类似的问题令亚瑟十分迷惑。他们怎么可能看不到呢？重点应该在于你必须去看这个世界的真实面，而不是以优雅的理论来说明世界应该是这个样子呀！
亚瑟（Brian Arthur）独自坐在吧台边的桌子旁，凝视着窗外，尽量不去理会陆续来到酒馆提前欢度快乐时光的上班族。窗外，金融街的水泥峡谷中，典型的旧金山浓雾正转为蒙蒙细雨。他觉得无所谓。在一九八七年三月十七日的这天傍晚，他既没有心情欣赏那些铜制家具、羊齿植物及彩色玻璃，也没有心情庆祝圣派特里克节（Saint Patrick's Day，源自爱尔兰的一个节日），更没有心情和一群别着绿色装饰的假爱尔兰人一起狂欢。郁怒中，他只想静静的自己喝啤酒。亚瑟，这位在北爱尔兰贝尔发斯特（Belfast）土生土长的史丹福大学教授，心情简直跌到了谷底。
那天开头的时候，一切都很美好。
这是最讽刺的地方。那天早上，当他出发去柏克莱的时候，本来是抱着期待的心情，把这次旅程看作胜利的团聚：校友衣锦荣归了。他真的很怀念一九七○年代初期在柏克莱的那段日子。柏克莱位于奥克兰北边的山坡上，正对着旧金山湾，是个充满活力的地方，街上充斥着各色种族的人潮和疯狂的点子。在柏克莱，他拿到了加州大学的博士学位，还娶了个念统计学的博士，名叫苏珊（Susan Peterson）的金发女孩；他也是在柏克莱加大的经济系作他的第一年博士后研究。从此，无论住在哪里，或在什么地方工作，亚瑟最想回去的地方仍是柏克莱。
好了，现在他算是返乡了。本来那也没有什么大不了，只不过是和柏克莱经济系主任，以及一位他以前的教授，一起吃顿中饭。但是，这是他多年来第一次回到系上，也是第一次觉得自己在学术地位上和他们平起平坐。他已经在全球各地累积了十二年的工作经验，主要以研究第三世界的生育率而享有盛名。他现在是以史丹福大学经济学荣誉教授的身分回柏克莱，这种荣誉职很少颁给不到五十岁的学者；才四十一岁的亚瑟，却已经以这等学界名流的身分重返母校了！而且谁知道呢？柏克莱的这些人甚至可能开始讨论请他回来工作。
无所不在的新思潮
没错，那天早上，他真是扬扬自得。那么，他何不就固守主流经济学，而不要妄想开创全新的经济观？他何不只打有把握的牌，而不要参与这场模糊、半想像的科学革命呢？
原因是，他没有办法把这些想法抛诸脑后，因为它们几乎无所不在。科学家自己几乎都还不清楚怎么回事，但是花了三百年的时间把万物解析成分子、原子、核子和夸克后，他们似乎终于把这样的过程反覆翻遍了。于是，他们不再寻找地球上可能存在的最简单的成分，而开始看看这些部分如何组成复杂的整体。
他可以看到生物学界正朝着这个方向发展
学者费了二十年的时间，揭开去氧核糖核酸（DNA, deoxyribonucleic acid）、蛋白质及细胞所有组成元素的分子结构，现在他们也要开始掌握这个根本的奥秘：几千万亿像这样的分子，如何自行组合成可以移动、反应、复制，而且有生命的物体？
他可以看到脑部科学正朝着这个方向发展
神经学家、心理学家、电脑科学家及人工智慧研究人员正努力了解心智的本质：我们头盖骨里几十亿紧密相连的神经细胞，如何产生感觉、思想、意向和意识？
他甚至可以看到物理学界正朝着这个方向发展
物理学家仍然在努力探究混沌的数学理论、碎形的复杂难解之美，以及固体和液体奇怪的内部活动。这其中蕴含了奥妙的玄机：遵循简单定律的简单粒子，有时却会出现最令人震惊、无法预测的行为！为什么简单的粒子会自行组织成像星星、银河、雪花和飓风这样的复杂结构？好像它们对组织和秩序自有一种隐藏的热望？
变动、意外与复杂
迹象随处可见，亚瑟没办法以言语来形容。到目前为止，可以说也没有人有办法说清楚。但是，他可以感觉到这些问题都是同样的问题。
有一门崭新、整合的科学即将诞生。
亚瑟相信，这将会是一门严谨的科学，就像物理学一样艰难，也像物理学一样奠基于自然法则。但是，这门科学不是在探索基本粒子，而在探究不断的变迁以及形态的组成和解体；这门科学不会忽略所有不相同或不可预测的事物，个别性及历史上的意外都将占有一席之地。这门科学要谈的，不是关于单一的事物（像粒子），而是关于复杂。
亚瑟的新经济观正与此相关。亚瑟在学校所学的传统经济学和复杂科学的观念，有天渊之别。传统的理论经济学家，似乎无止境的讨论市场稳定性及供需均衡，然后把这些观念改写成数学方程式，并证明其定理。他们信奉亚当史密斯（Adam Smith, 1723︱1790）的教条有如国教的福音。
但是当谈到经济的不稳定性及变迁的时候，他们就深受其扰，有时避而不谈。但是亚瑟早就接受了经济的不稳定性。他曾经告诉同事，看看窗外吧，不管你喜不喜欢，市场并不稳定，世界并不稳定，而是充满了演化、动乱与意外，经济学必须把变动考虑在内。现在，利用所谓的报酬递增（increasing returns）法则，他相信自己已经找到了分析的方法。
为什么高科技公司竞相设在史丹福附近的矽谷，而不设在安娜堡（Ann Arbor）或柏克莱？因为矽谷过去已经有很多科技公司了，所以推论起来，结果当然如此。又例如，为什么尽管Beta录影系统在技术上要比VHS系统好一点，但VHS的市场销售成绩却更胜一筹？因为原本买VHS录影机的人比较多，因此录影带店里以VHS系统录制的电影也比较多，以致更多人购买VHS录影机。以此类推，结果就是如此。
诸如此类的例子不胜枚举。亚瑟相信，报酬递增法则指出了经济学的未来发展方向，他及他的同事将和物理学家、生物学家并肩努力，设法了解世界的混乱、骚动以及自我组织的奥秘。他相信，报酬递增法则可能会成为一门崭新、截然不同的经济学的基础。
孤军奋战
但不幸的是，他在说服别人时，运气不佳。在史丹福的圈子之外的经济学家，大多觉得他的想法很奇怪。学术期刊的编辑告诉他，这个报酬递增的玩意儿不是经济学。在学术研讨会中，他更触怒了许多听众：这家伙居然胆敢说经济并不是处于均衡状态！这些激烈的反应令亚瑟非常困惑，但是很显然，他需要盟友，需要有人打开心胸，听他解释。而这也是他回柏克莱的原因之一。
所以，那天他们一起坐在柏克莱的教职员餐厅吃三明治。他的老师罗森柏格（Tom Rothenberg）免不了问他这个问题：那么，亚瑟，你这一阵子都在作什么研究？亚瑟给了他四个字的答案：报酬递增。希望就此打开话题。然而，柏克莱经济系主任费西罗（Al Fishlow）面无表情的瞪着他：
但是，我们都知道报酬递增根本就不存在。
而且，即使它真的存在，我们也不承认。他咧着嘴说。
