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成立圣塔菲研究院是发生在商界的话，你就必须想像IBM研究中心的主管离职了，在自家车库创办了一个小小的新时代公司，还说服全录、通用汽车的董事长加入。
在倒楣的柏克莱之行一个月后的某个艳阳天，正当亚瑟穿越史丹福校园时，有一辆脚踏卓猛然停在他前面，骑车的人穿着运动外套、打着领带，头上带着顶白色的旧头盔，看来就不是等闲之辈。
是艾罗！亚瑟立刻警觉起来，倒不是因为他怕艾罗，而是和艾罗讲话就好像在和教皇讲话一样。没错，他最反对过度数学化的经济学，而艾罗正是这类经济学的始作俑者，但是他知道艾罗是个和蔼可亲、心胸开放的人，最喜欢精采的辩论，而且他可以在把你攻击得体无完肤后，仍旧作你的好朋友。无庸置疑，艾罗是目前全世界最出色的经济学家，十年前就得过诺贝尔奖。尽管现在已经六十五岁，仍然思路敏捷，而且传说他对别人草率的推理非常不耐烦。只要一走进会议室，他可能就改变了整个研讨会的气氛：演讲人开始如履薄冰，听众坐直了身体，不再说笑，每个人都专注于眼前的议题。他们在提问题或下评论前都先小心斟酌过，因为没有人想在艾罗面前表现得像个呆瓜一样。
艾罗说：亚瑟，我正打算打电话给你。
哦嗨！亚瑟回答。艾罗显然在赶时间，他很快的解释，他正在帮新墨西哥州的一个小研究院筹备一个经济学家和物理学家的会议。研讨会将在暑假快结束时举办，由他负责邀请十个经济学家，凝态物理学家安德森将会邀请十个物理学家。他问：你能不能来参加，发表有关形态锁定的论文？
当然可以！亚瑟听到自己回答。形态锁定？什么是形态锁定？难道艾罗谈的是他在锁定和报酬递增的研究吗？难道艾罗晓得他在报酬递增方面的研究吗？嗯，这研究院在哪里？
在圣塔菲，就在落矶山脚下。艾罗说。他爬上自行车，很快的道别，答应以后寄更多的资料给他后，便骑着车离开了。沿着史丹福的棕榈大道一直到很远，都还可以看到艾罗的白头盔。
亚瑟瞪着艾罗的背影，想要搞清楚到底刚刚自己答应了些什么事情。他不知道哪一件事令他比较惊讶：物理学家想和经济学家一起讨论吗？还是艾罗居然想要和他谈话？
从原子弹到复杂科学
几个星期后，在一九八七年五月，亚瑟接到一通电话，一个柔和的声音在电话中自我介绍说是圣塔菲研究院的柯文。柯文先谢谢他答应参加秋天的经济学会议。他解释，他和其他同事很看重这次会议。圣塔菲研究院是由物理学家葛尔曼和其他学者所创立的小小的私人机构，致力于研究复杂系统的各个层面从凝态物理学到整个社会，只要是跟很多部分强烈互动有关的学问，都是他们的研究范围。这个研究院没有教师，也没有学生，但是却有兴趣建立一个广大的研究人员网路，而经济学正是其中重要的一环。
但是柯文补充说，他打电话来的真正原因是：艾罗建议圣塔菲研究院邀请亚瑟做访问学者。也就是说，那年秋天，亚瑟可以在开会前几个星期就抵达圣塔菲，而且在会议结束后再多待几个星期，因此他会有充分的时间和圣塔菲的其他研究人员一起讨论和工作。他有没有兴趣呢？
当然有兴趣，亚瑟回答。有何不可？秋天到圣塔菲待六个星期，而且费用完全不必自己负担。此外，他必须承认，圣塔菲强大的学术火力令他印象深刻。在艾罗和安德森之后，葛尔曼是第三个他听到和圣塔菲扯上关系的诺贝尔奖得主。葛尔曼是夸克（quark）理论的创始者之一，而夸克是物质中最小的基本粒子。亚瑟仍然不晓得柯文所说的复杂系统是什么意思，但是，整件事情开始显得疯狂而令人感兴趣。喔！顺便提一下，恐怕没有人对我提过你的名字，你在圣塔菲的职务是什么？亚瑟问。
电话线的另外一端停顿片刻，咳嗽了一下说：我是院长。
穿上运动衣的德蕾莎修女
事实上，亚瑟不是唯一为圣塔菲研究院所惑的人，几乎每个第一次接触圣塔菲的人都会感到震惊。这个地方大大违反了一般人的既定印象。创办这所机构的是一群头上顶着诺贝尔奖光环、地位崇高、名闻遐迩的年老学术巨擘，正是一般人预期最志得意满、安于现状的一华人。但是，他们却把自己的声望作为踏脚石，正推动一场自我宣称的科学革命。
这里满布着来自核子武器的秘密发源地罗沙拉摩斯的核心物理学家和电脑高手，走廊上充斥着关于复杂这门新科学的热烈讨论。复杂科学涵盖的范围从演化生物学到经济学、政治学及历史等学门，还有个伟大理想：帮助世人建立一个更能永续存在而和平的世界大同世界。
简单的说，这完全是个吊诡。假如圣塔菲研究院是发生在商业界的话，你就必须想像成IBM研究中心的主管离职了，在自家车库创办了一个小小的新时代（New Age）宿命咨询服务公司，还说服全录（XEROX）、通用汽车（GM）及大通银行（Chase Manhattan）的董事长加入。
更不寻常的是，这幅图画中的创业家柯文，过去是罗沙拉摩斯研究中心的主持人，也是最不像新时代信徒的人。六十七岁的柯文是个声调柔和、即将退休的人，有点像穿着高尔夫运动上衣，披着毛衣的德蕾莎修女。他不是个很有领袖魅力的人，在任何一个团体中，他总是站在一旁，注意倾听。他当然也不以伶牙俐齿闻名于外，任何人问他为什么创办这个机构，换来的可能是一场关于二十一世纪科学面貌及掌握科学机会之必要性的严肃讨论，就好像很适合在科学（Science）期刊刊登的专家评论。
听者慢慢才会发现，实际上在深思熟虑的背后，柯文是个热情而有决心的人。他并不认为圣塔菲研究院是个吊诡，他认为这研究院能具体实现一个比他自己、罗沙拉摩斯、甚至研究院本身都更重要的目标。他常说，如果这次不成功，那么就有人得花二十年功夫再重做一次。圣塔菲研究院是柯文的使命，对他而言，这是整个科学重新改造和重生的契机。
在费米的实验室打杂
很久以前，曾经有一度，一群有理想的年轻科学家为了追求更美好的世界，而致力于核子武器的创造。柯文从来不后悔自己当时的投入。这一辈子，我想过其他的可能性。但是道德上的忏悔？从来没有。如果没有核子武器，我们可能因为生化武器而更接近毁灭之路。如果一九四○年代的许多事情不曾发生，我怀疑过去五十年的历史是不是就会对人类比较好。他说，在那段日子里，研究核子武器几乎有其道德上的必要性。当然，在战时，柯文和他的科学家同僚一直拼命在与纳粹竞赛，当时纳粹仍然有全世界最出色的物理学家为他们效命，而且在炸弹设计方面遥遥领先美国（这个假设后来证实是错的）。我们知道如果失败，希特勒就会先制造出原子弹，那就会是世界末日。柯文说。
事实上，早在曼哈坦原子弹计画出现以前，柯文就已经卷入炸弹的研究。一九四一年秋天，他还是二十一岁的大一新生，在家乡麻省华塞斯特（Worcester）的理工学院主修化学时，他已经参与了普林斯顿大学的回旋加速器研究计画。普林斯顿的物理学家当时正在研究新发现的核子分裂过程，及它对一种叫铀二三五的同位素的影响。柯文原本打算顺便修一些研究所的课程，但是在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日，实验室突然改为一周工作七天，他的如意算盘也就无限期的顺延下去。
