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午八点：翻开日报，在副刊里看了几篇黄色文字。
上午九点一刻：我想喝酒，但是酒瓶已空。我伏在书桌上，将两家报纸的连载小说写好。
上午十点半：雷老太太出街回来，说是信箱塞着一本书，打开一看，原来是《前卫文学》第二期。我仿佛见到了一个久别重逢的老友，情绪登时紧张起来。但是，当我将内文约略看过一遍之后，我是大大地失望了。麦荷门无法找到水准较高的创作；同时在译文方面也错误地选了一些陈旧的东西；一篇讨论狄更斯的写实手法；另一篇则研究莎士比亚的喜剧。狄更斯与莎士比亚无疑是世界文学史上的两个巨匠；但是一本题名前卫的文学杂志应该在其有限的篇幅中多介绍一些最新的作品与思潮。事实上，研究狄更斯与莎士比亚的专书不知道有多少，《前卫文学》偶尔发表一两篇评介文字，决不会产生任何作用。这样的做法，显然有悖于创办这本杂志的宗旨。但是我已变成一个依靠撰写黄色文字谋生的人，当然没有资格再给荷门任何忠告。我叹了一口气，将这本《前卫文学》掷入字纸篓。
中午十二点半：我在金马车吃罗宋大餐，边吃，边联想到旧日上海霞飞路的弟弟斯与卡夫卡斯。那些没有祖国的白俄们，如何用古老的烹调法去赚取中国人的好奇。
下午两点半：我在豪华戏院看电影。一张陈旧的片子，依旧不失其原有的光泽。
下午四点半：我在怡和街遇见一个老同学。他吃惊地问我什么时候到香港的，我说十几年了。他说他在这里也住了十几年，怎么从未跟我碰过头。于是一同走进情调优美的松竹餐厅。他要了咖啡；我要了茶。他敬我一支烟，但是那是一种廉价烟，吸在嘴里，辣得很。问起近况，他说他在一家进出口商行当杂工。我听后，久久发愣，尝到了一种凄凉的滋味（一个大学毕业生，为了生活，竟在一家进出口商行当杂工。这是什么世界？这是什么时代？）然而他还在笑；而且笑得如此安详。他说他明白我的意思；同时用乐观的口气作了一番解释。按照他的说法：大学毕业生做杂工并不是一件可耻的事情；即使拉黄包车，也决不可耻。重要的是：自己能不能安于贫？能不能减少自己的欲望？能不能心平气和地接受现实？
下午五点半：与这位老同学在街口分手，望着他的背影，我见到了一个平凡的巨人。
下午五点三十五分：走进一家书店，有人将乾隆壬子程伟元详加标阅改订的第二次木活字排印本百廿回《红楼梦》全部影印出来了。这是近年出版界的一桩大事，值得赞扬，如果一般惟利是图的盗印商也肯做一些诸如此类的好事情的话，对于下一代必可产生极其良好的影响。
下午六点正：坐在维多利亚的长椅上，看落日光将云层染得
下午六点四十分：沿着英皇道向北角走去。十年前的北角像一个未施脂粉的乡下姑娘；今天的北角是浓妆艳服的贵妇人。
晚上七点一刻：在四五六菜馆饮花雕。伙计特别推荐新的蛏子。我要了一碟。离开上海到现在，已经十四年了。整整十四年没有尝过蛏子。想起似烟的往事，完全辨不出蛏子的鲜味。
晚上八点十分：站在一家玩具店门前，看橱窗里的玩具。童心未泯？抑或太过无聊？
晚上九点：搭乘电车去湾仔，在一家手指舞厅购买廉价的爱情。我知道我是想去寻找杨露的；但是我竟一再欺骗自己。走进舞厅后，心里想叫杨露坐台，嘴上却讲出另外一个舞女的名字。那舞女笑眯眯地走过来，坐定，细声告诉我杨露已经辍舞了。我心似刀割，紧紧搂着她，将她当作杨露。杨露是一个可怜又复可爱的女孩子；她接受了我的同情；却拒绝了我的爱情。对于我，这是一次难忘的教训。
晚上十一点半：我与一个自称只有二十岁的老舞女在东兴楼吃消夜。我并不饥饿，但是我向伙计要了一些酒菜。我并不喜欢这个老舞女，但是我买了五个钟带她出来。当我跟她共舞时，我感到孤独。乐队企图用声音使人忘记时间。人的感情被烟雾包围了。忽然有人轻拍我肩，回过头去，原来是梳着雀巢发型的司马莉。很久不见了，这位早熟的女孩子依旧涂着太黑的眼圈。她说她的父母到朋友家里打麻将去了。她说她已辍学。她说她决定下个月结婚。她说她很愉快。她说她希望我能够参加她的婚礼。关于这一点，我坦白告诉她：我是不会参加的。她笑了，笑得很狡狯。她用揶揄的口吻指我胆小似鼠。我并不觉得这是一种侮辱，因为她仍年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