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本书原名《单身汉的体温》，后来被人改为《白如玉》，现在恢复原名而略加浓缩：《单身温度》。单身汉的体温，白如玉，单身温度，三个名字是同一本书。 《单身汉的体温》在民国五十九年（一九七○）由大林出版，当时就有朋友表示书名可以另换一个。我对中途更改书名有顾虑，读者可能误以为是一本新书而重复购买，无故增加了支出。思来想去，优柔寡断，就把它和生活中其他许多延宕难决的问题一并束之高阁。 后来我有远行，我在远方看见这本书有了《白如玉》的新名。此事我事先并不知情。短篇围绕着乡愁写成，乡愁无可排遣，也许遁入爱情可以得到救济，但爱情的追求也没有结果，显得好个凄凉的我！当初以单身汉的体温做书名，取其可以联想到书中主要的内容。白如玉虽然也是书中十二个短篇之一的篇名，可惜不能凭借它一览全局。所以别人代取的这书名仍然不很理想。

现在收回版权由尔雅印行，书名定为《单身温度》，第一，这个名字和原名近似，使读者有似曾相识之感，说不定读者因此多留了一分意，发现这单身就是那单身，我希望读者有此发现。第二，这个名字和原名一样有象征意义，可以做全书的总标题。第三，这个名字没有原名的短处。书名事大，当初未能善始，而今费许多心机，恐怕也是岂能但如人意，但求无愧我心罢了。 我写作是从短篇小说入手，但成品甚少，这十二篇作品的第一篇土，于民国五十六年（一九六七）在隐地兄主编的《青溪》月刊中发表，直到民国五十九年（一九七○）才把十二篇作品结集成书。 那时我正醉心写实主义，想为台北的社会作一番纪录，每一篇小说都是选择一种社会现象为筌，再以乡愁为鱼，希望读者鱼筌俱得，两不相忘。向现实生活寻敏感的题材很容易闯入禁区，那时海峡两岸严密隔离，作品很少涉及两地人民通信的事，我写了；大陆亲友来台湾定居发生如何适应的问题简直没人碰过，我也写了。

我写乡愁比人家晚，如果乡愁是酒，在别人杯中早已一饮而尽，在我瓮中尚是陈年窖藏。大家初来台湾的时候思乡说愁甚为盛行，十几年后，乡愁有渐成禁忌之势，我这个后知后觉还拿它大做文章，回想起来未免不识时务。乡愁分明俱在，我只见乡愁，不见禁忌，懵懂成书，无心突破，倒也没有发生问题。 不管在那个时代怀乡病患者总是人口中的少数，而且能关怀能同情能尊重怀乡病患者的人也是少数。少数人的特征常常被传为笑柄。而今乡愁总算是合法化了，可是乡愁的浪漫，乡愁的细致，乡愁的诗情乐韵，乡愁的无所为而为的美感，也都在凋丧消失之中，这本小书里面到底能保存多少，保存多久，就难说了。 书，写出来是给人家看的，可是人家未必有功夫看，一本书惹人看，有许多条件，那些条件我可能没有；人家看了肯说一声好！又得有许多书之外的条件，那些条件我完全没有。书印出来之后还有人看，还有人看了肯给些鼓励，那是当世奇遇，我事先并不指望它发生，事后也不幻想它重演。

<土>的故事情节早在民国五十年（一九六一）就有了，我曾约略写出来，在徐蔚忱先生主编的征信新闻副刊上发表。六年后（题材在我心中琢磨了六年）重新写过，大意是说一个叫华弟的青年从家乡带出来一瓶黄土，用以防治水土不服。后来他果真有了这个病，可是那瓶土却弄丢了。此事一经传扬，许多人帮他找土。那时候就有人责备他为什么不看重身旁脚下的泥土，那时候就有人说既然找不回来，就得安排另一种结局。那时候就有人问我：你写的是寓言还是预言？皇天在上，我只是编故事赚稿费供家用，寓言预言都没有。 这篇小说很得隐地兄称赏，选入他主编的《五十八年短篇小说选》。后来又为殷张兰熙女士识拔，推荐给中国笔会的会刊译成英文发表，译者为陈谭韵女士。也许是经过这篇小说提醒，有些同文想起尚有一瓶土可用未用，这一瓶土顿时多采多姿起来。也许是经过这些作品提醒，海外侨胞回乡探亲也想起尚有一瓶土可带，而这一瓶土进不了美国海关的事也成为报纸上的花边新闻。 （各国海关都不许泥土入境）。