然后，他们一起大笑，没什么恶意，只是自家人开开玩笑。亚瑟知道这只是个玩笑，没什么大不了，但是那笑声不知怎的粉碎了他原先虚幻的期望。他呆坐在那里，说不出话来。这里坐的是两位他最尊敬的经济学家，然而他们就是没办法听他讲。突然间，亚瑟觉得自己很天真、很愚蠢，好像自己懂的不够多，所以才不晓得根本不该相信报酬递增法则。他再也受不了了。
接下来，他几乎没有注意到其他人都说了些什么。午餐结束，大家互道再见后，亚瑟爬进他的旧车子，驶过旧金山大桥，进入旧金山。他在第一个出口下交流道，把车子停在看到的第一家酒馆旁。然后走进这里，坐在一堆羊齿植物中间，认真的思考是不是要彻底放弃经济学。
差不多就在他喝光了第二杯啤酒时，亚瑟发现这家酒馆开始变得很吵，上班族成群的涌进来庆祝爱尔兰保护神的诞辰。好吧，也差不多是该回家的时候了，在这里也做不了什么事。他起身出去开车，旧金山依然下着蒙蒙细雨。
亚瑟的家在帕洛阿托（Palo Alto），那是旧金山南边三十五英里的地方，靠近史丹福的市郊。当他驶进家门时，已经夕阳西下。他一定弄出了一些声响，太太苏珊打开了前门，注视着他穿过草坪：他的身影瘦削，华发早生，邋遢和厌烦的样子正是他目前心情的写照。
苏珊站在门口，问道：在柏克莱情形如何？他们喜欢你的想法吗？
他回答：糟透了，没有人相信报酬递增。
苏珊以前不是没看过亚瑟打完学术论战回家的样子，她试着找些话来安慰他：我猜如果每个人都打从一开始就相信你的话，那就不能称之为革命了，是不是？
亚瑟看着她，第二度呆若木鸡。然后，忍不住笑了起来。
一个科学家的养成
如果你是在贝尔发斯特的天主教家庭中长大，那么自然会有点反叛。亚瑟带着柔和而高昂的贝尔发斯特腔说。并不是说他曾经觉得受压抑；他的父亲是个银行经理，他们家是不折不扣的中产阶级。唯一发生在他身上的教会门户之争是，有一天下午他穿着教会学校的制服回家的时候，一群信基督教的男孩拿石头和砖块丢他，有一块砖刚好打到他的额头。额头流出的血渗入眼睛，让他几乎看不见，但是他还是把那块砖头丢了回去。他倒不觉得基督徒是魔鬼，他母亲原本是基督徒，嫁给他父亲后，才改信天主教。他甚至对政治没有什么特别的兴趣，他对思想和哲学兴趣更浓。
不，这种反叛性格是你在空气中感染到的。爱尔兰文化不教你领导，而教你暗中破坏。爱尔兰的英雄全都是革命分子。英雄主义的极致就是领导一场毫无希望的革命，然后在被吊死前，在法庭的被告席上发表你一生中最伟大的演讲。亚瑟说：在爱尔兰，诉诸权威从来都没什么用。
他补充，爱尔兰式的反叛天性以一种奇特的方式，促使他开展学术生涯。贝尔发斯特的天主教社会瞧不起知识分子，因此，他自然就变成知识分子。事实上，他记得当他才四岁、根本还不晓得科学家是什么的时候，就想当科学家了。这个想法似乎有一种奇特而神秘的魔力。但是，尽管脑中有这个想法，如果不是有决心，年轻的亚瑟仍会没没无闻。
很快的，他在学校就开始钻研工程、物理，并苦读数学。一九六六年，他在贝尔发斯特的皇后学院（Queen's College）得到了电机工程的学士学位。我猜，你将来就是当教授了，他母亲说。事实上，她觉得非常骄傲，在她那一代，家族里从来没有人上过大学。
一九六六年，同样的决心促使他越过爱尔兰海，远赴英国的兰开斯特大学（University of Lancaster）念研究所，主修运筹学（operation research），这是一种运用大量数学的工程学。基本上，这是一套技术，能计算在工厂里如何以最少的资源获得最大产出，或是如何在战斗机遭受意外攻击时，仍能有效控制。当时，英国工业情况很糟，我想也许借着科学，我们可以找到问题，振衰起蔽。他说。
不过在一九六七年，由于实在难以忍受兰开斯特大学教授自命不凡的态度，（亚瑟维妙维肖的学着英国人势利的样子：嗯！有个爱尔兰人在系上也不错，可以增加一点特色。）他离开英国，到美国密西根州立大学安娜堡校区求学。我一踏上这里的土地，立刻觉得好像回到家一样，他说。这是六○年代，这里的人都很开放，文化也很开放，科学教育首屈一指。在美国，好像什么事都有可能。
麦肯锡经验的刺激
不幸的是，在安娜堡不可能做到的事情之一，就是亲近亚瑟所深深喜好的大海和高山。因此，从一九六九年秋天开始，他转到柏克莱攻读博士学位。之前的夏天，为了赚取学费，他申请到全球顶尖的麦肯锡企管顧问公司工作。
他的运气出奇的好。后来亚瑟才知道自己有多幸运！很多人都在争取为麦肯锡工作的机会，结果麦肯锡看上他独具运筹学的背景，而且又懂德文。他们需要有人到杜塞道夫工作，问他有没有兴趣。
这是亚瑟一生中的黄金时代。上次他到德国，是为了打暑期工，工资每小时七毛五美金。现在瞧瞧他，才二十三岁，就在指点像巴斯夫（BASF）这种大公司的董事会要怎么解决石油及瓦斯部门的困境，或是价值上亿的肥料部门的问题。我学到的是，高层的工作和基层工作一样容易。他笑着说。
但是，这次经验并不是只满足了他的自大心理。基本上，麦肯锡卖的是美国的管理技巧。当时典型的欧洲公司都有上百家分支，他们甚至连自己到底拥有哪些分公司都不清楚。亚瑟发现自己很善于深入这类乱七八糟的问题，然后直接掌握问题核心。他说：麦肯锡绝对是第一流的，他们不推销理论或流行的管理技巧。他们的方式是完全浸淫于复杂中，简直就让复杂融合于生活之中。麦肯锡的团队会和一家公司一起工作五或六个月，甚至更久，以深入研究整个复杂的状况，直到某种模式开始浮现。我们都坐在桌子边，然后有人会说：问题会发生一定是因为另外一个人就会说：那么那一定是因为如此如此。然后我们会走出去检验刚刚的发现。又或许该公司当地的主管会说：你差不多说对了，但是你忘了这点，还有这点。于是，我们花几个月的时间厘清状况，再厘清状况，直到所有的问题都解决，而且答案不证自明。
亚瑟没多久就了解。当面临真实世界的复杂状况时，他在学校钻研多年的优雅方程式和花俏的数学，只不过是工具而已，而且功效有限。最重要的是得有洞察力能掌握关联性的能力。讽刺的是，他正是因此而进入经济学的领域。他对当时的情况记忆犹新，那是在他即将出发去柏克莱念书之前，有一天晚上，他和美国上司陶其（George Taucher）驾车穿过德国的工业心脏地带鲁尔山谷。一路驶来，陶其开始谈论他们经过的每家公司的历史谁曾经拥有那家公司一百年，以及这整个地方逐渐发展演进的历程。对亚瑟而言，这是上天的启示。我突然明白，这是经济学。如果他想要了解这个使他心醉神迷的混乱世界，如果他想要真正改变人们的生活，那么，他必须学经济。
把经济学变物理了？
于是，经过一夏的知识盛宴，亚瑟出发到柏克莱。在对经济学完全一无所知的情况下，亚瑟宣布：他要修经济学！
