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高2800公尺，1996年03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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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些不想拖延时间的人眼中，我们每天健行到下午未免结束得太早了，但歇息前我们大抵已受不了炎热和脚痛，再三问路过的每一位雪巴人，离营地还有多远？我们很快就发现，他们的回答千篇一律：大人，再走三公里就到了
傍晚一片安详，烟雾高挂在宁静的空中，暮色显得很柔和。明天要扎营的山脊上灯光一明一灭，云朵模糊了后天那条山隘的轮廓。兴奋一再引诱我的思绪奔向西棱
太阳下山后，寂寞也会降临，但现在疑虑已大多排遣。此时我暗自觉得整个人生仿佛都被抛到身后。一旦到了山上，我知道（或相信）这种心情必会消失，转而全心注意手边的任务。但有时候我怀疑自己大老远来这儿，会不会发觉我真心搜寻的，其实正是我抛下没带来的东西。
荷恩宾《圣母峰：西棱》
Thomas F. Homlsin，Everest：The West Ri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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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鲁克拉开始，通往圣母峰的路径向北穿过朦胧的杜德科西峡谷（Dudh Kosi）。杜德科西河冷冰冰布满巨石，夹着冰河融水汹涌翻腾。我们健行的第一天晚上在帕克丁过夜，小村子只有五、六间房子，挤在岸边斜坡一块突出的平地上。天黑时空气凛冽如冬风，早晨我走上小径，杜鹃叶上结了一层亮闪闪的霜。不过，圣母峰地区位在北纬二十八度，离热带不远，等太阳高挂，阳光射入峡谷深处时，温度便急剧升高。中午时分，我们过了一座高架在河流上空、摇摇晃晃的桥（这一天已是第四度过桥），汗珠沿着下巴滴落，我把衣服一件件脱下，只穿短裤和Ｔ恤。
过了桥，泥土小路偏离杜德科西河岸，蜿蜒爬上峡谷陡壁，一路穿过芳香的松树丛。唐瑟古峰和康格鲁山沟槽累累的巍巍冰峰划破天际，垂直拔升达三千二百公尺。这是景致壮阔的乡间，地形比世界上任何风景都还要雄伟，但这儿不是荒野，几百年前就已经不是了。
每一小片可耕地都被辟为梯田，种植大麦、苦荞麦或马铃薯。山麓到处系着一串串风马旗，连最高的山隘都立有古老的舍利塔1和雕刻精美的玛尼墙2。我由河边往上走，一路上小径都塞满健行者、牦牛3车、红袍喇嘛，以及弯腰驼背扛着重重薪柴、煤油和汽水的赤足雪巴人。
注1：舍利塔通常以石头做成，放置圣物，又名浮屠、窣堵波（stupa）。作者注
注2：玛尼石是刻上梵文符号的小扁石，代表藏传佛教的咒语唵嘛呢叭咪吽，堆在小径中间，构成矮矮长长的玛尼墙。根据佛教礼仪，旅人永远靠左经过玛尼墙。作者注
注3：其实喜马拉雅地区所见的牦牛（yaks）大抵是牦牛和家牛混种的扁牛（naks）。西方人分不出来，一概称之为牦牛。作者注
