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高5365公尺，1996年05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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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免有人要我就远征提供成熟的判断，但在我们都还离事件太近时，这是不可能做到的一方面，阿孟森直直朝那儿走去，率先抵达，未损一兵一卒回来，做的都是极地探险的日常工作，没多给自己和手下人马压力。另一方面，我们的远征冒着骇人的风险，展现蔚为奇观的超人耐力，获致不朽的名声，被引为庄严大教堂的布道内容，刻成公共雕像来景仰，但抵达南极却发现我们可怕的旅程根本是多此一举，徒然让我们的最佳队员死在冰上。忽略两者的对比，或撰写一本书却不将此一远征斥为浪费时间，都未免可笑。
契瑞葛拉德《世上最糟的旅程》
Apsley Cherry︱Garrard，The Worst Journey in the World
司各特一九一二年惨败的南极远征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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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十三日星期一早晨，我抵达昆布冰瀑底，走下最后一道斜坡，发现泽林、柯特和卡洛琳在冰河边缘等我。柯特递给我一罐啤酒，卡洛琳在上前拥抱我，等我回过神来，我已坐在冰上，双手掩面，热泪留下脸颊，像我这辈子从没哭过那样痛哭失声。现在安全了，前几天沉重的压力已经卸下，我开始为丧生的伙伴痛哭，为自己还活着而感激痛哭，也为自己存活别人却送了命而崩溃痛哭。
星期二下午，贝德曼在山痴队的营地主持追悼仪式。江布的父亲萨迦是喇嘛，他在铁灰色的天空下焚烧檀香，朗诵佛经。贝德曼说了几句话，柯特发了言，波克里夫也为费雪的死亡哀悼。我站起来，结结巴巴追忆韩森。彼得想给大家打气，劝我们向前看，不要回顾。但仪式结束后，大家解散各自回帐篷，丧礼的气氛仍阴森森笼罩着整个基地营。
第二天大清早，一架直升机飞来载夏洛蒂和葛伦，两人都双脚冻伤，需要立刻医治。塔斯克是医生，也搭上同一架飞机照顾两人。正午前不久，我和卡西斯克、赫奇森、费许贝克及卡洛琳走出基地营，动身返乡，海伦和柯特则留下来监督冒险顾问队的营地拆卸。
五月十六日星期四，我们搭直升机由佛丽埼飞往南崎巴札上方不远的香波埼村。我们走过泥土停机坪等着转机前往加德满都的时候，三位面色惨白的日本男性朝我们走来。第一位自称贯田宗男（杰出的喜马拉雅登山家，两度登上圣母峰顶），客客气气说明他正为另外两人担任向导和通译，并介绍两人是难波康子的丈夫难波贤一和她的哥哥田中壮一。接下来四十五分钟他们问了好多问题，大部分我都无法回答。
那时康子的死讯已是全日本的头条新闻。确实，五月十二日，康子在南坳死亡还二十四小时，一架直升机就已降落在基地营中间，送来两位戴着氧气罩的日本记者。他们一看到人（首先见到的是美国人达斯内），马上过去搭讪，追问康子的讯息。四天后的今天，贯田宗男提醒我们加德满都也有一群同样穷追不舍的报社和电视记者等着我们。
那天下午稍晚我们挤上一架Mi︱17大型直升机，飞过云层的一道缺口。一个钟头后，直升机在特里布万国际机场降落，我们踏出机门，立刻陷入密密麻麻的麦克风和电视摄影机阵中。身为新闻从业员，我发现从另一方的角度来体验事情很发人深省。成群的记者大抵是日本人，他们想要一份条理分明且充斥着反派和英雄的灾难报导。可是我所目睹的混乱和苦痛不容易三言两语报出重点。我在柏油碎石地被拷问二十分钟，幸亏美国大使馆领事出面解围，把我送到迦楼罗旅社。
