脑中引发原始恐惧的神经传导路线发生短路。不管是真实事件，还是你的想像造成的噩梦，都源自杏仁核中的神经元。当新的创伤出现，或旧的创伤发作时，这个恐惧中心都会刺激荷尔蒙分泌，把恐惧的印象烙在大脑中，无法承受的东西因此变得难以忘记。此类研究旨在帮助患者免受创伤后压力症候群折磨。乙种肾上腺阻断剂心得安在美国已经应用于临床实验。病人必须在事件发生后尽快服药，才能发挥药效。
我从前一直对所谓创伤后压力症候群有些怀疑。如今似乎每个人都有这方面的困扰，我怀疑这疾病已经变成了一个统称，给人们用来为自己的过去开脱，打求偿诉讼。两次世界大战中，士兵和平民都亲眼见证了前所未有、难以想像的恐怖灾难，为什么战后没有出现成千上百万的创伤后压力症候群病患？当然，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人们已经认识到炮弹休克症不同于道德品格低落。也许当时跟现在的差别在于，那时候的社会不像今天这般盛行谴责和索赔。
因此，当我从秘鲁归来，得知自己患有创伤后压力症候群时，我感觉有些惊讶。很有可能是因为那些环绕冰碛和冰河的山脉使我留下强烈而深刻的记忆，因此我在一九八五年所经历的恐惧才又回到了身上。那恐惧清晰得令人吃惊，就好像几天前才刚发生一样。
医生告知我这影响将很快消失，因为在过去十七年里，我似乎已经很成功地修复了修拉格兰德峰带给我的创伤。被安排看心理医生的事让我感到很不舒服。我向来瞧不起某些美国人过度依赖心理治疗和辅导的做法，甚至有些藐视。英国人面对这类事情的隐忍作风似乎更有效也更能保有尊严。不过，我得承认，从秘鲁回来后我的确很不正常，于是我百般不愿意地同意预约。
其间，我经历了八周的轻微恐慌发作，总是毫无预兆地想哭，总是感觉自己将要受到袭击。后来，我为一间企业提供励志演说，详细讲述《冰峰暗隙》的故事，结果没几天那些症状就都消失了。过了六个月，才有人打电话来告诉我有机会跟医生见面了。我以谨慎的措辞抱怨糟糕的医疗服务，并拒绝了对方的提议，同时对自己没有罹患严重的精神疾病感到安慰。
一遍又一遍讲述《冰峰暗隙》的故事无意中成了我的良方。让患者尽可能生动地讲述他们的恐怖经历，显然是心理治疗师常用的手法。随着一次次讲述，真实的经历就会逐渐变得像虚构的故事一样，仿佛成了别人的经历，于是患者就能从创伤中抽离出来。简而言之，通往恐惧中心杏仁核的复杂神经传导被阻断了，或者至少被绕开了。
当我前往苏活区的剧院观看这部纪录片首映时，内心百感交集。本书的电影改拍权谈判了长达十余年，如今终于有成果出现，一切也画上句点，这让我感到无比欣慰。版权一度转手给某间与莎莉．菲尔德和汤姆．克鲁斯有关的联合制片公司。这是为了借助克鲁斯的明星效应，这样做实际上也在登山界引起了热烈反响，很多人还开玩笑说要妮可．基嫚来扮演赛门。我当时就知道，即使这部电影拍成了，也不过是好莱坞制片厂里每年出炉的诸多烂片之一。不过他们一直在砸大钱拍垃圾片。后来当交易失败，版权又返还给我的时候，我听说一家颇有声誉的纪录片制作公司，即达洛．史密森影业（Darlow Smithson）对改拍权感兴趣，而且制作团队里有凯文．麦克唐纳这位奥斯卡最佳纪录片奖得奖导演，心里颇为高兴。我燃起了希望，也许他能够根据本书制作出高水准的影片。
踏进电影院的时候，我还不知道电影会是什么样子。除了我在秘鲁遭遇的个人困难之外，整个电影制作过程难以置信地冗长乏味，让人头昏脑胀。我痛苦地体认到，改拍本书很难不搞得一塌糊涂。
