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平面82M，1996年11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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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刻我梦见女人柔软的触感、鸟儿的歌声、土壤在手指间裂掉的气眛，以及我辛勤培养的植物那灿烂的绿色。我正在物色土地，我会让这里布满鹿、野猪、鸟、锦白杨和悬铃木，筑一座水塘，届时鸭子会光临，鱼会在夕照中跃起，将昆虫衔入口中。这座森林必会有小径，你我将没入大地柔软的绉褶起伏之中。我们会走到水边，躺在草地上，那儿会有一块不起眼的小招牌写着这是真正的世界，年轻人，我们都在其中特拉文
包登《血兰花》
Charles Bowden，Blood Orch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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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几位九六年五月上过圣母峰的人告诉我：他们已设法从那场悲剧中解脱。十一月中我接到卡西斯克的来信，信上说：
我花了几个月才渐渐有正面的看法。但我总算能朝正面想了。圣母峰是我一生最惨的经验。不过已事过境迁。现在是现在。我专注朝正面想。对于人生、别人和自己，我获得不少重要的心得。我觉得现在我能更看清人生。如今我看见了前所未见的东西。
卡西斯克到达拉斯跟威瑟斯共度周末刚回来。威瑟斯从西冰斗搭直升机撤离后，右臂从手肘以下截肢。左手的四根手指和大拇指也切掉了。他的鼻子切除，从耳朵和额头割下骨肉来重塑。卡西斯克提到拜访威瑟斯这件事：
又是伤心又是振奋。看见威瑟斯这个样子：鼻子重塑，脸上有疤，生活无法自理，他还怀疑自己能不能再行医等等，真叫人难过。可是看见一个人能接受这一切，准备好继续过日子，真令人佩服。他正在克服一切。他会胜利的。威瑟斯对谁都只有美言，不怨天尤人。你跟他也许有不同的政治观，但你看他应付这一切，你会跟我一样引以为荣。总有一天此事对他的正面价值将会出现。
威瑟斯和卡西斯克等人显然都能乐观看待这次的经验，我深受感动，而且很羡慕。也许再过一段时间我也能从这些苦难中找出正面意义，但目前我没有办法。
我写这些字句的时候，已经从尼泊尔返国半年，六个月当中我没有一天超过两三个钟头不想起圣母峰。连睡觉都不得休息，登山的影像和事件余波一直盘据着我的梦境。
《户外》杂志九月号刊出我远征的报导后，杂志社收到大量的回应函。大多数人都支持、同情我们这些生还者，但也有许多尖刻的批评。例如一位佛罗里达州的律师斥责道：
克拉库尔自承哈里斯的死亡跟我的行动（或者说无法行动）有直接关系，我只能说我深有同感。我还同意他说的（他）离她只有三百多公尺，躺在帐篷内，什么行动都没采取我不知道他怎么能心安。
有些愤怒至极的信函是死者的亲戚所写，读来也最叫人不安。费雪的姊妹来信说：
照你所写的看来，你现在似乎有不可思议的能力可以确知远征队每个人脑子里想些什么，心中又有什么感受。如今你平安健康回到家了，你批评了别人的判断，分析他们的意图、行为、个性和动机。你评断领队、雪巴人、客户应该做什么，并傲慢地指责他们的过失。察觉大难将至、赶回帐篷自求多福的克拉库尔说什么就算什么
既然你看来无所不知，不妨看看你做了什么好事吧。你揣测哈里斯的遭遇已是犯了大错，让他的家人和朋友痛苦不堪。如今你又用你的小报告贬抑江布的人格。
我读到的是你自己的自我正在狂乱挣扎，想厘清事件的意义。无论你做多少分析、批评、判断或假设，都得不到你所寻求的平静和心安。没有答案。
没有人错，没有人可苛责。每个人都在特定时间的特定情境下尽了全力。
谁也无意伤害别人。谁也不想死。
我一听说死者名单变长了，江布也死于山难，就收到了这封信，因此读来格外难受。八月季风雨退出喜马拉雅山之后，江布回到圣母峰去带一位日本客户顺着南坳和东南棱路线上山。九月二十五日，他们从三号营上到四号营，打算攻顶，不幸岩板崩塌，打中江布、另一位雪巴人和一位正在日内瓦坡尖下方的法国人，他们被扫下洛子山壁，断送了性命。江布身后留下年轻的妻子和两个月大的宝宝。
还有别的坏消息。波克里夫从圣母峰下来并在基地营休息两天后，五月十七日独自登上洛子峰顶。他告诉我：我很累，但我为了费雪攻顶。为了完成攀登全世界十四座八千公尺高峰的志向，他九月前往西藏，攀爬卓奥友峰及标高八〇一三公尺的希夏邦马峰。可是十一月中他回哈萨克探亲时，所搭的巴士发生严重车祸。司机死亡，他头部重伤，一只眼睛伤得很厉害，可能永久不能复原。 1
注1：波克里夫于一九九七年十二月攀登安娜普娜峰时遭遇雪崩丧生。编注。
一九九六年十月十四日，电脑网路上出现下面这段文字，出自南非圣母峰论坛：
我是雪巴孤儿。家父在六〇年代末期替一支远征军搬运物资时死在昆布冰河。一九七〇年家母替另一支远征军背东西，负重过重，心脏衰竭死在佛丽埼村。我有三位兄弟姊妹死于不同的原因，我和妹妹被送给欧洲和美国的寄养家庭。
我从未回故乡，我觉得那里受到了诅咒。我的祖先逃避低地的迫害，抵达索罗︱昆布地区。他们在萨迦玛塔的山影下找到了庇护。神明指望他们保护女神的圣殿，不让外人侵扰，以为报答。
可是我的族人反其道而行。他们协助外人找到路线进入圣殿，冒犯她身上的每个地方，站上她头顶，胜利狂喊，污染她的胸膛。他们有些人必须献祭自己的生命，有些人千钧一发逃脱，或者献上别的生命来代替
所以我相信一九九六年萨迦玛塔峰发生的悲剧连雪巴人都有责任。我不后悔不返乡，因为我知道这个地区的人已劫数难逃，那些自以为可以征服全世界的傲慢外国富豪也一样。记得铁达尼号吧。连不可能沉的船只都沉了，威瑟斯、珊蒂、费雪、江布、诺盖、梅斯纳、班宁顿之流的愚蠢凡人面对圣母又算得了什么。所以我发誓永不返乡，不成为亵渎神圣的帮凶。
