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马的产生有其一定的社会原因。细说起来，它是社会学领域的研究专题。这里，我们就从理论上作一些探讨。只是在进入这一话题之前我们要作些说明的是，不要以为我们的基因分析就是那么准确的。事实上，我这里只能是挂一漏万，如果有疏忽，也请诸位予以原谅，在这里我要先拍一拍诸位的马屁了。
首先，我们以为拍马的历史生成人性的弱点：懦弱。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懦弱又是与欲望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在拍马产生之前，两者缺一不可。米兰，昆德拉在其小说《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中描写了一个乡下小镇的年轻姑娘特丽莎，她年青、漂亮，渴望过上体面的生活。于是，她带着这种欲望主动选择了一个四十岁的医生并嫁给他。在七年的婚后生活里，她忽然发现自己的一切美好追求都化作了依赖而他又不忠于她时，她突然感到了自己无法抗拒的软弱：一个从自觉软弱后，决定宁可屈从而不再坚挺，就是被这种软弱醉倒了，甚至会希望变得更加软弱，希望在大庭广众中倒下，希望倒下去，再倒下去。软弱者永远是一个模仿者。他们矫揉造作，照葫芦画瓢。弱者是生活中的人格失败者。人格失败是生活中的一个大问题。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它对我们的生活产生了极为不利的影响，成了我们的羁绊。
人们厌恶和恐惧失败是有原因的。由于失败常常与失去生存基础作为代价，因此它的威慑力足以使人远离自由和一切美好正义的东西。当代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对这一问题有深刻的见解：崩溃和失败揭示了事物的本质。在失败中，生命的实在并未实在；正相反，在失败中人才完全澈底地感受到了生命的实在。没有超越就不存在悲剧。甚至在与神和命运对抗的绝望的战斗中，对死亡的挑战也是一个超越的行为；这一种超越行为是向人的特有本质的迈进，人是在面对毁灭时才认识到他自己的本质的。当然，并非所有的弱秆部是拍马者，但是所有的拍马这必定是弱者，哪怕是暂时的。
假如说刚毅是强者性格的话，那么软弱就是弱者的基本性格。唯命是从，恐惧、畏缩、妥协，这一切都与软弱紧密相连。虚弱的自我昏迷的结果便是拍马。人是软弱的了，既然已经无力，这时候就会让外在的对象来支配自己。为外在的事物所决定，人就变成了奴隶。
其次，我们说拍马这个第二个基因是虚荣所致。虚荣是拍马这个基本性格。一个人最大的缺点是自私、肤浅、虚荣。由于总是想把生活理想化，喜欢奉承别人，也喜欢别人奉承自己，天长日久，就有了拍马的实际行动。虚荣心是一个拍马者的降低了人的标准的东西，显示了他缺乏人格精神力量的一面。这种人不是把有辉煌价值的生活本身作为自己追求的目标，而是把光荣作为目标，这无疑是虚荣滋生的最适应的土壤。虚荣者的表现兴趣起源于他日常生活中的无表现。这种精神瘫痪的状况是由其媚骨造成的他把他的全部精力都投资于依附上，把人的生活同那些假品德与假德行装饰起来以炫耀自我。因此我们说，追求伟大事业的人得到了光荣，而追求依附媚上的人则得到了虚荣。虚荣带给他的是深陷于拍马的泥泞中。
媚上的人没有一个是非标准。他表面上看来是一个君子，其实是一不折不扣的赝品。先哲孟老夫子将其称为乡愿。这样的谄媚者过度依赖别人，善于迎合。他如同一根草一样，浑身没有骨气，不知自重，卑躬屈膝，轻浮得左右摇摆。宋代哲学家朱吾曾这样形容说：乡愿是个无骨肋的人，东倒西擂，东边去取奉人，西边去周全人，看人眉头眼尾，周遮掩蔽，唯恐伤了人。如果这种人进一步发展，他就会变成一个人云亦云的应声虫。
明代文学家冯梦龙的《古今笑史》中有一个典故：据说古时候有一士人杨某，在中年时得了一种怪病，每当他出言与人应答时，腹中就有虫声效仿他。几年过去了，虫声越来越大。有一个道士发现了他的怪病，告诉他说：此应声虫也，久不治，延及妻子。并告诉他一个办法，让他大声地读《本草》，一旦遇到腹中应声虫效仿时，就这样办。不知这位杨先生是让遮盖应声虫闹烦了，还是太喜欢自己的妻子，他马上照办了。当他读到雷丸时，应声虫就不敢应了。
后来他在长汀遮盖地方也遇到一个乞丐有如此怪病，而且还在大庭广众之中表演。他上前告诉他怎样医治，不料那乞丐却说：某贫无他技，所求衣食于人者，唯借此耳。不知真有应声虫，还是哲人编笑话警示后人，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冯梦龙的话是有现实性的。与应声虫可以媲美的一种昆虫是跟屁虫。他的拍马行为就是为了从别人那里讨得一点残羹冷炙。跟屁化作了这些人求得生存的方式。