事实上，他并不打算这么晚才改行修其他学门。他在密西根已经完成了运筹学博士学位大部分的必修课程，剩下的工作只是完成博士论文也就是每一位博士候选人都必须完成的大型原创性研究，以展现他在这个领域已经学有专精。但是，现在他的时间可够充裕了，加州大学坚持他必须在柏克莱再多晃三年，以符合修博士学位必需的年限要求，因此，亚瑟可以尽量利用多余的时间，来选修所有他想修的经济学课程。
但是在为麦肯锡工作过之后，我对这里非常失望。这和鲁尔工业区令我着迷的历史剧，简直没得比。他说。在柏克莱的课堂上，经济学似乎只不过是纯数学的分支。被称为新古典学派的基本经济学理论，把整个世界丰富的复杂性简化成可以写在几页纸上的抽象原理，整本教科书全都是方程式，经济学界的青年才俊似乎把自己的生涯都投注于证明一个又一个的定理了，而不管这些定理和现实世界有没有任何关联。亚瑟说：他们对数学重视到这个程度，令我很惊讶。对我这个学应用数学的人来说，定理是在叙述不变的数学真理，而不是去过度包装一些原本无足轻重的观察结果。
他不得不认为这些理论都太过简化了。他并不是反对数学的精确性；他喜爱数学，在花了那么多年研读电机工程及运筹学后，他的数学基础已比其他一起修经济学的同学更扎实得多。真正困扰他的是，这一切都不可思议的脱离现实。这些玩数学的经济学家成功的把他们的学问变成好像物理一样，在理论中不沾染任何人类的脆弱与情感。他们的理论把人类描写成某种基本粒子：经济人是个神仙般人物，永远会有完美的推论，永远在追求可以预知的自我利益。就好像物理学家可以预测粒子将如何对不同的力量产生反应，经济学家也可以预测经济人在任何经济状况下的反应：他（或它）将会把经济效益发挥到极致。
同理，在新古典学派经济学家眼中的社会，经济永远呈现完美的均衡，供给永远正好等于需求，股市永远在狂飙和崩盘间震荡，没有一家企业能大到独占整个市场。而完全自由的市场散发的魔力，也使每件事的结果都符合最大的利益。这种看法令亚瑟想起十八世纪欧洲的启蒙运动，当时的哲学家把宇宙看成一种巨大的时钟机械，遵循牛顿爵士的定律非常规律的运作着。唯一不同的是，经济学家似乎把人类社会看成是上过油、运转良好的机器，由亚当史密斯看不见的手所管理。
学术新贵当道
亚瑟就是不吃这套。没错，自由市场是很好，亚当史密斯也是个绝顶聪明的人。平心而论，新古典学派理论家把他们的基本架构又大大的引申发挥，涵盖的范围包括像未来的不确定性，或是世代间产权移转等问题。他们的理论也能适用于其他经济学家所能想到的每一项事务，举凡租税、独占、国际贸易、就业、金融、到货币政策，无所不包。但是，这都无法动摇亚瑟的根本假设：新古典经济理论仍然无法形容亚瑟在鲁尔工业区所见到的，或是每天在柏克莱街上所看到的人类世界中的混乱和非理性。
亚瑟并没有完全三缄其口。我想我很明显的表露出对定理的不耐烦，而且要求学真正的经济学，把好几位教授给惹火了。他说。他也知道自己不是唯一有这种想法的人，无论开任何经济会议，他都可以在走廊上听到类似的抱怨声。
但是新古典经济理论也有令亚瑟惊叹其美妙的地方。就知识的旷世杰作而言，新古典理论的地位足以和牛顿或爱因斯坦的物理学相提并论。深爱数学的他不得不对新古典理论的严谨和精确大为叹服，而且，他也可以了解为什么上一代的经济学家趋之若鹜，因为他听过经济学刚发展成熟时的一些恐怖故事。
一九三○年代，英国经济学家凯因斯（John Maynard Keynes, 1883︱1946）就说过，你可以把五个经济学家放在同一个房间中，而得到六种不同的意见。从各种不同的报导看来，他这样说算是很客气。一九三○及四○年代的经济学家长于洞察经济现象，却通常逻辑较差，即使不是如此，他们对同一问题常得出不同的结论，大家常常以未明白陈述的不同假设为基础，彼此争辩。因此，在关于政府政策的不同学派或经济循环的多种理论间，都会爆发学术论战。
一九四○和五○年代的新一代经济学家精于数学理论，是当时学术界的激进分子。这一群急性子的新贵下决心要铲除歧见，把经济学变成像物理一样严谨而精确的科学。而他们也几乎做到了，这群年轻的激进分子包括史丹福的艾罗、麻省理工学院的萨孟逊（Paul Samuelson，一九五○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柏克莱的戴布诺（Gerard Debreu。一九八三年诺贝尔奖得主）、罗彻斯特大学的库普曼斯（Tjalling Koopmans。一九七五年诺贝尔奖得主）和麦肯基（Lionel McKenzie），他们也实至名归的成为经济学界的大师，新的当权派。
除此之外，如果你要学经济（而亚瑟还是决心要学经济），还有什么其他理论可用呢？马克斯主义？这里是柏克莱，马克斯主义当然有他的信徒，但是亚瑟绝对不是其中之一，因为到目前为止，他还是认为这套阶级斗争阶级论很可笑。没办法，就像赌徒说的，这场赌局也许有假，却是城里唯一的赌局。所以，他继续上经济学的课，决定要在这门他不怎么相信的学问里，专精它的理论工具。
不要为数学而数学
当然，在这段期间，亚瑟还是在写他的运筹学博士论文。他的指导教授是数学家德瑞弗斯（Stuart Dreyfus），德瑞弗斯不仅是个出色的教师，而且是他的同类。亚瑟还记得一九六九年刚抵达柏克莱之后不久，他去德瑞弗斯的办公室，准备自我介绍，迎头就碰到一个留长发、戴珠链的研究生。亚瑟说：我在找德瑞弗斯教授，你知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回来？
我就是德瑞弗斯。这名学生说，事实上，他当时差不多四十岁。德瑞弗斯强化了亚瑟在麦肯锡所学到的东西，而且持续为他的经济学根底解毒。亚瑟说：他相信应该直捣问题核心。他不教我解极端复杂的数学方程式，而是教我一直简化问题，直到发现有些可以处理的部分。重要的是找到问题的症结点，找到关键因素，关键的解决方法。德瑞弗斯不会让他单纯的为数学而数学。
亚瑟很认真的上德瑞弗斯的课。有好处，也有不好处。他略微伤感的说。如果后来他把报酬递增的想法隐藏在数学公式的迷阵中，也许还比较能为传统经济学家所接受。事实上，同事力劝他这么做，但是他不肯。我希望尽可能把它说得简单明了。他说。
科学的传教士
一九七○年，亚瑟又回到杜塞道夫，第二次为麦肯锡公司打暑期工，这次的经验和第一次一样迷人。有时候，他甚至怀疑当时他是不是应该和麦肯锡继续保持联络，在拿到学位后，成为第一流的国际企管顧问。那么，他就会过着奢华的生活了。
