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生活中，我们每个人都避免不了尴尬的局面。而对于一个有经验的拍马老手来说，他常常能转危为安，把僵死的局势给激活。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一个拍马者在匆忙中站错了队，差点要了命。好在他会今天盛行的脑筋急转弯，否则子弹费都要他自己掏了。那时他整天喊着打倒某某某，保卫某某某的口号，俨然一副革命的形象。谁知有一天在慌乱中竟然喊颠倒了。真是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拍马拍得昏了头。然而，智者毕竟是智者，人家集中生智，当喊到打倒XX时，忽然加了个XX的敌人，于是，他很快就从革命小将的敌人变成了同志。
南唐皇帝李煜的父亲因一文人写了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甚是不悦，于是发难道：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干卿何事？那位文人倒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智者。他的回答一下拍掉了满身说不清的污垢：不如君之小楼吹彻玉竹寒也。因为李氏也是著名的词人、所以听罢甚为高兴，免了即将发生的杀身之祸。
历史上的拍马智者可以说是比比皆是。贪官田秀栗生平曾以三招化险为夷的故事至今广为流传。田秀栗祖籍陕西人，捐资买了个知县的位置。他在成都任职期间，丁文诚出任四川巡抚。当他得知田秀栗的贪婪劣迹后，准备予以处置。田秀栗知道后十分恐慌。于是挖空心思讨好上司。
当他得知巡抚大人祖籍山东、讲究官衙气派后，就急忙派人赶修督署，耗资数万，面貌一新。丁文诚一见，果然满心欢喜。这是第一招。虽说这一招未能完全抹去自己的污点，但是却给自己留下了一条缓刑的后路。接着，田秀栗特为巡抚大人雇了两位女仆，供其驱使。他私下同女仆讲好条件，每年给她们百两银子，随时禀告巡抚的一举一动。有了两头电报驴，田秀栗如鱼得水。巡抚大人也是乐悠悠的，哪里还会急着查办自己搔痒痒的肉刷子。不久田秀栗从自己的雇佣的电报驴那里得知巡抚大人在山东时欠了别人三千两银子一时拿不出来，田秀栗则以马上就办的速度将丁文诚的账给还上了。三招过后，田秀栗的乌纱帽又和以前一样的稳了。
对于一般的拍马者来说，拍马是为了骑马。这类人即使拍马成功、平步青云，也不一定说明他特有能力、智商超人。说的明白些，好多靠拍马走上阶梯的马屁精都是些非常平庸的无能之辈。然而，对这类在关键时刻保住屁股不挨打、死里逃生的智者，我们就有必要另眼相看了。谁的一生都不可能一帆风顺，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陷入困境，所以说在这方面有意识地培养起自己随机应变的能力倒不失为一种具有实际效益的人生选择。
女附马无疑是死罪一条，然而她却能绝处逢生。这充分说明马字的社会功能有着非凡的运筹能力。智者的拍马是一个自御的护身符，也许其中不乏低劣的勾当，但是智慧的火花是不能忽略的。这种人最大的特点是见风使舵、八面玲珑、左右逢源、炉火纯青，真乃百炼钢化为绕指柔。他们除了能够在紧要关头化险为夷、绝处逢生外，在平时的生活中也有他人不可取代的优势。这主要表现在为人处世的明哲保身上。其实，在你身边就有这类拍马者。在此，你不妨回想一下，你的周围是否有？对领导，他从来不发表评论，对领导的意见历来表示赞同、拥护；要是下属和领导发生了冲突，那他一定会站在领导一边据理力争。他若是表扬你，总是带有点夸张的色彩。