这种人发展到了第三个阶段就成了势利眼。
宋代人写的《谐史》中记载了这样一段事：殿中丞丘浚在杭州渴释，珊见之殊骄。顷之，有州将子弟来谒，珊阶接之甚恭。丘不能平，伺子弟退，乃问珊曰：和尚接浚甚骄，而接州将子弟乃恭耶？珊曰：接是不接，不接是接。浚勃然起，杖珊数下，曰：和尚莫怪，打是不打，不打是打。看来打得好，打得妙！把一个势利和尚加以惩办，真有点可口可乐的滋味。势利眼发展到今天，似乎和古代的并没有什么两样。
这种势利眼具有较强的拍马能力。他们这种能力在社会上就是一种生成力社交公关能力。他的能力说不定在某一天就给他带来好运，使他达到较高的位置。这正如法国著名作家巴尔扎克所说的那样：拍马从来不出自伟大的心灵，而是小人的伎俩，他们卑躬屈膝，把自己尽量地缩小，以便钻进他们趋附的人物的生活核心。而且拍马谄媚背后有利害关系。他们拍马的目的就是希望某一天登上一个较高的台阶。因为一个地位高的人可能占有更多的社交机会，与地位较低的同伴相比较，更容易得到同伴的追求与荣耀。势利眼所追求的正是这样一个良性循环的境遇。在别人的眼中，他正乃往上爬的屁精。
势利眼往往处于与他人的紧张关系中，而且会经常受到人们的嘲讽、揭短、尴尬之中。在一般人看来，他们最不自尊。其实，他们是为了将来的自尊才这样摇尾乞怜的。世界上的事有时总是这样阴差阳错：以为有自尊的人恰恰没有自尊，认为别人缺乏自尊的人永远找不到自尊。面对我们的拍马英雄，你又怎能用一个错字了得？
就中国特殊的社会环境而言，其拍马产生的历史基因要比外国土壤肥沃得多。由于中国封建社会的时间与实践长达两千多年之久，所以它的专制性也比西方国家强。假如我们以先秦时期的人格理想为参照体系的话，秦汉以后的两千年，士大夫的精神境界每况愈下。君主利禄的诱惑使知识分子以名利劝天下，完全沦为御用工具，道义精神也日趋沉落。知识分子尚且如此，更何况一般老百姓乎？
如果我们要对中国文人心态作一番细致地考查的话，我们会发现：道义精神的沉沦，根本愿意还在于利义的南辕北辙。汉代的刘向就在《说苑，指武》中说：道非权不立，非势不行，是道尊然后行。本来是真理所革，人心所向，应该有其自在自为的价值。但是在现实社会中，它有赖于权势的支持。譬如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有言曰：安得广厦千万间，大批天下寒士俱欢颜；白居易也有：争得大裘长万丈，与君都盖洛阳城之类。其穷年忧黎元的兼济情怀固然值得赞赏，但是要知道这种秀才的意气只能是于世无补的一厢情愿，有鉴于此，历史有志之士，无不以跻身仕途作为自我施展人生抱负的阶梯。的确，他们为了追求自己崇高的理想而努力往上爬。战国时期的士人可以凭借自己的一技之长说动人主，平步青云。
但是汉代以后的文人就失去了这种可能。他们必须请托名流为之举荐，然后才有可能爬上去。多了一道程序后，情况就大不一样了。因为在举荐者那里，你的能力怎么样就不是你说的那样了：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下面的话我就不说了，你一定知道一般性的结果到底是怎样的了。不言而喻，在这样的社会体制下，拍马逢迎，吹牛阿谀者举不枚举。违心说话，看眼色行事，种种不正之风就这样产生了。一开始做这种事，他们还可能脸红心跳，汗颜万端，也可能常常受到良心的谴责，时时会感到有伤人格尊严，然而他们很快就会说服自己适应这个环境：眼下所做的意气无非是在逢场做戏，以屈求伸。一点不假，拍马就是为了骑马。为了实现自己的远大理想就必须与现实妥协。他坚信自己外圆而内方，出污泥而不染。
但是，有了第一次的沉沦，就难免有第二次的堕落。一次次地违心从俗，一次次地自我原谅，他们会熙孕不安的感觉，并且会为自己寻找到成熟的喜悦，为自己的成功而踌躇满志。这就是社会人常说的小人得志。久而久之，他感到有点累了，开始玩世不恭起来，原来的价值体系全部崩溃，生存的意义也开始模糊。于是，中间目标取代了终极目标，权力爵位成了价值所在。韩愈在《上考功崔虞部书》中说：
得一名，获一位，则弃其业而役役于当权者之门，故其事业功德，日以忘，月以削，老而益昏，死而遂亡。
中国士人阶层的精神状态尚且如此，更何况一般老百姓？
随着人格精神的丧失，接着就是社会责任的委弃。社会责任就是对社会应负的责任。它不是出于法律的规定，而是出于人心中的道德节律，它是一种自我担当的义务与使命。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境界丧失了，相反盗用虚名，窃取高位，贪污受贿，假公济私的能力越来越强。
害了社会，肥了自己，好一个拍马的功能！
中国拍马，不服不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