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架苏联军用机把溥仪从沈阳载到内蒙古的通辽，又从这里把他送往苏联的赤塔。假如迟一步，他是很有可能给人挟持到东京，深尝生命的苦酒的了。
溥仪也许只在赤塔停留了三两小时，便又开始了新的旅程。
我到赤塔的时候天都快黑了。后来又换坐汽车离开赤塔。
坐在汽车里的时间很长很长；一排排洋房逐渐消失了，接着是荒野，我们的汽车穿过左一个右一个树林，还渡了河，汽车是搭了板子才过去的，我们就这样，在黑夜中走啊走啊
突然，有人说着中国话：停一停，要解手的可以下车解手！我一听，非常害怕，莫非是蒋介石派人来接我的？那可糟啦！幸好不是那么一回事，他是入了苏联籍的一个中国人。一直到深夜，汽车才到了莫洛阔夫卡停下来，这里是苏联的疗养区，据说有一位苏联元帅的总部驻过这里，名字是
是华西列夫斯基元帅吧？我补充了一句。
对，对。不久就从莫斯科来了一位中校，照顾我的生活起居，给我香烟、棉衣、书籍、报纸和日用品。
跟你一起去的还有谁？
我弟弟溥杰，三个侄子，二妹夫郑隤敱，一个姓黄的大夫，一个仆人。在莫洛阔夫卡住了一两个礼拜以后，他们征得我的同意，把我送到伯力去。我们是坐火车去的。在伯力先住在红河子，那是一个别墅，后来搬迁第四十五收容所。我每天吃面包，汤，肉，待遇很好。
咦！你不是说你在伪满吃素的么？我有些觉得奇怪。
到苏联以后又吃肉了。不过，我那时身边总是放着一本未来预知术，时常用铜钱卜卦的。
现在还信吗？我忍住笑向他提出这个可笑的问题。
那还用说，太迷信啦！他爽朗地大笑起来。
一九四六年你到过东京，是为了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作证的，是吗？
是的。我还记得一些轮廓和可笑的事。那年八月间，从伯力坐飞机出发，到了半路上遇到大雨，我往下一看，尽是山，也看不见海，就怀疑起来：这是到哪儿去呢？飞机上的苏军军官谈话我也不懂，可是偶然倒给我听懂了一个字：哈尔滨。
到哈尔滨去？那可糟啦！我想啊想的，更加怀疑起来。等到飞机降落下来，才知道不是什么哈尔滨，而是离海参崴有好几十里的一个地方。我住在当地军事俱乐部的将校宿舍里。住了两天，到海参崴。啊，这里的风景好极了，楼房都盖在山上。我住在六楼，同房的有五个人。每天的招待都很好。这里就是早上有大雾，所以常在下午到海边去蹓跶蹓跶。天气不好，飞机不能飞，有什么办法呢？我们每天都巴望着动身啊！
这样等了七八天才又起飞。那飞机很像是一架水上飞机，不太记得清了。
到东京是下午五点钟左右。我们坐的飞机还没降落，就已经有五六架美国飞机包围住我们了，那是来监视的。下机以后，美军盘问我们，还照了相。等了一两个钟头，手续办完了，这时苏联驻东京使馆的武官，便把我们接去了。我住在使馆的楼下。
过了几天才出庭的。每天上午九点到十二点，下午一点到四点都在庭上。这样继续了二十多天。
二十多天算长么？一点也不。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审讯从一九四六年五月三日开始，到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十二日才告终结，时间有两年半之久。开庭共八百十八次，出庭作证和书面作证的将近一千二百人。审判记录四万八千四百十二页，判决书长达一千二百十三页。它在各方面超过纽伦堡法庭，而是史无前例的大规模的审讯。虽然在处理战犯的时候它不公正地受到了美国的包庇。
参加这次审讯的有十一个国家：中国、苏联、美国、英国、法国、荷兰、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菲律宾。
我国著名的法学家梅汝璈先生，担任过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法官。
正因为法庭宪章第九条第三项的规定，所以各被告都有他自己选择的美国籍辩护律师和日本籍辩护律师作代表。
某些美国籍辩护律师大概是别有用心的。
溥仪怀着相当不满的心情跟我说：在我出庭作证的时候，我自己先介绍履历，然后由法官发问，我作证言，控诉日本战犯的罪行。
从那个时候起，我就看出美国籍辩护律师袒护日本了。记得有一次在我作证以后，有一个美国籍辩护律师不分青红皂白，就大声嚷嚷，法官制止他，说他态度粗暴，而且所谈的问题超出了范围以外。
法律，在许多人的心目中也许是一件枯燥的东西。那么，还是让我们多谈谈溥仪在苏联期间的日常生活吧。
