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事文学工作的人，稍稍深入堂奥，就面临着创作还是研究二条不同的道路，也就是做作家还是做学人的抉择。作家需要纵横奇放的才情，学人需要精严渊博的学问，作家最高的成就是成为大手笔，学人最高的成就是成为大师。
作家重在创作；学人重在研究。创作出于自发，要凭空创造出灵动的文字；研究出于对象，要据实查证出真切的原委。作家厌恶拾人唾余，蹈袭剽窃都成忌讳；学人则必须时时掉书袋，句句加注脚，一失去依傍就成空言胡说。所以作家即使镕裁别人的思想，重在自我的发挥，引书多了就嫌杂，多用别人的话就算堕落；而学人全靠学力的深厚，重在资料的掌握，引书少了就嫌漏，在援引之中就代表一种判断。因此作家是镕裁别人来造就自己的；而学人是献出自己来彰显前人的。
由于作家重才情，才情多半出于天赋，聪明由内而出；而学人重功力，功力多半积于工夫，知见由外而入。天赋才情最可贵，因此作家常常自傲，轻视学者。从唐朝起，考经学出身的明经，远不及考诗赋出身的进士吃香，直到训诂盛行的清朝，依然有避君才笔去研经的说法，退避作家的才笔，才去研经，等于承认缺乏才情的，只好做评论研究的工作。于是袁枚才有作家像是劳心，学者像是劳力，而作家胜于学者的话，西方人说得更露骨了：只见为莎士比亚、贝多芬建铜像的，谁见过为研究莎翁及贝多芬的大师建立铜像的？平心而论，学者怎能说不劳心？而孔子固然被建了铜像，研究孔子而详注四书的朱熹，也一样有人为他塑像的。当然，著作家在前，研究者在后，但研究者同样再启迪后来的著作者，先后主从关系乃是循环影响的。
再平心而论，大手笔不能无实学，大师也不能无文才。近年来有所谓灌水书、灌水论文出笼，太多不学无术的人跻身为作家诗人；太多无才无识的人侥幸称博士教授，所以也就长期见不到大手笔与大师。像宋代苏东坡，肚子里淹贯经史，才成了大手笔；像朱熹，照样有诗文传诵人口，才成了大师。推之汉代的司马迁是大手笔，学识也是一流的；汉代的郑玄是大师，文札一样垂之千古，都是才学兼备的典范。
有才而无学，好像一个巧妙的建筑师，能构图设计，却没有工具与砖瓦；有学而无才，又像一个笨拙的泥水匠，虽存积了些砖瓦与工具，却不能作伟大的构图设计。如果说学问是材料，才气乃是匠心，两者是相资为用的，良材良匠缺一便不能成良器。因此徒骋其才，才必衰竭，必仗学问才是根基；徒炫其学，学必僵腐，必待才情方具灵魂。明白这道理，作家与学人应该相互尊重、相互学习，懂得互补短长，才是成为大器的征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