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诺贝尔症候群 自从诺贝尔化学奖得主李远哲回国以后，掀起一阵旋风。我们这些化学相关科系的学生那可惨了。每次化学实验课之前，我们的教授总要一阵训话：人家美国的学生用功得不得了，一天二十四小时根本不够用。那像你们，成天只晓得玩，这样下去，我们中国的科学还有什么希望？ 杨格一副不以为然的表情问马汤尼：美国真的像他形容的那么伟大吗？ 马汤尼卷着舌头，螺丝钉似地一个一个吐着不准的发音表示：米锅也悠不用功的些生啊。 说着杨格又同情又好笑地去矫正马汤尼的发音：美国，不是米锅然后是一阵嬉笑，拉拉扯扯。背景是一个实验室，看得见许多瓶瓶罐罐，烧杯里煮着开水。有一大条长龙排列等着使用唯一的一台离心机，和数量有限的分析天平。至于川流的学生，就很难确实说明他们到底在做什么。有的时候是联络中午系际杯排球赛的人员，有些正开郊游的筹备会议，有人在研究考古题，另外一些人在争辩着民主自由以及校园的问题等等。

马汤尼是美国来的侨生，由于举家回台经商，才会转回台湾读书。据他表示，他在美国读到大二，算是成绩颇优秀的学生。可是从大一读起，我实在看不出一点优秀的遗迹。国文、中国通史、三民主义这些科目一窍不通那也就算了。我看过他做微积分，那才是迟钝得可怕。也许是美国教育习惯把学生训练得一板一眼，明明一条方程式列出来，我早把Ｘ、Ｙ、Ｚ的座标算出来，他偏偏要一遍一遍推演方程式，直到你都看得不耐烦了，才慢慢求出答案（而且还常常计算错误。）我曾经好意告诉他，竟引得一场争辩，弄得中英兼夹，面红耳赤。大意就是他们在美国考试，根本就不限时间，也不用自己计算。 马汤尼这种烂成绩、破国语以及不够随和的个性很快在人际关系慢慢被孤立起来。幸好我们这一组化学实验组的成员都是超级随和的组合，每个人散得不得了，本着四海一家的精神，勉强收留马汤尼，免得他落得无家可归。

这个学期作的是测定有机糖的实验。利用各种方法来求出不同的糖类。好比应用各种不同的特性，我们可以分辨出乳糖、蔗糖、葡萄糖、果糖等等。依照往例，这些步骤，我们这群中国学生早在课本上背得滚瓜烂熟了，由绿色变成橙红色是葡萄糖的化学反应，加入催化剂是过氧化氢。将来期末考只要能够正确地写到考卷上，一学期的实验成绩自然顺手拈来。 我们的教授除了吹吹当年他在美国的研究精神以及骂骂我们以外，对中国科学的贡献实在非常有限。每次实验课训完话，他就离开了。留下几个助教发器材、泡溶液、修理仪器、点名、发报告，在实验室里团团转，根本没有空停下来和我们多说一句话。有时候下课我们到福利社喝汽水，就看见他在隔壁网球场打球。赢的时候还会转身得意地向我们挤眉毛弄眼睛，接受我们的喝采。

有一次马汤尼在实验报告后面附了一大篇建议。什么改善师资人力、充实实验设备、提高研究气氛等等。到头竟然引来一场演讲，教授拍着桌子大骂：学生自己不肯努力，反而什么事都要抱怨。好像这一切都是别人害你们的一样？当初我们在西南联大时，那有什么设备？学问还不是一样做出来？听过爱因斯坦或者牛顿有什么老师吗？ 总之，事情就是这样。我们早习惯了。我实在弄不清楚为什么马汤尼总是那么死心眼，非看到自己的实验成果不肯写报告。实验失败了竟然老老实实地写到报告上去。我知道教授不喜欢失败的实验报告。老实说，作了三个小时的实验，弄不出一个漂亮的数据，这样的学生，还有什么意义呢？ 因此我们的实验结果都非常成功，误差难得超过百分之一。

杨格三番两次劝马汤尼：最重要的就是报告。实验课一开始就赶紧写报告，最好用打字机打。结果以前的学长、或者教科书的数据都可以参考，误差的数据自行调整一下，不要太大，也不能小得太离谱你知道我们的仪器不可能那么精确。交报告时更要考究了，一定要加订上封面，弄得好像博士论文一样。这一来五○％的平常分数就没有问题。期末考约五○％读读考古、配合讲义重点，那就很凶了我看见马汤尼睁大了眼睛，一片迷离，说不上来是什么样的表情。 反正，这一切都很好，这个学期也如同以往一样就要顺利地过去了。可是中国人却拿了诺贝尔化学奖。我相信许多人都看到了李远哲在电视上那番温文儒雅的风度与气质，更多人被报上那篇立足小分子，纵情大宇宙的访问稿深深感动，甚至追到台大去听他的演讲。忽然，这一阵风潮同时触动大家内心深处的什么。