当时，美国的确非常担心德国人正在发展原子弹，而物理学家则是疯狂的想知道究竟有没有可能造出原子弹。我们的研究数据是决定究竟铀能不能连锁反应的关键。柯文说。结果，答案是肯定的。联邦政府突然发现他们迫切需要柯文先生的贡献。跨越化学及核子物理的特殊学术背景，使我变成原子弹研究计画中不可或缺的专家。
从一九四二年直到第二次大战结束，他都为芝加哥大学的冶金实验室（Metallurgy Lab）工作。那时，由义大利裔物理学家费米（Enrico Fermi, 1901︱1954，一九三八年诺贝尔物理奖得主）所领导的研究小组，正致力于建造第一座原子反应炉。柯文是研究小组中的年轻后辈，因此变得有点像打杂一样，从铸造铀金属、切削可控制原子炉反应速率的石墨块，到其他任何需要完成的事情，都可能落在他头上。但是，在一九四二年十二月费米的原子反应炉有重大突破之前，柯文发现在芝加哥的经验使他变成曼哈坦计画中的放射线元素化学性质专家。所以，研究小组的主管开始派他去橡树岭（Oak Ridge）等地，在仓促建成的核子工厂中，帮忙工程师精确计算他们生产出多少的鐪元素。当时我还是单身，所以他们派我到全国各地去。只要什么地方出现了瓶颈，我都可能被派去帮忙解决问题。柯文说。
核武竞赛爆发
确实，柯文是当时被特许可以游走于研究计画不同部分的少数人之一。为了保密，那时候，当局将研究计画严密区隔成不同的部分。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信任我，柯文笑着说：我喝的酒不比别人少。他仍然保留了那段时间的纪念品：一封由芝加哥大学人事室发给华塞斯特当地征兵处的信，说明柯文先生拥有对赢得战争有独特贡献的技能，已经由总统亲自批准延后服役，请不要再征召入伍。
战后，科学家对纳粹的竞赛转变为对俄国人的竞赛。这无疑是一段危险的时光。史达林占据东欧，柏林围墙升起，然后是韩战、冷战；冷战离热战似乎只有一线之隔。而苏联也正在发展他们的核子武力！要维持权力均衡，捍卫民主和自由，美国看来惟有继续改进自身的核子武器了。也就是这种急迫感使柯文在一九四九年七月回到罗沙拉摩斯，之前他花了三年时间，已在匹兹堡的卡内基理工学院（Carnegie Tech）拿到博士学位。
柯文还记得，在他抵达罗沙拉摩斯一、两个星期后，放射化学研究计画的主持人就来找他。闪烁其辞的问他，他的新实验室是不是完全没有受到辐射污染。柯文给了他肯定的答覆，于是，柯文和他的设备就立刻被征召进行一项紧急、而且是最高机密的分析工作。测量原子尘量的空气标本当晚就送到，他们不告诉他标本是在何处采集，但是他可以猜到是在靠近苏联边境某处采得的。当柯文和他的同事侦测到放射性微尘时，他们直言不讳，显然苏联试爆了一颗原子弹。
所以他们把我列入华盛顿的一个秘密小组的名单中，柯文说。这个小组代号为贝特小组（Bethe Panel），第一任召集人是康乃尔大学的物理学家贝特（Hans Bethe, 1906︱，一九六七年诺贝尔物理奖得主）。贝特小组由一群原子科学家组成，目的在追踪苏联核子武器的发展状况。柯文当时才三十岁。政府高层主管刚开始的时候认为，化学家测出的辐射性微尘不可能真的表示原子弹试爆，他们自认很清楚史达林还要好几年才能发展出原子弹，一定是苏联有个原子反应炉爆炸了。
但是，放射化学的好处就是，你可以丝毫不差的测量出来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柯文说。原子反应炉爆炸产生的放射性同位素的分布形态，与原子弹爆炸的放射性微尘分布有很大的不同。为了说服他们，我们费尽唇舌。但是最后，比较年长而睿智的政府官员不得不接受这个无法否认的证据，苏联的原子弹被称为乔︱一号（Joe︱1），乔是史达林的大名。核子武器竞赛就此展开。
把政治留给政客操心
所以柯文说：不！他不觉得要为研究核武而谢罪；但是，他对那些年发生的事情却有另一层更深的遗憾，他觉得科学界集体放弃了自己应尽的责任。
当然，他们并不是立即放弃了自己的责任，也没有完全放弃。一九四五年，一群参与曼哈坦计画的科学家曾经到处递送请愿书，力劝美国政府不要直接把原子弹投在日本，而改投在无人居住的岛上。但是后来，两枚原子弹依然投在日本广岛和长崎，战争也随之结束。许多曾经参与曼哈坦计画的科学家形成了不同的政治运动团体，极力游说政府尽一切可能对核子武器采取最严格的管制而且是民间的管制。探讨核能的政治及社会影响的原子科学家期刊（The Bulletin of Atomic Scientists）及柯文参加的原子科学家联盟（Federation of Atomic Scientists，现改称为Federation of American Scientists），都在此时创立。柯文说：参与曼哈坦计画的科学家在华盛顿说的话备受重视。四○年代原子弹爆炸后，物理学家被认为是奇迹的创造者。起草麦墨罕法案（McMahon Bill），并因此成立原子能委员会，把原子能置于民间的管制下，都和他们息息相关。
但是，所有这些努力并没有完全得到科学界应有的支持，柯文说。麦墨罕法案在一九四六年七月通过后，科学家的实践主义也随之云散风消。柯文说，或许这是不可避免的，科学文化和政治文化原本就不合。一般而言，秉持着科学家本色到华盛顿的人，离开时都直嚷着受不了。他们对政治完全陌生，他们之希望政府政策能以逻辑和科学真相为基础，可能只是一时的虚幻而已。
但是无论如何，科学家终究快乐的回到实验室，把战争留给将军，也把政治留给政客去操心。柯文说，当他们这么做的时候，同时也错失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机会来好好发挥影响力。
尽管柯文一直参与得比其他科学家多，他并没有为自己开脱罪名。例如，他在一九五四年当选为罗沙拉摩斯科学家协会的主席，他们在麦卡锡（McCarthy）喧闹得最厉害的时候，定期与原子能委员会主席史特劳斯（Lewis Strauss）见面。当时，威斯康辛州选出的参议员麦卡锡几乎让每个人相信，全美国都已被共产党徒所渗透。柯文和他的同事抗议当时因反共而起的政治迫害，他们要求更多的资讯自由，以及减少实验室的资讯管制；尽管最后徒然无功，他们也曾试图为前曼哈坦计画领导人欧本海默（Robert Oppenheimer）辩护，当时只不过因为欧本海默可能有些朋友曾经在三○年代参加过共党集会，就成为他的忠贞调查纪录上的严重污点。
研究更小、更轻的氢弹