接着是更难熬的访问，先是面对其他记者，然后是几位横眉竖目的观光部官员。星期五傍晚，我穿过加德满都塔美尔区的巷弄，想躲避愈来愈深的沮丧。我将大把卢比递给一名骨瘦如柴的尼泊尔少年，接过一个刻有老虎纹章的小纸包。
回到旅社后我打开纸包，把里面的东西揉在一张香烟纸上。浅绿的嫩芽黏乎乎沾着树脂，发出熟烂水果的香味。我卷了一枝大麻烟，全部抽光，第二根卷得胖胖的，几乎抽掉一半，觉得天旋地转，才把烟按熄。
我赤裸裸躺在床上听夜晚的音籁飘进敞开的窗口。黄包车的铃声跟汽车喇叭声、街头小贩的叫卖声、女人的笑声、附近酒吧的音乐声交杂在一起。我仰面躺着，迷醉得动不了，闭上眼睛，任由季风前湿黏的暑气像香油般覆盖全身，觉得自己仿佛要融入床垫。霓虹光里一列精心蚀刻的风车和大鼻子卡通人物漂过我的眼帘。
我侧转脑袋，耳朵挨到一块湿湿的地方，那是眼泪，我突然发现眼泪正流下面颊，沾湿了床单。我觉得一阵汩汩流动、鼓胀的痛苦和羞愧的浪涛由身心深处顺着脊骨往上涌。涕泗由口鼻不断涌出，我一阵又一阵，哭得伤心欲绝。
五月十九日我搭飞机回美国，拎着两袋韩森的东西要还给爱他的亲友。他的孩子安姬和杰米、他的女朋友玛丽及其他朋友和亲人在西雅图机场接我。看到他们的眼泪，我完全不知所措，无能为力。
我吸入带有潮水味的浓重海洋空气，为西雅图春天的丰饶多产而惊叹，此生第一次如此欣赏这座城市潮湿、长满青苔的美姿。琳达和我试着慢慢重新认识彼此。我在尼泊尔瘦掉的十一公斤很快就胖回来。陪妻子吃早餐，看夕阳在普捷湾落下，半夜起床赤脚走到温暖的浴室这些寻常的家居情趣带来一阵阵近乎狂喜的快乐。但这些时刻被圣母峰投下的长影冲淡了，纵使日月迁移，那道暗影并未褪去多少。
我受愧疚煎熬，迟迟不敢打电话给哈里斯的伴侣费欧娜和霍尔的太太简，最后她们从纽西兰打电话给我。在电话中，我竟说不出什么话来减轻费欧娜的愤怒与困惑，跟简交谈则反倒是她安慰我，而反不是我安慰她。
我向来知道登山这项爱好是拿命在玩。我同意危险是这项活动的主要成分没了危险，登山跟其他成千上百种琐碎的消遣就没什么不同了。贴近生命消逝的谜团，偷瞄死亡的禁忌疆界，都令人血脉贲张。我坚信登山是伟大的活动，固有的危险非但无损其伟大，反而正是登山伟大的理由。
不过我探访喜马拉雅山之前从未近距离目睹死亡。该死的，到圣母峰之前我连丧礼都没参加过。死亡始终是假设的概念，是抽象思索的念头。这份得天独厚的天真迟早会被夺走，但事情终于发生时，由于死者实在太多，震撼遂扩大了好多倍。一九九六年春天，圣母峰一共夺走十二条人命，从七十五年前人类第一次踏上峰顶至今，这是死伤最惨重的登山季1。
注1：二〇一四年四月十八日圣母峰出现一场更大的山难：昆布冰瀑发生重大雪崩，夺走至少十二条人命，全为雪巴人。编注
霍尔远征队有六人登顶，只有我和葛伦生还下山，四位曾跟我一起笑、呕吐、亲密交谈良久的队友丧失了性命。哈里斯的死亡跟我的行动（或说未能采取行动）有直接关系。康子躺在南坳奄奄一息的时候，我离她只有三百多公尺，却缩在帐篷内，对她的挣扎一无所知，只关心自己的安危。我良心上的烙痕绝不是几个月的哀悼和歉疚自责所能冲淡的。
克里夫的住处离我家不远，我终于对他说出我耿耿于怀的不安。他说他也为这么多人丧命而难过，但他不像我，他没有生还者的歉疚。他解释说：那夜在南坳，我用一切资源救自己和身边的人。等我们回到帐篷，我已经什么都不剩了。我冻伤一只眼角膜，等于全盲。我体温过低、陷入谵妄、忍不住一直发抖。康子丧命虽然让人难受，但我已经能够平静面对，因为我深知我再做什么都救不了她。你别这样苛责自己。那场暴风雪太可怕。以你当时的处境，你又能为她做什么呢？
也许什么都做不了，我同意。但我跟克里夫不同，我无法确定。他口中的平静令人羡慕，我却苦求不得。