但是，他并没有这么做，反而投入经济学的专门领域，研究一个比工业化的欧洲还要混乱的问题：第三世界的人口成长。
当然，这让他有机会为了研究，时常往返于夏威夷火奴鲁鲁岛的东西人口研究院，他在那儿有个冲浪板，可以随时到海滩逐波戏水。但是，他其实对这个问题很认真。
当时是七○年代初期，人口问题逐渐恶化。史丹福生物学家艾利希（Paul Ehrlich）刚出版他那本有如启示录的畅销书人口炸弹（The Population Bomb），而第三世界则充斥着刚独立的前殖民地，努力在经济上求生存，经济学界也充满种种援助第三世界的不同理论。典型的主张都大力强调经济决定论，认为一个国家如果想要达到最适宜的人口数，只需要提供人民正确的经济诱因，鼓励他们控制生育，人民就会自动遵从理性的自我利益考量。许多经济学家还进一步争辩，特别是当第三世界国家变成现代工业化国家时（当然是跟着西方的发展路线），他们的公民就会自然经历人口结构的变迁，自动降低生育率，如同今天欧洲国家的情形一样。
但是，亚瑟相信他的分析方法比较好，或至少比较复杂：他用时间延滞控制理论来分析人口控制问题，而这个理论也正是他的博士论文主题。这其实是时机的问题，他说。如果政府现在想办法降低生育率，将会影响十年后的学校规模，二十年后的劳动力，三十年后下一代的人口数，以及六十年后的退休人数。在数学上，这就好像你想要控制远在太阳系外环的人造卫星，而指令却要几小时后才能送达；也像你在洗澡时调水温，从你调整水龙头到热水淋在身上，中间会有半分钟的时间延迟。如果你在调水温时，不能把时间的延滞适度的纳入考量，你就会被烫伤。
一九七三年，亚瑟把人口分析作为他博士论文的最后一章，他的博士论文是部布满方程式的巨著，题目为时间延滞控制理论之动态程式应用（Dynamic Programming as Applied to Time-Delayed Control Theory）。现在回头看，他懊悔的说：差不多是以工程的角度来看人口问题，里面全都是数字。尽管有那么多在麦肯锡工作以及受教于德瑞弗斯的经验，而且尽管他对过度强调数学运算的经济学那么不耐，他仍然感觉到这股当初吸引他念运筹学的冲动：让我们以科学和数学来帮助社会理性的运作。大多数的发展经济学家都抱着这种态度，他说：他们就好像本世纪的传教士，只是，他们不是对异教徒宣扬基督教义，而是试图为第三世界带来经济发展。
回归现实世界
为纽约一个叫人口顾问委员会的小型智库工作，才把亚瑟猛然拉回现实。一九七四年，在他完成博士学业、而且在柏克莱经济系作了一年博士后研究之后，他抵达纽约。人口顾问委员会坐落于公园大道的摩天大厦中，就实际距离而言，和第三世界遥不可及，但是委员会却资助许多关于避孕、家庭计画及经济发展的严谨研究。从亚瑟的观点看来，最重要的是，委员会的政策是鼓励研究人员尽量远离办公桌，实际到现场作研究。
主任委员问：亚瑟，你对巴基斯坦的人口和发展了解多少？
非常少。
你想不想去实地了解一下？
对亚瑟而言，巴基斯坦经验是他学术生涯的转捩点。他在一九七五年和人口统计学家麦尼科尔（Geoffrey McNicoll）一同抵达巴基斯坦。麦尼科尔是澳洲人，曾和他一起在柏克莱念研究院，也是最初把他引进人口顾问委员会的人。他们搭的飞机是巴基斯坦武装政变后第一架获准降落的飞机，飞机着陆时，还可以听到机关枪开火的声音。然后，他们立刻下乡，像作调查采访的记者般，到处问问题。我们和村长、和妇女、和每一个人谈话。我们采访又采访，想了解农村社会如何运作。他们尤其想探究为什么当现代的避孕设施已经很容易取得，而且村民也很清楚巴基斯坦因为人口过多而发展停滞的时候，农村家庭仍然平均每家生七个小孩。
我们发现，巴基斯坦可怕的困境是由村落中个人及族群利益交织而成的，亚瑟说。由于小孩年纪很小就能下田工作，对任何家庭而言，养愈多小孩，好处愈多。又由于邻居和亲戚很可能跑来拿走毫无招架之力的寡妇的所有财产，所以年轻的已婚女子如果能愈早生愈多的男孩，对自己愈有利，老的时候成年的儿子才能保护自己。因此，所有利益加起来，就造成生育过多及发展停滞。
在巴基斯坦待了六个星期以后，亚瑟和麦尼科尔回到美国消化所搜集到的资讯，同时从人类学和社会学期刊中寻找更多的研究资料。亚瑟首先到柏克莱，回到经济系去找一些参考资料。他还记得，他刚好翻到最新的课程表，那几乎和他没多久以前修的课一样。但是，我有一种奇怪的感觉，就好像我脱离这个圈子一段时间，而经济学就在我离开的这一年改变了。然后，我才想到：经济学并没有变，是我变了。他曾经努力用功研读过的新古典学派定理，在他去过巴基斯坦之后，似乎变得毫不相关了。我突然觉得如释重负，我不再需要相信这套了！我觉得非常自由。
亚瑟和麦尼科尔的八页报告在一九七八年出版，成为社会科学的经典之作，而且几乎立刻就在巴基斯坦被禁。因为他们指出，巴基斯坦政府对首都以外的地方毫无控制权，农村事实上是由各地的部落族长在统治，这令巴基斯坦首都达卡的权贵懊恼万分。
此外，人口顾问委员会在叙利亚和科威特的研究，更加强了他们的论点：计量式的工程学观点（认为人类像机器一样，会对抽象的经济诱因有所回应），其实有很大的限制。任何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都会立刻指出，经济学必然与政治、文化息息相关。也许，这个道理显而易见，亚瑟说：但我就是得费尽功夫才学到。
这个觉悟也让他放弃寻找所谓决定性的出生率理论，反而开始把出生率看成民俗、神话和社会习俗的一部分，因为文化不同而会表现不同的形态。你可以衡量一个国家的收入或生育数字，然后发现另一个国家可能在其中一项水平相同，在另一项的水准却有天渊之别，也就是形态完全不同。所有的事情都息息相关，拼图中，没有一片能被单独拿出来看。小孩的数目受社会组成的方式影响，而社会组成的方式又和小孩的数目有很大的关系。
形态的迷思
形态！一旦在这点有了突破，亚瑟对于反覆出现的形态，又多了一些发现。亚瑟一直对形态很着迷。只要能选择，搭飞机的时候他都要坐窗边的位置，以便能看到下面变化多端的美景。不管到哪里，通常他都会看到几个基本元素：岩石、土壤、冰、云等等。而且，这些基本元素又会组成别具特色的景观形态，持续出现半小时以上。于是，我问自己，为什么那个地理景观的形态会存在？为什么这里是一种形态的岩石构成和蜿蜒的溪流，然后半小时后，看到的又是另一种截然不同的形态？
