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青年就这样开始上班了，他们的工作呢，却是在这些ＩＢＭ机器的卡片上打洞，计算一些他们不知所谓何来的数字；因此他们的进度非常慢。当下我建议，这些技术人员必须知道我们究竟在做什么。于是奥本海默跑去跟安全人员商讨，获得特别许可，我便给他们好好上了一堂课。
他们全都兴奋极了：原来我们在参加作战！我们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了！现在这些数字对他们都别具意义了。
如果计算出来的压力值较高，那么被释出的能量也相应增加等。他们充分明白自己在做什么了。
他们简直是脱胎换骨了！大家开始发明新方法把工作做得更好，也改良了整个系统。他们更自动自发，晚上加班，完全不需要任何监督：事实上，现在他们什么也不需要了，因为他们明白一切，后来还发明了几套很有用的程序。
这批小伙子真的变得很了不起。而从头到尾，我要做的只不过是告诉他们，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结果，虽然前面他们花了九个月，才完成三个问题；我们后来却在三个月内解决了九个题目，效率几乎提升了十倍之多！
不过，我们有很多秘密武器，其中之一是利用不同颜色的卡片。我们的作业方式，是一大叠卡片需要绕场一周。
先加、再乘，就那样走遍房间内的每一部机器，一圈又一圈地绕，很慢。因此我们想到，将另一组不同颜色的卡片放进计算循环中，但这组卡片跑的比前面一组稍为慢一点。
这样一来，我们可以同时进行两三项计算。
不过这也带来了麻烦。举个例子，战争接近尾声，就在原子弹在阿布奎基正式试爆之前，大家面对的问题是：究竟爆炸时会释放出多少能量？不错，我们计算过各种不同设计所释出的能量，可是从来没有就最后采用的那种设计，计算到底会有多少能量释放出来。克利斯蒂跑来跟我说：我们要知道这东西会怎样爆发，希望能在一个月内拿到计算结果。确切的时限记不得了，也许是三周，总之是很短的时间。
我说：这是不可能的事。
他说：看，现在你们一个月差不多交出一两个问题。那等于说两三星期便可以解决一个问题啦。
我回答说：我知道。不过我们实际花在一个题目上的时间，没有那么短，只不过我们用平行的运算方式而已。整个操作过程很费时，我们没办法跑得更快了。
他离去后我开始想，到底有没有办法加快运算速度呢？
假如我们全力处理一个问题，所有机器不受其他干扰，结果会怎样？我在黑板上写我们做得到吗？向这些小孩下挑战书。他们开始高喊：可以，我们多轮一班，我们加班工作！他们不停地叫：我们要试！我们接受挑战！
于是我们约法三章：其他计算一概暂停，我们全力以赴，只处理这个题目。大家立刻开始行动！
面对阿琳的离去
那时候，我太太阿琳正患了肺病，病情实在严重，看起来随时会出什么状况。因此我预先跟宿舍里的一个朋友商量好，有急需时便借用他的车，好能够迅速赶到阿布奎基去看阿琳。那位朋友名叫福斯，后来发现原来他是一名间谍。他就是用他的车子把罗沙拉摩斯的原子弹机密带到圣塔菲（Santa Fe）去，但当时没有人知道这些事。
紧急情况发生了。我开了福斯的车，路上还载了两个搭便车的，以防途中车子出了什么问题，也可有个帮手。
果然，我们才开到圣塔菲时，一个轮胎就破了，他们两人帮我一起把备胎换上。而当我们要离开圣塔菲时，另一个轮胎也破了，我们只好把车子推到附近的加油站。
加油站的人正在修理另一辆车，看来要等很久才会轮到我们。我根本没想到要说些什么，但这两位乘客跑去跟加油站的人说明了我的状况。很快地，他就替我换上新轮胎。但我们再没有备胎了在战时，车胎是稀有物资，取得不易。
离阿布奎基还有三十英里，第三个轮胎也爆了。我干脆把车子停在路边，大家一起拦便车到目的地。我又打电话给修车厂，请他们把车子拖去修理，一方面赶去医院看阿琳。
在我抵达医院数小时后，阿琳去世了。护士进病房来填写死亡证明书，然后离开。我陪着阿琳又过了一会儿，无意中看到我送给她的闹钟。那是七年前的事情了，当时她才刚感染上肺病，在那些日子里，这种数字钟算是很精巧的东西，它利用机械原理，能够显示数字。由于它结构极为精巧，因此很容易故障，隔不多久我便须动手修理一下；但多年来我还是没把它丢掉。这次它又停摆了停在九点二十二分上，刚巧是死亡证明书上记下的时间！
记得在麻省理工念书时，有一天在兄弟会宿舍里，无缘无故地心电感应，觉得祖母去世了。紧接着电话铃声突然响起，不过电话不是打给我的，祖母还健在。这件事让我印象深刻，经常惦着也许有一天，别人会告诉我结局相反的故事。我想那也很可能碰巧发生，毕竟那时祖母已经很老了。当然，如果真有那样的事，很多人会认为是种超自然的现象。
阿琳生病期间，一直把那只钟放在床边，它却刚好在她去世的那一刻停顿。我明白，那些对这类事情疑信参半的人，在这种情况之下，不会立刻去研究事情的真相；他们会认定没人碰过那时钟，事情无法解释；而钟确实停了，确实可以算是一件惊人的超自然案例。
不过我注意到房间的灯光很暗，我什至记得护士曾经拿起钟来，迎着光以看清楚一点，那很容易就把它弄停了。
我到外面走了一会。也许我在骗自己，但我很惊讶，自己竟然没有感觉到一般人在这种情况下应有的感觉。我并不愉快，也没有觉得特别难受，也许那是因为七年来已有心理准备，这件事早晚会发生。
我不晓得如何面对罗沙拉摩斯的朋友。我不想别人愁眉苦脸地跟我谈这件事。回去之后路上又爆了一个轮胎他们问我发生了什么事。
她过世了。工作进行得怎么样？
他们立刻明白，我不想镇日沉埋在哀伤里。很明显，我对自己做了心理建设：正视现实是那么重要我必须慢慢厘清发生在阿琳身上的是怎么一回事以致于一直到好几个月之后才哭出来。那时我在橡树岭，刚巧路过一家百货公司，看到橱窗内的洋装，心想阿琳一定会喜欢其中一件，就再也按捺不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