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 第九篇拔管
神经科的医师请我们呼吸治疗科派人过去会诊时，病人已经昏迷不醒了，必须插内气管靠着呼吸器来维持生命。经过详细的病情讨论以及临床检查，我们同意帮忙神经科照顾病人的呼吸问题。
神经科总医师笑着说：虽然机会不大，在我们两科的合作之下，倒值得一试。可是不到三天，我们合作的保证忽然变得暧昧起来。我相信如果不是那封公文，一切都会很顺利。我记得我还没来得及看完公文，神经科已经打电话来，请我们去处理病人的呼吸问题了。
我和呼吸治疗科的总医师一边走一边看公文，看得牙齿都颤抖起来。公文上说病人积欠院方十余万医疗费，依某某规定，即日起当停止一切医疗措施，请确实执行。
走到病房，就看到神经科的医师装得若无其事地笑着说：拔管吧，毕竟没有钱是不能呼吸空气的。
我看着病人，心里怦怦地跳，马上意识到这件事的严重性。我们总医师倒也镇定，沉稳地说：恐怕不妥当吧，内气管拔起来，病人大概拖不过三天。
神经科医师看着我说：反正这是院方规定，你要不要拔看看？
我吓得连忙摇头。总医师不高兴地说：这本来不是呼吸治疗科的病人，真的一定要拔管的话，神经科全权处理好了。
神经科的医师夸张地指着自己说：我们处理？说着不情愿地笑起来，呵呵仿佛要断气的病人。
到了后来我和总医师只好去向呼吸治疗科的主任请示。主任听了理直气壮地说：病人欠医院的钱，又不是欠我的钱，没听说当医师当到要杀病人的地步。我听着觉得真是贴切，仿佛每一个字都是从我的心腹里掏出来说的。
过了几天，管理处的公文又重申要贯彻规定，加强行政运作，一定要确实停止所有医疗措施。
我们曾经处理过很复杂的病例，但从来没有碰过这么头疼的问题。一整个下午，我们呼吸治疗科都想不出更好的办法。主任问：提供特休假，有没有人愿意去拔管？大家听着，一片沉闷，愈发觉得人性尊严的可贵了。
到了管理处派人来实地了解，我们还看到病人在呼吸器的推动下均匀地呼吸。他的太太在一旁看护，显得十分疲惫，她苦苦哀求管理人员：请让我们宽限几天，已经在设法了。
我很同情妳的处境，但这是规定。管理人员说着转身过来问我们：各位医师，拔管有问题吗？
我们找不出别的借口，只好说：法律上恐怕站不住。
他得意洋洋地反驳：这没问题，我们有经验，法律上认定自然过程死亡，与我们不相关。
我们无法否认他言词的正确性，可是听了真让人厌恶。病人的太太歇斯底里地发作起来，我们不得不过去抓住她，她疯狂地喊着：谁拔掉管子，我丈夫做鬼回来抓谁
最后是病房的护理长看不过去，她告诉管理人员：一定要拔的话，你来好了，方法很简单，只要抽掉气袖内的空气，整条管子拉出来就可以了
我看见管理人员的脸色一下铁青起来，我不是医师。他说。
也没有听过蓄意害人的医师啊。神经科的医师告诉他。同时我们也在一旁附和，对，你可以自己拔。
我很难形容他离开时那种受惊吓的神态，规定要执行，要不然就完了他喃喃地念着。
渐渐随着事情层次的提高，我们甚至期待它的发展。走过病房，看见病人安稳地呼吸着不付费的空气，好像全世界的矛盾、感伤都在那里了。
过了两天，这件事情有了新的眉目。那天下午我看见管理组长拿着一张器官移植捐赠志愿书，同病人家属详细说明规则：这是唯一的办法了，将来可以领到一笔抚恤金，大概足够偿还医疗费用。