现在，无论到何处，他都开始看到形态的影子。例如，一九七九年，他离开人口顾问委员会去为一个美苏合作的智库应用系统分析国际研究院（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Applied Systems Analysis，简称IIASA，系统研究院）工作。这个机构是由尼克森和布里兹涅夫所创立的，是低荡（美苏紧张关系缓和）的象征。研究机构坐落于维也纳市郊十英里的小村落中一栋十八世纪华丽的狩猎别墅，而且开车不远就可以到提洛尔（Tyrole）的阿尔卑斯山滑雪坡道。
令我震惊的是，你走进任何一个阿尔卑斯山村落，都会看到这种提洛尔式、装饰华丽的屋顶、栏杆和阳台，以及提洛尔特有的屋顶斜度、山形墙和百叶窗。亚瑟说：但是，我不是只感叹这个美丽的拼图画面，而是了解到村落建筑的每一个部分都有其目的，而且和其他部分相互关联。屋顶的斜角是为了在冬天刚好能留住适量的雪以保暖。尖形屋顶两边伸出的山形墙斜度是要让雪片不会落在阳台上。所以，看着这些村落，思考这部分是这个用途，那部分是那个用途，及它们之间的关系，成为我的一大消遣。
同样令他震惊的是，穿过奥义边境，进入多罗米特（Dolomite）阿尔卑斯山区后，村落的建筑风格就完全不是提洛尔式的了，而且找不出一点相像之处。在截然不同的整体建筑风格中，点缀着无数不同的小装饰。然而，义大利村民和奥地利村民面对的是同样的雪片掉落的问题。经过一段不算短的时间，这两种文化已发展出截然不同、但彼此不相矛盾的建筑形态。亚瑟说。
沙滩上的启示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研究风格，亚瑟说。如果你把研究问题看成有城墙的城市，那么很多人会像撞墙槌一样，对问题迎头痛击。它们会以知识的力量和耀眼的光芒猛烈攻击城门，来瓦解守卫。
但是，亚瑟从不觉得这种猛烈的攻击方式是他所擅长的。我喜欢慢慢思考，亚瑟说：所以，我会在城外宿营，静静等待并且思考，直到有一天也许在我转而研究一个完全不同的问题之后吊桥下降，守军说：我们投降。问题的解答就乍然涌现。
就后来被他称为报酬递增的新经济学而言，他可是在城外宿营了蛮长的一段时间。麦肯锡经验、巴基斯坦经验、对正统经济学的幻灭、形态，似乎没有一样是真正的答案，但是，他对吊桥开始降下的时刻倒是记忆犹新。
创世第八天的玄机
那是在一九七九年的四月。他的妻子苏珊完成了统计学的博士学业后，疲惫不堪。亚瑟向系统研究院申请了两个月的休假，以便全家一起到夏威夷好好休息一下。对他自己而言，这是个半工作、半休息的假期。从早上九点到下午三点，他会到东西人口研究院作研究，而苏珊则继续睡觉，一天睡十五个小时。然后，傍晚时分，他们开车到欧胡岛北边的海滩，在那里冲浪、喝啤酒、吃乳酪，还有阅读。
就在一个慵懒的午后，亚瑟打开了他特地带来、预备闲暇时阅读的书：贾得森（Horace Freeland Judson）的创世第八天（The Eighth Day of Creation），一本介绍分子生物学历史的六百页巨著。
我迷上了这本书，亚瑟说。他读到华森（James Watson）和克里克（Francis Crick）如何在一九五二年发现了DNA的双螺旋结构，他读到遗传学法则如何在一九五○和六○年代被打破，他也读到科学家如何慢慢的解读有着错综复杂旋绕结构的蛋白质和酵素。而身为实验室里的呆头鹅（亚瑟说自己几乎每次进实验室，都弄得一塌糊涂），他读到促使这门科学诞生的那些辛苦的实验：必须靠实验来证明的种种问题，事前花费数月的规画及准备仪器，然后是实验结果出来时的胜利狂欢或沮丧挫败。贾得森能把科学的戏剧性表现得栩栩如生。
但是，真正鼓舞他的是，他因此了解到活细胞的内部是个混乱的世界，至少和混乱的人类世界一样复杂。然而，这是科学。
我了解到自己对生物学的看法一直太天真，他说：像我这样受数学、工程及经济学训练的人，很容易就会认为只有运用定理和数学的学问，才算是科学。但是，当我看到窗外那片充满生命、有机体和大自然的天地时，我会觉得科学并不存在。你怎么样为一棵树或一只草履虫写下数学方程式？没有办法的。我原先的模糊概念是，生化科学和分子生物学只不过是为这个分子或那个分子作的一堆分类，并不能真正帮助你了解任何事情。
他错了。在书上的每一页，贾得森都证明了生物学和物理一样，是科学。这个混乱、有机、非机械化的世界，事实上也有一定的法则可循，而且生物法则和牛顿的运动定律一样的深奥。在每个活细胞中，都有一个狭长、螺旋状的DNA分子：一长串的化学密码、基因，构成了细胞的蓝本。每一个有机体的遗传蓝本可能截然不同，但是基本上，他们的基因用的是相同的遗传密码，由相同的分子密码解读机来解读，然后在相同的分子工作室中转化成蛋白质、薄膜或其他的细胞结构。
对亚瑟而言，能够想到地球上这一切无以数计的生命形式，简直是上天的启示。在分子的层次，每一个活细胞都相像得令人震惊，基本的机制举世皆同，但是，只要有丝毫微小、几乎察觉不到的变化，就可能在整个有机体中，产生巨大的改变。几个分子从这里移到那里，可能就足以产生像褐眼睛或蓝眼睛、体操家或相扑选手、健康的身体或镰刀血球贫血症的差别。再多几个分子变换，经过几百万年的天择演化，就可能造成像人类和猩猩、无花果树和仙人掌、阿米巴和鲸鱼这么大的不同。亚瑟了解，在生物的世界里，小小的意外可能改变一切。生命在不断发展，而且有它的历史。也许这正是为什么生物世界看起来如此自发的生长、有组织，而且有生命力。
想到这里，亚瑟隐约明白：为什么经济学家想像的完美均衡世界，总是令他觉得僵化、机械化、而且死气沉沉了。在那个世界里，发生不了什么大事，市场上偶发的小小不均衡，依照假设都应该在刚发生时就尽快消失，这一点也不像真实的经济状况。在真正的经济体系中，新产品、新技术及新市场不断兴起，旧的产品、技术及市场则不断消逝。真正的经济体系不是一部机器，而是活的系统，同样具备贾得森描绘下的分子生物学世界中的自发性和复杂性。亚瑟还不知道要如何应用这个见解，但是他的想像力已被点燃。
发现生命万花筒
他继续读下去，还有更多精采内容。亚瑟说：书中最吸引我的是杰哥布（Francois Jacob）和莫纳德（Jacques Monod）的研究。一九六○年代，在巴黎巴斯德研究院工作的这两位法国生物学家，发现少数沿着DNA分子排列的基因能像小开关一样作用。打开任何一个这样的小开关，例如让细胞暴露在某些荷尔蒙中，受到刺激的基因会对其他基因发出特有的化学讯号（或停止发出讯号），结果更多的基因开关会被连串触动，直到细胞的基因群形成稳定的新形态为止。