近来有许多只具起码资格的登山者涌到圣母峰，很多人认为这么大的悲剧早就该发生了。可是谁都没想到霍尔领军的远征队会成为山难的核心。霍尔的山上作业最严谨最安全，没有人胜过他。他有条不紊，精心制定了井井有序的系统，按理说应该能防止这样的灾难。究竟发生了什么事？这事要怎么向死者所爱的亲友、向磨刀霍霍的大众解释？
可能是过分自傲吧。不论登山者的能力是强是弱，霍尔都能游刃有余地带着他们上下圣母峰，也许因此变得有些自负。他不止一次自夸只要尚称健壮的人，他都有办法弄上峰顶，他的纪录也印证了这个说法。同时，他也展现了逢凶化吉的惊人能力。
以一九九五年为例，霍尔和旗下的向导不但得在山峰高处处理韩森的问题，另一位客户香妲是法国名登山家，已经第七次不戴氧气罩攻圣母峰，结果却体力不支倒地，他们也必须设法处理。香妲女士在标高八七四八公尺处昏迷不省人事，照柯特的说法，她就像一袋马铃薯，必须由人一路从南峰拖拉或扛下南坳。攻顶之后每个人都生还，霍尔可能以为他几乎没有应付不来的事。
不过，九六年之前霍尔异常幸运，总是遇到好天气，这也许扭曲了他的判断。布里薛斯远征喜马拉雅山十几次且爬过三次圣母峰，他证实道：一季又一季，霍尔总是在登顶日碰上晴朗的好天气。他从未在山峰高处碰见暴风雪。事实上，五月十日的狂风虽然猛烈，却不异常，那是典型的圣母峰风暴。如果风暴晚两个钟头来袭，可能不会有人送命。反之，若早一个钟头来，可能轻易夺走十八或二十条人命，包括我在内。
时间对这场悲剧的影响不下于天候，不能把忽略时限与天意混为一谈。固定绳上的延误事先可以预料，也能好好预防。他们太过轻忽事先定好的折回时限。
拖延折返时间也许多多少少跟费雪和霍尔的竞争有关。费雪在一九九六年以前从未当过圣母峰向导。在商言商，他身负很大的成功压力，一心想将客户弄上峰顶，尤其是珊蒂这样的名人客户。
同样的，霍尔一九九五年没把任何人带上峰顶，如果一九九六年他再失败，对他的事业极为不利，尤其费雪若成功的话更是雪上加霜。费雪极具群众魅力，而珍也不遗余力地向客户宣扬这份魅力。霍尔很清楚，费雪拼命想分食他的市场。想到对手的客户正往峰顶进发，他却叫客户回头，那滋味可能太不好受，蒙蔽了他的判断。
而且我要强调，霍尔、费雪和我们都是被迫在缺氧的情况下做生死攸关的决定。我们在思索这次灾难怎么会发生时，不能忘记标高八千八百多公尺的地方根本不可能清晰思考。
事后诸葛很容易做。批评者看人命损失惨重，非常震惊，迅速提出相应的政策和步骤，以防止本季大难重演。例如有人提出圣母峰应把向导和客户的比例明定为一对一，也就是说，每位客户都跟自己的个人向导一起爬山，随时用绳索跟向导拴在一起。
也许未来减低伤亡最简单的办法就是规定筒装氧气只准供紧急医疗使用。虽然难免会有几个莽撞的家伙不带氧气攻顶而送命，但大多数不太行的登山者受限于体力，自会及早折回，以免在高处陷入严重困境。氧气禁令还有一项附带的好处，可自动减少垃圾和拥挤大家若知道不能用补充氧气，上山的人会少很多。
不过圣母峰向导是规矩很松的行业，由设备不良、缺乏弹性的第三世界官僚管理，负责审核向导或客户的资格。而且掌控圣母峰通路的两个国家尼泊尔和中国，都穷得惊人。两国政府急着要强势外币，只要有市场，都乐于多发出几张昂贵的登山许可，不太可能制定任何会大力限制岁收的政策。
分析圣母峰出事的原委极具意义，或许可防止即将发生的某些死亡事件。但若以为详细剖析一九九六年的悲剧就能实际减少未来的死亡率，也未免太一厢情愿。归纳整理各种失误以求从错误中学习，充其量只是在练习否认和自欺。一旦你告诉自己霍尔是死于一连串愚蠢的错误决定，而自己又聪明到不至于重蹈覆辙，那么，即使有人提出有力证据证明爬圣母峰是不智之举，你还是很容易去挑战圣母峰。