自从病人太太签了志愿书以后，这件事涉及的范围更大了。外科天天派人来打听病人的病情，他们说：这么大的移植计画我们当然要谨慎，万一病人有了状况，我们要在宣布脑死的同时取下新鲜标本，以确保移植成功。外科并且使用了高量的抗生素，防止他们所要的器官发炎。
病人的太太似乎并不明白这一切，她向每个去看病人的医师猛点头，恳求他们救她的丈夫。其余的时间她就坐在床边看她的丈夫，替他擦汗，有时是自己一个人在那里抽泣。偶尔她的两个孩子也来了，就抱着孩子哭成一片。
病人呼吸的状况在呼吸器的协助下一直可以勉强维持，可是神经方面的症状却愈来愈恶化，后来甚至发生急剧的血压下降、呼吸衰竭。我们呼吸治疗科赶到时已经呈现不规则的心室颤动、瞳孔放大，于是赶忙展开心肺急救。我记得当时现场一片混乱，病人的妻儿呼天抢地地哭喊，护士忙着进进出出，神经科和呼吸治疗科的医师忙得团团转，甚至外科的医师也来了，带着推床的工作人员，准备病人一宣布死亡马上推进开刀房取出捐赠器官，立刻进行移植。
各种药物以及处置仍无法挽回病人的情况，最后我们决定使用电击器以及心脏肾上腺素注射。
经过两次电击以及一个剂量的肾上腺素注射，全电图上仍然一片心律不整。然而就在我们准备放弃，宣布死亡的同时，忽然发现心电图上出现一、两次正常的传导波形。于是再度努力急救，终于让病人的情况渐渐稳定下来。
我几乎可以隐约地感受到外科医师的失望和白忙一场的落空。他们很坦承地告诉我：为了争取第一时间，准备接受移植的病人甚至已经在开刀房上了麻醉。
随着呼吸器规律的起伏，我渐渐对自己医师的职责感到茫然。病人的太太很仔细地告诉我他们夫妻怎样白手起家。好不容易有一个豆浆摊子，一大早孩子都到摊子帮忙以后去上学。眼看就要拥有一个店面了，可是却发生这种不幸。现在他们连摊子都顶卖了出去，负债累累，亲友们没人敢再借钱给他们。她哭泣着说：我晚上睡觉都不敢阖上眼睛，怕一睁开眼睛，明天就到了。明天不晓得会变成怎样，我都不敢想像。她抱紧孩子，至少现在我还看得到孩子和他。
过了一个礼拜，护理长悄悄告诉我，她们支领的抚恤金恐怕快不够偿付新的医疗支出了。走过病房，听到呼吸器嘶嘶的声音，我有种莫名的恐惧，仿佛有什么无法挽回的事物从那里流了过去。
两天后，病人再度血压急降，呈现休克状态时，病人太太沮丧地拉着我：医师，请不要救他了，让他好好地去吧。我几乎无法相信我听到的话，那时除了医学的观点外，我变得不愿意再去作任何思考，救活病人是当时唯一的信念。病人太太变得烦躁不安，他的两个孩子则害怕地抱在角落紧缩。她几近疯狂地去阻碍我们的急救。可是为了救活病人，我们不择手段地采取一切行动。就在那一刹那，病人的太太几乎要崩溃掉，我们也屏住了呼吸期待心电图上的变化。
这一切忽然凝结起来，小孩子也停住了哭声。病人太太变得平静得吓人，她沉稳地说：请你们同情孩子，他们还需要钱活下去，接受教育。我相信孩子爸爸会瞑目的。也许是她那种庄严的语气，我们几乎都楞住了。
隔天清晨，我们依例拔除病人身上所有的管子。
或许为了平抚我的不安，总医师淡淡地问我：你知道射马的事吗？
射什么马？我说。
跛脚的马。
跛脚的马有什么不好？我问。
那时外科早已把病人身上的眼睛和肾脏都取走了。我一直在期待回答，然而我们的对话并没有持续下去，无言的沉默变成我们共同的默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