同时，柯文仍继续待在贝特小组服务（贝特小组的工作持续了三十年），他开始了解华盛顿是个头脑简单得令人头痛的地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从战前的孤立主义中惊醒，清晰的意识到军事力量的重要性。学到这个教训后，许多政府官员似乎就把其他一切抛在脑后。他们的看法是你必须抓住要害。我当时觉得权力是个交响乐团，但是太多人却只会演奏低音大提琴。
事实上，柯文沮丧的觉得，俄国人比华盛顿当局更懂得权力错综复杂的和声。他们似乎很注意权力的知识面、感情面和意识形态层面。当时，我认为他们还非常注意权力的科学层面。他们把权力游戏当成一场大棋局，动作频仍；我们则把它当成只有单一层面的单纯游戏。即使是当时，柯文都怀疑这会不会是另一个科学家没有尽到责任的领域。我觉得科学家对战后世界的本质应该有一种更广泛的看法，虽然我当时没有像现在想得这么清楚。但是，当时已没有时间了！
在一九四九年八月苏联试爆乔︱一号之后，罗沙拉摩斯就全速发展更强力的热核武器氢弹。在第一枚氢弹于一九五二年秋天试爆后，实验室继续加足马力发展更小、更轻、更容易处理的氢弹。在韩战及美苏两大集团于欧洲持续对抗的时空背景下，大家强烈的觉得，核子武器将在权力拔河中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发展核武是极端重要的使命。
更重要的是，柯文在罗沙拉摩斯负担的管理责任愈来愈重，没有什么时间研究科学，只能在周末做做自己的实验。所以，我在科学上的表现不怎么出色。他略微伤感的说。但是他脑中一直萦绕着权力及责任的问题。一九八二年，当柯文不再主持罗沙拉摩斯研究中心，而且接受了白宫科学顾问委员会（White House Science Council）的职位后，这个念头又完全占据了他的脑海，他甚至开始看到了科学家发挥影响力的第二次契机。
专家的困境
白宫科学顾问委员会的会议正充分解释了，为什么一九四六年的那些想改革社会的科学家，会如此迫不及待的逃回自己的实验室。通常，柯文会和一群威严的科学家聚集在华盛顿新行政大楼的会议厅内，然后总统的科学顾问基渥斯（George Keyworth Ⅱ）发给大家一系列的议题，请大家发表意见。柯文必须承认，他不知道该发表什么意见。
爱滋病的问题当时还不严重，但是他们觉得可能会突然恶化，因此每次开会都讨论这个议题。说实话，我当时很困惑，不知道该如何反应。柯文说。这是个公共卫生的议题吗？道德议题吗？还是其他？当时答案还不明显。
另外一个议题是关于该进行有太空人还是无人的太空探险，据说国会绝不会投票赞成无人的太空探险计画，但是我不知道传闻是真是假，这更像个政治议题，而不是科学议题。
接着就是雷根总统的星战战略防御计画（Star Wars Strategic Defense Initiative），雷根希望以太空的防卫屏障来保护美国不受大量核子飞弹的攻击。这在技术上可行吗？建造的过程不会让美国破产吗？即使计画可行，这么做聪明吗？难道不会反而打破原本的权力均势，把世界又卷入另一场毁灭性的军备竞赛中？
还有核能发电的问题。拿原子炉熔化的风险、核子废弃物处理的困难，与由于燃烧矿物燃料而引发的温室效应作比较，你怎么样来权衡孰轻孰重呢？
诸如此类，柯文发现这段经验令人沮丧。这些问题在科学、公共政策、经济、环境、甚至道德和宗教的相关层面，提供了很多教训。但是他觉得无力提供相关的意见，科学顾问委员会其他领域的专家也好不到哪里去。他们怎么做得到呢？这些议题都需要广博的专业知识。但是这群人无论是身为科学家，或身负管理重任，一辈子都在努力成为狭窄领域专家，因为科学界的企业文化要求专业！
通向诺贝尔奖的皇家之路，通常都偏爱化约论者（reductionist）的角度，他说，也就是把世界尽可能分解成最小、最简单的片段。你钻研的问题是一些理想化、或多或少脱离了现实世界的问题，而且命题有充分的限制，以便你能找到解答。他说：因此，科学就愈来愈区分为片段，然而真实世界要求的是更全方位的关照（尽管我痛恨这个字眼）。每件事都影响其他的每一件事，你必须了解其中整体的关联脉络。
罹患视野狭窄症
更令人沮丧的是，他觉得年轻一代科学家情况更严重。从曾经来去罗沙拉摩斯的年轻人看来，他们都聪明绝顶、精力充沛，但是却受鼓励分化、片段化的科学文化所制约。大学保守得令人难以置信。年轻的博士不敢打破传统，他们必须花好几年的时间在一个系所中绝望的追求终身教授的职位，也就是说，他们做的研究最好是系上的教授资格审查委员会能接受的题目，否则，他们就会听到像乔，你在那边和生物学家一起工作得很努力，但是，我们从这里看不出你在物理学上也有领先的成就？年纪大一点的学者除了睡眠时间外，全副精神都投入在拼命争取研究补助上，换句话说，他们最好把研究计画剪裁得能够投拨款单位之所好，否则就会听到像：乔，这是个好点子，可惜不是我们这个部门补助的范围。之类的话。而且，每个人都必须想办法在权威的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而权威的学术期刊刊登的论文，又几乎只局限在已被认可的专业领域里。
柯文说，如此这般的过了几年之后，后天的视野狭窄症变成了本能，大家都不再在意这种情况。根据他在罗沙拉摩斯的经验，愈接近学术圈的研究人员，就愈难参与团队的工作。他叹口气：我已经和这种情况奋战了三十年。
但是，他愈想愈觉得严重的是这种区隔化的过程对科学整体的戕害。传统的学术训练把各学门彼此分隔孤立，几乎要扼杀学术的生命。环顾四周，到处都是科学研究的良机，但是许多科学家对这些机会似乎完全漠视。
如果他在罗沙拉摩斯的所见所闻有任何意义的话，那么大事正在酝酿发生。在过去十年，他愈来愈觉得传统的化约论看法已走到尽头，物理学界的核心分子有一部分已经开始对忽略现实世界复杂性的抽象方程式，感到不耐，他们似乎开始探索新的方式，而且在探索的过程中，他们已跨越了几百年来的传统学术界限。
生命是什么？
讽刺的是，激发他们灵感的其中一个来源是分子生物学。在大多数人的想像中，分子生物学不会是罗沙拉摩斯这类武器实验室感兴趣的事情。但是，事实上许多物理学家从一开始就参与了分子生物学的研究，许多分子生物学的先驱都是物理学家。激起这些人转行念头的是一本薄薄的小书：生命是什么？ （What Is Life?）这本书是在一九四四年，由量子力学发明人之一的奥地利物理学家薛丁格（Erwin Schrodinger, 1887︱1961，一九三三年诺贝尔物理奖得主）所写的，那是一本思考生命的物理及化学基础的文章结集。克里克就深受这本书影响，他在一九五三年与华森一起运用X光绕射技术所获得的数据，推演出DNA的分子结构。