从河流往上走九十分钟，我登上一座宽桥，经过几座以岩石为壁的牦牛畜栏，突然就置身南崎巴札的城区，雪巴人的社交及商业枢纽。南崎巴札海拔三四四四公尺，位在形状像卫星电视碟形天线的巨型斜盆地，往上蔓延到陡峭的山麓半山腰。一百多座建筑物抢眼地依偎在岩坡上，彼此以错综复杂的狭路和山径相通。我在城镇下缘找到昆布小屋，拨开权充前门的挂毯，发现队友正围着角落的一张桌子喝柠檬茶。
我走近后，霍尔把我介绍给远征军的第三位向导葛伦。葛伦是三十三岁的澳洲人，一头红发，精瘦的体态有如马拉松长跑健将。他是布里斯班的水管工人，只偶尔兼任向导。一九八七年他从标高八五八六公尺的干城章嘉峰下山，被迫露天过了一夜，结果双足冻伤，只得动手术把脚趾头全部切除。不过那次挫折并未遏止他的喜马拉雅生涯，他继续爬K2、洛子峰、卓奥友峰和阿玛达布兰峰，一九九三年更无氧爬上圣母峰。葛伦非常冷静、谨慎，是令人愉快的伙伴，但很少说话，有人攀谈他才回应，而且答得言简意赅，声音小得几乎听不见。
晚餐的谈话由赫奇森、塔斯克及威瑟斯等三位医生客户主导，尤其是威瑟斯。远征期间大抵重复这个模式。幸亏塔斯克和威瑟斯都狡黠风趣，让大家笑得前仰后翻。不过威瑟斯习惯唱独脚戏，以林包4式的苛刻严词抨击民主党，那天晚上我一度犯了大错，反驳他的评论，说提高最低工资似乎是英明且必要的政策。威瑟斯知识丰富，能言善辩，将我笨拙的主张驳得体无完肤，而我没有能力反击，只能双手抱胸，闭嘴生闷气。
注4：林包（Rush Limbaugh Ⅲ，1951︱94）是美国作家、记者和电台节目主持人，也是保守派的政治权威，着有《理当如此》、《看，我早就说嘛》等作品。译注
他继续用湿湿软软的德州东部腔细数社会福利制度的许多愚蠢错误，我站起来离开餐桌，免得进一步自取其辱。后来我重回餐厅，走向女老板要一杯啤酒。她是娇小、优雅的雪巴妇女，正接受一群美国健行者点餐。一名面颊红润的男子比手划脚做出吃东西的动作，用响亮的洋泾滨英语宣布，我们饿。要吃马︱铃︱薯。牦牛︱堡。可口可乐。妳有？
你要不要看看菜单？雪巴女子用清晰轻快带加拿大腔的英语回话。其实我们的东西很多。如果你有兴趣，我想还有一些新烤的苹果派可以当甜点。
美国健行者意会不过来这位褐肤的高山女子正用一口漂亮的纯正英语跟他对答，继续口吐滑稽的洋泾滨英语：菜︱单。好，好。是的，是的，我们喜欢看菜︱单。
雪巴人在大多数外国人心目中有如谜团，外国人总爱隔着浪漫的纱幕来看他们。不熟悉喜马拉雅地区人口学的人常以为尼泊尔人都是雪巴人，其实整个尼泊尔面积跟北卡罗莱纳州一样大，有五十多个种族，而在两千万居民中，雪巴族不超过两万人。雪巴人是山民，笃信佛教，祖先在四、五百年前由西藏南迁而来。尼泊尔东部的喜马拉雅山区各地都有雪巴村庄，零零落落的，锡金和印度大吉岭也可以找到相当大的雪巴聚落，不过雪巴家园的核心是昆布，在这里有多条河谷流向圣母峰南坡，小小的区域崎岖得惊人，完全没有道路、汽车或任何一种带轮子的交通工具。
又高又冷的峭壁山谷很难农耕，传统的雪巴经济以藏印贸易和放牧牦牛为主。一九二一年英国人首次远征圣母峰，决定雇雪巴人当助手，雪巴文化因此转变。
尼泊尔王国的边境在一九四九年以前不对外开放，首支圣母峰探勘队和之后的八次远征只得从北面经西藏入山，不经过昆布附近。不过那九次远征是从大吉岭前往西藏，很多雪巴人已移居大吉岭，在当地的移民间素有勤奋、友善、聪明的美名。再者，大多数雪巴人世代居住在海拔约两千七百公尺到四千两百公尺之间的村庄，生理上很能适应高海拔的艰苦环境。苏格兰医生凯拉斯常跟着雪巴人登山、旅行，在他的推荐下，一九二一年的圣母峰远征队雇用了一大群雪巴人当挑夫和营地助手，在那之后，所有远征队都一直遵行这个惯例，例外少之又少。