事实上，一九九六年的致命结果在很多方面看来都很寻常。虽然那年春天圣母峰登山季的死亡人数创下新高，但爬到基地营以上的登山者共有三九八位，死十二人只占三％，比历史上三．三％的死亡率还略低一点。换个角度看，一九二一年到一九九六年五月之间共有一四四人死亡，而圣母峰总共被登顶六百三十次，比例是一：四。九六年春天有十二人死亡，八十四人登顶，比例是一：七。若跟历史平均数相比，一九九六年其实是比较安全的一年。
坦白说，爬圣母峰向来非常危险，将来也一定如此，无论是由向导带上山的喜马拉雅生手，还是跟同侪一起攀登的世界级登山家，都不例外。我们要谨记，圣母峰在夺走霍尔和费雪的性命之前，已经毁掉许多登山菁英，包括波德曼（Peter Boardman）、塔斯克尔（Joe Tasker）、荷伊（Marty Hoey）、布雷登巴哈（Jake Breitenbach）、伯克（Mick Burke）、巴门蒂尔（Michel Parmentier）、马歇尔（Roger Marshall）、坚尼特（Ray Genet）和马洛利。
谈到由向导带上山的生手，我很快就发现，一九九六年圣母峰上的客户（包括我在内）很少真正理解我们面对的危险有多大人类在海拔七六二〇公尺以上活命的胜算是非常低的。怀着圣母峰美梦的冒险家必须记住：死亡地带情况一不对（迟早会如此），世上最强的向导可能无力保全客户的性命。在一九九六年的事件中，世上最强的向导有时甚至无力救自己一命。我的四名队友死亡，与其说是霍尔的体制有缺点（事实上没有人的体制比他好），不如说在圣母峰上，任何体制都很容易崩解。
在种种事后检讨声浪中，大家很容易忽略登山绝不可能成为安全、可预料、受规矩约束的活动。这是将冒险理想化的活动，圈内名人向来是最无惧于命悬一线却又能设法逃过一劫的角色。登山家这种物种绝不以审慎闻名，圣母峰登山者尤其如此。历史证明，若有机会登上地球最高峰，人类很快就会昏了头。荷恩宾在攀登圣母峰西山脊三十三年后警告道：本季在圣母峰发生的事情一定还会重演。
要证明五月十日的错误给不了什么教训，我们只需看看后来几星期圣母峰上发生了什么事就够了。
五月十七日，也就是霍尔队离开基地营两天后，圣母峰靠西藏那侧有个名叫拉西赫（Reinhard Wlasich）的奥地利人和一名匈牙利队友不带补充氧气爬上东北棱标高八千三百公尺的高山营地，住进惨遭不幸的印度拉达克远征队遗留下来的帐篷。第二天早晨拉西赫抱怨身体不舒服，接着就失去知觉。一位挪威医生恰好在场，断定他同时患了肺水肿和脑水肿。虽然医生给他施用氧气和药品，但拉西赫死于当日午夜。
此时在圣母峰靠尼泊尔这一面，布里薛斯的IMAX远征军正重新组队，考量各种选择。由于他们的拍片计画总共投下五百五十万美元，他们有极强的理由留在山上，尝试攻顶。这一队有布里薛斯、维斯特斯和萧尔，无疑是山上最强最高明的队伍。他们虽送出一半氧气筒来协助亟需氧气的救难队和登山者，后来却从离开山区的各远征队那儿搜罗到不少氧气筒，足以弥补大部分损失。
五月十日灾难发生时，维斯特斯的太太宝拉以IMAX队基地营经理的身分收听无线电。她是霍尔和费雪的朋友，受到的打击之大可以想见。宝拉以为出了这么可怕的悲剧后，IMAX队会自动收起帐篷回家。后来她不巧听见布里薛斯和另一位登山者的无线电对话，IMAX领队无动于衷地宣布该队打算在基地营短暂休息，然后出发攻顶。
宝拉承认，出了那么多事，我简直不敢相信他们真的要回山上。我听见无线电对话，完全无法理解。她非常不安，就离开基地营往下步行五天到天坡埼，力图恢复镇定。
五月二十一日星期三IMAX队抵达南坳，天气好极了，他们那天晚上出发攻顶。在影片中担纲的维斯特斯星期四早晨十一点到达顶峰，未使用补充氧气。 2布里薛斯二十分后抵达，接着席伽拉、萧尔和雪巴人诺盖也登顶了他正是圣母峰第一位登顶者的儿子，也是诺盖家族第九位登上圣母峰的成员。全部算起来，那天共有十六人登顶，包括骑自行车从斯德哥尔摩到尼泊尔的瑞典人克罗普，以及第十次登上圣母峰顶的雪巴人安利塔。