对生物学家而言，这个新发现隐含了无穷的意义，因此杰哥布与莫纳德在一九六五年一起得到诺贝尔生理医学奖。这个发现意味着细胞核中的DNA并不只是细胞的蓝本，单单指示如何制造这种蛋白质和那种蛋白质而已，DNA事实上是负责整个营建工程的工头，是一个只有分子大小的电脑，它指示细胞如何自我建构、自我修复及和外界相互反应。更重要的是，杰哥布和莫纳德的发现解答了一个长久以来的谜团：受精卵如何分裂成肌肉细胞、脑细胞、肝细胞及其他组成新生婴儿的各种不同的细胞。其实，每一种不同的细胞都对应一种受刺激的基因群所组成的不同形态。
读到这里，亚瑟胸中澎湃着兴奋及似曾相识等错综复杂的情绪。在这里，形态又再度出现了。回应外界的刺激，这许多前后一致的形态逐渐形成、演化并改变，这让他联想到万花筒，一撮珠子结合成一种图案，然后维持这个图案，直到万花筒慢慢转动使珠子突然串联成新的图案。只要有一些片段，就会出现无限可能的形态。尽管他无法确切的形容，但这似乎就是生命的本质。
看完贾得森的书后，亚瑟跑到夏威夷大学的书店，搜购他所能找到的每一本谈分子生物学的书。回到沙滩上，他囫囵吞枣的读完全部的书籍。我迷上了这些书，他说。六月回到系统研究院以前，他完全沉醉在知识的震荡中。他仍然不很清楚，要怎么把他所领悟到的这一切应用到经济学上；但是他可以感觉到已经找到了基本的线索，于是整个暑假都继续不断的研读生物教科书。到了九月，在系统研究院的一位物理学家建议之下，他开始挖掘凝态物理（condensed matter physics）的近代理论液体和固体的内部作用。
结果，他和在夏威夷海滩时一样的震惊。过去，他从来不觉得物理学与生物学类似。事实上，物理并不像生物学，物理学家研究的原子和分子比蛋白质和DNA要简单多了。但是，当你看到大量的简单原子和分子彼此互动时，相同的现象出现了：细微的差异产生截然不同的后果，简单的变化导致令人震惊的复杂行为，一些片段就可能组合成几乎无限的可能形态。在某种亚瑟不知如何解释的高深层次中，物理和生物的现象是一致的。
炉子上的热汤
另一方面，在实际的层面上，两者又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差异：物理学家研究的系统比较单纯，可以用精确的数学演算来分析。亚瑟突然就觉得像回到家般的自在，即使他过去一直有些疑虑，现在他知道他面对的是科学。他说：这些不只是模糊的概念而已。
他印象最深的是比利时物理学家普里歌金（Ilya Prigogine, 1917︱）所写的东西。亚瑟后来发现，在许多物理学家眼中，普里歌金喜欢自吹自擂，令人无法忍受。尽管如此，却不能否认他的写作极具说服力，也因此，一九七七年瑞典皇家科学院基于他在非平衡热力学领域的研究，而颁给他一座诺贝尔化学奖，也就不足为奇了。
基本上，普里歌金提出的问题是：世界上为什么会有秩序和结构？秩序和结构是从哪里来的？
当你想到这世界的通性是趋于腐败时，这个问题就变得不像初听时那么单纯了。铁会生锈，枯木会腐烂，洗澡水会随周遭的温度而冷却，大自然似乎对创造结构没什么兴趣，而对破坏既有结构，把所有东西混合成一致的兴趣更浓。确实，失序和腐败的过程似乎是不可逆转的，因此十九世纪的物理学家称之为热力学的第二定律，意思也就等于你不能把炒过的蛋恢复原状。第二定律说，在没有外力干预的情况下，原子会尽可能的随机彼此混合。这是为什么铁会生锈：铁中的原子永远尝试和空气中的氧混合，以形成氧化铁。这也是为什么洗澡水会变凉：洗澡水表面快速移动的分子和空气中移动较慢的分子相互碰撞，而逐渐释放掉它们的能量。
但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到处看到秩序和结构。枯木腐烂，但是树木依然成长。热力学第二定律如何解释这种结构的成长呢？
早在一九六○年，就普里歌金和其他学者所了解的是，答案就在那句听起来平淡无奇的话：在没有外力干预的情况下在真实的世界衷，原子和分子几乎从来不会完全不受外力干预，而总是接触到一些从外界流入的能量和物质。而如果流入的能量和物质够强的话，那么第二定律所规范的稳定腐败过程就有可能部分被扭转。在有限的范围内，事实上，一个系统可自发的组成一系列的复杂结构。
大家最熟悉的例子可能就是炉子上的一锅汤，如果瓦斯炉没有点燃，那么不会有任何动静。正如热力学第二定律所预测，这锅汤会在室温中静止不动，与周遭环境成平衡状态。如果瓦斯炉点着很小的火，还是没有什么动静，但这个系统不再成平衡状态，热能从锅底经由汤逐渐上升，只不过温度的差异还没有大到真能搅动这锅汤。再来，现在把火开大一点，使整个系统再脱离平衡状态一点，突然之间，流入的热能增强使汤变得不稳定了，汤分子的一些小小、随意的动静，已不再因平衡的拉力趋于归零。它们的活动量开始加大了，流体的某些部分开始上升，其他部分开始下降。很快的，这锅汤开始呈现大规模的活动，从汤的表面往下看，你会看到一个个细胞状的对流，液体从每个对流单元的中央升起，又在周边落下。这锅汤获得了秩序和结构，简单的说，就是它开始滚了。
雷射与飓风的奥秘
普里歌金指出，像这种自行组织的结构在大自然中无所不在。雷射就是个自我组织的系统，光的粒子（光子）能自动组合成一束强烈的光线，其中每个光子都以密集的步伐移动。飓风也是个由源源不绝的太阳能所推动的自我组织系统，能从大洋中呼风唤雨。而尽管活细胞太复杂，无法以数学方式来分析，但活细胞仍然是个自我组织的系统，借着从食物中吸取能量、排出热量及废物而生存。
普里歌金在其中一篇论文中写道：事实上，可以想像经济也是个自我组织的体系，劳力需求及商品和服务等需求，自动组织成市场结构。
读到这几个字时，亚瑟倏然惊起。经济也是个自我组织的体系，真是一语中的！尽管他一直不知道要怎么来说明自己的想法，但这正是他读了创世第八天以后，日思夜想的概念。嗯！普里歌金的自我组织法则，生命体系自发的动力！现在亚瑟终于晓得要如何把所有这些想法运用到经济体系了。
以事后之明来看，这一切道理再明显不过了。普里歌金的中心思想是，自我组织要依赖自我强化的力量，也就是当条件符合的时候，小效果的影响力会倾向扩大，而不是衰退。这正是杰哥布及莫纳德关于DNA的研究中隐含的讯息。亚瑟说：突然，我了解这就是工程学中我们称之为正回馈的概念。所以，细微的分子活动演变成对流的单元，温和的赤道风酝酿成飓风，种子及胚胎茁壮为成熟的活生物。正回馈似乎是变迁、意外和生命本身的必要条件。