事实上，克里克原本是位实验物理学家。而最早提倡宇宙起源于大霹雳的理论物理学家加莫夫（George Gamow, 1904︱1968），五○年代也开始对遗传密码产生浓厚的兴趣，他激励更多的物理学家踏入这个领域。柯文说：关于这个主题，我所听过的第一个有深度的演讲，就是由加莫夫所主讲。从此，他就对分子生物学着迷。尤其在一九七○年代初期，DNA重组技术发明后，生物学家已有能力分析并且操纵一个个分子的生命形态。所以，当柯文在一九七八年当上了研究中心主持人后，他很快就支持一项计画研究放射线对细胞的伤害。其实他真正的目的是要让罗沙拉摩斯研究中心，参与更广泛的分子生物学研究。
当时是个绝佳的时机，在前任研究中心主持人艾格纽（Harold Agnew）领导下，罗沙拉摩斯在七○年代规模几乎扩大两倍，而且还开放门户，参与了更多的非机密性基础及应用研究。柯文对分子生物学的强调恰逢其时，而且这个研究计画大大改变了学者对实验室的想法，尤其是柯文自己的想法。
先天上，物理科学的特性就在于观念的优雅及分析的简单，因此，你很容易以此为优点，而忽略了其他。事实上，物理学家对于像社会学或心理学之类软性科学的不屑，是出了名的；但是这些软性科学却也有着崇高的目标，它们都试图掌握真实世界的复杂面。然后，分子生物学出现了。分子生物学所解析的，是由深奥的法则所主宰的极端复杂的生命系统。一旦你和生物学交上朋友，你就放弃了优雅、放弃了单纯，你变得乱七八糟，但是由此跨入经济学和社会学的领域就容易多了。一旦你已经半身下水，你很可能就开始游泳了。
优游电脑世界
柯文说，但是在这同时，科学家所以对复杂系统思考得愈来愈多，只不过是因为他们有能力这么做。当你只能以纸笔解答方程式时，你最多能处理几个变数？三个？四个？但是，当电脑的功力愈来愈强时，你爱处理几个变数，就可以处理几个变数。
在一九八○年代早期，电脑已经随处可见。个人电脑方兴未艾，科学家忙着在桌上装设高效能的绘图工作站，大企业及国家实验室中的超级电脑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突然之间，包含了数不清变数的方程式看起来不再那么繁杂，大量涌出的数据资料也不再那么难以消化，一栏栏的数目字和几英里长的资料带都可以被转化成以颜色标示的农作物收成图，或是蕴藏石油的地层带。柯文轻描淡写的说：电脑是很好的簿记机。
但是，电脑的功能远胜于此。经过适当的程式设计，电脑可以变成另外一个完整而独立的世界，科学家可以优游其间，以各种方式探索科学，而对真实世界有更丰富的了解。
事实上，一九八○年代，电脑模拟（computer simulation）技术在科学研究上的威力，令许多人开始称之为科学的第三种形式，因为电脑模拟正介于实验与理论之间。例如，电脑模拟的暴风雨一方面好像理论，因为电脑中除了一长串描述阳光、风及水蒸气的方程式外，其他什么也没有；但是另一方面，电脑模拟也好像实验，因为这些复杂的方程式不可能以人工演算，所以当科学家注视着电脑萤光幕上的模拟暴风雨时，他们会看到方程式以他们从未料想到的方式展开，即使是很简单的方程式都可能导致令人震惊的结果。暴风雨的数学方程式事实上是描述一波波空气如何彼此挤压，一滴滴水汽如何凝结蒸发，以及其他诸如此类的小动作。完全没有像上升的气流和雨水一起冻结成冰雹或寒冷潮湿的下降气流从云层底部突然四散，降落地面这类清晰的文字描述。但是当电脑一小时接着一小时的整合所有方程式的计算时，透露出来的结果正是如此。
更重要的是，科学家因此可以利用电脑模拟进行他们在现实世界无法完成的实验：导致上升气流与下降气流的真正原因是什么？当气温和湿度改变时，气流会产生什么变化？哪些因素真正影响了暴风雨的变化，哪些因素则不然？影响每个暴风雨的因素都相同吗？
在一九八○年代以前，这种数据化的实验已经变得非常普遍。从新机型的飞行测试、流入黑洞的星际紊乱气流、到大霹雳后银河系的形成，物理学界已经广泛的接受了电脑模拟的观念。所以可以开始思考如何研究复杂系统了。柯文说。
整体会大于部分的总合
但是，复杂科学还有更深一层的魔力，一部分因为电脑模拟技术，一部分则因为新的数学领悟物理学家在八○年代初期开始了解到，许多混乱而复杂的系统都可以用有力的非线性动力学（nonlinear dynamics）来解析。在这个过程中，他们被迫面对一个令人惊惶失措的事实：整体真的会大于部分的总合。
对大多数人而言，这个道理显而易见。物理学家之所以惊惶失措，只不过因为他们已经和线性系统谈了三百年的恋爱，而在线性系统中，整体完全等于部分的总合。 （线性的意思是，如果你把方程式在方格纸上画出来，所展现的将会是一条直线。）平心而论，他们很有理由这么想。如果一个系统等于其各部分的总合，那么每个组成分子就能无视于周遭发生的事情而自由发展，因此相对而言，也比较容易以数学来分析。
除此之外，大自然确实泰半是如此运作着。声音就是线性系统！这是为什么双簧管和弦乐器合奏时，你可以同时辨认出两种乐器的声音。它们的声波交互混合，但是仍然维持了个别的音色。光也是线性系统！这是为什么在艳阳高照的日子里，你仍然可以看到人行道上的通行／禁止通行指示灯：从指示灯投射到你眼中的光线并不会被高空直射下来的太阳光击溃到地面上。不同种类的光线各自运动，与彼此擦身而过，恍若无物。有时候，甚至经济也是线性系统！因为小的经济体也是独立运作，例如，有个人在街角的杂货店买了份报纸，这对你去超级市场买牙膏的决定没有丝毫影响。
然而，大自然中也有极大部分是非线性的系统包括大部分最有趣的事物。我们的脑子就不是线性系统，尽管双簧管的乐音和弦乐的声音进入你耳中时各自分开，但是两种乐音合奏所引起的情感波动，可能远甚于其中任何一种乐器单独的乐音，这是为什么我们需要交响乐团。经济事实上也不是线性系统，数百万个人买进或卖出的决定可能彼此影响，加强了效果，而导致经济繁荣或萧条。而经济荣枯又会回过头来影响最初的购买决定。
确实，除了最简单的物理系统外，几乎世上每件事及每个人都卷入一张由诱因、限制及关系交织而成的非线性的大网中。一个地方产生微乎其微的变化，就会引起所有地方的震荡。正如艾略特（TS Eliot, 1888︱1965，一九四八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所说，我们不得不掀起宇宙波澜。整体几乎总是比部分的总合要多很多。而如果要以数学来表达这个特性，正是一个非线性方程式，画出来的图形则是曲线。
非线性科学的汪洋大海
