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天，战争持续打了一个秋天；然而我们却不再参加了。米兰的秋季气候寒冷，夜晚来得非常早，街灯不久便亮起来了。这时沿街观望橱窗是一件惬意的事情。商店门外挂着许多猎物，雪花飞落在狐狸皮毛上，风吹拂着它们的尾巴。鹿被悬吊在空中，看起来直挺挺、沉甸甸，而肚子则干瘪瘪的；小鸟随风飘荡，羽毛被吹得倒翻起来了。
这是一个寒冷的秋天，风从高山吹来。
我们每天下午都在医院里，通过市区幽暗的街道到医院里去，有几条不同的路线。其中两条是沿运河而行，只是它们比较远一些；但无论如何，总得越过运河上的一座桥才能进入医院。总共有三座桥可以走。一座桥上有个妇人在卖炒栗子。站在她那炭火跟前感到暖烘烘的，栗子装进衣袋里以后仍然热呼呼的。这家医院十分古老而又十分美观，你从大门口进来，步行穿过庭园，然后从对面大门口出去。平时葬礼就在这个院子里举行。在这座古老医院的那边，有一些砖砌的新亭阁，每天下午我们都到那里相会：大家都很有教养，对自己的伤势都十分关心，而且都坐在医疗器械上，据说这些器械具有显著的复健效果。
医生来到我坐在上面的那架机器跟前，说：大战以前你最喜欢做什么呀？你参加过某种体育活动吧？
我说：是的，足球。
好，他说。你还能踢足球，会比以前踢得更好。
我的膝部不能伸缩，我的小腿从膝盖直垂到脚踝，一点也看不见腿肚，这机器就像骑三轮车那样用来使膝盖弯曲和运动。但是它并没有弯曲；相反，当机器运转到打弯的部位时，它突然倾斜了。那个医生说：以后就可以了。你是个有福气的青年。你会像足球冠军那样重返球场的。
下一台机器上坐着一个少校军官，他有一只婴儿般的小手。当医生检查他那只手的时候，他连连向我使眼色：他的手夹在两根皮带之间，皮带上下跳动而拍打着他那僵硬的手指，他说：我将来也会踢足球吧，上尉医生？他从前是一个十分出色的击剑师，是义大利战前最优秀的击剑师。
医生到他后面的办公室里取回一张显影了一只手的照片。这只手在进行机器医疗以前已经萎缩得跟少校的手一样小了，以后，稍微大了一些。少校用他那只健康的手拿着照片，仔仔细细地端详着。受伤了？他问。
在一次操作中意外受伤的。医生说。
很有趣，很有趣啊！少校说。当即将照片递给医生。
你有信心吗？
没有。少校说。
有三个跟我年龄一样大的男青年，每天也都来这里。他们三个都是米兰人，其中一个要作律师，一个想当画家，另一个则立志从军。机械治疗过后，我们有时一同步行到在斯卡拉剧院旁边的库瓦餐馆。因为我们一行有四个人，便走近路，穿过共产主义者聚居的地区。由于我们是军官，人们都憎恨我们；当我们路过一家酒店的时候，里面常有人高声叫喊：打倒军官！另外一个青年偶尔也跟我们一起走路，于是我们便成为五个人了。这个青年当时没有鼻子，正待整容，所以他的脸上蒙着一块黑丝手绢。他是从军校直接到前线去的；当他第一次来前线阵地的时候，不到一小时便受伤了。他们给他整修了面部，他出身自一个非常古老的家庭，非常重视仪容，但他们永远没有将他的鼻子修整完好。他后来到南美洲去了，在一家银行里工作。不过这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我们当中没有人知道他后来的情形。我们当时只知道战争一直在进行着，而我们却不再参加了。
我们都有同样的勋章；只是那个脸上缠有黑丝绷带的青年没有，他在前线的时间太短了。那个脸色苍白、个子高大而一心想当律师的青年，曾经当过阿迪提突击队的中尉，他一人就有三枚同样的勋章，而我们每人只有一枚。他与死亡长年累月地打交道，便不由得习惯于冷眼看人生了。我们都有一种超然物外的态度，除了每天下午在医院聚会之外，便没有任何东西能将我们联结在一起了。虽然，当我们走过市里危险地段到库瓦去的时候，在黑暗中行进，酒店里有灯火，从里面不断传出歌声，有时不得不冲上街心；当人行道上男男女女拥挤不堪的时候，我们只有推撞他们才能迈步向前；我们感觉到某些发生过的事情使我们联系在一起了，而这是他们，那些不喜欢我们的人们，所不能理解的。
我们大家都熟悉库瓦，这里富足、温暖，而且灯光柔和；在某一段时间里，人声嘈杂，烟雾弥漫；女侍者一直不离餐桌左右，墙壁架子上还挂有插图报纸。库瓦餐馆的女侍者是极其爱国的，而且我发现义大利最爱国的人是餐馆里的女侍者我相信她们现在仍然具有爱国热忱。