俗语说的内容往往并不俗。比如说：伴君如伴虎。这句话用在我们讲授拍马的讲义中也颇为得体。上面我们谈了智者的拍马经历，这是正面的论述。换一个角度，从反面来看一看因为缺乏拍马之智者的不幸遭遇，或许更能引起我们对这样一问题的重视。翻开中国历史，文人造难的事件几乎不绝于耳。文人并非无才，关键是他的愚忠误了终身大事，我们能说这些文人无智吗？当然不能，然而他们办出的事却给我们留下了沉重的思索空间。西汉的司马迁遭受腐刑以及宋朝苏轼屡屡被贬就是绝好的个案。
大家知道，拍马与直无缘。在很多情况下，拍马者应该采取曲线救国的方式来防身。司马迁的人生遭遇给我们的命题找到了一个答案。公元前九十九年，汉武帝派将军李广率骑兵三万，出击匈奴右贤王，又令李广的孙子李陵率五千步兵抗拒单于的八万骑兵。两军交战后，李广失利大败，因他是李夫人的哥哥而没有问罪。李陵在双方力量悬殊较大的情况下奋力拼搏，兵死过半，且战且退，终因寡不敌众而被招降。汉武帝得知后十分愤慨，朝中文武百官对李陵的招降也是义愤填膺。
这时，汉武帝问太史公司马迁对此事的看法。司马迁和李陵素来无往，只是凭借一位知识分子的正直正面回答了皇上的询问：陵事亲孝，对士信，常奋不顾身赴国难，这是他一贯的表现，有国士之风。如今不幸失败，那些拥妻抱子的官员只责备其短，实使人痛心。李陵率领步兵不满五千，深入匈奴腹地，抗击数万强敌，却能重创匈奴，实在难得。李陵转战千里，箭尽路绝，战士张空弓冒白刃，用拳头与强敌进行肉搏。李陵得到部下如此出力，虽古代名将亦不能超过。他虽然失败了，但是其重创敌人的业绩也足以激励天下。我以为李陵不死，可能是想立功以赎罪。不就是因为司马迁没有顺着皇上的意思往下说吗？结果太史公面临着这样两种选择：一是交纳五十万罚金可以免死罪；二是接受腐刑。对一位文人来说，既然不可能选择前者，为了完成家父的嘱托，只有接受后一个奇耻大辱了。
不错，司马迁在《服任安书》中是说过这样的话：人固有一死，但死有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但是像司马迁的这类死未免太可惜了。假如他再委婉一点，或许就不会留下这样的后遗症。司马迁后来对此后悔不已。他曾这样写道：我能写成此书，将藏之名山，通过适当人使传给后世。这样，就可以补偿我以前所受的耻辱。洗刷耻辱，毕竟是要费点迂回周折的，早知如此，当初的出语要能在马字上下点功夫该多好啊！历史就是这样造成了无穷的遗憾。司马迁如此，苏轼也不例外。
是的，正如歌中唱的那样：悠悠岁月，欲说当年好困惑。
乌台诗案是众人都了解的历史事件。苏轼的人生际遇在较为开明的宋朝也好不到那里去。事在人为，其中的奥妙就在这里。人为，这里的学问大着呐！人们尽说（尤其是知识分子）宋代是知识分子的乐园。但是要知道，乐园也不是谁都能进的。失乐园事小，惨遭不幸可就事大了。 《宋史，苏轼传》十分清楚地告诉我们：苏轼从老家到京应试，就以才华震惊朝野。欧阳修读了他的文章之后，拍案叫绝。宋仁宗每读其文，也都赞赏说：奇才！奇才！然而，就是这个奇才，因为深得几代皇上的赏识，说话不慎，出笔不谨，才有了乌台诗案的发生。从高高在上的文人雅士到一介平民，苏轼的生活一落千丈，他曾上书自言饥寒，不是夸张，尽是实情。
当了一段东坡居士之后，司马光掌权，于是又逢好雨。苏轼上来后，尽管对司马光有感谢之意；但是他认为不对的事还是要提，于是自己忘躯犯颜、直言敢谏的性格不减当年。独立不倚的个性使他再度受贬。屡屡被贬的苏轼不为别的，就是因为他生在红尘而不食人间烟火。本来，他完全可以利用自己的优势与名门达官结识友好，但他却每每失利，节节败退。在中国历史上，无论怎样改朝换代，而自己始终稳坐钓鱼船的不倒翁比比皆是，而为什么到了文人那里就出故障呢？想来想去，还不是缺少了一个至关重要的生存之道的修养：拍马学。写到这里，笔者不由得常叹一声：千古风流人物啊，可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