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第一篇黎明前

一：三○AM 气氛不太对劲，任何人都嗅得出来。现在所有重要的人物都在开刀房外面打电话，联络，或都做别的什么更重要的事。总之，现场没有人知道接着该怎么办。 哔哔哔地响着的是机器预设的警告讯息。麻醉护士无可奈何地把声响关掉，可是过了不久又自动响起。病人身上满满地挂着强心剂、升压剂，以及数不清的点滴及瓶瓶罐罐。虽然得到心电图上微弱的心跳，可是病人的血压只剩下不到一、二十毫米汞柱。 如果你们确定不开了，手术台上的护士小姐回过头问，谁上来先把肚子关起来吧，总不能这样放着。 呼吸器均匀而规律地送着气，仿佛什么事都没发生似地。 没有人回答她。开刀房里面很冷，找不到多余的椅子。除了我以外，靠着墙壁坐在地上的是外科住院医师张医师。麻醉科住院医师王医师正在麻醉机前和护士不断地为病人输液、输血、换点滴输液。我打了一个呵欠，看了墙上的挂钟，午夜一点半。已经三十多个小时不曾阖上眼睛了，看来还很有得煎熬。

我记得最先发现不对劲的人是麻醉护士。 病人手好像变黑？她左看右看，又去把手术房外面的王医师找进来。 事情快得超乎想像。 麻醉科王医师才走进来，心电图就不对了。 面罩、挤压袋、咽喉镜、新的内气管，快！王医师大叫。 一听到这串紧急救护器材，我惊觉到发生了事故。说时迟，那时快，已经涌上来几个护士，忙着递上器材，一边紧急抽取必须药品。 肾上腺素注射！王医师一边把原来的内气管从病人口中拔出来，推电击器过来。 当时我们外科医师正找到发炎的部位，准备清除，可是我们不得不停下来。包括主刀的吴教授、张医师和我都楞住了。我们完全不明白事情为什么忽然会变成这样。我被王医师很粗暴地挤下手术台，看着他们一组人冲上去，在病人身上又是心肺按摩，又是电击。

整个手术房忙成一团，抽痰、抽血、准备点滴、泡注射剂、推电击器。水份输送、酸碱平衡、注射肾上腺素、氧气给予。 电击器设定二百五十焦耳，给我导电软膏，麻醉医师把电击器接在病人胸膛两侧，所有人员离开床边，充电开关打开！ 碰！ 心电图仍是一直线。 注射立多卡因。 看到没有心跳，立刻有人站上手术台，继续心肺按摩。 再准备电击器，充电。 这样折腾了差不多半个小时，就在大家都准备放弃的刹那碰！随着电击器病人的胸部随着震动了一下。 有心跳了！王医师叫着。 于是我们陷入了现在这样的状况。无论用再多的升压剂，强心剂，都无法把血压拉上来。 我看没什么用了。刚刚休克那么久，全身灌流不足，又是缺氧，张医师指着脑袋瓜，悄悄地附来我的耳边说，这里恐怕早已脑性病变，再加上心脏衰竭

吴教授呢？我问。 他摇摇头。我们又静默好久。 你知道上回吴教授那件事？张医师问我。 什么事？ 有个家属把棺材抬到他家去抗议，他的孩子要出门上课，吓得嚎啕大哭。他才出面调解，人家二话不说就是拳打脚踢。 真是可怕。呼吸器咻咻的声音仍可以听见，在机器的推送下，病人胸廓规律地起伏着。我起身走过去看病人，斑灰的头发在无菌头罩里若隐若现。他虽然被透气胶带贴着眼睛，可是仍然感觉很有威严。 你想还能撑多久？我问麻醉医师。 我真的没有把握，王医师看了看墙上的挂钟，或许就黎明之前吧！ 二：○五AM 簇拥着麻醉部李主任走进来的一群人里面我认识的有麻醉部主治医师陈医师，他的脾气火爆是出了名。只要能够不和他交涉，我愿意在外科做任何苦差事。另外一位是负责行政协调的总住院医师许医师。还有一个人我并不认识，他把无菌衣直接套在衬衫外面，我敢说这绝对不是自己人的穿法。