众所周知，要以人工演算来解非线性方程式非常困难，这是科学家长久以来一直规避它的原因；但是，这也正是电脑能派上用场的地方。从五○及六○年代科学家开始玩电脑开始，他们就明白，电脑根本不在乎线性、非线性的问题，它只管努力解出答案。当科学家开始运用电脑的力量来解析愈来愈多的非线性方程式时，他们开始发现一些过去在线性系统中从未看到的神奇状况。
例如，通过狭窄沟渠的波浪和量子场论中某种微妙的动力有极深的关联性，它们都是一种叫孤立子（soliton）的能量脉冲的例证。木星的大红斑（Great Red Spot）可能是另外一种孤立子，它是个比地球还要大的旋转飓风，已经独立存在了至少四百年。
物理学家普里歌金所大力倡导的自我组织体系，也是由非线性动力所主宰。举个例子：慢火炖汤时，支配着汤分子自我组织滚动的动力，和其他的非线性形态（例如斑马的条纹和蝴蝶翅膀的斑点）非常类似。
但是，最令人震惊的是叫作混沌的非线性现象。在人类的日常活动中，甲地发生的小事件会对乙地产生巨大影响，并不足为奇。但是当物理学家开始重视非线性系统时，他们才明白非线性的原理是多么奥妙。例如，乍看之下，风和湿气流动的方程式非常简单，但是当科学家发现德州一只蝴蝶摆动翅膀，可能会改变一个星期后海地的暴风雨路线；或是蝴蝶的翅膀只要向左摆动一毫米，可能就会使飓风转向完全不同的方向问题就非常复杂了。
一个接着一个的例子都在传递相同的讯息：世上万物都息息相关。小骚动不会一直只是小骚动，在适当的条件下，小小的不确定会膨胀扩大，直到整个系统的未来都完全不可预测、或混沌一片。
科学家开始了解，只要有一点点的非线性因素，即使是最简单的系统都可能产生令人震惊的复杂行为模式。例如水龙头滴滴答答漏水，只要滴水的速度够慢，滴答声可能就会像节拍器打的拍子一样，规律得令人发狂。但是如果你置之不理，让水滴漏的频率增加，那么很快就会变成大滴与小滴交错滴落：滴︱答滴︱答。如果你继续置之不理，让水漏得更厉害，水滴就会从四滴一个序列，变成八、十六、以此类推下去。最后，水滴落的次序变得极其复杂，似乎是随机的滴落。这会儿，混沌又出现了。这种逐渐递增复杂度的相同形态，也会出现在果蝇繁殖数目的变化及水流的澎湃，或其他任何领域中。
难怪物理学家惊惶失措。他们当然知道在量子力学、黑洞等领域有些古怪的发现，但是自从牛顿以降，物理学家已经习于把周遭世界看成一个有条不紊、可以预测的世界，并遵循着已知的法则运作。如今却仿佛他们在过去三个世纪都生活在一个小小的孤岛上，对周遭发生的一切一无所知。一旦你脱离了线性近似法，你就航行在汪洋大海中。柯文说。
寻寻觅觅
结果，罗沙拉摩斯几乎正是非线性研究的理想环境。柯文说，不只因为当地的实验室从一九五○年代就长于高深的计算，而且研究人员从实验室创立之初就在探索非线性问题，如高能粒子物理、流体动力学、核聚变能研究、到热核冲击波等。在一九七○年代初期，科学家已发现，很多非线性问题骨子里并无二致，都有着相同的数学结构。所以，如果一起研究这些问题，将会省下很多工夫。结果，在罗沙拉摩斯理论小组的热心支持下，理论部门成立了一项非线性科学研究计画，后来还成为独立的非线性系统中心（Center for Nonlinear System）。
然而，尽管分子生物学、电脑模拟及非线性科学都如此引人入胜，柯文怀疑这只是个开始而已。他感觉到有一种潜在的统合性可贯穿其间，而以阐释这种统合性为旨的科学，终将涵盖物理、化学、生物学，以及资讯处理、经济学、政治学和其他人类事务的所有相关层面。在他脑中盘旋的概念近乎中古的学术思想，他认为如果真有这种统合性，我们将会对这个无论在生物、物理之间，或跨入历史、哲学的领域，其道均一以贯之的世界，多一层了解。曾经有一度，知识的织锦天衣无缝。柯文说，也许美景将会重现。
对柯文而言，这是难以置信的大好机会，为什么大学里的科学家看不见呢？就某种程度而言，那些人的研究散见各处，几无漏网之鱼，偏偏独缺他一直寻寻觅觅的宏观思维。因为，这种整合性的宏观思维超越了任何单一的学术领域。没错，大学里充斥着跨学门研究中心，但是就柯文所知，这些机构只不过是一群人偶尔共用一间办公室而已。教授和研究生仍然必须对自己的系所忠贞不贰，因为这些系所掌握了颁发学位、核定终身职及决定升迁的大权。柯文认为，如果没有人督促，这些大学至少三十年内都不会展开复杂科学的研究。
不幸的是，罗沙拉摩斯似乎也无意于此，这真是太糟了。一般说来，武器实验室要比大学更适合作这类跨学门的广泛研究，而这也是许多来访的学者大表赞叹的地方。这要回溯到实验室创办的历史，柯文说。曼哈坦计画因为一个特别的挑战制造原子弹而诞生，因此他们从各个不同的相关领域网罗人才，以科学家团队的力量来因应挑战。举世公认，这是支出色的队伍，包括了欧本海默、费米、波耳（Niels Bohr, 1885︱1962）、冯诺曼（John von Neumann, 1903︱1957）、贝特、费曼（Richard Feynman, 1918︱1988）、维格纳（Eugene Wigner, 1902︱）等当代大师与才俊，当时有位观察家称之为自古雅典以来最伟大的知识分子团队。但是，从此这就成为罗沙拉摩斯实验室对研究的看法，管理阶层最重要的工作就是要让适合的专家彼此讨论。我有时候觉得自己像个媒人。柯文说。
唯一的问题是，柯文伟大的科学综合体并不符合实验室的基本使命。的确，这和原子弹的发展风马牛不相及，而不合乎实验室基本使命的研究将得不到任何补助。因此，尽管实验室仍然可以像过去一样，东做一点混沌、西做一点复杂，但是绝不可能有太大的突破。
培育文艺复兴人
不，只有一个办法。柯文开始想像一个新的、独立的研究机构。理想上，这个机构应该兼取两者之长：一方面有大学的广博，另一方面有罗沙拉摩斯融合不同学术领域的能力。他知道这个机构应该和罗沙拉摩斯实验室分开，但是如果可能的话，最好就在附近，以便运用罗沙拉摩斯的人力资源和电脑设备。离罗沙拉摩斯只有三十五英里的圣塔菲是个蛮理想的地点。而最重要的是，无论研究院设在何处，都应该网罗到杰出的科学家（真正了解自己研究领域的人），而且提供他们比一般更宽广的空间。在这里，资深研究人员可以花时间探究一些还不十分成熟的想法，而不会为同僚所讥笑；在这里，年轻的科学家可以和世界级的大师携手合作。
简言之，这个地方应该培育战后罕见的科学人才类型，也就是二十一世纪的文艺复兴人。柯文说：他们尽管是科学出身，但是却有能力应付混乱、不优雅、科学通常不打理的现实世界。
他太天真了吗？当然！但是，柯文觉得如果他能诱导其他人看到这个科学挑战的远景，说不定行得通。他问自己：一九八○年代和九○年代才华洋溢的科学家，应该学哪一种科学？所以首先，谁可能有兴趣听他说明？还有，很重要的是，谁有办法促成这个想法实现？