不论好坏，过去二十年来昆布的经济和文化愈来愈离不开季节性的健行和登山人潮每年有一万五千人探访这个地区。具备专业登山技巧、在山峰高处工作（尤其是登过圣母峰顶）的雪巴人，在社会中颇受尊崇。可惜雪巴人变成登山明星后死亡率也很高：一九二二年英国人第二次远征，有七位雪巴人死于雪崩，此后命丧圣母峰的雪巴人更是多得不成比例：共有五十三人，占圣母峰死亡人数的三分之一以上。
一支典型的圣母峰远征队有十二到十八个工作机会，尽管危险，雪巴人仍趋之若鹜。最抢手的是六名登山雪巴的职位，必须具登山技巧，冒险两个月可以赚一千四百到两千五百美金，而在赤贫的尼泊尔，每人年平均收入不过一百六十美元，上述收入自然颇具吸引力。
为了应付日渐繁忙的西方登山和健行人潮，昆布地区冒出很多小木屋和茶馆，但新建筑在南崎巴札街市尤其明显。通往南崎巴札的山路上，我碰到许许多多由低地森林往上走的挑夫，身上扛着五十公斤以上的新切木梁，这差事极端劳苦，一天收入大约三美元左右。
昆布的老访客看到观光热潮来袭，昔日西方登山家心目中的尘世乐土和人间香格里拉不再，觉得好伤心。为了迎合渐增的柴火需求，整个山谷的树木都被砍光。流连在卡龙姆5棋室的青少年可能穿牛仔裤和芝加哥公牛队的Ｔ恤，反而不太可能穿传统的古袍。傍晚时分，一家人通常围着放影机观赏阿诺史瓦辛格最新的电影。
注5：卡龙姆（carrom）是印度及尼泊尔的一种桌上棋戏，规则及方法很像撞球，比赛双方轮流以手上的圆棋弹撞桌面中间的棋子，入洞最多者胜。编注
昆布文化的变革当然不全是好的，但我没听过多少雪巴人为此哀叹。多亏有健行者、登山者带来的强势货币，以及他们支持的国际救难组织所颁发的补助金，当地才设立了学校和医疗诊所，降低了婴儿死亡率，盖了桥，还给南崎巴札和其他村庄带来水力发电。西方人惋惜昆布地区昔日的美好时光不再，当地生活不再像以前那么单纯、诗意，这种心态未免有些自以为是。大多数住在这片崎岖山区的人，似乎都不想自外于现代世界或人类进步的乱流。雪巴人可不希望被保存在人类学博物馆当标本。
健脚的人若适应了高度，每天早动身晚休息，从鲁克拉临时机场走到圣母峰基地营只要花两三天。不过，我们大多刚从海平面高度抵达此地，霍尔谨慎地要我们用懒散的步伐前进，让身体有时间适应愈来愈稀薄的空气。我们一天很少步行超过三、四小时。有几天霍尔在行程表上安排了额外的高度适应，我们根本没走到任何地方。
我们在南崎巴札度过一天适应高度的日子，然后在四月三日继续往基地营进发。走出村子二十分钟后，我绕过一处弯道，来到一个惊心动魄的俯瞰点。下方六百公尺处，杜德科西河在四周的溪岩上削出一道深深的皱褶，像一条弯弯的银带在暗影间闪闪发光。上方三千公尺处，背面被照得亮晶晶的阿玛达布兰峰大尖椎像幽灵般盘桓在山谷顶端。再往上二千公尺圣母峰冰山几乎隐没在努子峰后方，却把阿玛达布兰峰衬得像侏儒般矮小。一缕水气一如往常像冻结的云烟由峰顶横流出来，泄漏了喷气流有多么猛烈。
我凝视峰顶三十分钟左右，想理解站在暴风吹袭的山巅是何等滋味。我虽然爬过数百座山，但圣母峰跟我以前爬的山截然不同，我的想像力不足以揣摹个中情景。顶峰看来好冷、好高、遥不可及。我觉得远征月球似乎还容易些。我转头继续走上山径，情绪在紧张的期待和排山倒海的恐惧之间不停摆荡。
那天下午我抵达昆布地区最大最重要的天坡崎佛寺6。在我们远征队担任基地营厨师的雪巴人琼巴安排大家会见丹增仁波切，一脸愁苦、思虑重重的琼巴解释说，仁波切是尼泊尔的喇嘛领袖，是非常神圣的人。昨天他刚完成一段长时间的闭关，三个月来他一句话都没说。我们将是他的第一批访客。再吉祥不过了。韩森、卡西斯克和我各交给琼巴一百卢比（约值二美元）去买哈达白丝巾，准备献给仁波切，然后脱掉鞋子，由琼巴带我们来到主寺庙后方一间透风的小卧室。