吴教授呢？还不等李主任坐下来，陈医师就开始问。 没看到，张医师从墙角站了起来，或许正在外面跟病人家属说明吧！ 麻醉科总医师把病历拿过来，李主任接过病历，坐在椅子上，一页一页地翻着，什么话都不说。 他们仿佛担心什么似地。衬衫外套着无菌衣的那个人走过来看了看病人，又到陈医师耳边悄悄低语。 陈医师点点头。之后，他又跑过去李主任身边耳语。 过了一会，吴教授终于上气不接下气走过来，还没进开刀房，就听到他大声嚷着：李主任，你来得正好，我要问你到底怎么回事？ 我还想问你呢！李主任抬起头看了吴教授一眼，又继续翻阅他的病历。 手术进行得好好的，病人无缘无故发生了缺氧。你的住院医师紧急换掉气管内管，然后又是急救，现在变成了这样。难道你刚刚出去跟病人家属这样解释？李主任终于站了起来，怎么会无缘无故呢？病人得了胃癌让你开刀，开了刀之后病情不但没改善，反而恶化。然后是伤口化脓，发炎无法控制，变成了全身性的菌血症。你急急忙忙推进来要麻醉、要开刀，现在变成了这样，怎么会是无缘无故呢？

我不是跟你开病理讨论会，你别跟我吵，吴教授表示，我明明看到你的住院医师把气管内管换掉了。 陈医师接过王医师手上的麻醉纪录。他看了好一阵子。又去跟李主任窃窃私语。李主任边听边点头。 我想有必要说明一下，以免引起不必要的误会。陈医师把纪录转交给李主任，发现病人有缺氧的现象，当机立断紧急换置气管内管。这完全是很正确的处置，不一定是气管内管滑脱。缺氧可能有成千上万的理由，但你不能倒因为果，因为换了气管内管，所以推论是气管内管滑脱，再说，旧的气管内管已经拔除了，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气管内管脱落。 李主任看完麻醉纪录后，把王医师唤过去，他说：部分纪录太潦草了，你重新再整理一次。换置气管内管的事是急救过程的一部分，不必特别记录。你煞有其事地写，反而引起不必要的误会。

他当场把纪录撕成两半。 老李，这样不好吧。 李主任转过头，搭着吴教授的肩膀说：听着，老吴，我们在一起合作这么久了，以后我们还要一起合作下去，对不对？如果你一定要把责任归究成医疗过失，我实在也无法阻止你。不过话又说回来，不管到头来是你错了，或者是我的人错了，没有人会得到什么好处的，是不是？我相信你经历过了那么多事，这一点应该比我还清楚才对 吴教授不说什么。他拿下眼镜双手揉着疲惫的眼睛。 那你说该怎么办？吴教授戴上眼镜。 你刚刚和家属谈过了？李主任问。 吴教授点点头。我只告诉他们情况不太乐观。 他们的反应呢？ 当然是无法接受。 李主任抚着下巴，在房间里面踱来踱去。他回过头来问那个衬衫外套着无菌衣的人：老邱，你有没有什么意见？

没见过的那位先生问吴教授：外面家属都有那些人？ 他的太太，还有一个男的，和他年纪差不多，听说是合伙做生意的。 孩子做什么事？有没有遗产的问题？ 他的老婆听说是他从酒家买回来。没有生孩子。病人是个退伍老兵，澎湖来的。开馒头店，大概没什么钱。 嗯，转来还算单纯。不过这个老婆如果是从酒家来的话，也不能太掉以轻心，那位邱先生想了想，又问：你说这个病人是胃癌，那么就是不会好的了？ 吴教授点点头。 家属明白吗？ 我跟他们提过。可是医师当然不会说病完全不可能好，否则我们干嘛还开刀呢。 我理解。 李主任又坐回他的椅子上，跷着脚，不断地晃着悬空的那只脚。他把原来那本病历翻来翻去，我很怀疑他是不是在看。他看了半天，又喃喃地自言自语：妇产科有个何医师，病人出了一些问题，要他赔偿。那件事，医疗上他其实没什么过失，所以也不怕打官司。问题是后来对方请黑道的人来要钱。黑社会这些家伙很厉害，他们不拿刀也不拿枪，只打了个电话给何医师，告诉他下午五点多的时候看见他的女儿从光复国小五年甲班下课，走那条路、那条路回家。还称赞她长得好可爱。何医师放下电话之后胆颤心惊，想了两天，终于无条件接受他们开出来的赔偿条件。救人救成这副德行，可怜喔。救人的人没人救。