我曾经向抚顺战犯管理所医务室借到一份材料，那是溥仪押解回国后答覆医生询问而写出来的，里面牵涉到他在苏联期间的健康情况。
溥仪用十分工整的书法写下他的答覆。字体秀劲飘逸，和当年御批上潦草的笔迹，那简直是不可同日而语了。
他那次一共答覆了医生十四个问题。有关的是下面几段：
（三）在苏联的时候，有两三次感冒，很快就好了。痔疮便血经苏联医生给的白色油质的坐药，非常有效。在苏联期间，一直没有便血。脚气没有好，一向没有住院。
（六）到苏联前，种过多次牛痘。在苏联每年有二次预防注射（肠伤寒、霍乱、痢疾、脑膜炎、斑疹伤寒等等）。
（九）在苏联时，睡得好。
（十）在苏联经常吃黑面包、白面包、各种肉类、大米、燕麦、荞麦、小米、糖、黄油、乳酪、鸡蛋等。我喜吃面包、黄油、乳酪、鸡蛋、鱼子等，对于牛脑、牛舌不喜吃，因为不习惯？
（十一）我到苏联前不经常吃零食。在苏联没有给零食，每月有一次自买用品，我吃过葵花子、糖、香肠、罐头等。
（十二）我饭前后，大小便前后都洗手。
◇
溥仪在苏联囚居五年期间的日子，就是这样过下去的：吃得好，睡得香（我想，这时他的左右再不敢狂妄地模仿他当年侍候皇太后和四位太妃那样，每天问一声进的香？歇的好？了吧！），每天看看书，读读报，当然还会有人问他一些关于日本侵略中国东北的事情。此外，大概就是摸出小铜钱，摊开那本宝贵的未来预知术，卜卦一番，以占吉凶了。
平心而论，我们似乎也不能深怪溥仪丢下了大藏经、验方新编、医术金鉴，却又热中于未来预知术的卦书。
吃得好，睡得香，究竟是眼前的条件造成的。将来呢？下一步会怎样？长远的将来又会是怎样呢？他不能不想一想。
但是他不能预知未来。未来预知术当然更不能使他预知未来。
他的未来，倒毋宁是种因于过去的。
我想，日子虽然是平平安安一天天过去了。但是，伪满洲国的情景不可能在他的脑海里淡下去，再淡下去，以至完全消失在太虚之中。
他会自然而然地想起帝宫，想起缉熙楼，同德殿；婉容、李玉琴、吉冈、一任又一任和他打过交道的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武藤信义，菱刈隆，南次郎，植田谦吉，梅津美治郎，一直到山田乙三。
溥仪所做的事，有一些是他永远不会忘记的。他跟我谈到这些。
他会想起两次拜见日本天皇裕仁的情况，住在赤坂离宫的滋味，特别是第二次接回天照大神以后，强迫东北各地祭祀的丑剧。
他会想起日满密约、日满议定书一类的卖国条约，想起祖国东北的一切航运、港湾、矿山、陆运的权利都给怎样断送的吧？
溥仪当年和关东军司令官梅津以及有马来亚之虎之称的山下奉文都说过：日本现在既然是实行南进政策，自然要和苏联和好，才可以巩固北方。日本应该多多制造飞机，确保制空权！这些话应该怎样解释呢？
溥仪当年还跟东条英机说过：应当尽满洲国的全力来支持日本的战争！这些话又该怎样解释呢？
他大概是这样认定的，如果回国以后，这一切都要成为极大的难题，甚至是致命的难题。
在这种难题下，他和婉容，特别是二十岁左右的李玉琴恐怕只能是生离死别的结局。
噩耗来了。
有一天，溥杰告诉溥仪，说是接到日本籍妻子嵯峨浩子从东京来信，她听说李玉琴已经改嫁了！
她改嫁了？这个问号纠缠着溥仪。未来预知术当然不能解除溥仪心头的任何迷惑。
但是，他何尝料得到，当自己在囚居中进入萧索中年的时候，每一个中国人可以引为自豪的、崭新的祖国却经历着巨大的阵痛而诞生了！
在这个国家的儿童，比当年宣统皇帝的眼界要开阔得多。但是，你若问他宣统皇帝是怎样一个人？他便会睁大着眼睛像遭遇到哲学上一个难题一般。
在这个国家的儿童，比当年宣统皇帝具有坚强得多的民族自尊心。
百闻不如一见。
即使后来有人把这些告诉溥仪。溥仪也未必相信。
溥仪如果当时百分之百地听信了，那么溥仪就反而不成其为童年的宣统皇帝和青年的伪满洲国皇帝！
中国人大抵总是要回到中国来的。虽然溥仪在囚居苏联的五年之中，最怕听的就是回国，而且只是由于这种原因，他曾经三次上书，请求长留苏联，可是他毕竟是回来了。他这种请求失败了。
苏联政府把溥仪等战犯交还我国，是一九五○年八月间的事，距离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不到一年。
溥仪回到了沈阳。
溥仪带着极度惶恐的心情在沈阳车站下了火车。
溥仪一直是这样想着的：我到了沈阳，就要被宣布死刑！
可是，对于溥仪说来，在沈阳车站所发生的一切，几乎是不可思议的奇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