注6：雪巴语和近亲藏语不同，没有文字，西方人只能用音译。结果是雪巴字或名称很少能统一，例如天坡崎（Tengboche）也有人拼成Tengpoche或Thyangboche，其他雪巴字的拼法大抵也有类似的分歧。作者注
织锦坐枕上盘腿坐着一位男子，他体型矮胖，头顶发光，身穿酒红色长袍，一副老态和倦容。琼巴恭敬鞠躬，用雪巴语跟他说了一两句话，示意我们上前。接着仁波切祝福我们每一人，把我们买的哈达围在我们颈部，然后微笑祝福我们，请我们喝茶。琼巴用肃穆的口吻吩咐我，这条哈达你该戴上艾佛勒斯峰顶7。神明会高兴，让你免受伤害。
注7：虽然圣母峰在藏语中称作珠穆朗玛峰，在尼泊尔语中叫做萨迦玛塔峰，但大多数雪巴人的日常谈话似乎（学西方人）都称为艾佛勒斯峰，即使跟雪巴同胞交谈也是如此。作者注
在活佛面前我手足无措，深怕无意间冒犯或失言。我啜饮甜茶，坐立不安，此时上师在毗邻的斗室里搜寻，拿出了一本装饰富丽的大书递给我。我在裤子上抹抹脏手，紧张兮兮把书打开。是一本照相簿。原来仁波切最近才首次造访美国，相薄里收藏了此行的快照：上师游华盛顿，站在林肯纪念堂和航空太空博物馆前面。上师游加州，站在圣塔摩尼卡码头。他咧着嘴笑，兴奋地指出整本相簿他最喜欢的两张照片，一张跟李察吉尔合照，另一张是跟史蒂芬席格。
健行的前六天我们过得飘飘然惬意。山径经过一片片柏树和矮桦树林、乔松和杜鹃林、震耳欲聋的瀑布、迷人的巨石园、潺潺的小溪。北欧神话英雄殿般的天际线布满我从小在书上看到的山峰。我们的大部分装备都由牦牛和挑夫运送，我自己的背包只装一件夹克、几条糖果和一具照相机。不用负重又没人催赶，享受着异国健行的单纯喜悦，我有点恍惚出神可是幸福感难得持久，我终究想起我要去什么地方，圣母峰在我心头投下的阴影又使我马上回过神来。
我们或快或慢，随兴步行，常常停在路边茶棚吃点东西，跟过往的行人聊天。我发现自己跟邮局员工韩森和霍尔手下的年轻向导哈里斯常走在一起。哈里斯是结实的大块头青年，体型像美式橄榄球的四分卫，粗犷出色的外型比得上香烟广告明星。纽澳的冬天他受雇担任热门的直升机滑雪向导，夏天在南极帮科学家调查地质，或护送登山客爬纽西兰的南阿尔卑斯山。
我们上溯山路，哈里斯用思念的口吻谈起他的同居女友费欧娜医生。我们在一块岩石上休息的时候，他从背包里拿出一张照片给我看。她身材高挑，金发碧眼，看来像运动员。哈里斯说两人正在皇后城外的丘陵共筑新居。他对于锯屋椽、钉铁钉等单纯的快乐显得十分热中，也承认霍尔第一次提供这趟圣母峰的工作给他的时候，他举棋不定，要离开费欧娜和那栋房子真的很为难。我们才刚架好屋顶，是吧？可是爬圣母峰的机会又怎能拒绝？何况还有机会跟霍尔这样的人一起工作。
哈里斯虽然从未到过圣母峰，但他对喜马拉雅山可不陌生。一九八五年他爬上标高六六八五公尺相当难爬的卓布子峰（Chobutse），位置就在圣母峰以西四十八公里左右。一九九四年秋天他在海拔四千两百多公尺、灰沉沉的佩里泽村协助费欧娜管理诊所四个月我们四月四日和五日就在那座小村庄过夜。
诊所由喜马拉雅救难协会基金会出资设立，主要是治疗高山症，也为当地雪巴人提供免费医疗，并教育健行者爬升太高太急会隐含什么危险。一九七三年一支日本健行队的四名成员因高山症死在附近后，诊所便设立起来。诊所设立前，每五百名健行者经过佩里泽村，就有一两名死于高山症。我们到访时，有个活泼的美国律师萝拉正跟她的医生丈夫利奇和另一名青年席佛在诊所的四个诊间工作，她强调这个死亡率并不包括登山意外，数字骇人，但并没有灌水，而死者只是普通健行者，从来不曾冒险踏出既有的山径。