病人血压仍然很低，邱先生在开刀房踱来踱去。最后他总算停下来，胸有成竹地说：我看这样好了，我们再去和家属谈谈，一方面探探情况，一方面也说服他们接受这件事。我们过去的经验是病人一定不能死在开刀房。谁都无法接受一个人被送进开刀房，出来的时候已经死了的事实。再说法律上也很不利。等一下把病人移到病房去。跟病人家属说明开完刀不是很稳定，然后让他在病房等情况渐渐恶化，终于不治，这样比较容易被病人接受。癌症病患加上菌血症，只要没有太多破绽，应该是站得住脚的。记得多找几个医师过去病房做急救，让家属看到很多人在帮忙。给他们一点时间接受这件事。但不要拖过黎明，否则白天他们通知了一堆亲友，万一有个医疗专业人员就很麻烦。

二：五五AM 我一点都不喜欢这个脚本。 更坏的是，当吴教授和李主任以及邱先生走出开刀房去和病人家属商谈时，病人的状况急剧地恶化。最先是恶劣的心律不整，动脉监视呈现很低的心输出量：心电图很快变成几乎没有反应的直线。 碰！ 电击器。看得出来病人胸前有一部分皮肤已经被电得焦黑。 心肺按摩。注射急救药物。忙乱的这一切，以及令人挫折的画面不断地重复着。 不知道为什么，我脑海浮起病人太太的模样。黝黑的面貌、粗壮的身材，我很难把那些沦落烟花的往事和她做任何联想。 她对病人的照顾甚至到了歇斯底里的地步。有时为了一个无关紧要的局部疼痛，轻轻昏眩，她可以在三更半夜把医师、护士，以及同房的病人弄得鸡飞狗跳。特别是第一次开刀，得知是癌症以后，她的情况更糟，简直到了不可理喻的地步。几乎每六个小时就准时到护理站要求给病人打止痛剂。她像是病人的放大器，如果病人有所呻吟，她气急败坏地在护理站前唱着她编出来的哭丧调，直到病人的问题得到解决为止。不但值班的人员很怕她，连别的病人也非常忌讳。