圣母峰似乎毁了许多人的生活。人跟人的关系崩解了。有一位受难者的太太因忧郁症住院。我上次跟某位队友谈话时，他的人生弄得一团糟。他说应付远征后遗症的压力眼看就要毁掉他的婚姻。他说他无法专心工作，还受到许多陌生人的谩骂和侮辱。
珊蒂回到曼哈顿，发现圣母峰事件的公愤全朝她而去，把她当避雷针。 《浮华世界》一九九六年八月号发表了一篇令人难堪的文章报导她的事情。有一个名叫《复印本》的八卦电视节目派出摄影队在她的公寓外埋伏。作家柏克莱拿她的高山苦难当笑话的哏，登在<纽约客>杂志的尾页。到了秋天，事态变得十分严重，她流泪对一位朋友说：她的儿子在收费高昂的私立学校被同班同学讥笑和排挤。世人对圣母峰事件的集体愤怒强烈得可怕，而且怒火大量冲着她而去，她始料未及，几乎被击垮。
至于贝德曼，他虽引导五位客户下山，救了他们的性命，但是有个不在他队上、原不该由他负责的客户死亡，他未能阻止，这件事一直纠缠着他，挥之不去。
当我和贝德曼都重新适应了家乡之后，我和他聊了起来。他回顾在南坳上可怕的暴风中跟一行人缩在一起，拼命想让每个人存活的滋味。他叙述道：只要天空稍微放晴，可以约略猜出营地的方向，我就大喊着催每个人往前走动，就像是在说，嘿，暴风雪停不久的，我们走吧！可是有些人显然没力气走，连站都站不起来。
大家都在哭。我听见有人喊别让我死在这儿，显然机不可失。我设法扶康子站起。她抓住我的手臂，可是她实在太衰弱，膝盖以上直不起来。我迈开步伐，拉着她走一两步，她的手随即松开，整个人跌了下去。我不得不继续走。总得有人走到帐篷去求救，否则每个人都会死掉。
贝德曼停顿半晌。他再度开口时，声音沙哑，但我忍不住想起康子。她好娇小。我仿佛仍感觉到她的手指头滑过我的二头肌，然后就松开了。我什至没有回头望。
【作者说明】
我刊在《户外》杂志的文章激怒了好几位我提过的人物，也让几位圣母峰受难者的朋友和家人心碎。我真的很遗憾。我无意伤害任何人。杂志上的那篇文章（这本书更是）皆在尽可能精确又诚实地诉说山上发生的事，而且以谨慎又谦卑的态度来诉说。我强烈相信这个故事非说不可。看来并非每个人都有同感，我要向那些被我的话刺伤的人致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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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一九九七年十一月，一本名为《攀登》（The Climb）的书籍问世了，这本书是波克里夫口述一九九六年圣母峰山难的亲身经历，再由狄华特（G. Weston DeWalt ）整埋而成。对我来说，能够从波克里夫的观点来看一九九六年的山难，非常有意思。那本书的部分章节带有非常强的叙事力道，深深打动了我。由于波克里夫非常不认同自己在《圣母峰之死》的形象，因此《攀登》以极为可观的篇幅捍卫波克里夫在圣母峰上的作为，挑战《圣母峰之死》的报导正确性，更质疑我身为记者的职业操守。
狄华特检视了相关文献，进而完成了《攀登》一书，并认为自己就是波克里夫的发言人。他不遗余力地诋毁《圣母峰之死》，在报章与电台媒体的采访中，还有网路发言，甚至是写给罹难者家属的信件里，不停表达对我的作品及我本人的意见。在这场论战中，狄华特还祭出了《哥伦比亚新闻评论》一九九八年七、八月号的一篇文章<为什么书籍动辄出错？ >，作者是密苏里州的新闻讲师温伯格（Steve Weinberg）。这篇文章质疑了三本畅销书的正确度，其中一本受到批判的书籍就是《圣母峰之死》。狄华特很喜欢这篇文章，经常引述相关文字。
但是，这篇文章出版时，温伯格曾经难为情地向我承认，他对《圣母峰之死》的各种批判，其实全来自于狄华特的书。换言之，温伯格只不过是复述了狄华特的说法，根本就没有查证过各种批评是否正确。文章出版之后，温伯格在《哥伦比亚新闻评论》刊登了以下的澄清声明：
我的文章并未将克拉库尔的作品与其他受到批评的畅销书混为一谈。尽管该书的一小部分受到了质疑，但没有一个批评者证实了该书对事实的描述有误。
我之所以把《圣母峰之死》写入文章当中，并不是为了批评其内容，而是为了质疑该书的出版实务。当A书出版之后，B书提出了质疑，但A书的作者、编辑与出版社却没有做出任何回应，会让读者感到困惑。
见到此篇声明之后，我请温伯格仔细说明。他解释道，由于《圣母峰之死》的平装初版并没有驳斥《攀登》的质疑（前者比后者晚了五个月问世），所以他误以为我承认狄华特的指控属实。温伯格也提出了一个相当有具有说服力的主张：作者的诚信一旦受到质疑，就有责任及时反驳，以免读者受到误导。就在听完温伯格的说法之后，我开始重新思考自己是否应该像过去一样，拒绝涉入没完没了的公开争论之中。
《攀登》一书刚问世，我就考虑再三，终究决定不在公开场合驳斥狄华特的指控，而是寄了一连串的信给狄华特与他在圣马丁（St. Martin's）出版社的编辑，罗列书中的大量错误。出版社的发言人表示会在后续的版本中更正。
但是，当圣马丁出版在一九九八年七月发行平装本时，我发现七个月前我所指出的错误，大多数都没有更正。狄华特与出版社对于内容的查对如此漫不经心，令我非常忧虑。
很巧，就在温伯格向我指出新闻记者有责任捍卫作品之后没几天，我就看到新版《攀登》和书中那些依然故我的错误。这些事情让我决定不再三缄其口，站出来捍卫《圣母峰之死》的真实公允。不幸的是，唯一的方法就是指出《攀登》的错误。一九九八年夏天，在与网路杂志Salon的对谈中，我首次打破自己原先坚持的沉默，并且在一九九八年十一月推出的《圣母峰之死》图文版的附录中驳斥狄华特的指控。隔年一月，圣马丁出版社也推出《攀登》的增修版，收入一篇新文抨击我的报导并不可靠。狄华特那篇冗长的文章促使我写出以下这篇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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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暴风在一九九六年五月十号袭击圣母峰时，受困的六位专业向导只有三人得以幸存。他们是波克里夫、葛伦与贝德曼。任何严谨的记者若想要报导这场错综复杂的悲剧，都会亲自访问这三人（一如我在《圣母峰之死》所做）。毕竟，任何向导所做的决定，都会深切影响这场灾难的结局。狄华特采访了波克里夫，却难以理解地忽略了另外两位向导。
