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战争。战争。
六岁时，住在上海闸北西宝兴路，靠近北火车站。当世界大戏院上演西席地米尔导演的默片《十诫》时，战争来了，母亲正在洗衣，我就溜出去看打仗。战争使小孩子感到新奇，但是弄堂口的铁门已上锁。大家爬在铁门上，看枪弹在熟悉的街道上飞来飞去。对街南货店二楼的玻璃窗给枪弹击碎了，大家鼓掌欢呼。对街理发店的转柱给枪弹击碎了，大家鼓掌欢呼。石子铺的街道上，有穿草绿色军服的士兵，手持长枪，疾步而过。一会，石子铺的街道上，有穿着虎黄色军服的士兵，手持长枪，疾步而过。大家睁大眼睛望着他们，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打仗。我们根本不知道谁打谁，只知道他们的制服颜色虽不同，却全是中国人。对于我们，这是新鲜的事情，平日热闹的街道，忽然变得很荒凉了。偶尔有士兵疾步而过，使空气显得更紧张。我喜欢这紧张的空气，但是看弄堂的老头子却抖着声音走来赶我们。他不许我们爬在铁门上，说是中了流弹会立即死亡。我们知道死亡是可怕的，但是我们谁也不肯错失这难得的机会。当时我的感觉也确是如此，世界大戏院的《十诫》根本不能与街头的战争相比。所以，我也不肯错失这个机会。我欣赏这熟悉的街头突趋陌生。我欣赏所有的店铺都打了烊。我欣赏所有的老百姓都躲在家里。我欣赏这条街的特殊气氛。在我们的心目中，打仗虽紧张，却十分有趣。然后，一幕残忍的活剧忽然在我们眼前扮演了：一个穿虎黄制服的大兵将道外一个穿草绿军服的大兵拖进对街小巷。那穿草绿军服的大兵年纪很轻，约莫十五六岁，身材矮小；而且腿部受了伤，脸色苍白似纸，张大嘴巴，拼命呐喊。他的喊声并不弱，然而谁也不去解救他。当他被拖入小巷时，他的嗓子已经哑了。那个穿虎黄色制服的大兵，身材魁梧，犹如疯子一般，将他的敌人踢倒在地，双手擎起亮晃晃的大刀，竟将那小伤兵的头颅砍了下来。这一幕，使所有爬在铁门上看打仗的人全部吓坏了。毋需管弄堂的老头子干涉，大家就自动奔回家去。正在洗衣的母亲见我神色慌张，问我见到了什么。我想答话，可是怎样也说不出声音。母亲站起身，用围裙抹干湿手，往我额角上一按，说我发烧了，吃了一惊，马上抱我上床。睡着后，我梦见成千成万的血淋淋的头颅，在大地上滚来滚去。当我从梦中惊醒时，听到外边仍有劈劈啪啪的声响。母亲坐在床边，露着并不代表喜悦的笑。她问我想不想吃粥，我摇摇头。我问她外边是不是还在打仗。她摇摇头，说是战事已经移到别处去了。我问她为什么外边仍有枪声，她说这不是枪声，这是爆竹声。我不明白为什么要放爆竹，母亲说：两方打仗，必有胜败，谁胜了，免不了要放些爆竹庆祝一下。我认为这不是一件值得庆祝的事因为我第一次看到了战争的残酷。
战争。战争。战争。
一二八事变爆发。我不能到南市去上学，只好在静安寺路小沙渡路口的一家女子中学借读。学生自治会组织慰劳队，我也参加。我们募捐了不少钱，买了几十套灰布棉军服，乘坐两辆大卡车，到罗店大场去慰劳第五军与第十九路军的战士们。我是一个大孩子了，当然知道战争的恐怖。但是为了给战士们添温暖，竟跟着其余几个同学，在竹林中匍匐前进，只有勇气，并不意识到在火线上行走随时都有丧生的危险。我们原无必要这样做，终于这样做了。我们年轻，除了自己，对谁都不信任。我们愿意看到战士们穿上我们募捐来的棉军服而面露笑容。因此，我们不怕枪林弹雨。正当我们在竹林里匍匐前进时，一枚敌人的炮弹就在竹篁中爆炸了。我吃一惊；感受突呈麻痹。我下意识地以为自己已受伤，从迷漾度到清醒时，有人在我耳畔惊叫。抬起头来往前边一看：我们的级长，亦即是自治会的主席，仰卧着，满面鲜血，而且正在涔涔流出，看起来，像极了舞台上的关云长。他的额角已被弹片切去一大块，连脑浆都流了出来。两只眼睛睁得很大很大，眼珠子一动也不动。我从未见过这样恐怖的面孔，心里扑通扑通直跳。我实在看不下去了，站起身，正拟爬出竹林时，就听见级长忽然用发抖的声音说请你们用大石头打死我！
八一三事变爆发。中国空军出动，轰炸黄浦江上的日本旗舰出云号。敌军显然惊慌失措了，漫无目标地放射高射炮与机关枪，流弹不断落入租界。所有的大商店，都在门口堆沙袋或在玻璃橱窗上钉木板。从南市逃出来的难民，像潮水一般，涌向刚被辟为难民收容所的大世界。我乘坐公共汽车回家，经过南京大戏院门口，蓦然听到一声尖锐的风哨子，接着是天崩地裂的巨大爆炸。司机本能地将公共汽车煞住，大家探头车窗外，往后一看，才看到整个五角地带变成一个广大的尸体场了。许许多多血肉模糊的尸体堆在一起。那些受伤而被压在尸体下面的人，仍在呻吟，仍在挥动手脚。有一个三四岁的小孩子，投在死去的母亲的怀抱中，哭得连嗓音都哑了。但是，最使我吃惊的是：一个被炸去了头颅的大汉，居然还在马路上奔跑。