注2：维斯特斯先前在一九九〇年和九一年不带氧气登上圣母峰。一九九四年他第三度攀登，与霍尔同行。那次他用了筒装氧气，因为他担任向导，认为不用氧气筒很不负责任。作者注
上山途中，维斯特斯从冻僵的费雪和霍尔遗体旁边走过。他羞愧地说：琴和简要我带点私人物品回去给她们。我知道费雪把结婚戒指系在脖子上，我想带下山给琴，但我实在没勇气在他的遗体四周东挖西挖。我就是鼓不起勇气。他没捡任何纪念品，倒是在下山途中坐在费雪身边，单独陪了他几分钟。他伤心地问好朋友：嘿，你好吗？怎么回事，老兄？
五月二十四日星期五下午，IMAX从四号营往二号营走，在黄带碰见南非队剩下的成员伍达尔、欧多德、赫洛德和三位雪巴人，他们正要上南坳攻顶。布里薛斯回忆道：赫洛德看来很强壮，脸色不错。他用力跟我握手，恭喜我们，说他觉得棒极了。伍达尔和欧多德落后他半小时，体力不支扶着冰斧，看起来很惨，真的很惨。
布里薛斯继续说：我特意陪了他们一会儿。我知道他们缺乏经验，所以我说，拜托小心一点，你们已经看见本月上旬这边发生了什么事。记住登顶容易下山难。
南非队当天晚上出发攻顶。欧多德和伍达尔在午夜过后二十分钟离开帐篷，由雪巴人谭弟、多吉3和江布替他们携带氧气筒。赫洛德似乎比他们晚几分钟离营，但是爬着爬着愈落愈远。五月二十五日星期六上午九点五十分，伍达尔呼叫基地营的无线电操作员康洛伊，说他跟谭弟已在峰顶，欧多德十五分钟后会跟多吉及江布一起登顶。他说赫洛德没带无线电，正在下面若干距离外。
注3：提醒大家：南非队名叫多吉的雪巴跟霍尔队上名叫多吉的雪巴并非同一人。作者注
我在山上见过赫洛德好几次，他是体型粗壮、个性和蔼的三十七岁男子。虽然没有高海拔经验，但艺业惊人，曾在天寒地冻的南极荒漠以地球物理学家的身份住了十八个月他是南非队剩下的成员中最出色的。一九八八年以来他一直当自由摄影家，工作努力，而且希望登上圣母峰顶能给事业带来必要的帮助。
结果伍达尔和欧多德登顶时，赫洛德还在下方很远的地方独自挣扎上东南棱，步调慢得令人担心。十二点半左右，他和下山的伍达尔、欧多德及三位雪巴人错肩而过。多吉给赫洛德一具无线电，并交代在什么地方放有备用氧气，之后赫洛德便一个人继续攻顶。他过了五点才到达峰顶，比别人慢七小时，那时候伍达尔和欧多德已经回到南坳的帐篷了。
巧的是，赫洛德用无线电传话到基地营报告他已登顶时，他的女朋友苏正好从伦敦的住处打卫星电话到基地营找康洛伊。她回忆道，康洛伊告诉我赫洛德在峰顶，我回道：见鬼！他不可能这么晚在峰顶，五点十五分了！事情很不妙。
过了一会，康洛伊将汤普森小姐的电话传给圣母峰顶的赫洛德。她说：他听来很健康、很正常。他知道自己花了很长的时间才到那儿，不过他脱下氧气罩说话，在那种高度下，他的声音已经够正常了。他甚至不显得特别喘。
可是赫洛德从南坳爬到峰顶足足花了十七个钟头。虽然没什么风，但现在云雾笼罩着高山，黑暗迅速降临。他孤零零在世界屋脊，非常疲惫，氧气一定用光或者快用光了。他的前队友戴克拉克说：他那么晚在上面，身边一个人都没有，简直疯狂，难以置信。
赫洛德五月九日晚上到五月十二日都待在南坳，亲身感受那场暴风雪的凶猛，听见绝望的无线电求救声，目睹威瑟斯严重冻慯，走路一拐一拐。五月二十五日往上爬时，他从费雪的遗体边走过，几个钟头后在南峰一定也曾跨过霍尔毫无生命的双腿。可是他对那些遗体显然无动于衷，尽管速度慢、天色已晚，他还是不顾一切往峰顶前进。
赫洛德五点十五分从峰顶呼叫之后，就讯息全无。欧多德在约翰尼斯堡《邮报与卫报》上的一篇访谈中解释道：我们在四号营开着无线电等他，因为太累，最后还是睡着了。隔天我在早晨五点左右醒来，仍没有他的无线电讯息，我明白我们已经失去他。
如今赫洛德被宣告为死亡，是当季的第十二位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