但是，亚瑟也了解，正回馈正是传统经济学所没有的，而且事实上，这个观念还恰好与传统背道而驰新古典学派假定经济的世界完全由负回馈所支配，也就是小的效果会倾向衰微。
亚瑟其实还记得过去带着点困惑，聆听柏克莱的教授一再重申这个论调。当然，他们不把它叫负回馈，这种衰微的倾向隐含在报酬递减的经济学教条中，也就是认为：第二块糖的味道一定没有第一块好，两倍的肥料不见得会得到两倍收成；无论任何事情，只要你做得愈多，就会愈来愈没有效，愈来愈无利可图，或愈来愈不好玩。而亚瑟也看到最后的结果都是一样的：就像负回馈使小的混乱不至于失控而瓦解物理系统，报酬递减也确保没有一家公司或一个产品会大到霸占整个市场。当人们厌倦了吃糖，他们就改吃苹果或其他东西。当所有最好的水力发电的地点都已充分利用，电力公司就开始建造火力发电厂。当肥料用得不能再用了，农夫开始不用肥料。没错，负回馈与报酬递减正说明了新古典学派对于经济的和谐、稳定及平衡的看法。
报酬递增？
但是即使在柏克莱时代，工程出身的亚瑟仍然忍不住怀疑：如果经济体系中有正回馈，又会如何呢？或是套一句经济学术语：如果有报酬递增，又会如何呢？
不必担心，老师都安慰他：报酬递增的情况微乎其微，而且即使出现了，也维持不了多久。既然亚瑟并没有想到什么特定的例子，他也就把这个想法抛诸脑后，转而思考其他的问题。
但是现在，读着普里歌金的书，回忆又如浪潮般汹涌而至。正回馈、报酬递增也许在现实的经济体系中确实会发生，也许这也解释了在他周遭的现实世界经济体系中的生命力、复杂性与丰富性。
事实上，他想得愈多，愈了解报酬递增将会对经济学产生多么巨大的影响。就以效率为例吧，新古典学派理论的说法是，自由市场总是会筛选出最出色、也最有效率的科技，而事实上，市场的表现也并不太差。但亚瑟很好奇，那么我们怎么解释标准的柯提（QWERTY）键盘的排法（QWERTY这个名字是由键盘第一行左边的头六个字母而来）？柯提键盘几乎为西方制造的每个打字机和电脑所采用，但这是在打字机键盘上安排按键最有效率的方法吗？绝对不是。一八七三年，一个名叫萧尔斯（Christopher Scholes）的工程师之所以会设计出柯提键盘的排法，其实是特别为了减慢打字的速度，因为如果打字速度太快，当时的打字机很容易就会卡住。后来雷明顿（Remington）缝纫机公司大量生产采用柯提键盘的打字机，也就是说很多打字员开始学习这个系统，这促成许多其他的打字机公司跟进采用柯提键盘，所以就有更多的打字员开始学习使用这种键盘。亚瑟想，这就是报酬递增。而现在，柯提键盘已经是几百万人使用的标准，基本上，已经永远无法动摇它的地位了。
想想七○年代中期Beta和VHS的竞争吧！虽然很多专家评估，VHS系统在技术上比Beta略逊一筹，但是在一九七九年时，VHS已经很明显的即将独霸市场。怎么可能发生这种事情呢？因为VHS经销商很幸运的在一开始就抢先占据了稍微大一点的市场，使他们即使在技术落后的情况下，仍然掌握了极大的优势。录影带出租店很讨厌每一个录影带都要储存两种规格，消费者也很痛恨自己买的录影机被淘汰不用，所以每个人都有比较强的诱因跟随着市场领导者的步伐，以致VHS占有的市场愈来愈大。报酬递增再次出现了。
或是再来看看令人无限着迷的形态吧！纯粹的新古典学派理论告诉我们，高科技公司会自然的平均分布在不同的地理位置，没有任何理由会偏好某个地点。但是在现实生活中，高科技公司却聚集在像加州矽谷和波士顿一二八公路等工业区，以便邻近其他高科技公司。结果就是如此，而世界也获得了结构。
事实上，亚瑟突然了解，这也是为什么在任何系统中都会有形态出现，而正回馈和负回馈混合后必然产生形态。想像你把一点水溅到光可鉴人的盘子上，水珠形成滴状的复杂形态，因为有两种均等的力量交互作用着。一是重力想把水展开成表面的一层又薄又平的薄膜，另一是表面张力，那是一个水分子对另一个水分子的吸引力，想要把这些液体凝结成紧密的水滴，这是正回馈。这两种力量的混合产生了水珠的复杂形态，而且每个形态都是独一无二的。重做一次实验，你会看到完全不同的水珠形态。历史上的小小意外盘子表面极细小的微尘和肉眼看不见的凹凸会因正回馈而放大，成为影响最后结果的关键。
历史的偶然
亚瑟想，也许这是为什么邱吉尔说，历史只不过是一桩接着一桩讨厌的事件。报酬递增能把一些微不足道的偶发意外（例如某人在走廊上刚好撞到谁，篷车队恰好在某个地方停留一个晚上，某处正好设立了商栈，或义大利鞋匠恰好移民到某个地方），扩大成不可扭转的历史命运。年轻的女演员纯粹因为天分而成为超级巨星吗？很少如此，却往往只是因为演了一部热门的片子，使她知名度暴涨，事业扶摇直上，而其他才艺相当的女演员却仍在原地踏步。英国殖民者群集于寒冷、多风暴、且多岩石的麻萨诸塞湾沿岸，是因为新英格兰的农地最肥沃吗？不，只不过是因为麻萨诸塞湾是清教徒当初下船的地方，而清教徒选择在这里下船是因为五月花号迷路了，找不到维吉尼亚作为落脚处。结果就是如此。而他们一旦建立起殖民地，就不会再走回头路了。没有人打算把波士顿再搬到其他地方去。
报酬递增、锁定（lock︱in）效应、不可预测性、引起巨大历史后果的小事件起初，这些报酬递增经济学的特性令我震惊，但是当我体认到每个特性在我所读到的非线性物理中都有所对应时，我觉得很兴奋。我不再觉得震惊，而变得入迷。亚瑟说。他也逐渐了解，事实上已经有几个世代的经济学家讨论过这类的问题，但都是孤军奋斗，而且力量分散。他觉得好像生平第一次领悟到，所有这些问题都是同一个问题。他说：我发现自己走入阿拉丁的洞穴，一件接着一件的捡拾其中的宝藏。
秋天以前，一切都就定位。一九七九年十一月五日，他把长期思考的心得倾泻出来。在笔记本的页首，他写着：新经济学和旧经济学，然后在下面列着两栏比较：
旧经济学
．报酬递减。
．以十九世纪物理学为基础（均衡、稳定、决定论的发展史观点）。
．人与人完全相同。
．如果外在因素都不存在，而且所有可能都机会均等，我们将会到达极乐世界。
．数量和价格是基本元素。
．一切事物都处于均衡状态，不会有真正的变动。
．认为事物的结构单纯。
．认为经济学只是一种软性的物理学。
新经济学
．报酬递增。
．以生物学为基础（结构、形态、自我组织、生命循环）。
．强调个别生命，每个人都是各自独立而且不同的。
．外在因素和个别差异都成为驱动力，根本不会有极乐世界，系统会不断的展开。
．形态和可能性是基本元素。
．经济经常为时间所追赶，它仓促前行，结构不断的合并、衰败或变动。
．认为事物有其潜在的复杂性。
．认为经济学是高度复杂的科学。
这一切有什么意义？