有一天到华盛顿的时候，柯文先试着向白宫科学顾问基渥斯及科学顾问委员会委员、惠普公司创办人派格（David Packard）解释他的想法。令他诧异的是，他们竟然没有笑他，事实上，他们还鼓励他。于是，在一九八三年春天，柯文决定向每周午餐聚会的同伴罗沙拉摩斯的资深研究员，公开他的想法。
他们很喜欢这个主意！
罗沙拉摩斯的元老们
在局外人的眼中，很容易认为这些资深研究员不过是一群古怪老头儿，领着令人咋舌的高薪，过着半退休的安逸日子。这个集团包括数名罗沙拉摩斯的元老，他们就像柯文一样，对实验室劳苦功高，因此当局酬庸他们资深研究之职，从此不必再管一堆繁琐的行政事务或官僚作业。唯一的职责就是每周有一次午餐聚会，并且偶尔在一些政策性议题上，提供实验室主持人一些意见。
但是，事实上这群人还生龙活虎，他们是那种听到自己的新职位时，会说：谢谢老天爷，现在我终于可以完成一些真正的工作了的人。而且，因为许多人过去或多或少都曾经当过重要主管，因此不管现任的实验室主持人爱不爱听，他们可绝不吝于说出自己的看法。所以，当柯文说明他设立研究院的想法，希望得到一些建议或支持时，他收获丰硕。
教育改革家
例如，卡鲁塞斯（Pete Carruthers）立刻呼应柯文的说法：新科学正呼之欲出，但是大家视若无睹。在不修边幅、戏谑成性的外表下，其实卡鲁塞斯对复杂系统十分狂热，他称之为下一波科学的主要推动力。他不是无的放矢。一九七三年，在柯文所主持的猎才委员会推荐下，卡鲁塞斯从康乃尔大学被延揽到罗沙拉摩斯来主持理论研究部门。他甚至在理论研究的预算不断被削减的时候，仍然设法聘请了一百名新的研究人员，成立了六个研究小组。一九七四年，他坚持聘请几个狂放不羁的年轻人，研究当时还无人知晓的非线性动力学中的一个子题。他的副手西蒙斯（Mike Simmons）当时问道：我拿什么来付他们的薪水？卡鲁塞斯回答：想办法找到钱！也就在他这样胆大妄为的领导下，这个新领域蓬勃发展，罗沙拉摩斯也成为所谓混沌理论的研究重镇。所以，如果柯文倡导的新思维是奠基于此，他乐于助他一臂之力。
另一位资深研究员，天文物理学家柯杰特（Stirling Colgate），为了不同的理由支持柯文：我们需要尽一切努力，来组织及加强本州的智识能力。他说。尽管罗沙拉摩斯已尽量对外界开放，这个地方仍然是个高高在上、与世隔绝的科学梦土。在柯杰特担任新墨西哥采矿及技术研究院（New Mexico Institute of Mining and Technology）院长的十年间，他深深了解新墨西哥州的其他部分虽然景色宜人，却十分落后。从一九四○年代以来花在这个地方的数十亿联邦补助，对提升当地教育及工业水准不见成效。这里最好的大学也只不过水准平平，因此，当高科技创业家想脱离拥塞的加州，转移阵地的时候，他们通常直接越过新墨西哥州的里奥葛兰德河谷（Rio Grande Valley），往奥斯汀或东部去。
柯杰特最近和卡鲁塞斯一起致力于提升新墨西哥州的大学水准，结果他们很快就放弃，因为这个州实在太穷了。所以，柯文的研究院似乎是他们最后的一线希望。任何能够提升这里知识水准的事情，不但对我们个人有益、对实验室有利，同时也符合国家的整体利益。柯杰特说。
电脑先生
资深研究员梅卓波利斯（Nick Metropolis）则是因为柯文对电脑运算的强调，而喜欢这个主意。这也是其来有自。梅卓波利斯是罗沙拉摩斯的电脑先生，早在一九四○年，罗沙拉摩斯就在他的督导下，建造了实验室的第一座电脑。这座电脑是根据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匈牙利裔传奇数学家冯诺曼（参见天下文化公司出版的柏拉图的天空一书）的设计改良而成的，冯诺曼当时是罗沙拉摩斯的顾问，经常来访。罗沙拉摩斯的人称这个电脑为疯子（MANIAC）由数学分析器、计算机、积分仪和电脑（Mathematical Analyzer, Numerator, Integrator, And Computor）的第一个英文字母拼成。电脑模拟的艺术也是由梅卓波利斯和波兰数学家乌兰（Stanislas Ulam）首先开创。也要归功于梅卓波利斯，今天罗沙拉摩斯才有全世界最大、最快的超级电脑。
但是，梅卓波利斯仍然觉得实验室在电脑领域不够先进，他和访问学者麻省理工学院数学家罗他（Gian︱Carlo Rota）一起指出，电脑科学正经历和生物学及非线性科学同样的震荡，硬体设计起了革命性的转变，目前一次作一个动作的电脑已经到达速度的极限了，科学家开始研究新型电脑，能够同时作上百、上千，甚至百万计的计算步骤。这是件好事，因为任何人如果想认真研究柯文所谈到的复杂系统问题，可能都会需要像这样的超强机器。
当然，电脑科学可以做的事还不止于此。罗他特别认为电脑可以延伸至对心智的研究，他的理念是思考和资讯处理基本上是同样的事情。他所说的这门科学称为认知科学（cognitive science），现在愈来愈热门。这门科学能结合不同领域的才华，例如研究脑部细密神经网路的神经科学家、研究高层次思维及推理过程的认知心理学家、试图把思考过程以电脑模拟的人工智慧学者，甚至还有研究人类语言结构的语言学家和研究人类文化的人类学家。
罗他及梅卓波利斯告诉柯文，这是很适合作为研究院主题的跨学门研究。
另外一位访问学者是潘恩斯（David Pines），一九八三年仲夏，在梅卓波利斯的邀请下，他开始参与他们的讨论。潘恩斯是伊利诺大学的理论物理学家、现代物理评论（Reviews of Modem Physics）的编辑及罗沙拉摩斯理论物理部门的咨询委员会主席。他也强烈呼应柯文的科际大整合想法。从一九五○年发表博士论文开始，潘恩斯就一直专注于研究：如何以创新方式了解包含许多粒子的系统的集合行为，例如大量原子核的振动模式，或液态氦的量子流动等。而且潘恩斯也公开推测，类似的分析可能会帮助我们更进一步了解社会及组织中的人类群体行为。所以，我对这个想法有智识上的偏好。潘恩斯说。潘恩斯也同样热心支持柯文成立新研究院的想法，他自己在这方面经验丰富，他曾经创办伊利诺的高等研究中心及科罗拉多的亚斯本（Aspen）物理中心。他告诉柯文，尽管去做，他已经迫不及待想开始筹备这个研究院。我总觉得把一群非常杰出的科学家集合在一起讨论新发现，是非常有趣的事情，创办一个机构几乎和写一篇科学论文同样有趣。潘恩斯说。
两派意见僵持不下
于是，他们兴致勃勃的讨论创办研究院的各种想法，偶尔还会乐昏了头。例如，有一天，想到自己可能是在创办新雅典一个探寻知识的重镇，足可和过去孕育出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斯多德的城邦并驾齐驱大家都十分兴高彩烈。当然，他们也辩论许多更实际的问题：这个地方该有多大？应该招收多少学生，还是根本不收学生？和罗沙拉摩斯的关系应该有多密切？应该有固定的教职员吗？还是科学家轮流来访，然后就各自回他们的研究机构？逐渐的，在不知不觉间，这个假想的研究院在他们脑中变得愈来愈真实。