狄华特也并未联络费雪的登山雪巴头江布，同样令人不解。在这场山难中，江布的角色相当重要，也极为争议。他就是替珊蒂系上短绳的人，也是山痴队队长费雪下山不支倒地时陪在他身边的人，听费雪讲完生前最后一句话。他还是最后一个亲眼看见霍尔、哈里斯与韩森的人。但是，虽然江布在一九九六年夏天造访了西雅图，狄华特可以轻易用电话联系上他，却没有这么做。
一九九六年九月，江布不幸死于圣母峰的另一场雪崩。狄华特事后坚持自己一直想要采访江布，但还来不及和他碰面，他就已经离世。这真是方便的说词，也许是真的，但无法解释为什么他不采访其他雪巴人，他们在那场山难中也扮演了重要角色。除此之外，这也无法解释他为什么不采访登山队其他三位队员，以及在那场悲剧与救难行动中担当要角的几位登山者。也许这只是巧合，但狄华特没有采访的那些人，大多与波克里夫在圣母峰的所作所为息息相关。 1
注1：在对波克里夫的各种严言批评中，有一些声音就出自几位雪巴人，他们都在圣母峰山难中扮演要角。我从来没有在出版品中提到这件事情，而如今我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狄华特在一九九九年版本的《攀登》中提到了这件事。
1︱2：他在新版的《攀登》中提到，我在一九九八年去信知名登山家罗威尔（Galen Rowell），指出许多雪巴人都将圣母峰山难怪罪于波克里夫。接下来他声称罗威尔在一九九八年前往圣母峰基地营时，发现并没有任何雪巴人责怪波克里夫。这个说法，对他们来说是前所未闻。
1︱3：但是，罗威尔本人从来没有跟江布或多吉（霍尔登山队中的雪巴向导）交谈。江布与多吉在不同场合遇见我的时候，都用了非常强烈的措辞指出，他们（以及两人队上的绝大多数雪巴人）确实认为波克里夫要为山难负责。在相关文字纪录、录影采访及通讯信件中，都可以找到两人的看法。
1︱4：但是，狄华特却忽略了这么重要的细节，才会让整件事沦为口舌之争。他更不曾提起我给罗威尔的信件中还有两个非常重要的句子：首先，请让我说明，我认为雪巴人责怪波克里夫是大错特错，因此，我没有在自己的书中提到他们的看法。这样的指控不太公正，也容易引发怨恨。我实在不理解。狄华特为何在自己的作品里提出这件事，却没有指出我早就在书中讲过。作者注
狄华特也宣称自己试过采访前述两位重要人物，但都遭到拒绝。在克里夫的例子中，狄华特确实没有说谎。但是，他却没有提到自己是在《攀登》出版之后才向克里夫邀访。克里夫收到狄华特的采访邀约时，已经先在地方书店看到《攀登》一书，他立即回信道：你此时才联络我，我觉得有点费解。很显然，你有自己追求的目标，在我看来，那却跟追求真相、事实、认识整个事件或和解没有任何关系。
无论是什么原因造成狄华特的报导瑕疵，结果都创造了一份相当草率的文字纪录。也许，这是因为狄华特对登山一无所知，也从来没有造访过尼泊尔山区。事实上，这个业余电影人是在圣母峰山难之后不久才认识波克里夫。总之，贝德曼对《攀登》非常失望，还因此在一九九七年十二月致信狄华特，写道：我认为《攀登》的报导并不可靠无论是你或者你的助理，从来不曾跟我确认过任何一个细节。
拜狄华特的马虎研究之赐，《攀登》出现了成堆错误。在这里简单提出一个例子，即哈里斯的冰斧（冰斧的位置是解开哈里斯丧生之谜的关键线索）。狄华特指出这个冰斧头出现在何处，但事实上，冰斧并不在那里。一九九七年十一月《攀登》出版时，我就已经向狄华特与该书编辑群指出许多错误，这就是其中之一，但在七个月之后出版的平装版中，他们仍然没有更正这些错误。更令人惊讶的是，该书平装版于一九九九年七月做了大幅修订，这些错误却动也不动尽管狄华特保证他做了勘误2。对于我们这些因为山难而人生大变，并且仍然想尽办法厘清山上一切的人来说，他的冷漠令人恼火。对于哈里斯的家人来说，他的冰斧究竟掉在哪里，绝对不是微不足道的小事。
注2：对于此一错误，狄华特在一九九九年版本中写道：为了更正一项无心之过，《攀登》的所有平装版都删除了一句图说。那则造假的图说确实移除了，但狄华特与出版社却从来不曾费心修订一九九九年《攀登》二二八页正文中的错误。作者注
令人心痛的是，《攀登》的某些错误，似乎不只是草率所致，而是刻意扭曲事实，想要贬抑我在《圣母峰之死》的报导。例如，狄华特在《攀登》中声称，我在《户外》杂志的文章并没有核实重大细节。但是，他非常清楚，《户外》杂志的编辑艾德曼（John Alderman）在杂志送印之前，已经在杂志社的办公室与波克里夫碰面，就是为了确认我的整篇报导是否正确。除此之外，我自己也在长达两个月的期间与波克里夫多次会面，就是为了竭尽所能地厘清事实。
波克里夫／狄华特版的圣母峰山难，确实不同于我所认定的真实版本。但是，《户外》杂志刊登了我与杂志编辑相信的版本，而不是波克里夫的版本。在与波克里夫的几次会面中，我发现他对某些重大事件的描述经常前后反覆，这让我质疑他的记忆是否真的可靠。除此之外，几位当事人也推翻了波克里夫对某些事件的说法，包括克鲁斯、克里夫、江布、亚当斯以及贝德曼（在这些人当中，狄华特只采访过亚当斯）。简言之，我发现波克里夫的回忆并不可靠。
无论是在《攀登》一书还是其他场合，狄华特都认为我撰写《圣母峰之死》的目的就是为了摧毁波克里夫的名声。为了证明这种卑劣的说法，狄华特提出了两点指控。第一，我并没有提及一件事：有传言指出，费雪在希拉瑞之阶和波克里夫交谈过，并同意让他比其他登山成员早下山。第二，我也拒绝承认费雪心中早有腹案，要让波克里夫比其他成员早下山。
关于第一项指控，也就是费雪与波克里夫在希拉瑞之阶的对话，我查证到的是：波克里夫、亚当斯、哈里斯与我一起在阶地上等人，此时，看起来明显身体不适的费雪终于抵达，准备攻上圣母峰。费雪先是跟亚当斯聊了几句话，随后就跟波克里夫谈了起来，两人的对话甚至更为简短。根据亚当斯的回忆，当时波克里夫告诉费雪：我陪亚当斯下去。就这样，这句话就是两人对话的全部内容。随后，费雪跟我小聊了一下，就转过身，踩着艰辛的步伐继续攻顶。但是，波克里夫坚持，在哈里斯、亚当斯与我离开现场之后，费雪和他又谈了起来，并同意让他比其他登山队成员先下山，好在下方准备热茶与提供下方支援。
