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原定的目的地，我们是被转运到战区附近的一个荣军教养所。但是，由于战局的逆转，徐州失陷后，皖北、豫东、江淮、颖泗之间的每一个交通据点，都成为战略上争夺的要津。因此，稍有医药设备的收容机构，都改为抢救伤兵的野战医院。我们这一批度过危险期的百余个伤残战士，大多数都需要长时间的休养，有些根本丧失了战斗能力，更需要一个永久的归宿，所以，一时很难找到适当而安定的处所。
凭着一纸公文，我们很像古代发配充军的病犯，经过三个多月的迁徙，才被人辗转的送到汉口。
同样的，汉口也受到战事的威胁，敌人溯江直上，节节向武汉外围逼近，有些军医院还打算着向前方推进。在这样情况下，我们又接到命令，要我们随时准备行动。
跋山涉水，舟车劳顿，流动生活方式，我们固然是备尝艰苦；但是，每当我们接受民众热烈的欢迎、献花、献旗、慰劳访问的时候，在精神上倒也得到不少安慰。
疲劳、兴奋，这些外在的刺激，的确给我冲淡不少内心的创痛。每当怀念起亚南的惨痛遭遇时，阿兰的深情，又使我在灰暗的人生道路上，看到一点遥远的亮光。
逝者已矣，来者可追！我仿佛将生活的憧憬，都寄托在阿兰身上。每到一个地方停下来，我总要抽出时间来给她写信，报告沿途的经过、心情的感触；当然，我希望她能快一点赶上来，免得越走越远，万一战局又发生巨大的变化，失去了连络。那时候倒真像天上的牛郎织女，隔着银河怅望了。
人生的聚合离散，真令人不敢想像。从怅惘阿兰的消息，我联想到年来可怕的遭遇。当天津出发时，我们六个生龙活虎般的青年，想不到在战争漩涡中，死的死、散的散；仅仅是两个年头，只剩下我一个人，带着一颗破碎的心，在人海里到处飘荡，漫无目的的飘荡。
经过这一次生死关头后，我深切的了解到生命毕竟是值得热爱的。但是，单纯的活下去，并不能满足生命的意义；一棵小草，一片树叶，在幽谷里也会慢慢的枯萎下去。
人是生活在群居的社会里，也必须在人与人的关系中寻找温暖，失去友情的生命，不是等于一架会呼吸的机器么？
但是，烽火漫天，音书断绝；往日的故人，和我们生活在两个世界里。现在，我除去牢牢的抓紧阿兰外，只有想尽方法来打听杨子云和小雨点的消息。
于是在路途中，遇到每一个流亡学生，我都要找机会和他们攀谈。好在那个学生队是遍地闻名的，从沦陷区出来的学生，大都是得到他们的照顾。经过无数次的探询，总算给打听到一点可靠的线索。
原来，那个学生队只是一个辅导性质的机构，他们将陷区青年一批批收容来，很快时间又一批批转送出去。在我离开后的一个星期内，和我们同时间编队的同学，都很快的完成了审查考试的手续。有的去投考军校，有的找到职业，有的继续到后方求学。但是，对于子云夫妇的行动，却没有人能够确切的知道他们的下落。
唯一的办法，只有向学生队直接查问。到汉口后，我马上打一个电报给那个学生队，请他们在档案中仔细的查一下。两天后，我接到了覆电，才知杨子云夫妇参加了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正好在汉口受训。
这真是意外的喜讯，想不到在这里又能和老朋友们天涯重逢，而且还近在眼前。在兴奋中，我急忙从医院里打一个电话给他们受训的团体；请团方转告子云，要他即刻请假前来。
但是，当我放下电话后，心头又弥漫了无限的怅惘。他们告诉我，子云夫妇在一个月前，已经请假回长沙去了，因为小雨点即将分娩，为了经济拮据和照顾方便起见，他们才住到长沙的一个亲戚家里。
又是一个多月的时间变化，我担心杨子云夫妇可能又有了迁动。于是，我急忙又向团方询问他们在长沙的住址；好容易才查到一个不大确实的通讯处，怀着侥幸的心情，连夜给他们写一封长信。
信刚写好，我们就得到移动的消息，目的地是长沙郊区的一座荣军疗养院。领队的向我们表示歉意，保证这是最后一次的迁动；准备发生军事行动时，我们可以自铁路运输，向西南大后方撤退。
消息传来，伤友们顿时又忙碌的准备行动。有些人对这样流动的转送方式，不免大发牢骚。但是，对于我却是最适合也没有了，第一、我可以借此机会，到长沙寻访子云；第二、找到子云后，我可以通知阿兰赶来，也好有一个落脚的地方。于是，我在写给子云的信后，也将这消息告诉他且希望他到疗养院里来看我。
一切都准备妥当，第二天清晨，我们就渡江南下，半天时间，到达了长沙车站。
车站上挤满了欢迎的群众，许多新闻记者早已知道了这个消息，将我们包围住问长问短。原来在前一天，他们在报纸上就大事吹嘘，仿佛这一次台儿庄大捷，就是我们这百余个断腿缺臂的人赢来的结果。
当天下午，我们就得到当地抗敌工作后援会招待晚饭，文化界也排定节目来招待我们，特地约请了几个歌咏剧团，开一次盛大的音乐晚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