拜诊所义工所提供的教育研讨会和紧急医护之赐，死亡率已降到三万多名健行者才死一人。虽然萝拉之类的西方理想主义者在佩里泽诊所工作没有酬劳可收，甚至必须自付旅费往来尼泊尔，但这个声望颇高的职位还是吸引了全世界的高素质人力。霍尔的远征队医生卡洛琳在一九九四年秋天便曾跟费欧娜和哈里斯一起在喜马拉雅救难协会诊所工作。
一九九〇年，也就是霍尔首度登上圣母峰那一年，诊所由医术杰出又自信的纽西兰籍医生简负责管理。霍尔登山经过佩里泽村，遇到了她，一见钟情。我们在村庄的第一夜，霍尔追忆道，我从圣母峰下来，立刻约她出去。第一次约会我建议一起去阿拉斯加爬麦金利山。她答应了。两人在两年后结婚。一九九三年简跟霍尔一起登上圣母峰顶，一九九四年和九五年她到基地营担任远征队的医生。今年她本来要回山上，只是怀了第一个孩子，有七个月身孕，这件工作才落在卡洛琳医生手上。
星期四，也就是我们在佩里泽的第一个晚上，晚餐结束后，萝拉和利奇邀请霍尔、哈里斯和我们的基地营经理海伦到诊所喝一杯，聊聊天。话题转到爬圣母峰（以及带别人攀爬）的固有危险，利奇清清楚楚记得那次讨论的内容，霍尔、哈里斯和利奇一致同意，迟早会有一场躲不掉的、牵涉许多客户的大灾难。但是前一年春天由西藏那边攀登圣母峰的利奇说，霍尔觉得事情不会出在他身上，他只担心不得不救别队的蠢蛋，当躲不掉的大难降临时，他相信会发生在比较危险的山峰北壁。也就是西藏那一侧。
四月六日星期六，由佩里泽村往上走几小时之后，我们来到昆布冰河下缘。昆布冰河是从圣母峰南翼流下来的冰舌，长十九公里，（我深切冀望）可作为我们攻顶的通路。身在标高四千八百多公尺的地方，连最后一抹绿意也看不见。二十座玛尼堆沿着冰河终点的冰碛顶部阴沉列开，俯瞰着雾茫茫的山谷，以纪念圣母峰上死难的山友，大多是雪巴人。此去我们的世界将是整片贫瘠的单色岩石和风蚀冰漠。尽管我们谨慎缓慢地走着，我仍渐渐感受到高海拔的影响，头晕眼花，不断喘气。
这边的山径有多处埋在和人等高的冬雪下面。午后的阳光把雪晒软，我们的牦牛蹄踏穿冻结的冰壳，身子往下沉，连腹部都陷入雪里。赶牛人一面嘀嘀咕咕抽打牦牛，逼它们前进，一面威胁要掉头。傍晚我们抵达一个名叫罗布崎的村庄，找了一间狭窄、污秽不堪的小房子栖身避风。
罗布崎真是可怕的地方，只有摇摇欲坠的房子紧贴着昆布冰河边缘，却挤满十二支远征队的雪巴人和登山客、德国健行客和一群群瘦弱的牦牛，以上人马全都要再上溯一天山谷，前往圣母峰基地营。霍尔解释道，大家之所以塞在这里，是因为雪下得异常晚，积雪也异常厚重，到昨天为止，牦牛根本无法走到基地营。小村子的五、六间小屋全客满了。营帐肩并肩挤在少数没积雪的泥地上。从较低山麓来的几十名莱族（Rai）和谭曼族（Tamang）露宿在洞穴和邻近斜坡的巨石底下，他们穿着褴褛薄衣和凉鞋，为各远征队担任挑夫。
村里的三、四座石头茅坑都满出来了，实在令人难以忍受。不管尼泊尔人还是西方客，内急了几乎都在野外解决。到处都是一堆堆臭气薰天的人粪，要不踩到简直不可能。融雪溪流蜿蜒流过小村子中心，成了不加盖的污水沟。
我们住的木屋大房间设有木板上下铺，可以睡三十个人左右。我在上层找到一个空铺位，拼命抖掉脏床垫上的跳蚤和虱子，把我的睡袋铺上去。附近墙边有个烧干牦牛粪取暖的小铁炉。太阳下山后温度降到冰点以下，挑夫都涌进来避寒，围在炉边取暖。干粪即使在最佳情况也不好燃烧，在海拔四千九百多公尺的缺氧空气中更是雪上加霜，屋内满是呛人的浓烟，活像柴油公车的废气直接用管子灌进屋内。夜里我两度咳嗽不止，只好逃到外面透气。早上我双目红肿充血，鼻腔布满黑煤垢，还患上顽强的干咳，一直到远征结束才好转。