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是他们三个人去跟蒋公铜像行完礼回来。我走过走廊尽头的窗前，正好看见她对着窗外，一个人掉眼泪。我过去跟她说了一些鼓励与安慰的话。 医师，你的好意我明白。老彭的病会变成这样我真的没有想到，可是他的身体向来不好，我心里早知道会有这么一天的。我常常觉得很对不起你们，给你们添很多麻烦。 彭先生有妳这样对他，实在不枉费夫妻一场了。我告诉她。 其实，跟他夫妻十几年，想了想，我并不爱他。她笑了笑，把眼泪擦干，我这辈子亏欠他很多，无论如何，都无法回报他。 我有点讶异。 现在时代不太一样，环境也比以前好，有些事情也许你们不会明白。 碰！ 电击器的声音把我从思绪中唤回现实。现实的场面此思绪还要零乱。 匆匆忙忙的一群人，看着无动于衷的心电图，仿佛被死神冷冷地调侃着似地。 这时我看见吴教授他们，从手术室门口匆匆忙忙走进来。 怎么回事？ 碰！ 又是电击器的声音。加上一直线进行的心电图。 王医师双手狼狈地拿着电击器的双极，直摇头。 吴教授撕去贴在病人眼皮上的透气胶带，拿着手电筒做瞳孔对光反应测试。 糟糕！他叹了一口气。 现在所有的急救都停了下来：心电图现在完全是没有起伏的一条线了，手术室忽然变得好安静，只剩呼吸器规律地送着气的声音。 吴教授背着手，在开刀房走过来又走过去。 我看了看钟，三点三十五分。好了，现在病人死了，连装模作样的急救都不行了。 谁上去先把肚皮缝合起来。教授的声音像赌徒下了大注似地沉重，等一下你和张医师带着挤压气囊及氧气筒，一边做心肺按摩，一边挤压氧气，带着所有的心电图、血氧监视器，以及点滴推着病人回去病房，把病人送回病房去，到了病房之后继续急救。 可是，我瞪大眼睛，几乎是不暇思索地叫了出来，病人已经死了！ 然后我看见吴教授的目光，像锐利无比的手术刀从我身上划了下来。 三：四五AM 我们停在等候室的自动门之前。 我不愿意这样，可是我别无选择。我很均匀地挤压氧气进入病人肺脏，好让病人的胸廓一起一落地起伏着，如果这样能够让彭太太他们觉得好一点的话。 过了这个门，我们再地无法回头了。最后一次问你，你会后悔吗？张医师看着我没有表情的脸。 好吧，如果戏一定要上演的话。 他开始在病人身上做心肺按摩。没有灯光，没有掌声，自动门像帷幕般地打开了。我们推着病床向前。 老头子彭太太用一种很夸张的声调迎了上来。 她紧紧抓住彭先生的手，目光像受了惊吓的驯鹿，企图从我们身上找出答案。可是每个人都心虚地避开她的眼神。她惊慌地念着，他的手好冷，手好冷。 彭太太，吴教授搭着她的肩膀，彭先生现在状况变得很差，我们没有办法替他再麻醉开刀，因为这样只是更增加他的痛苦 沿着医院走廊慢慢地推送。我尽可能均匀地挤压呼吸气囊，使死者呼吸看起来显得安详。走廊外是一片幽暗的夜色。冷风呼呼地刮来刮去。我相信彭太太完全没有听到我们的话，她只是一心一意地唤着死者。 他的手好冷，她脱下身上的外衣披在死者身上，老头子，不冷，不冷。 他的情况很不好？陪着彭太太的周先生谨慎地问。 吴教授点点头。他随时都可能过世。他在说谎，病人已经过世。 这么说来，已经没有希望了？ 到了病房，几个大夜班的病房护士连忙过来接病人，换床、量体温、血压等例行工作。有个护士量着血压，量出了疑问，又重量一次，吴教授立刻用眼神示意她们离开。 彭太太仍不死心喊着病人：老头子，你醒醒呀。你听见玉兰在叫你没有？你醒醒啊！ 她已经悲伤得必须让人扶着。周先生过去跟她说：玉兰，妳别哭。妳要让开好叫医师给老彭救命。 彭太太让周先生抓住，看着我们这场不怎么生动的演出。她一得到机会立刻冲向死者，大哭大喊：老头子，你醒来，你醒来看看玉兰啊！ 恐怕就是今天晚上了，你们最好有个准备。吴教授很沉重地告诉周先生，说完静静地走开了。 他竟然走开了？ 周先生喃喃自语：没想到这么快。没想到这么快。他有些哽咽。 看着我们消极的表现，彭太太简直歇斯底里了。她冲过来死者身旁，推着、拉着、哀求着老头子，你为什么不睁开眼睛看看我？ 