战争。战争。战争。
日本偷击珍珠港。我在那家中学教历史，上午第一堂，高二班，唐代的宦官之祸与朋党之争。天气相当寒冷，玻璃窗外忽然传来刺耳的隆隆声，忙不迭走去窗边观看，几十辆日本坦克竟在广阔的南京路上隆隆而过。对街冠生园门前有个八九岁的男孩，想越过马路，疾步奔跑，恰巧有一辆坦克驶来，一声惨叫，那男孩被坦克碾过，身子压得扁扁的，犹如一张血纸般粘在平坦的柏油路上。没有人敢提出抗议；没有人离开行人道，大家只是呆呆地望着那些坦克车，脸上全无表情。
战争。战争。战争。
有血气的年轻人都到大后方去参加抗战。从宁波乘坐人力车，翻山越岭，通过封锁线，抵达宁海。在宁海住半个月，乘坐竹轿前往临海；然后从临海搭乘机帆船飘海，抵达温州。因为是非常时期，现代的交通工具已不容易找到，于是有血气的年轻人搭乘乌篷船前往丽水。在丽水住了三天，找不到木炭汽车，只好乘坐人力车。从丽水到龙泉约有六十华里，车伕的泥腿子搬动了一整天，终于将我载到龙泉一座被敌机炸得失去了形的小城。我寄宿在一家小客栈里，等候前往赣州的便车。这家客栈的一堵墙壁已被敌机炸塌，晚上睡在麻制的蚊帐里，风劲时，等于睡在露天。一天早晨，楼下板房门口贴着一张红条，问帐房先生，才知道有个十一岁的男孩子正在出天花。听了这句话，吓了一大跳，连忙走去红十字会种痘。种好痘出来，警报声起，大家慌慌张张地乱奔。迎面走来一个矮矮胖胖的女护士，我问她：防空洞在什么地方？她说，龙泉没有防空洞。我问：敌机就要来了，到什么地方去躲避？她的回答只有两个字：山脚！听了这两个字，立刻向山脚疾步奔去。奔到山脚，敌机已经在头上盘旋。听不到高射炮的射击声，却传来了炸弹频频爆炸的声音。龙泉燃起仇恨之火，敌机不断用机关枪扫射平民。我躲在两块大石中间，头上并无遮盖，不能算是安全的所在；但在危急中，再也找不到更好的地方了。幸而敌机不久就离去，警报解除。我直起身子，沿着田埂走回客栈。经过红十字会，发现医生红着眼圈，从菜畦将那位矮矮胖胖的女护士抱回来。我问他：受伤？他摇摇头，用叹息似的声音答：死了！是的，这位几分钟前还跟我交谈过的女护士竟被敌机炸死了！
战争。战争。战争。
陪都。一个没有雾的中午。我与我的亲戚刚坐上餐桌，警报大鸣。大家照例安详地爬上那个小山坡，走出铁工厂，沿着汉渝公路走进防空洞。洞不大，两旁早已摆好条凳。由于逃警报的人不多，倒也并无窒息之感。坐在条凳上，可以望见蜿蜒向西的嘉陵江；也可以望见对岸的泥黄小山和工厂。说起来，风景倒是不错的，只因五三五四的印象还深，谁也没有欣赏风景的兴致了。事实上，逃警报对于战时的重庆人，早已变成一种习惯，也不一定会有太多的惊惶。我的亲戚是个十分镇定的中年人，逢事绝对不乱，每一次逃警报，必抓一把西瓜子，安详地坐在长凳上，嗑呀嗑的，不欣赏风景，也不跟任何人攀谈。铁工厂是他开设的，职员与工人都知道他的个性，一进防空洞，都不开腔了。惟其如此，洞内的气氛总比别处紧张。通常，有警报未必一定会遭敌机轰炸。就经验来说，倒是过境的次数比较多。不过，这一天，重庆又变成敌机的目标了，尽管高射炮剥剥剥地响个不休，炸弹还是接一连二掉下来。对岸是工厂区，落了好几枚炸弹，迅即燃烧起来。这应该是一件值得惊惶的事；然而坐在防空洞里的人却用好奇的眼光去欣赏对岸的火烧。大家依旧互不攀谈；不过所有的目光全部集中在对岸只有我的亲戚依旧在嗑瓜子，依旧低着头，依旧将视线落在防空洞的泥地上。一会，警报解除，我的亲戚首先站起，大家松了一口气，跟在他背后走出防空洞。我的亲戚照例走在前头，因为他是铁工厂的老板。当我们在汉渝公路上行走时，有人发现铁工厂门口有一枚未爆炸的炸弹。我们站定了，不敢继续向前挪步。但是我的亲戚却若无其事地将脚步搬得很快。我忍不住大声唤他站定，他好像完全没有听到我的声音。他的妻子也焦急起来了，拼命呐喊，可是一点用处也没有。他的妻子怕出事，疾步奔上前去，一把将他拉住，用鸡啼一般的声音责备他，说是炸弹随时会爆炸的，不能走近去。但是老板的意思恰巧跟她相反，说是惟其炸弹有随时爆炸的可能，所以一定要将它搬去田野，否则，整个工厂化为灰烬时，他就没有勇气继续活下去了。他的妻子正欲争辩，他像一匹脱缰的马，疾步向那枚炸弹奔去。他的动机是很明显的：想将那枚炸弹搬走。女人不肯让他冒险，疯狂追赶。就在老板用双手抱走那枚炸弹时，轰的一声，爆炸了。事后，我们没有找到这一对夫妇的尸体。我们找到的只是一只烧焦了的男式黄皮鞋和一只金戒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