一百分钟之后，片尾字幕在萤幕上滚动，我既高兴又担心。电影非常忠于原著，虽然我是最没有权力评判的人，不过我还是觉得这部片极具张力又撼动人心。当我看见自己和赛门面对摄影机叙述整个故事，我才意识到我们竟如此彻底地曝光在观众眼前，这使我感到担心。我俩从未想在大众面前曝光，那么做引来的目光十分令人不适。要是从录音机里听到自己的声音会让你感觉别扭，看见自己出现在大银幕上更会让你彻底不安！畅销书通常很难改拍出令人满意的电影，而这次他们似乎成功了。不过，最终得交由读者和观众来评判。对于赛门和我来说，记忆深处那段真实经历，始终远比任何文字或影像的再现要生动得多。
奇怪的是，一九八五年在秘鲁所经历的身心创伤并未改变我的生活。倒是本书及后来作品的成功，还有演讲事业强烈地改变了我。而电影的拍摄工作无疑也将继续给我带来变化和挑战。
我总是在想，如果我们在修拉格兰德峰没有遭遇事故，我的人生会经历哪些事？一部分的我认为我会攀登越来越困难的路线，冒越来越大的险。看着这些年来朋友们付出的代价，我想，要是走上那样的路，我不一定能活到今天。那些日子里，我是身无分文、气量狭窄、无法无天、粗暴无礼且野心勃勃的登山者。那次事故为我开启了新的世界。如果没有那次事故，我永远不会发现自己拥有写作和演讲的潜在天分。尽管工作一直很辛苦，我有时的确会想自己是不是很走运。
在秘鲁，我们极尽所能去冒最大的险。然而，尽管遭遇了巨大的痛苦和创伤，但现在看起来，那些东西与如此激动人心的奇遇相比实在算不上什么。人的记忆岂不是高明的骗子吗？我差点在秘鲁失去一切，生命却因而提升，这感觉颇像打了场胜仗。从那以后，我好像一直无往不利、一切顺利得令人担忧。好运何时终结呢？
今日的谢菲尔德酷热晴朗。我正努力撰写我的第七本书这是部小说。爱尔兰的假蝇钓鱼假期即将到来，在那之前我还将第四度攀登艾格山北壁。我正努力使自己不分心去想这些事情。忙碌的秋季正在声声召唤，手上已有许多演讲预约，还有电影的宣传活动。十七年前在修拉格兰德峰上的生死挣扎，竟使我成为成功的商人，世事无奇不有
生命随时可能给你一手好牌。你该稳扎稳打、虚张声势还是孤注一掷？我永远也不知道。
乔．辛普森
二〇〇三年七月
致谢
写这本书就像是在与自己的逆境赌博。若没有朋友和亲人的支持和鼓励，我永远不会动笔，更别提完成了。
虽然我已经蒙受赛门太多恩惠，但除此之外我要再感谢他两件事，其一是坦率地告诉我他的心理历程，其二是给予我信任，允许我用自己的语言记录这些敏感的情绪。
然后，我要特别感谢吉姆．佩连在我写作初期给予的建议，以及杰夫．波尔托他把我的文章发表在《High》杂志上，并给予我鼓励。开普出版社的编辑东尼．科勒维尔给我了宝贵的建议，如果不是他确信这个故事值得写成书，这一切都不会存在。我还要感谢乔恩．史蒂文森敦促我把计画付诸行动。
另外，我还要感谢为本书画插图的汤姆．理查森（注：中文版并未使用）、帮我处理照片的伊恩．史密斯以及《山脉》（Mountion）杂志的伯纳德．纽曼我的幻灯片借给其他媒体使用时遭到损坏，是他复原了其中的大部分。而倘若缺少波切斯特团体保险公司，尤其是盖瑞．狄维斯大力提供的财务支持，赛门和我根本就无法启程前往秘鲁。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我真诚感谢我的父母，是他们鼓励我写这本书，帮助我恢复身心健康，而且宽容地接受我继续从事登山运动的决定。
（全书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