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我跑去找维普斯塔拉等人，告诉他们：我已全弄出来了，一切都符合无误。
克利斯蒂也在那里，他说：你用的是什么贝塔衰变常数？
某某书里的多少多少。
但那已不对了。最近的实验显示那数字有七％的误差。
我想起那九％了。我好像在预言什么一样：我在家里用这理论计算，它说中子衰变有九％的差别，第二天却有人告诉我，我引用的贝塔衰变常数有七％的差别。但重要的是，改变将会是从九％变成十六％呢（那就不好了），还是从九％变成很理想的二％？
就在那时，妹妹从纽约打电话来：那九％是怎么一回事？
我刚发现出现了新数据七％
往那边改？
我还在问，我再打电话给你吧。
我兴奋到无法思考，好像在赶搭班机一样，根本不知道晚了多少。你实在赶不上了，突然旁边有人说：现在是日光节约时间呢！对，但究竟是往前拨一小时还是往后拨一小时呢？在太激动的时候是想不出来的。
克利斯蒂走进他的房间，我走进另一个房间。我们都必须静静地想一想：这往这边改变，那往那边改变这并不太困难，真的，只是很令人兴奋。
克利斯蒂出来了，我也从房间走出来，我们都同意：相差将会是二％在准许的实验误差之内。毕竟如果他们才刚把常数修改了七％，那二％极可能就是误差。我打电话给我妹妹：二％。理论正确。
（为了当时我们还不知道的原因，其实相差只有一％。后来卡比布（Nicola Cabibbo）把这点澄清。因此那二％也不全是实验误差。）葛尔曼综合了我们的想法，写成一篇论文。这理论还蛮可爱的，它不困难，却可以解释很多现象。但就像前面说过，当时有很多很乱的数据。在某些情况下，我们甚至还会宣称，哪些实验有错误。
最好的例子，是特勒第（Valentine Telegdi）的实验了。他测量了中子蜕变时从不同方向出来的电子数。我们的理论预测，这些数目全都一样，但他却发现从某个方向出来的电子数比其他的多了十一％。特勒第是个极优秀的实验物理学家，也很小心仔细。有一次，当他在某个地方做演讲时，他提到我们的理论说：做理论的人的毛病是，他们从来不把注意力放在实验上！
特勒第也写信给我们，语气虽然不完全是责备，但明显地表示他认为我们的理论是错的。信末他说：这F｜G（指Feynman｜Gell｜Mann）理论是完全不F｜G（指fit｜good，吻合的意思）。
葛尔曼说：我们该怎么办？你也知道特勒第是个很优秀的实验物理学家。
我说：我们等。
两天之后，特勒第又写了封信来，他完全改变立场了。
从我们的理论里，他发现：他忽略了实验中，从中子朝各方向反弹的质子并不一致；他假设那在任何方向都一样。
他把我们理论所推测的修正值取代他原先在用的数据，结果完全改观，实验和理论完全吻合。
我知道特勒第很优秀，和他争论是很吃力的。但那时候，我已深信他的实验数据出了问题，而他自己会把它找出来当然他比我更懂得找这错误了，因此我说我们不要尝试找出问题，只要耐心等候便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