就在圣母峰山难过后的几个星期、几个月之内，亚当斯（波克里夫的好友，同时也是他热忱的捍卫者）向我、贝德曼与其他人说，他怀疑是否真有所谓的第二次交谈。在那之后，他的态度就有些改变，他最新的立场是不确定波克里夫与费雪是否有第二次对话，因为他当时并不在现场。
很显然，我也不在场。那么为什么我会质疑波克里夫对于这件事情的回忆呢？部分原因是，当波克里夫第一次跟我说他和费雪聊了很久，费雪支持他尽快下山时，他清楚地表示，这件事情发生在费雪刚抵达希拉瑞之阶的时候，但是，当时亚当斯、哈里斯与我都在现场。随后，就在我提出亚当斯对这件事情的回忆有所不同时，波克里夫修正了说词，变成是我们三人离开之后，他与费雪又谈过一次。
但是，我之所以质疑所谓第二场对话是否真的发生过，主因是我开始从希拉瑞之阶下攀后所目睹的事情。我在下降前最后一次抬头看，检查固定点是否牢固，当时，我注意到费雪已经移动到更上面的狭小区域，而哈里斯、亚当斯、波克里夫与我都已经挂到下降绳上。那么，我能够确定波克里夫没有爬上去找费雪再次交谈吗？不能。但是，波克里夫当时就跟我还有其他同伴一样又冷又累，并且对于下山无比焦虑。当我从希拉瑞之阶的边缘垂降时，波克里夫就在我上方的狭窄山脊不耐地颤抖着。因此，我很难相信还有什么事会促使他往回爬，并且跟费雪再次交谈。
因此，我确实有理由质疑波克里夫是否真的与费雪交谈过两次。但是，回想起来，为了公平起见，我确实应该报导波克里夫对于第二次对话的回忆，并且解释我为什么质疑这件事情，而不是在《圣母峰之死》中提都不提。对于这样的疏失所引发的怒火与各种尖锐言词，我感到非常抱歉。
但是，我决定不写出第二次对话，这件事为什么会令狄华特这么生气，我也非常不解，因为在《攀登》中，他也觉得没有必要写出费雪与波克里夫的第一次对话，也就是波克里夫告诉费雪，他要陪亚当斯下去这场对话可是毫无争议的。虽然亚当斯认为以我当时的位置，我可能无法听清楚两人交谈的内容，但他也从来不否认，这短短几个字就是波克里夫当时所说的全部了。然而，狄华特在《攀登》中，根本就没有提到这场对话。更重要的是，他应该要提到波克里夫在下降期间没有陪在亚当斯身边（这是他对费雪的承诺），差点让后者丧命。
葛伦在他的作品《绝对意志》（Sheer Will）当中描述自己、康子与我三人在海拔八千四百公尺的露台相遇时，亚当斯失足从我们的左手边摔了下去。从我所在的位置看来，他似乎已经乱了手脚，而且一时之间无法控制情况。随后，葛伦在海拔较低的地点又遇到亚当斯，这个时候，亚当斯已经停止滑落，他：
想办法站起来看起来就像醉汉频频跌入雪堆中，还很危险地逼近山的另一侧，有一次差点跌下西藏。我离开自己的路线，走近他，跟他讲几句话。我看见他的氧气罩已经滑下来，挂在下巴下。下巴与眉毛结了一块块冰。他的身体有一半埋在雪里，却还是不停傻笑这是缺氧对大脑造成的影响。我叫他把氧气罩拉到嘴巴上。我用父亲哄孩子的口吻把他哄过来，尽可能让他走近山脊看到那边有两个穿红色衣服的登山客吗？跟着他们。我一边说，一边用手指着强与康子，两人虽然在下方的山沟，身影仍很清楚。他跌跌接撞走下山脊。我怀疑他是否在乎自己是生是死。考虑到他似乎已经失去了判断力，我决定紧跟着他。
亚当斯因为波克里夫先行下山而迷失了方向，如果葛伦没有刚好遇到他，那么他很有可能就会走到另一侧山壁上，因此而死。但是，在《攀登》中，狄华特完全没有提到这件事情。
在《攀登》中，最令人恼怒的错误报导是费雪与珍的对话。后者是费雪的宣传人员与密友，也陪伴他前往圣母峰基地营。狄华特引用了珍对这场对话的回忆，就是为了要说服读者，费雪早就计画好让波克里夫在登顶之后早一步比队员先下山。他改编了珍的话，形成了第二个主要指控的证据，也就是我没有在《圣母峰之死》当中提到费雪的计画是非常恶劣的人格刺杀，而我不相信他能够对此提出正当的辩护。
事实上，我之所以没有提到这个所谓的计画，是因为我发现了强力的证据，证明了根本就没有计画。贝德曼（众所皆知，他是非常谦逊、诚实的人，登山实力及经验也备受推崇）告诉我，如果费雪真的有这个计画，他不会在五月十号山痴队出发攻顶时还不知道。除此之外，他也确定波克里夫并不知道这个计画。山难悲剧发生之后的半年多，波克里夫在电视、网路、杂志与新闻采访多次解释自己为何比客户早下山。但是，他没有一次指出自己只是遵守费雪事先拟定好的计画。相反的，在一九九六年夏天，波克里夫就在ABC新闻的录影采访中表示山痴队根本就没有登山计画。他对记者索尔（Forrest Sawyer）解释，直到登顶了，自己都不知道怎么办，不知道我的计画是什么，必须看情况决定，因为我们根本没有计画。
很显然，索尔没听懂波克里夫的意思，过了一会他追问：所以你的计画是，当你超过所有人之后，就必须在圣母峰顶等所有队员抵达？
波克里夫笑了笑，重复一次他们并没有预先决定任何事。那称不上计画，我们没有计画，但我需要看情况，然后定出我的计画。
虽然为时已晚，但在《攀登》的一九九九年版本中，狄华特都承认波克里夫从来没有说过在攻顶日之前自己已经知道费雪的计画。狄华特也进一步承认，唯一能够支持预定计画说的证据，就只有珍与费雪的对话纪录。但是，在两书出版前，珍就已经向我和狄华特强调，若认为费雪的那段话代表他有任何类似实际计画的想法，就错了。一九九七年在《攀登》即将出版之前，珍寄了一封信给狄华特与圣马丁出版社，责怪狄华特改编了自己的说法，扭曲了她的意思。她指出，狄华特改了她的用字遣词，让整个对话看起来就像是发生在出发攻顶的前几天。但事实上，这场对话发生在攻顶的三个星期之前。两者差之毫厘，失之千里。
珍在写给狄华特与其编辑的信中指出，《攀登》修改了她的说法，是：
绝对错误的！读者在思考此次山难的诸多肇因时，这样的扭曲会误导他们做出错误的结论，他们可能会误以为波克里夫比队员早下山是出于明确计画。我的话若这样登了出来，就会变成是在歪解、算计此次山难，而唯一的目的就是归咎于其他成员，以替波克里夫脱罪在探讨这次山难时，有太多人引用了我的这段说法。费雪没再提过这个计画。但他其实是非常喜欢沟通的人，如果这就是他的计画，他会提出来跟贝德曼、波克里夫讨论（贝德曼告诉我，费雪从来没有提过这个计画）。因此，我觉得这样引述我的说法，是严重的误导。