起初，这些青年人对我的勋章十分尊重，问我曾经立了什么功劳才得的勋章。我把证书拿给他们看。这些证书措辞漂亮，满纸兄弟情谊和献身精神：但是，把这些形容词勾销，其真正想说的是，他们之所以授予我这些勋章，仅仅因为我是个美国人。从此以后，他们对我的态度便产生了一些变化，尽管我是与他们一起反对外来侵略的朋友。我是他们的朋友，不过，在他们读过这些嘉奖令之后，我便永远不再真正是他们当中的一员了。我跟他们有了隔阂，因为他们获取勋章的理由与我的很不一样。我在战场上受过伤，这倒是千真万确的，但是我们都知道，其实受伤毕竟是一次意外事件。然而，我从来没有为这些绶带感到过羞愧，只是在饮过鸡尾酒以后，有时想到自己也曾做过他们为追逐勋章而干出的种种事情。在夜晚回家的路上，穿过商店皆已关闭和秋风瑟瑟下空荡荡的街道，而尽量在路灯下行走的时候，我才认识到我从来没有干过这类事情，我极其怕死，夜间一个人躺在床上经常感到死的恐惧，我真不知道我重返前线之后又该如何呢？
第三个佩戴勋章的军人有如猎鹰；我对那些从未打过猎的人来说虽然像鹰，却毕竟不是鹰。他们这三个人比我更明白，于是我们彼此便逐渐疏远了。然而我与那个到前线第一天便受了伤的青年则一直是好朋友；他现在无从知道他是怎样受伤的，结果他也不为人所理睬：因为我想他也许不会成为一只鹰，所以我才喜欢他的。
那个过去曾是武艺高强的击剑师少校，并不信奉勇敢无畏，在我们进行机械医疗的过程中，他把大部分时间用在纠正我语法的错误上。他称赞过我的义大利语，所以我们一起交谈得十分顺利。一天，我告诉他，义大利语对我来说是如此容易的一种语言，我对它已不很感兴趣了，一切都这么容易表达。啊，不错，少校说。嗨，那你为什么不重视语法呢？于是我们开始学习语法。不久，义大利语对于我又成为一种困难的语言了，我心里必须先搞清语法关系才敢和他讲话。
少校来医院总是非常按时。虽然我敢说他不相信器械医疗，但是我知道他从来没有耽误过一天。有一度我们谁都不相信这些器械，某天，少校说，这全是胡闹。机器在当时是新玩意儿，拿我们来作试验。他说，这是一种荒唐的主意，跟别的理论一样，又是一种理论。我没有学好语法，他便说我是个令人感到无限耻辱的笨蛋；还说，他不厌其烦地教我学习语法，也真太慢了。他身材矮小，端端正正地坐在椅子上，右手伸进机器里，眼睛凝视着前面的墙壁，这时皮带和它里面的手指上下扑击着。
如果战争能够结束的话，那你以后打算怎么办？他问我。你说话要合乎语法！
我要回美国去。
你结婚了吧？
没有，可是我希望结婚。
那你简直是个大傻瓜，他说。他像是非常愤怒。男人绝不能结婚。
为什么，少校？
不要叫我少校。
男人为什么不能结婚呢？
男人不能结婚。男人不能结婚，他忿忿地说。他要是明明知道他将来要丧失一切，他就不应当将自己置于这样的处境。他不应当将自己置于丧失的处境。他应当去追求他不会丧失的东西。他非常气愤和悲痛地说着；在他讲话的时候，他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前方。
但他为什么一定会失掉一切呢？
他一定会失掉的，少校说。他默默注视着墙壁。然后，他低头望着机器，将那只小手猛地从皮带间抽出，并用它狠狠地抽打他的大腿。他一定会失掉的，他几乎大声叫喊起来。不要跟我争论！他招呼那个操纵机器的护理人员。过来，把这该死的东西关掉。
他到另外一间屋子里进行轻微的治疗和按摩去了。不久，我听他问医生能不能用一下他的电话，同时把门关上。当他重回到这个房间里的时候，我正坐在另外一台机器上。他披着斗篷，戴着帽子，一直来到我机器跟前，把他的手臂放在我的肩膀上。
很对不起，他说，同时用他那只好手拍我的肩头。我不是无理取闹。我妻子刚刚去世。请务必原谅我。
啊我说，为他感到悲伤。我也很难过。
他站在那里，咬着下嘴唇。这太难了，他说。我也很难控制自己。
他的目光一直掠过我，投向窗外。然后，他开始哭了。我的确不能控制自己了。他抽噎着说。当即放声哭了起来，仰着头，眼睛视若无睹地观望着；他神态威严，不失军人气概；他紧咬双唇，两颊挂着泪花，从机器旁边走过，到门外去了。
医生对我说，少校的妻子死于肺炎；她十分年轻，直到他确知残废而脱离战争以后，他们才结婚。她只病了三、五天，可是谁也想不到她会死。这天之后，少校有三天没有到医院。以后又跟往常一样按时来了，军服上戴着黑袖章。当他回到医院的时候，墙壁上挂着镶有镜框的大幅照片，说明各种创伤在机器医疗前后的情形。在少校使用的器械前，是病情跟他一样而完全恢复原状的三张以手为显影内容的照片。我不知道医生是从哪里把它们弄来的。我一直认为我们是第一次使用这些器械。少校的眼睛只盯着窗外，所以这些照片对他没有产生多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