唯一的问题是，每个人脑中所刻划的图像都不一样。我们每个礼拜都回到原点，反覆又反覆的讨论。柯文说。
最严重的争论点也是最根本的问题：这个研究院应该研究什么？
一派是梅卓波利斯和罗他，他们觉得研究院应该完全专注在电脑科学上。他们辩称，科际大整合是很好，但是如果这群人中没有人能下清楚的定义，又怎么能寄望会找到人来，投下四亿美金呢？像纽约的洛克斐勒研究院的规模，你差不多就需要募到这么多钱。要筹这么多钱并不容易，但是，如果把重心放在研究资讯处理和认知科学上，至少已经涵盖了许多柯文所谈的新科学，而且还说不定能从最近崛起、靠电脑发迹的年轻富翁手中，募到一大笔捐款。
另一派则是卡鲁塞斯、潘恩斯和其他大多数人，他们觉得电脑是不错，梅卓波利斯和罗他的经济考虑也不无道理；但是，难道只是再办一个电脑研究中心吗？那能激发每个人的热情吗？研究院的使命应该远胜于此，尽管他们也还不确切的知道究竟该是什么。而这正是问题所在，正如资深研究员那戈尔（Darragh Nagle）指出的：我们并没有把替代方案说得很清楚。每个人都同意柯文的话，新科学正在酝酿中，但是他们也仅止于模模糊糊的谈论著新的思维方式，无法再向前跨出去。
柯文则一直保持低姿态。他很清楚自己的初衷是什么，他暗地希望这会是一个生存艺术的研究院，也就意味着研究的领域将海阔天空，无所限制。但是，他同时也相信，在研究院的方向上取得共识远比金钱或其他细节来得重要。如果这个研究院只是一个人在唱独脚戏，那么绝不会有什么发展。当了三十年行政主管后，他深信要实现像这样的梦想，唯一的办法就是先让参与者为之振奋。他说：你必须让那些非常杰出的人相信这件事很重要。我不是在谈民主，我指的是最顶尖的○．五％的那些人才、菁英分子。但是，一旦你说服了他们，钱尽管还是不容易筹，问题却小多了。
因为每个人同时都还全心投入各式各样的研究计画，因此这就像一场慢动作的辩论。 （柯文正参与一个探测太阳微中子的实验，太阳微中子是从太阳核心放射出的、几乎看不见的粒子。）但是，这样的状况维持不了太久。一九八三年八月十七日，柯文把所有的元老集合在行政大楼四楼的会议室中，告诉大家该认真一点了。他有些朋友正考虑捐一块五十英亩或一百英亩的地作为研究院的所在地，但是他们希望至少能晓得研究院的主旨是什么。
还是原地踏步。元老们依然和气但坚定的分裂成两大派系。那次会议没有任何进展，也恰好原本答应捐地的那对夫妇几个月后离婚了，因此撤销了捐地的计画。但是柯文不得不开始怀疑，这件事是不是真的会有结果。
你又说对了，葛尔曼先生
打破僵局的人是葛尔曼。加州理工学院的葛尔曼教授当时五十五岁，是粒子物理学界的老顽童。
葛尔曼在八月十七日的会议之前一个星期打电话给柯文，他说潘恩斯向他提起筹备研究院的主意，他觉得真是太棒了，他一辈子都想做一件像这样的事情。他想要研究像古文明的兴衰及现代西方文明的持续性之类跨越学门疆界的问题。曾经，他想在加州理工学院推动类似的研究，但都徒劳无功，因此，下次他到罗沙拉摩斯的时候，能不能参加讨论？ （葛尔曼从一九五○年代起，就是实验室的顾问，经常来访。）
柯文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运气。他说：请务必来参加！葛尔曼绝对是那千分之五的顶尖人才。葛尔曼生长于纽约市，黑边眼镜和斑白的平头，使他看起来好像个无邪的季辛吉（Henry Kissenger）。葛尔曼是个性急、杰出、迷人、能言善辩的人，更不要提他那近乎傲慢的自信了。事实上，不少人觉得他令人难以忍受。他从小到大都是班上最聪明的学生。已过世的狂放不羁的物理学家费曼，生前把自己畅销的回忆录取名为别闹了，费曼先生（Surely You're Joking, Mr Feynman!中文版已由天下文化公司出版）；加州理工学院的人说，葛尔曼得把他的回忆录取名为你又说对了，葛尔曼先生（Well, You're Right Again, Mr. Gell︱Mann）。当偶尔事情不顺他意时，他的反应极端孩子气，同事们会看到他的下唇突出往上翘，简直就是在撅嘴。
尽管如此，葛尔曼显然是二十世纪科学发展史的重要角色。当他在一九五○年代初期，以一个年轻物理博士的身分现身于科学舞台时，次原子的世界是由一个接一个随机以希腊字母命名的粒子（π粒子、Σ粒子等）组成的大杂烩，还是一片混乱。但在二十年后，主要归功于葛尔曼开创的新观念，物理学家已逐渐架构出粒子间各种作用力的大一统理论（Grand Unified Theories），而且满怀信心的把那一大堆粒子分门别类为夸克的各种组合。所谓夸克，是一种简单的次原子基本粒子，由葛尔曼根据乔哀思（James Joyce）的小说芬尼根的觉醒（Finnegans Wake）中一个杜撰的字而命名。葛尔曼决定了近三十年来粒子物理的研究重心，他的思考方向就是其他人应该思考的方向，他知道真理何在，而且他领导大家追求他所见到的真理。一位与葛尔曼相交二十年的物理学家说。
奇怪的角色？
表面看来，三十年来都浸淫于中子和质子内部研究的葛尔曼，在柯文科际大整合的远景中，是个奇怪的角色；因为葛尔曼的理论正是不折不扣的化约论。但是事实上，葛尔曼兴趣广泛，对任何事物都有强烈的好奇心。他曾经在飞机上，苦苦追问邻座陌生人的生平事迹，长达数小时。在他五岁时，他的哥哥带他去曼哈坦公园散步，引燃他对大自然的热爱，从而学习科学。我们把纽约市看成是个被过度砍伐的铁杉丛林，他说。从此，他一直是个热心的鸟类观察家和生态保育者。他是麦克阿瑟基金会属下的世界环境及资源委员会的主席，他也参与创办了华盛顿的环境保护智库世界资源研究院（World Resource Institute），同时，他还致力于挽救热带雨林。
除此之外，葛尔曼一生都沉迷于心理学、人类学及语言学的世界。 （当初他在耶鲁大学主修物理只是为了安抚父亲，他的父亲深怕他如果主修人类学，以后会挨饿。）每当他提到外国科学家的名字时，无论用的是哪一国语言，他都能字正腔圆的念出来。他的同事还记得有一次提到可能会去拜访远在爱尔兰的姐姐。
她叫什么名字？葛尔曼问。
吉尔思比（Gillespie）。
那是什么意思？葛尔曼问。
哦，在盖尔文（Gaelic）中大概是主教的仆人的意思。
葛尔曼沉吟片刻。不对，在中古的苏格兰盖尔文中，意思应该更接近主教的宗教追随者。