当我和狄华特的争论已经激烈到成为一场战争的时候，他仍然不顾一切，试着要用自己的方式解释上述这封意思清晰、明确的信件，主要就是建立精巧的语言迷宫，并用错综复杂的语法分析珍的说法。但是，珍仍然坚守自己的立场。她说：狄华特说他比我还了解我在想什么，太荒谬了。我在一九九七年十月寄给他的信中，已经清楚声明我的感受，尽管他还想要扭曲我的言论。
当珍拒不退让，坚持自己的信件才正确时，狄华特则在一九九九年的《攀登》中攻击她并不可靠这一招实在太古怪，因为对于所谓的费雪预定计画，狄华特的唯一依据就是他所诠释的珍说词（尽管有这么多证据显示他错了）。如果狄华特觉得珍不足以信赖，我就不知道他手上还剩下什么了。
费雪非常器重波克里夫的超凡实力、勇气与经验没人质疑这件事情，同时，所有人也都承认，费雪对波克里夫的信心到了最后也得到了回报。波克里夫拯救了两个性命垂危的人。但是，狄华特坚持费雪早就决定好要让波克里夫抛下队员先下山的说法，绝对背离事实。而他抨击我不愿写出这个计画，是因为我想要诋毁波克里夫的人格，更是离谱至极。
费雪是否同意让波克里夫比客户早下山，事后看来当然非常重要。然而，这个离题的问题所引起的各种争议却太激烈，超出应有的比例，甚至盖过更大的问题：圣母峰向导不吸筒装氧气是否妥当。包括狄华特在内，没有人讨论过这个问题所掩盖的事实，也就是波克里夫决定攻顶当天不用氧气筒。而且，在攻顶之后，他比其他成员早好几个小时下山，这种行为有违全世界专业高山向导的标准作法。人们把焦点放在波克里夫是否得到费雪的同意，却忽略了他早在远征初期决定不携带氧气筒时，或许就已经预告了他接下来还会决定把队员丢在山脊上，迅速下山。波克里夫一旦决定要无氧攀登，就断绝了自己的后路。由于他身上没有氧气筒，唯一的选择就是在攻顶后尽快下山，无论费雪是否同意。
问题不是出在疲劳，而是寒冷。筒装氧气的重要性在于避免疲劳、高山症以及极端海拔引发的神智不清，这一点大家都知道，但较少人知道，氧气可以避免高海拔低温对人体的破坏。这点就算没有比较重要，至少影响也同样重大。
五月十日，当波克里夫率先从南峰下山时，已经待在海拔八千七百五十公尺高的地方长达三、四个小时，并且没有使用氧气筒。在这段期间，他都待在零下的寒风中，体温越来越低任何人在这样的情况下都会如此。波克里夫在接受《男人志》采访时表示：
我待在（圣母峰顶）大约一小时。那里很冷，你自然会流失体力。当时，我的处境就是如果继续站在酷寒中等，情况会很不妙。在那种海拔中，如果你不活动，你就会因为寒冷而流失体力，之后就什么事情都做不了。
波克里夫在杂志出版前确认了这段话正确无误。寒风不停吹来，他有冻伤与失温之虞，因此被迫尽快下山，但那不是因为疲倦，而是因为太冷。
在高海拔地区，登山者若不使用氧气筒，寒风会变得更加致命。一九九六年山难过后十三天，维斯特斯出发攻顶时，我们就从他的遭遇体认到这一点。五月二十三日，维斯和IMAX队一起攻顶，他提前二、三十分钟左右离开四号营，并未与队友同行。他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他跟波克里夫一样，都没有带氧气筒（维斯特斯是当年IMAX摄影队的主演，而非向导），大家认为他早点出发，才不会被队友赶上其他人全都用了氧气筒。
但是，维斯特斯实在太强壮了，尽管他必须在非常深厚的积雪中开路，还是没有人可以跟上他的脚步。不过，他知道布里薛斯必须拍到他攻顶的镜头，所以他常常得停下脚步，尽可能让摄影队跟上。可是，他只要一停下，就会马上感受到低温的影响，即使五月二十三日的温度已经比五月十日还要高。由于他相当担心冻伤或更糟的情况，所以不时得逼自己在其他队员赶上拍摄之前抬起脚继续攻顶。布里薛斯解释道：维斯特斯的体能至少不输波克里夫，但是，少了补充氧气之助，他只要一停下，体温就会下降。正因如此，布里薛斯最后没有成功拍摄到维斯特斯离开四号营之后的镜头（维斯特斯在电影中的攻顶日片段，是在日后补拍的）。我的重点是，波克里夫也是基于同样的理由必须不断前进，两人都是了防止冻伤。若不吸补充氧气，任何人都无法在圣母峰的酷寒高处走走停停，全世界最强壮的登山家也办不到。
布里薛斯坚持道：很抱歉，但波克里夫选择无氧攀登实在毫无道理。无论你有多强壮，爬圣母峰不吸氧就是让自己无后路可退。不吸氧就无法帮助客户，有失向导立场。波克里夫说费雪派他下山准备热茶，那只是掩饰之词。雪巴人早就在南坳等着煮茶。圣母峰向导应该只出现在一个地方，那就是客户身边或身后，并且吸筒装氧气，随时准备好提供协助。
全世界最受推崇的高山向导和高山症医学／生理学权威都有坚定的共识：任何向导在圣母峰不吸筒装氧气带队，都是极大的冒险。狄华特在收集写作资料时，曾要求助理致电全球知名的高山症权威哈克特（Peter Hackett），想征询这位医师的专业意见。哈克特医师曾经在一九八一年随着医疗探险队登上圣母峰，他也毫不犹豫地表示，在他看来，即使强壮如波克里夫，担任圣母峰向导却不使用氧气筒不仅危险，也很鲁莽。很显然，狄华特得知哈克特医师的意见之后，就决定不在《攀登》中提到这件事情，并且继续坚称波克里夫在一九九六年不使用氧气筒反而让他更有能力面对问题。
波克里夫与狄华特在无数打书的场合中提到梅斯纳这位当代登山造诣最高、最受敬重的登山家也赞同波克里夫在圣母峰上的行动，包括不使用氧气筒。当我在一九九七年十一月采访波克里夫时，他当面告诉我：梅斯纳说我做了正确的事情。在《攀登》中，狄华特提到我如何批评波克里夫在圣母峰的行为时，引用了波克里夫的话如下：
少数人的声音垄断了美国媒体的报导，我觉得受到极为严重的污蔑。如果没有梅斯纳这些欧洲朋友的支持，美国媒体对于我如何从事专业工作的看法，会深深打击我。
不幸的是，波克里夫与狄华特虽然声称梅斯纳支持他，但这个说法正如《攀登》的其他说词，并不是真的。