由此想到作品无论是否畅销都会在社会上造成影响。就说<白如玉>吧，我写它的时候正迷上电影，好莱坞的情节剧常常设计一个难题迫使人物去解决，我也想照样来一次，就逼着白如玉改名字。人在台湾想改名字别提有多难了，但我查到一项规定，如果一市之内有两人的姓名完全相同，其中一人可申请另取一个新名字。我教白如玉去贿赂一个姓白的产妇，创造出第二个白如玉来，第二个白如玉的名字一入户籍，第一个白如玉就可以消失。当初这么写着玩，却不料闯了乱子。 话说有一个要紧的人本来因案列管不能出境，他却全家出国去了。各界大哗，以为有人贪赃买放，可是调查的结果是此人的出境手续完全合法。因案列管禁止出境的人又怎能完全合法一溜了之？详情不能公布，以免引起他人效尤。新闻圈子里的人都知道，那人申请出境所以能审查通过，是因为他用白如玉模式先改了名字。不久，报上有一条消息，以后姓名相同的人改名字，由年纪小的人改，年龄比较大的不改，这显然是针对白如玉模式，一般人漫不经心，我暗暗了解两者的关连。天可见怜！如果当年学白如玉改名然后出境逃亡的人是间谍，我怎么得了？

私立银行的女职员必须未婚，一旦结婚即必须辞职，这一规定行之有年，一向惹人诟病，<求婚之夜>以此为背景写成，写到女职员抗议社会的不公平有些句子颇为辛辣，使今日之我吃惊。当年妇女界人士开会要求废除这个歧视女性的规定，有人影印了<求婚之夜>当场分送，世上还真有人旁涉博览、勿以善小而不举，我受到感化，把当年喜欢吹毛求疵的习惯改掉了。最近听说私人银行这个不合理的规定已经取销，但愿并不仅仅是传闻。 现在，银行的女职员可以结婚了，白如玉不能改名了，医治怀乡病也不需要有一瓶土了，这些改变对作品没有影响，草船早已不能借箭，群英会还是可以唱。 短篇小说比长篇小说更讲究形式变化，这话我一向深信不疑，我在写这十二个短篇时行其所信，希望篇篇有不同的写法，直叙，倒叙；第一人称，第三人称；整齐、紊乱；独白，对话，还有书信体，新闻体，都派上用场。那时，我以接受束缚并战胜束缚为乐。

十二个短篇故事以一个叫华弟的人物贯串其中，他在每一个故事中出现，但故事不一定从他的角度组织起来，他有时是主角，有时是配角。我的意思是，十二个短篇故事虽是横断的，但不是绝缘的，它们互相诠释；为家庭牺牲而又受家人藐视的白如玉也是孤侠，流浪江湖的孤侠也骑在爆竹上，骑在爆竹上的疯子也失土，失土的华弟也画一个家挂在墙上，。而今校改此书，真觉得当初爱费心机，不怕麻烦。 一九六七到一九八七，正好二十年。二十年后自己检审这本小书，倒也未悔其少作。无论如何，我以后不会写这种机关算尽的小说了，尽管我肚皮里还有一些故事情节。我写作太浓，太慢，常引为憾，同文有人能日产万字，大劈大砍大开大合，我心向往之，然不能至。浮生苦短，题材苦多，对自己仅有的成品渐渐有了敝帚自珍之情。早岁那知世事艰，每逢有人问你对自己的那一篇作品最满意，总是回答最满意的作品还没写出来。今天想想这话是何等的露，何等的满！简直可以说是轻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