霍尔本来只打算让我们在罗布崎待一天，适应高海拔，然后走最后八、九公里路到基地营我们的雪巴前几天就已先到那儿为我们准备好营地，并着手在圣母峰较矮的斜坡架设上山路线。然而，四月七日傍晚有个人从基地营上气不接下气跑到罗布崎，带来一则令人不安的消息：霍尔雇用的雪巴青年丹增跌落到四十五公尺下的冰河隙缝中。另外四个雪巴人把他拉了出来，但他受了重伤，大腿骨可能折断了。霍尔面色灰白，宣布他和葛伦天一亮就赶到基地营去协调营救丹增。他继续说，我很遗憾不得不向你们宣布这件事，你们必须跟哈里斯留在罗布崎这边，等我们把情况控制下来再说。
我们后来才听说丹增跟另外四个雪巴人在一号营上方探戡登山路线，爬昆布冰河一段比较和缓的地方。五人呈一纵列行走，这招很聪明，但他们没用绳子，这严重违反登山准则。丹增紧跟在另外四人后头，踩着他们的足迹前进，竟踏穿一道深冰隙上的薄冰层。他甚至来不及喊叫，就像岩石般坠落到昏暗的冰河内部。
该地标高六千两百公尺，一般认为海拔太高，无法靠直升机安全撤离。空气不足，无法提供直升机旋翼足够的空气浮力，着陆、起飞或盘旋都异常危险，必须靠人力沿着昆布冰瀑把丹增扛到垂直距离九百多公尺下方的基地营，而那是整座山最陡最险的地段之一。要把他活着运下山需要极大的心力。
霍尔一向特别关心手下雪巴的福利。我们这队人马离开加德满都之前，他曾要大家坐下，严厉提醒我们要感激和尊重雪巴员工。他告诉我们说，我们雇的雪巴是这一行的翘楚。他们勤奋得超乎想像，酬劳以西方标准看来微不足道。我要大家记住，若没有他们帮忙，我们根本不可能抵达圣母峰顶。我再说一次，没有我们的雪巴支持，我们谁也没机会登顶。
在下半段谈话中，霍尔承认过去几年来他曾批评某些远征队领队不关心雪巴员工。一九九五年有个雪巴青年死于圣母峰，霍尔猜测这件意外之所以发生，是因为那个雪巴未经恰当的训练就获准爬到山峰高处。我相信我们这些组成登山队的人有责任阻止这类事情发生。
前一年有一支向导领军的美国远征队雇了一名叫卡密的雪巴人当炊事童。他年约二十一、二岁，身强力壮、雄心勃勃，拼命游说别人让他在高山担任登山雪巴。大家欣赏他的热诚和投入，几周后让他的愿望成真尽管他没有登山经验，也没受过正式训练，不具备应有的技巧。
圣母峰六千七百公尺到七千六百公尺的标准路线要爬一处名叫洛子山壁的险峻冰坡。为了安全，远征队在这个斜坡总会由下至上架好一系列绳索，登山客往上攀爬的时候应该把一条短短的安全绳挂在这条固定绳上，以保护自己。卡密年轻自负，又没有经验，不认为真有必要将身子挂在固定绳上。有天下午他扛一包东西上洛子山壁，在硬如岩石的冰上失足，掉到六百多公尺下方的冰壁底下。
我的队友费许贝克亲眼目睹整个过程。一九九五年他第三度尝试爬圣母峰，是雇用卡密的那家美国公司的客户。他难受地说，他当时正沿着洛子山壁上半段的绳子往上爬，抬头看见一个人由上面翻下来，头下脚上。一面下坠一面尖叫，留下一道血痕。
几名登山客赶到卡密坠下的冰壁底，但他已伤重不治。他的遗体被运下基地营，朋友照佛教传统买来饭菜供养遗体三天，接着将他搬到天坡崎附近的村庄火化。尸体被火焰吞噬的那一刻，他的母亲痛哭失声，拿起一块尖锐的岩石捶自己的脑袋。
四月八日天一亮，霍尔带着葛伦赶往基地营，想把丹增活着送下圣母峰时，卡密就一直在他脑中挥之不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