一九九八年二月，我在纽约采访了梅斯纳，他用直截了当的口吻对著录音机表示，他认为波克里夫抛下客户先下山是错的。梅斯纳甚至推测，如果波克里夫当时待在客户身旁，这场悲剧也许会出现不同结果。梅斯纳表示：圣母峰向导不应该不吸筒装氧气。除此之外，他也表示，如果波克里夫以为他的行为得到自己的支持，也是错的。
除了梅斯纳之外，狄华特也曲解其他登山名家的意见，以此诋毁我。他也引用了布里薛斯的说法。布里薛斯在一九九七年《不正派波士顿人》（The Improper Bostonian）的专访中批评我对珊蒂的描述。珊蒂是布里薛斯的好友，我敬重他对朋友的忠诚。除此之外，布里薛斯素以直言不讳闻名，有时甚至坦率得不近人情，我也相当欣赏他这一点，即使他批评的对象是我。但事实是，布里薛斯对狄华特与《攀登》的评价也毫不留情。以下这段文字，节录自一九九八年七月布里薛斯主动寄给我的电子邮件：
我认为，狄华特的报导毫不可靠，与事实相差十万八千里。我确定你也会赞同，如果你没有实际待在那里，就不可能准确描述高海拔，登山经验再丰富都无济于事。狄华特提到了无氧攀登，但大多数经验丰富的高海拔登山家都不会同意他的结论。
所有证据也都不支持他的说法，用逻辑想一想也知道（氧气=燃料=能量=温度=体能等）。据说波克里夫自行下山是为了提供后援，但他从来没有出去找自己的客户。这些人就散落在南坳，濒临冻死。他们只能自己站起来，摇摇晃晃走回营地，同时送回生死攸关的救援资讯。此时的波克里夫还坐在自己的帐棚里，无法帮助任何人，直到有人告诉他失踪者的位置。
真的够了！我很遗憾波克里夫不在这里和我们谈这件事。我仍然相信，波克里夫之所以先下山，就是因为他又累又冷，没有办法待在山顶（几乎是动也不动地）等客户。最后，为什么大家还在吵你的书？我们该愤怒的不是这些，你得拿出勇气，把真正的问题全写出来。
那年五月，圣母峰上有许多人都犯了错。就像我在本书中所提，我本人的行动也可能导致两名队友不幸罹难。我从不质疑波克里夫在攻顶日的行为都本着善意，我非常确定他用心良善。但是，让我恼火的是他拒绝承认自己或许做了一件非常糟糕的决定。
狄华特写道，我在《圣母峰之死》一书中苛责波克里夫，是为了转移焦点，让人忽略一九九六年圣母峰悲剧发生之后的数个星期间隐隐约约浮现的问题：我以《户外》杂志作者的身分出现在冒险顾问队，是否造成了这场悲剧？事实上，我一直为自己和珊蒂的身分确实可能直接推动了这场悲剧而良心不安。但是，我并没有像狄华特的批评那样，试图逃避这个问题。我在无数访谈中都自己提出这一点来讨论，更不用提这本书了。我建议狄华特可以阅读本书的一百五十五、五十六页，我在那里用了很长的段落探讨这个问题。无论有多痛苦，我从不回避自己在圣母峰上所犯的错。我只希望其他人也能用同样坦率的态度回顾这场灾难。
尽管我批评了波克里夫的某些行为，我也不断强调他在五月十一日山难发生时的种种英雄行动。毫无疑问，波克里夫冒着生命危险救了珊蒂与夏洛蒂的生命。我在许多场合都再三重复这件事。我非常敬佩波克里夫独自走入暴风雪中，把迷路的登山者找回来，而我们其他人却在帐棚里一筹莫展。尽管如此，他在当天稍早以及远征过程中所做的一些决定，却还是带来了麻烦，任何决定要写出诚实、完整山难报导的记者，绝对不可能忽略这些事情。
正如之后的发展，我在圣母峰的所见所闻令人不安，即使当时没有发生山难，也不会改变这个事实。 《户外》杂志把我送到尼泊尔，希望我报导商业远征队如何攀登世界最高峰。我的工作就是观察队员、向导的特质，并且让阅读大众能够得到敏锐、第一手的观察，了解一支由向导带领的远征队际实际上是如何运作。除此之外，我也深信对于其他生还者、对于悲伤的罹难者家属、对于历史纪录，以及那些没有办法回家的伙伴，我还有一个使命，那就是完整报导一九九六年圣母峰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并且不能受到外界对这份报导的观感所影响。而我也这么做了，这一切都有赖我以新闻记者及登山家的经验，提出尽可能正确、诚实的解释。
关于一九九六年圣母峰山难的争议，在一九九七年的圣诞节出现了令人心惊的转折。就在《攀登》出版六个星期之后，波克里夫在世界第十高峰安娜普娜峰的雪崩中罹难了。全界都为他的逝世哀悼。他辞世时不过三十九岁，既是卓越运动员，又有无比的勇气。根据各方说法，他是相当出色也非常复杂的男人。
他出身苏联境内乌拉山脉南部的贫困矿村。根据英国记者吉尔曼（Peter Gillman）在伦敦媒体《周日邮报》（Mail on Sunday）的报导，当他还是孩子时，他的父亲：
靠着制鞋与修理手表勉强维生。他们一家共有五个小孩，全都住在一个破烂的木板屋中，家里甚至没有水龙头。波克里夫一直想要逃离。山，给了他机会。
波克里夫九岁就学会登山，并以天赋异禀很快崭露头角。十六岁时，他得到梦寐以求的机会，前往哈萨克天山山脉参加苏联登山训练营。二十四岁时，他入选苏联国家菁英登山队，财务津贴、显赫名声以及各种有形无形的好处，也随之而来。一九八九年，他跟着苏联远征队登上世界第三高峰干城章嘉峰。他一回到哈萨克阿拉木图，就获苏联总统戈巴契夫颁发苏联运动大师荣衔。
之后，世界秩序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他的美好时光并未持续太久，正如吉尔曼所说：
苏联瓦解。两年后，戈巴契夫辞职下台，至于波克里夫，他才刚刚登上圣母峰，就发现自己的地位与特权都消失了。波克里夫告诉自己的美国籍女友林达（Linda Wylie）：什么都没有了。没有钱！只能排队领面包。波克里夫下定决心不屈服。如果共产党秩序瓦解了，他也必须适应这个由私人企业所主宰的新世界，而他手上的资产，就是自己的登山技巧与决心。
一九九七年年初，他在网路上发表一篇纪念文，文章中他的朋友法兰3回忆道：
（对波克里夫来说）那是非常艰辛的时期，光是要负担食物都是一种奢侈。对于苏联登山家来说，唯一前往喜马拉雅山脉的机会，就是在系统里竞争，赢得那项特权。无论你的登山技艺够不够强，都不可能自由前往喜马拉雅山脉。那是梦，在波克里夫成名之前，有一段时期他什么都要努力争取。但是他展现了我从来不曾在其他人身上看到的力量，坚决追求自己的梦。