那一天，教授竟然站在讲台上，语重心长地告诉我们：Somehow，我觉得过去我引导你们的方式可能错了，我想了很久，决定取消期末考的笔试，他托了托眼镜，注意到台下一阵兴奋与期待的表情，接着说，为了提高你们对实验操作的兴趣，我决定期末考改发未知溶液让你们测试，看书、查书都没有关系。主要在测验你们平常实验操作的能力。 他还在台上说明启发性的教育以及科学的真理种种，我们台下已经是一片混乱了。这一惊非同小可，让我们背背理论考试还可以，真正要发标本下来考试，那还得了。我相信班上有许多人连离心机、分析天平的正确用法都还有问题，更不用说操作考试了。 这一来可好，一股傻劲的马汤尼变成了救世主，我们不得不把整组的生死存亡全寄托在他的身上。由于关心自身的安危，忽然大家都开始真的要做实验了。不得了了，一时离心机完全满档、分析天平也忙得不可开交。高度的使用率使得破坏率奇高无比。班上不时迸出抢用仪器的个人恩怨，班会更是开过好几次，讨论呼吁使用设备的次序以及礼节。我们为了努力作实验，展开了大规模的自救运动，联合左右两个小组，有组织、有计画地去抢用设备、占用仪器。一时大家分工合作，马汤尼居中指挥，眉开眼笑，仿佛看见了中国科学的另一个春天。

杨格坐在一旁，静静地看着这一切，仿佛俯视着芸芸众生。我见他默默不语，不动声色，于是走过去笑着对他说：杨格，振作一点，苹果不会自动从树上掉下来的。 他似乎正在沉思着什么，没注意到我的话，过了一会，才抬起头淡淡地问我：我们实验的葡萄糖就是平时吃的那一种吗？ 我笑着拍他的额头：天啊，这学期都快结束了，你还搞不清楚？ 说完我看到杨格不慌不忙把眼前一杯葡萄糖溶液喝了下去，品尝了一会，笑着说：嗯，是这个味道没有错。 由于默契，我忽然意会到他心中想的事情，笑着对他说：别开玩笑了，行不通的。但是杨格一个劲地对我傻笑，我只好帮他把各种糖溶液装瓶，塞进书包让他带回去。 往后，实验课变成了体育课，大家穿着运动服装上来上课。冲突的事件更是屡见不穷。大家渐渐意识到唯有更有组织计画的规模才更能占用设备。每个人简直抢红了眼，非得如此，无法作完一个实验。操作考试的压力愈来愈大，每个人精神体力忙得不可开支，根本没有人理会毫不在乎的杨格。偶尔，我会调侃杨格：你的伟大计画进行得如何？他就一脸傻相。总之，不再有人围着杨格听他说笑，杨格过去吃得开的形象在我们的心目中一落千丈。

很快实验考试的日子到了。我们把发下来的未知溶液像祖宗牌位一样谨慎地接了回来。一共分成三份，一份给马汤尼，一份给杨格，一份留着以防万一。老实说，我对杨格完全没了指望。至于马汤尼，我们心里也十分明白，在这么匆促情况下练就出来的功夫，实在也是有限。总之：心里空虚得很，像是面对一个比你还要伟大的对手一般。 这回实验室变得沉静无比。只听到离心机嗡嗡的马达声。我们早画好流程表，每一个结果出来就画到表上，以便于分析判断。杨格则慢条斯理地拿出一个馒头，一边吃，一边舔着溶液，口中念念有辞。 怎么样？我们另一个组员阿波问他。 很甜。他一边说还煞有介事地记着笔记，让我们哭笑不得。 快到下课前，马汤尼和杨格的答案渐渐都出来了。让我们兴奋的是，两个人都有三个答案，其中木糖、蔗糖都一模一样。另一个答案杨格写的是半乳糖，马汤尼的结果却是葡萄糖。那时时间已经相当紧迫了。

先不说半乳糖，我可以肯定绝对不是葡萄糖，这种味道每个人都闻过。你们喝看看，有平时泡咖啡那种方糖的滋味吗？杨格张牙舞爪地表示。 阿波先喝了一口，满脸疑惑，没有表示意见。 我们把目光集中在马汤尼身上，他似乎没有表示意见的意思，杨格又抢着说：不骗你们，我对有机糖真的下了功夫。半乳糖有一点焦灼的气味，但又没有乳糖那么严重。甜度淡、酸度适中，气味里有一点淡淡的奶精味，又有点像凤梨皮削下来那种感觉。 说着杨格把一本笔记心得翻开给我们看，天啊，那简直是洋洋洒洒，不由得人不折服。 那时离下课只剩五分钟左右，阿波急着问马汤尼：你倒是说句话呀 马汤尼似乎有些举棋不定，他拿着试管在灯下瞄了半天说：我也觉得不像橙红色，但又说不出来还像别的什么

说时下课铃已响，教授宣布把答案及组别记录在答案纸上，交到讲台。我们面面相觑，决定匆促表决，终于以大多数通过杨格的答案，草草交卷。 至少会对二题吧。阿波笑着安慰自己。 说也奇怪，那是我们拥有的一次空前大胜利。全班只有我们这一组获得了期末考的满分。狂欢庆功宴之余，我们真的要建议杨格去出版一本书了。 至于马汤尼，竟和杨格成了无所不谈的朋友。现在他成了本组最忠诚的组员，也许是见识了中国人的厉害，他的想法、举止愈来愈像中国人了。大家都觉得马汤尼变得十分讨人喜爱。甚至偶尔还会冒出杨格常说的口头禅，像是十分自得的样子。 专家不过是一条训练有素的狗。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