说亚瑟在这段日子里因为这个新发现而热情洋溢，真是一点也不为过。但是没有多久，他就明白这股热情欠缺感染力，尤其对其他经济学家更是如此。我以为如果你做了一件与众不同而且重要的事情而我确实认为报酬递增能解释经济学中的许多现象，而且指出了我们迫切需要的方向其他人会把我扛在肩膀上胜利游行。但是，我真是太过天真了。
十一月底前，他走在系统研究院附近的公园里，对到访的挪威经济学家诺曼（Victor Norman）兴奋的解释报酬递增的道理，却忽然讶异的发现，在国际贸易理论界享有盛名的诺曼正困惑的看着他，脸上写着：这一切有什么意义？
一九八○年，他开始就报酬递增发表演讲时，也听到许多类似的反应。一般来说，有一半的听众会很感兴趣，另一半听众的反应则从困惑、怀疑，到满怀敌意都有。这到底有什么用意？报酬递增这玩意和真正的经济学有什么关系？
他们为什么看不到？
类似问题令亚瑟十分迷惑。他们怎么可能看不到呢？重点应该在于你必须去看这个世界的真实面，而不是以优雅的理论来说明世界应该是这个样子呀！这整件事情令他想起文艺复兴时代的医疗业，当时的医生只学理论，从来不降尊纡贵的碰触真正的病人。他们认为健康只是均衡的问题，也许你是个乐天的人或是暴躁的人，你都只需要让体内的液体恢复均衡即可。但是从哈维发现血液循环以迄近代的分子生物学，近二百年医学研究的价值，就在于了解到人类的器官深奥而复杂，因此我们现在会听医生的话，而医生会把听诊器放在我们的胸口，为每个个案作不同的诊断。没错，只有当医学研究人员开始注意到人体真正的复杂构造时，他们才能发展出真有机会治好病的治疗方法和处方。
亚瑟认为报酬递增的观念正是在经济学的领域，走一条同样的路。他说：重要的是去观察真实的、活生生的经济，那是复杂、不断演化、开放的、而且有机的体系。
然而，他很快的发现真正惹恼了批评者的是，他认为经济的未来是不可预测的。他们问：如果这个世界能自我组织成许多、许多可能的形态，而且最后选择某种形态，只不过是因为历史的偶然，那么你怎么预测任何事情？而如果你无法预测任何事情，那么你所作的研究怎么能称为科学呢？
亚瑟不得不承认这是个好问题。长久以来，经济学家都认为经济学必须和物理一样的科学，也就是说每件事都必须能以数学演算来推测。而他自己也不过在不久前才发现，物理不是唯一的科学。难道只因为达尔文无法预测未来几百万年间物种将如何演化，就说他不科学吗？难道只因为地球科学家不能精确的预测，下一次地震会在哪里发生或哪一列山脉将会隆起，就说他们不科学吗？还有，难道只因为天文学家无法精准的预测下一颗星球将在何处诞生，就说他们不科学吗？
不对。如果你有办法预测，很好。但是科学的本质在于解释大自然的基本结构，这是生物学家、地球科学家及天文学家在各自的领域努力的方向，也是报酬递增理论的目标。
逆时针方向走的钟
当然，像这样的论点无法说服那些原本就不打算被说服的人。例如一九八二年二月在系统研究院的某个场合，有关报酬递增的演讲中，当亚瑟正在回答听众的问题时，一位到访的美国经济学家站起来，颇为愤怒的要求：举个例子，让我们看看我们怎么样选择了比较差的技巧！
亚瑟瞥了一下演讲厅的时钟，因为时间快到了，但是他几乎不加思索，就脱口而出：哦！时钟。
时钟？他解释，今天所有的时钟都是顺时针方向走，但是他的理论是，你可以预期历史上一定埋藏了一些可能和目前流行的技术不相上下的古老技术，只是因为偶然而没有继续发扬光大。就我所知，在历史上某个阶段，曾经有逆时针方向走的时钟，当时这种时钟可能和今天的时钟一样普遍。
发问的人不为所动。另一位知名的美国经济学家接着站起来，高声急促的说：无论如何，我看不出时钟的锁定效应，我戴的就是电子表。
对亚瑟而言，那不是重点。但是，演讲的时间已经超过了，而且这不过是他的猜测而已。但是，几个星期后，到佛罗伦斯度假的同事福裴尔（James Vaupel）寄给他一张明信片，上面是乌西罗（Paolo Uccello）在一四四三年为佛罗伦斯大教堂设计的钟正是逆时针方向走的。福裴尔在反面只写了恭喜！两个字。
亚瑟太爱这个乌西罗时钟了，他把这张图案制成投影片，以便日后作关于锁定效应的演讲时，可以展示给听众看。而每次他这样做的时候，也总是会引起一些反应。事实上，有一次在史丹福演讲，当他正在放这张投影片的时候，有个经济学研究生跳起来，把投影片翻转，于是上面所有的图案都反过来，他得意洋洋的说：看到了吧！这是个骗局！这钟事实上是顺时针方向走的。但是，幸好亚瑟在这段期间对时钟作了点小小的研究，他拿出另外一个逆时针方向走的时钟投影片，上面的刻度是以拉丁文表示的。他把投影片放上去，然后说：除非你假定这是达文西（Leonardo da Vinci）写的反字，否则你必须接受这些时钟是逆时针方向走的说法。
能源运用的两个意外
事实上，到了这时候，亚瑟已经有办法提出许多锁定效应的例子。当然，包括Beta与VHS及柯提键盘的例子。还有一个奇怪的例子是关于内燃机的。亚瑟发现，一八九○年代汽车工业刚萌芽的时候，汽油被认为是最不可能的能源。当时汽油的主要竞争者蒸汽，已经发展成熟而且安全，为大众所熟悉。汽油不但昂贵，使用起来也十分吵杂、有危险的爆炸性，既不容易提炼出适当的汽油等级，而且还需要使用结构复杂的新型引擎，此外，先天上汽油引擎就比较耗费能源。如果当初事情的发展截然不同，蒸汽引擎像汽油引擎一样得天独厚的受益于过去九十年不断的研究发展，现在的空气污染必定不会那么严重，我们也不会那么依赖进口能源。
但是结果汽油脱颖而出。而亚瑟发现，原因是一连串历史的意外。
一八九五年，在芝加哥时报︱前锋报赞助下举行了一场非马力客车的竞赛，结果以汽油为能源的德雅车（Duryea）一举夺标。德雅车是当时仅有的采用六个启动装置的两部车之一，而灵感可能来自蓝森欧兹车（Ransom Olds）于一八九六年获得的汽油引擎专利，后来这种引擎大量生产，在曲锐型欧兹车（Curved︱Dash Olds）中使用。这种引擎能让汽油动力克服太慢启动的问题。
接着在一九一四年，北美爆发蹄口病，因此马槽纷纷被拆除，而马槽正是蒸汽汽车补充水源的唯一来源。尽管在这之前，史坦力蒸汽机的制造者史坦力兄弟（Stanley Brothers）已经发展出一种有冷凝器和汽锅的系统，可以不必每三十或四十英里就要补充水，但是为时已晚，蒸汽汽车从此再也无法翻身，汽油动力很快成为锁定的能源。
核能是另外一个例子。当美国在一九五六年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