注3：法兰（Fran Distefano︱Arsentiev）住在科罗拉多州诺伍德镇。她在丈夫、知名俄罗斯登山家阿森提夫（Serguei Arsentiev）的引介下认识波克里夫。一九九八年五月，她与阿森提夫一起从东北棱登上圣母峰，全程不使用补充氧气，她也因此成为第一位无氧攻上圣母峰的美国女性。但是，在登顶时，这对贤伉俪已经在八千二百二十公尺的高处停留三晚，一直没吸补充氧气。两人下山时也被迫在更高的地方停留第四晚，这一次，不但没有补充氧气，也没有帐棚、睡袋，完全暴露在大自然中。不幸的是，两人在抵达安全营地前就过世了。作者注
为了兼顾登山与营生，波克里夫四海为家。他在喜马拉雅山脉、阿拉斯加与哈萨克等地担任登山向导，在美国登山用品店开课放投影片，偶而也做做一般工作。但是，他一直都在累积非凡的高海拔登山纪录。
尽管他热爱登山，也喜欢待在山上，但他却从来不曾假装自己乐于当向导。在《攀登》中，他就非常坦率的说：
但愿我可以有机会用其他方式谋生。对我来说，要去寻找另一个赚钱方式来实现人生目标，为时已晚。将毫无经验的男女带入这个（危险的高海拔登山）世界之中，我实在难以苟同。
因此，即使经历了一九九六年山难的骇人时刻与争议，他仍不断带领新手迈向高峰。
一九九七年春天，就在圣母峰山难一年之后，他同意担任印尼登山队的向导，这支队伍由军官组成，立志要成为印尼第一批登上圣母峰的人，尽管他们没有任何登山经验，甚至不曾看过雪。波克里夫请了两位俄罗斯登山高手来协助自己，即巴斯基洛夫（Vladimir Bashkirov）与维诺格罗茨（Evgeny Vinogradski），除此之外，他也雇用了雪巴人阿帕（Apa），阿帕已七度攀登圣母峰。不同于一九九六年，这次每个人都在攻顶时用了氧气筒，包括波克里夫自己，尽管他曾经坚持，对他来说，不带氧气筒登山，可以避免氧气用尽时身体突然无法适应高海拔，所以比较安全。除此之外，还有另外一件事情也值得注意，在一九九七年的攻顶日，波克里夫也紧紧陪着自己的印尼客户。
一九九七年四月二十六日午夜一过，这支登山队就从南坳出发。接近正午时分，带头阿帕抵达希拉瑞之阶，发现了赫洛德4的尸体就悬挂在一条旧的固定绳上。阿帕、波克里夫与这支登山队的其他成员一一越过这位死去的英国摄影师，费力而缓慢地攻向山顶。
注4：赫洛德的尸体倒挂在绳索上。一九九六年五月二十五号晚上，当他从希拉瑞之阶垂降时，整个人应该翻了一圈，却没有办法调正也许是因为他已经筋疲力尽，或是被什么东西打昏了如何，波克里夫与印尼登山队没有动他的尸体。一个月后，也就是一九九七年的五月二十三日，PBS电视节目新知摄影队出发拍摄攻顶，队员艾森斯（Pete Athans）将赫洛德的尸体从绳索上解开。他切断赫洛德身上的绳索之前，找到他的相机，里面就有他拍下的最后一张照片：圣母峰顶。作者注
下午三点半，Asmujiono Prajurit跟在波克里夫身后，成为第一个登顶的印尼人。他们只在上面停留了十分钟，就开始下山。之后，他也强迫另外两个印尼人回头，虽然其中一人距离山顶只剩三十公尺。那一晚，这支登山队只能赶到露台，被迫在海拔八千四百多公尺高的地方露宿，熬过可怕的一晚。拜波克里夫卓越的领导力之赐，也要感谢当晚居然罕见地无风，所有人都在四月二十七号安全回到南坳。我们非常幸运，连波克里夫都这么说。
回第四营的途中，波克里夫与维诺格罗茨停了一下，在海拔八千两百九十公尺高的地方用石块和雪埋葬了费雪。波克里夫在《攀登》中说，这最后一份敬意，献给我心目中最优秀、最开朗的美国人。我经常想起他灿烂的笑容，还有乐观的态度。我是非常难相处的人，但仍然希望能够藉由活得多像他一点来缅怀他。一天后，波克里夫穿过南坳，抵达东壁边缘。在这里，他找到康子的遗体，尽他所能用石头埋了她，并把她的随身物品带回给她的家人。
从圣母峰下来一个月后，波克里夫展开洛子峰与圣母峰的快速横越计画，这次他的队友是年仅三十、技艺高超的义大利籍登山家摩洛（Simone Moro）。波克里夫与摩洛预计在五月二十六号出发攻洛子峰顶5，同一天，另一支俄罗斯登山队（波克里夫的朋友，也就是先前协助他带领印尼队的巴斯基洛夫也在该队中）也开始攀登洛子峰，但这十人都不使用氧气筒。
注5：摩洛在一九九七年首次与波克里夫见面，两人很快成为挚友。摩洛告诉我：我非常爱波克里夫，当然，那是朋友的爱。遇到他之后，我改变了自己的人生、计画与梦想。或许只有他的母亲跟女友对他的爱，才能超越我对他的爱。摩洛非常不认同我在本书中对波克里夫的描述。他解释道，你不了解他实际上是怎样的人。你是美国人，他是俄罗斯人。你是八千公尺高峰的新手，他却是史上最好的八千公尺登山家（在八千公尺高峰这个领域，没有其他人登顶超过二十一次）。你只是普通登山家，他却是超凡的运动员，同时也是生存高手。你衣食无忧，他却很懂什么叫挨饿。就我看来，你就像那种读过几本医学书就装模作样，想要教导世界知名、顶尖的外科医师怎么开刀的人。当你评断波克里夫在一九九六年所做的任何决定时，一定要记住：他队上没有任何客户死去。作者
摩洛在下午一点抵达峰顶，二十五分钟后波克里夫也抵达了，却觉得身体不太舒服，在山顶只待了几分钟就决定下山。摩洛留在山顶，继续待了大概四十分钟后开始下山。下山时，他遇到了巴斯基洛夫，巴斯基洛夫也觉得不太舒服，但仍继续往上爬。稍后，巴斯基洛夫与其他俄罗斯队员全都登上峰顶。
就在最后一个俄罗斯人登顶后没多久，摩洛与波克里夫回到帐棚睡觉。隔天清晨，摩洛在散步时打开了无线电，却无意间听到正在爬洛子峰的义大利朋友传出讯息，惊恐地回报他们在山峰上发现一具身穿绿衣黄靴的尸体。摩洛说：那一刻，我想到那可能是巴斯基洛夫。他立刻叫醒波克里夫，波克里夫也连忙用无线电联络俄罗斯登山队。对方回报说，前天晚上，巴斯基洛夫确实已在下山途中死于高山反应引发的病症。
尽管高山才刚刚夺走波克里夫又一个朋友的命，他攀爬世界高峰的热情丝毫未退。一九九七年七月七号，就在巴斯基洛夫辞世后的六个星期，他决定一人攻上巴基斯坦的布洛德峰。而就在那之后的一星期，他也登上邻近的加舒尔布鲁木三号峰。尽管摩洛告诉他，他其实没有必要完攻十四座八千公尺高峰，这件事对他并没有特别意义。那时他已经登上其中十一座，只剩下南迦帕尔巴特峰、加舒尔布鲁木一号峰与安娜普那一号峰。
