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件事埋藏在我的心里已经有很多年。
英国有一位名叫萨马塞特．毛姆（一八七四一九六五年）的作家，在他的著作《作家的笔记本》一书中有这样一段话：
作家不管以什么为主题来从事创作，其作品中都会蕴藏着其自身的道德观，但这也正是历史小说的一大缺点！
这段话实际上是我在大学入学考试时，英文试卷上的一段话，由于当时的我对历史、时代小说比较感兴趣，所以就深深地记住了这段话，也才能够原文不动地译出这段话。表面上看毛姆说得似乎很有道理，历史上的各个人物如果用现代的伦理道德观去对照的话，基本上都是不合理的。
但历史、时代小说却又非常有趣。
在英国提起历史小说，不管怎么说都会马上想到《劫后英雄传》。还有令人仰慕的年轻作家柯南．道尔（一八五九一九三○年）经过多年的艰苦创作，把历史上著名的侦探夏洛克．福尔摩斯活生生地展现在读者面前，也是不能不提的。
刚开始踏上文学创作道路时，我本来是准备进行现代小说的创作，在历史、时代小说领域内最多只能算是一个爱好者，但在三十岁时我突然感到如果不学好历史的话，人生未免太单调了，于是在三十五岁时我开始了历史小说创作，也就在那个时候，感受到毛姆的这句话在我心头的份量。
既然决定踏上历史小说创作的道路，就得想办法反过来利用毛姆的这一观点。
也就是把那个时代的道德法律观，原原本本的展现出来，让它变成历史小说的长处。反过来利用毛姆所说的话，不正就是这样吗？
我选择描写中国古代历史，首先得让自己彻底变成一个古代人，当然真正做到这一点是不可能的，我能做到的只是努力去靠近古人。
这种努力说简单也简单，比如在日本有村的说法，但中国古代却没有这种说法，这个字在六朝之后才开始在中国使用，而在此之前在描述一个村落时，都是用鄙或者邑来表示的。如果有人说日语中用村，所以直接讲村就好了的话，也许会引来毛姆的嘲笑，就连我也持否定态度，在我看来，真正的历史小说，是在对该时代深入了解的基础上进行的精心创作。
在我决定创作中国古代历史小说的时候，我也曾考虑到由于读者群是现代人，读者们或许会认为这类小说太难懂也说不定。
但转念一想，日本本国的历史小说，不也同样会面临这样的问题吗？
在历史小说创作方面，能够成功解决这一矛盾，并将之升华的应该是司马辽太郎先生，起码我个人认为司马先生创作历史小说的手法是划时代的，其成就之高是我这样的平庸之辈难以达到的。在他的小说中蕴含着丰富的象征主义手法，此外更让人感到吃惊的是，他还采用了日本人很难表现出来的幽默手法。在日本的文学史上，只有号称是短篇小说妙手的藤泽周平先生，在早期的作品中运用了象征主义的手法，但即便是藤泽周平这样的宗师，其历史、时代小说也没有达到灵活使用俳谐手法的境地。像我这样所谓的作家，更是不可能达到那种境界的，我唯一能做的便是欣赏、瞻仰前人留下的各种宝物。不过，我倒是可以用司马先生所说的一句话来聊以自慰：
我们都是三河人！ （三河是日本作家的多产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