葛尔曼辩才无碍，有惊人的说服力。他可以当场发表鼓舞人心的即席演讲，虽然可能还不及邱吉尔，但是他思路的清晰与内容的精采，已经是势不可当。卡鲁塞斯说。他一加入筹备研究院的讨论，就力主建立一个广博的研究院，使大多数原本赞成这个想法的人有了凝聚点，而梅卓波利斯与罗他的电脑中心构想，也就立刻黯然失色。
大显身手的机会来临
一九八三年圣诞节过后不久，葛尔曼真正有了大颢身手的机会。由于葛尔曼、罗他和潘恩斯都喜欢在新墨西哥州过圣诞，（事实上，葛尔曼在圣塔菲的房子刚盖好，）柯文又召集了一次讨论会，希望能让研究院的筹备动起来。
葛尔曼去除了所有的阻碍。他告诉这群元老科学家，这些狭隘的观念不够伟大，我们必须为自己开创一个真正伟大的任务，也就是研究即将出现的科际大整合！他说，达尔文的生物演化论在十九世纪正是这样一个伟大的科际大整合。演化论结合了生物学的证据（显示动物及植物的不同物种其实互有关联）、新兴的地质学的证据（显示地球非常古老，有悠久的历史可追溯），还有古生物学的证据（证明远古时代的动植物和今天的物种有很大的差异）。近代的科际大整合则是大霹雳理论，详细描述一百五十亿年前，在一次难以想像的宇宙大爆炸中，所有的星球和银河系上的一切物质因此而开始存在。
我觉得我们应该探寻的是今天正在出现，跨越许多不同领域的科际大整合。葛尔曼说。有些已经发展成熟，例如分子生物学、非线性科学、认知科学。但是，一定还有其他整合性的科学即将出现，而这个新的研究院应该把它们一一找出来。
他补充，要尽量选择能利用超级电脑来运算的主题，不只是因为电脑能用来模拟，而且是因为电脑本身就是个复杂系统。梅卓波利斯和罗他完全正确，电脑很可能变成科际大整合的一部分，但是不要还没开始，就先遮住自己的眼睛；如果你真想要做这件事，就要在一开始就做对！这是他的结论。
他的话深深打动了他的听众。葛尔曼说：我以前也说过这样的话，但是没有这次那么有说服力。
葛尔曼的精采演说是这一天的主秀。他以动人的辞藻，点出了柯文和其他大多数人费了一年时间想清楚表达的观念。从此，大家不再有任何异议，这群科学家将致力于建立一所怀有广泛宗旨的研究院。如果葛尔曼愿意走出去紧叩捐款人的大门，也许现在正是行动的时候。但是，这个问题尘埃落定了以后，他们还要面对另外一个层次较低的问题：究竟谁来负责筹备的上作？
每个人都理所当然的注视着同一个方向。
非你莫属，柯文
事实上，这是柯文最不想担任的职位。没错，这个研究院是他的主意，他觉得应该完成这件工作。但是，该死！他已经把成年以后的时间几乎都花在行政工作上，已觉得很厌倦：他厌倦要不断的争取经费，厌倦要告诉朋友，他必须削减他们的预算；也厌倦要利用周末，悄悄完成自己的科学研究。他已经六十三岁了，他有一本笔记本，上面填满了自己从来没有时间研究的构想，包括探测太阳微中子，研究一种叫双贝他衰变的极罕见放射性现象，这些都是他过去一直想研究的题目，也是今后最想做的事。
但是，当然，当潘恩斯提名他来做先头部队时，他点了头。因为潘恩斯之前就和他谈过提名的事情，所以柯文已经考量过整个情况，最后说服他的理由和过去诱惑他在罗沙拉摩斯当主管的理由完全相同：其他人也可以做管理工作，但是我总觉得也许他们做得不对。此外，也没有其他人表示要挺身而出。
好吧，他告诉这群科学家，至少在找到别人接手以前，他愿意扮演小母鸡，把事情做好。但是，只有一个条件：他希望葛尔曼能站到幕前，发表谈话。
当你募款的时候，人们希望听到你如何解决明天的能源危机之类的话。但是，我们开头的野心不大，只是一种看世界的新方式，要真正产出一些很有用的结果，恐怕还要经过很多年。所以你能说的只是，这位是某某教授，他为了想从事一些和你日常关心的事情更息息相关的研究，放弃了在夸克的研究。尽管他们不太确定你到底在说什么，但是他们会注意听。
大家都同意他的说法。于是，柯文将担任研究院院长及实际负责人，而葛尔曼将担任董事会主席。
人脉广布
撇开他的沉默不谈，柯文事实上很适合出掌研究院。他的人脉遍布各地，当然，这几乎是不可避免的，新墨西哥州人口稀少，任何一个罗沙拉摩斯的行政主管很快就能认识各方有力人士。而且，如果罗沙拉摩斯的主持人自己就是个百万富翁，自然会有些帮助。
柯文通常不主动提起这个话题，而且被问到这件事时，似乎有点尴尬。他解释，当时是一九六○年代初期，罗沙拉摩斯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典型范例，没有私人产业，当局根据每个人的阶级和重要性分配宿舍，资浅的人分配到的基本上只是简陋的小木屋，简直好像军营一样。当时，我正在延揽人才（在那个年代，通常是男性），但是并不容易网罗到好的人才，因为一听到要住木屋，就会引起人家夫妻反目。所以，我们说服政府让大家拥有房地产，但是银行不肯贷款给政府设施，所以我们对自己说，我们何不就开办自己的储贷银行？我还记得告诉内人，我们可能会血本无归，她说：没关系。但是，我们没有赔钱！结果储贷银行很赚钱，所以我们决定办一家正式的银行罗沙拉摩斯国家银行，一开张就生意兴隆。
你只需要一位好律师和几位友好的议员。他说。
柯文在一九八三年夏天就已预见研究院需要种子基金，因此他向老朋友史拜葛（Arthur Spiegel）求助。他和史拜葛曾经共同参与圣塔菲歌剧院的筹备，他知道史拜葛夫妇同时还是新墨西哥州交响乐团的主要募款人。至于史拜葛，他完全不清楚柯文所说的研究院是怎么回事，但这似乎是个伟大的想法，美国迫切需要回应日本在高科技领域日益高涨的领导地位。所以他开始帮柯文向圣塔菲的各色有钱人兜售这个想法，而圣塔菲的有钱人还真不少。
到了一九八四年春天，史拜葛已经从企业界募到了一些现款，钱并不多，不过当时柯文还不觉得募款是他最重要的工作，他觉得先作一些基础工作更重要。例如，在一九八四年复活节，柯文自掏腰包，花了三百美元请圣塔菲的地方仕绅吃饭。我们觉得应该让他们知道我们的想法，吸引他们的兴趣及支持。我们并没有大力游说，只是不想他们看到报上的报导后才知道，有一群罗沙拉摩斯的书呆子突然在圣塔菲出现，忙些圣塔菲人不清楚的事情。
这次午餐会并没有募到太多钱，不过是很好的练习。葛尔曼作了一场演讲，听众大为欣赏：天哪，诺贝尔奖得主吔！
研究院开张了
同时，还有成立法定组织的问题要解决。一旦开始募款，你不能单靠私人帐户，必须有其他户头让捐款可以入帐。柯文和梅卓波利斯一起去找老朋友坎贝尔（Jack Campbell），坎贝尔过去是新墨西哥州州长，目前在圣塔菲主持一家成功的法律事务所。坎贝尔十分热心，他说这是他当州长时，一直想做的事情，新墨西哥州的大学实在太脱离现实世界了。坎贝尔同意由他的公司帮忙起草组织章程及种种文件，他也指点柯文如何向美国国税局（lR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