同年夏天，波克里夫邀请梅斯纳前往天山，一起进行休闲性质的登山。在天山期间，波克里夫也向这位义大利传奇登山家求教，讨论自己的登山大业。自一九八九年首次进入喜马拉雅山脉以来，波克里夫已经缔造了惊人的高海拔攀登纪录。但是，除了其中两次攀登，他走的几乎都是传统路线，技术难度不高，比较偏向登山旅游。梅斯纳指点他，如果想要跻身真正的世界级登山名家，就必须将目标转向更陡峭、极度困难的处女路线。
波克里夫由衷接受他的建议。事实上，在询问梅斯纳之前，波克里夫与摩洛就已经决定要试着从一条相当险峻的路线攻上安娜普娜峰。这条路线位于庞大无比的南壁，迄今只有一支强大的英国登山队曾经在一九七〇年完成。波克里夫和摩洛为了提高难度，决定在冬天攀登。这会是一场雄心勃勃且非常危险的行动，他们得在高海拔地区超乎想像的狂风与酷寒中进行极度困难的技术攀登。即使走最简单的路线，海拔八〇六三的安娜普娜峰也是全世界数一数二的杀人峰：每有两人成功攻顶，就有一人丧生。如果波克里夫与摩洛成功了，将可名列喜马拉雅登山史上数一数二勇敢的攻顶壮举。
一九九七年十一月下旬，《攀登》刚出版没多久，波克里夫与摩洛前往尼泊尔，搭上直升机飞往安娜普娜峰基地营，随行的还有哈萨克籍的电影摄影师索伯列夫（Dimitri Sobolev）。但是，当天状况以初冬来说相当不寻常。暴风不停挟带惊人雪量来袭，他们要走的路线也因此发生巨大雪崩。在远征一个月后，两人放弃原本的计画，改走安娜普娜峰南壁东侧边缘的另一条路线。在这之前，已经有许多出色的登山家试过这条路线，但都没有人成功。新路线的难度相当高，波克里夫等人必须先爬上一座极为可怕的山峰，才能够攻上山顶，但这里比较不需要提防雪崩。
波克里夫、摩洛与索伯列夫在海拔五一八一公尺高的地方，也就是新路线第一个陡峭处的下方，设立了一号营。他们在圣诞节的日出时分出发，希望能够从宽阔的小山谷一路沿着高出营地八百多公尺的山脊架好固定绳。摩洛在最前面，到了中午已经沿着山脊爬升了六十公尺。中午十二点二十七分，他停下脚步，想从背包拿出东西，却听见砰的一声巨响。他抬头一看，上面有一阵巨大雪块正直接朝他冲来。在冰雪形成的巨墙把他卷进去滚落山下之前，他设法大声喊叫，希望警告波克里夫和索伯列夫，这两人还在一百五十二公尺下方的小山慢慢往上爬。
摩洛一度试着抓住固定绳稳住自己，手掌跟指头因此擦伤，留下深深的圆形伤口。他跟着急速坠下的冰块下降了八百公尺左右，昏了过去。当这场雪崩终于在一号营上方的缓坡处停下时，摩洛很幸运地落在雪崩碎片上方。他一边重拾意识，一边疯狂地寻找队友，但一点蛛丝马迹也找不到。随后一个星期的空中、地面搜救也徒劳无功。波克里夫与索伯列夫应该已经离开人世。
波克里夫罹难的新闻震惊了几大洲，许多人无法置信。他经常旅行，在全世界各地都有朋友。太多人为他的不幸而痛心，哀伤的程度一点都不亚于他的同居女友，新墨西哥州圣达非市的林达。
他的死让我非常难受，理由很多很复杂。安娜普娜峰意外发生之后，一九九六年圣母峰山难的争议也出现转折。我开始思考自己为什么会跟波克里夫走到这一步。我和他都非常固执、骄傲，不愿在争吵中退让。我们各持己见，已经大大失去了分寸，在过程中贬损了彼此。如果我对自己够诚实，就必须承认，我应该与波克里夫负起同等的责任。
那么，我应该把波克里夫描写成另一个样子吗？不，我不这么认为。自从《圣母峰之死》与《攀登》出版以来，我还没有得到任何资讯证明我写错了。一九九六年九月《户外》杂志登出那篇圣母峰山难的文章后不久，我和波克里夫给对方写了几封信，这些信件都贴到网路上，引起轩然大波。也许，我确实希望当时自己不那么咄咄逼人。这些网路上的唇枪舌战带动了糟糕的气氛，战火在随后几个月越演越烈，加深了彼此的对立。
虽然我在《户外》杂志的那篇文章批评了波克里夫，但在本书中对他有不同的评价，并由衷赞扬他，尽管如此，这些批评仍伤害、激怒了他。于是，他与狄华特开始攻击我的人格，甚至针对各种事实提出前所未闻的解释。为了捍卫自己，我被迫公开某些伤人的资料。先前为了避免对波克里夫造成不必要的伤害，我一直隐瞒这些资料。对此，波克里夫、狄华特与出版社编辑的回应是更激烈的人身攻击，之后的讨论气氛只有更加恶化。也许，就如狄华特在《攀登》里所说的，针对一九九六年圣母峰上发生的事情进行一场公开、持续的辩论会是好事。当然，这也有助于他的书籍销售还有我的，无庸置疑。但是，在这样悲恸的气氛中，我不确定我们能阐明多少应永远记取的重要问题。
一九九七年十一月初的班夫山书展（Banff Mountain Book Festival），这场争论达到高峰。那时波克里夫在一场杰出登山家论坛中担任座谈者，我则因为担心这场活动可能沦为我跟波克里夫的战场，拒绝了发言的邀请。但是，我犯了一个错，我不该以观众的身分参加。轮到波克里夫发言时，他请林达（当天担任他的翻译）读了一份预先拟好的声明，宣称我对他的描述大多是狗屁。结果我还是忍不住上钩，在坐满观众的讲堂跟波克里夫互换一些非常不雅的字眼。
我立刻就后悔了。在论坛做完总结，群众逐渐散去时，我冲到外面寻找波克里夫，发现他正跟林达一起穿过班夫中心的运动场。我告诉他，我认为我们两人需要私下聊聊，解开误会。一开始他有点犹豫，申明自己已经来不及出席下一场书展活动。但我仍然坚持，最后他也同意给我几分钟。在接下来的半小时内，我跟他还有林达都站在加拿大户外的寒冷早晨中，坦诚但冷静地谈论彼此的歧议。
在某一刻，波克里夫突然把手放在我的肩膀上说：我不生你的气，强，但你真的不了解。协商结束我们各自离开时，已经达成共识：双方必须平息这场争论的火气。除此之外，我们也都同意两人不需要这么剑拔弩张、针锋相对。我们同意对某些事情可以各持己见，特别是对带队时不吸筒装氧气的判断，以及他与费雪在希拉瑞之阶上的对话等。但是，我们也明白，在其他同等重要的事情上，彼此的观点其实没有任何不同。
尽管波克里夫的共同作者狄华特先生（他并未出席前文所提的座谈会）还是兴致勃勃，继续扇风点火，但我置之不理，而是抱着期待，希望能够化解与波克里夫的矛盾。也许我太过乐观，但我认为我看到了这场纷扰的终点。然而，波克里夫却在七个星期之后离开人世，此时我才明白，自己实在太晚着手和解了。
强．克拉库尔一九九九年八月
（全书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