她绝望地捶打自己的胸膛，嘶喊着：老头子，我要打死自己了，你也不睁开眼睛来拦我。 张医师被彭太太挤到一旁，显得有些狼狈。我看他简直不晓得该把彭太太推开继续表演急救，还是就让她趴在病人身上哭一阵子。 周先生连忙去劝她：玉兰，不要这样，现在三更半夜的，这儿还有许多病人，需要疗养。彭太太舞动双手，几乎失去理性地抓住张医师，嚷着：老彭这么可怜，为什么没有人救他，大夫，求求你们，一定要救救他，可怜可怜他。 我看见张医师完全不知所措。幸好周先生把她从张医师身上拉开。 大嫂，妳不要这样。 我求求你们，让我死了，来换他的命。 周先生使力地摇晃，嚷着：大嫂，听我说，老彭得了胃癌，快死了，妳懂吗？快死了！医师们都尽力了，妳还要怎么办？妳这样，老彭怎么安心地走？ 那句话似乎触动了她心中的什么。彭太太终于安静下来了。她站起来，恍惚地踱出病房。 医师，对不起！周先生立刻追了出去。 现在病房内只剩下死者，张医师和我。张医师踉踉跄跄走回病人身边，又开始做心肺按摩。他的样子看起来很可笑，可是我一点都笑不出来。 我从来没有在死人身上做过急救。可是我现在已经全无力气思考这件荒谬的事情。病人的胸廓在我的挤压下规律地起伏着，闪过脑中的都是些琐碎的片段。抬起头，望见吴教授走过去和周先生、彭太太商量，他偶尔抬起头望着我和张医师，仿佛告诉我们快了，快了，又仿佛什么都没说。 边做着心肺按摩，张医师忽然问我：我刚刚一定表现得很差，对不对？ 我无言以对。 四点钟的深夜，我正对一个死者做心肺急救。而且还要持续下去。 四：二○AM 我们要回澎湖去。 我本来以为我听错了。可是彭太太站在病房门口，千真万确地重复着：我们要回澎湖去。 四点二十分的清晨，院内清洁打蜡的工人整理好了一切器具，准备开始这一天的工作。 我们三个人一起从澎湖来，也要一起回澎湖去。 彭太太，回澎湖要那么久吴教授摇着头。 医师，无论如何你一定要帮助他，帮助他回到澎湖，我只有这一个请求，眼泪从眼眶滑下来，她也不去擦拭，我们是退伍军人，虽然没什么钱。但是过去空军的老长官帮我们联络好了，雇用私人小飞机直接飞回去。 请你们再考虑考虑，这不是开玩笑的事吴教授不表赞成。 医师，他一定要回澎湖，至少让他再看一眼澎湖的海水，这是进开刀房之前我答应他的。他的故乡就在海那边。他十九岁就出来了，妻子儿女都还在那边。从前每天他都要去海边走走。虽然他回不了大陆，但起码能死在最靠近家乡的地方，她几乎是哽咽着，请医师成全他，那是他最后的心愿。 老彭是个好人，也是我这一辈子的恩人。从前在郑州，我给炸弹炸着了，让人丢在地上，全靠老彭拖着我跑了十里多的路，才捡回这条命，我替他求求你们，一定要成全他的心愿周先生也激动地表示。 吴教授没说什么，他走到病人身边，淡淡地对张医师和我说：既然都做了，就彻底一点吧。 张医师对我翻白眼，做出不可思议的表情。 吴教授看了看我，然后说：你送他过去机场，好不好？ 病人已经不需要我们了啊。我低声地说。 你看不出来家属还需要吗？ 为什么是我？ 因为你看起来比较入戏，吴教授笑着拍拍我的肩膀，看在是同情、可怜这一家人的份上，好不好？ 五：○五AM 五点钟不到，民航小飞机，救护车经由各种管道已经联络妥当。护士也把一切事项，应变的方法都交代给他们雇请的特别护士。担架抬上救护车，病人的身上连接着数不清的呼吸气袋、静脉点滴、中央静脉压导管、引流瓶、动脉线。 吴教授站在门口送我们走。他看着我无奈的表情拍拍我肩膀说：再撑一会，就快过去了。 夜色一片苍茫，远处的天空仿佛有化成曙色的意思，可是仍然混沌阴暗一片。救护车沿着往松山机场方向的快捷道路奔驰。车上除了驾驶、病人、护士外，还有周先生、彭太太和我。周先生和彭太太一人抓住病人一边的手。彭太太轻轻地喊着病人，像母亲呵护自己的孩子。 老头，老头，我们要回家了。老头，不要怕，老周和我都在。我们这一次真的要回家了，我们三个人一起从澎湖来，现在我们要一起回澎湖去。 从我疲惫的神色看她的眼神，变得十分温柔，那其中有着专注与凝定，似乎她明白了自己正做着神圣而重要的事，整个人散发出庄严而慈祥的气味。 我听见救护车的蜂鸣器，在黑暗里发出一高一低的呼喊，红色的灯光，一下一下地闪过身旁的道路。那凄厉的回旋，像是不知名的什么，一下一下地鞭笞着我无所适从的心情。 因为你比较入戏 我想起吴教授的话和许许多多的往事。不知道为什么，我忽然开始觉得，如果我能为他们，或是为自己做一些实实在在的什么的话，就是告诉他们病人已经死亡了的事实。请他们不要再对我们卑劣的演出抱持任何不切实际的想像。 救护车的蜂鸣器响着，排山倒海地把这些心情堆积起来。 彭太太牵着他的手，抬起头问我：医师，手好冷，他的手好冷。 我仍然无法下定决心。如果我这样说，会不会连累了吴教授以及李主任他们？或者是牵扯出我自己都无法收拾的风波？ 医师，他会再张开眼睛看我一眼吧？张开眼睛再看我一眼。 我没有说什么，只能对她点点头，把棉被拉高。 老头，别怕，玉兰在这里。我们就要到家了。 在她的温柔里，有一种坚持。纵使她的一生都让彭先生呵护、宠爱，但是现在她必须坚持自己，仿佛全世界的风雨凄苦都让她顶了下来，顶在那一方小小的担架床之外。她坚定地看着他，完全知道自己正做着什么。仿佛经由她所做的一切，所有的不幸与悔恨都可以不算。 可是我完全不明白我在做什么，你们杀了病人，你们还欺骗病人家属。 这样做是同情他们一家人，给他们时间，让他们接受这件事。 你们不肯认错，还编织出更大的谎言，你一辈子都逃不掉良心的谴贵我是帮助他们。 你在欺骗自己。 可是就快结束了。 告诉他们实话，否则永远不会结束的救护车进入了机场区，上来检查的航警打断我的思绪。通过关防，救护车驶进了辽阔的机场。风呼呼地来去，我可以感觉到。跑道的尽头，停着大型的民航客机，还有几部小型吉普车，正在机场间穿梭。在前导人员的带领下，救护车弯过几条划定的弯道，来到双翼螺旋桨的小飞机前面。 风吹得我们必须大声喊话才听得清楚。从担架上把病人身上瓶瓶罐罐搬运上飞机。我注意到由于重力沉积，死者背部已让液体浸泡得湿润，再过不久，尸斑马上就要产生了。由于液体仍在输入，引流瓶仍流出淡红色的渗出液，以及从伤口滴出来的液体。 告诉他们实话，否则永远不会结束的。 曙色慢慢挣脱黑暗，一切就要明亮起来。驾驶员不断地和塔台通着话，他发动引擎，让螺旋桨肃肃地转动起来。 那声音在我的心里愈来愈大。告诉他们实话我走向彭太太与周先生。我正下定决心，不管如何，必须告诉他们实话。可是彭太太却让周先生搀扶着走下飞机，冒着风一步一步走到我的面前。 医师，老彭睁开眼睛看我，他知道我们要回家了。老彭睁开眼睛？ 彭太太，你听我说，我正要告诉他们真相，周先生和彭太太却咚地一声跪了下来，同我磕头。风吹起他们的头发，十分零乱。 今天老彭不能好，那是他自己的命，但是医师们的大恩大德，她哽咽着，老彭和我即使这辈子不能报答，来生就是做牛做马也要报答医师。 我使尽力气去拉他们，却无法和那般无比的意志相抗衡。我知道这是人间的至善了，那种人与人之间的相敬、相惜与感激。可是那却不是我所能拥有的啊。我什至说不出什么来。竟只能无依地站在风中，和他们一起编织这个谎言。任他们用尽人间的情分来膜拜我。 螺旋桨引擎在我耳边轰隆地响着。 我们争取时间好不好？驾驶员几乎是嘶吼的声音催促着我们。 医师，他真的睁开眼睛看我，他知道我们要回家了。让我搀扶起来，彭太太走回飞机，仍温柔地牵着病人的手。从她眼神，我忽然再也不忍心说什么。不管我的真相有多么重要，我宁愿她相信病人真的睁开眼睛看她最后一眼了。 机门已经关了起来，我仿佛还可以听见彭太太的声音。 我们要回家了，我们三个人一起从澎湖来，现在我们要一起回去。 六：一○AM 天色愈来愈亮。现在飞机慢慢动了起来，从转弯的路线上了主跑道。我看着飞机愈跑愈快，拼命地挥手向他们告别。飞机很快在空中浮升起来，奔向那片无垠的晴空，变成小小的一点。直到再也看不见飞机，我仍挥动着手臂。我不晓得为什么那样做，仿佛试图要抓回些什么似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