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兴为了革命，每天马不停蹄地努力着，最注重实践，以自我牺牲的精神，把他那魁伟的身躯奉献给祖国。每当有人请他挥毫时，他往往会写无我二字。而他正是一个无我的人。
【中国同盟会的催生者】
清朝因革命势力而垮台的公元一九一一年，在干支上正好是辛亥年，因此世称这场革命为辛亥革命。
当时的革命势力是由孙文所率领的兴中会、黄兴所率领的华兴会、章炳麟所率领的光复会三个团体所组成。兴中会会员多半出身广东，又称为广东派；华兴会又称为湖南派；光复会又称为浙江派。各领袖孙文、黄兴、章炳麟被称为革命三尊。
革命团体是宿命性很强的地下组织，有严守秘密的传统，关于右述的三派，现今尚有不少疑点。
一九○五年，三派进行合并，于是中国同盟会诞生了。当时，兴中会及华兴会似乎都已解散，但光复会依然存在，据说部分会员同时隶属于光复会及中国同盟会。
最早从事革命运动的，是以孙文为首的兴中会。且由于一八九六年的伦敦蒙难，使得孙文的名字传遍世界。乘着合并的机会，一九○五年，孙文从欧洲来到日本。在一千三百多人聚集于饭田町富士见楼举行孙文欢迎会的一周后，大联合的中国同盟会召开结盟大会。
合并的新组织诞生之后，仍以孙文及广东派的兴中会为中心。不过，革命大业不可能单靠一个会派独自进行，它还是需要集合三派的力量，且必须承认孙文的领导权。表面上看似简单，然而当时的革命分子几乎都是有特殊性格的人，因此这是件相当困难的事。孙文在革命阵营中确实是位突出的人物，为了使他成为新联盟的统领，排名第二的人物就需要让步。这个人就是湖南派的领袖黄兴。
孙文与黄兴初次碰面是在合并前不久。孙文于一九○五年七月十九日抵达横滨，逗留了五日左右，便前往东京。宫崎滔天促成孙文与黄兴会面是在七月下旬，地点是凤乐园。合并的提议就是在那个时候提出的。
七月二十八日，孙文前往革命派的二十世纪之支那杂志社，拜访宋教仁及陈天华等革命家，陈述道：
要救中国于灭亡，必须有统一的组织及统一的领导。
这不外是由我来统领的意思。以实岁来算，当时孙文三十九岁，黄兴三十一岁。革命三尊的另一人章炳麟，比孙文小二岁，当时还在上海租界的监狱中。
革命三尊各个都是独特的人物，他们所率领的革命家们也都是刚直的热血男儿。融合很难，尽管一再发生意见冲突，仍能为革命携手合作，这完全是黄兴自我克制的缘故。如果没有黄兴，革命派就不会有效地合作，革命的道路无疑将更加艰险。
由于这个原因，我认为黄兴是最应该表彰的人物。
黄兴于一八七四年生于湖南省的善化（现今属于长沙市），本名轸，投入革命运动后改名为兴，字克强。在家中二男三女中排行最小，母亲在他八岁时过世。继母易自如是长沙女子学校的学监，以当时的女性来说算是一名知识分子，黄兴一干兄弟姊妹的基础教育似乎都受自于她。
黄家是湖南的大地主。他的父亲是秀才（科举第一阶段及格者），在私塾里教书，并曾担任过村长。
由照片可知，黄兴体貌魁伟，似乎很热中于练拳。地方乡绅的家庭都早婚，他在十八岁与廖淡如成亲，翌年考上秀才。清代的精英，若考上秀才就要接受乡试的挑战，及格后就是举人，然后再参加北京的会试。黄兴的父亲可能是乡试未能及第，看开之后便做个地方乡绅，过着平静的生活。
黄兴秀才及第的第二年，甲午战争爆发，清国吃了败仗，时代因而产生巨大的动荡。康有为等人发起维新运动，湖南所受的影响最为强烈。康有为最得意的弟子梁启超，被长沙时务学堂聘为教师，而维新派的谭嗣同也成为湖南最早的一份报纸《湘学报》的主笔。年轻的黄兴不可能不受到影响。
他不久就进入武昌的两湖书院就读。这是由湖广总督张之洞所创办，湖南、湖北的最高学府。黄兴死后，其长女发现了他这个时期的日记，据说诗词很多，在思想信条方面则几乎未有触及。可能是因为当时维新派已被整肃，而黄兴也很谨慎，不过他确实具有文学青年的一面。他读书非常认真，据说读完的书就悉数送给继母。
一九○二年，他以湖北留学生的身分被送到日本。据为他写传记的刘揆一说，黄兴成为革命家而开拓眼界，是在留学日本以后。他是张之洞所选拔的三十名英才之一，一九○二年五月到达东京，进入东京高师校长嘉纳治五郎为留学生教育所创设的弘文学院师范科。同年四月，鲁迅以江南督练公所派遣的留学生身分，同样就读于弘文学院速成科。
不久黄兴便加入《湖北学生界》及湖南编译社等留学生杂志及启蒙出版社。擅长文章的他，亲自翻译有关日本的教育行政法。这与鲁迅寄稿给浙江留学生所办的杂志《浙江潮》是在同一时期。还有保皇党派的梁启超在横滨创办半月刊《新民丛报》，也是在黄兴留学日本那年的二月。
【与任侠之徒交杯对饮】
就像中国有句谚语说不要与湖南人吵架，湖南有很多奇特的人。这是所谓的热情之乡。感情激烈的人是不问保守与革新的。既有曾国藩与左宗棠这种拥护体制的热血男儿，也有不少像戊戌变法中被判死刑的谭嗣同、变法失败后不久发动自立军叛乱而被杀的唐才常、日后的毛泽东及刘少奇等反体制的激越人物。
到日本留学之前，黄兴没有特别显著的言行。在东京的留学生之间，反俄运动逐渐高涨时，他才开始受人注目。
义和团事件时，俄国出兵占领中国东北，但在英日同盟（公元一九○二年）的压力下，不得不签约归还清国。然而在部分兵员撤出之后，俄国就停止了归还领土的举动，而且不但不撤兵，还对清国重新提出七项要求。那就是把东三省（黑龙江、吉林、辽宁）置于俄国的势力范围下。它要求把俄国以外的国家排除于东北之外，但这项密约案被日本的报纸豁然揭露。
整个中国点燃起反俄运动的炬火，拥有租界的上海及海外留学生众多的日本，可以说是反俄运动的两个中心。
一九○三年四月二十九日（二十八日《东京朝日》上刊载有关七条密约的特讯），在神田锦辉馆召开了抗俄大会，有五百名留学生参加。
立刻有一百三十多名志愿者加入义勇军的行列。他们分成甲乙丙三区队，黄兴的名字（本名黄轸）出现在乙区队的三分队中。
当时，女留学生只有十多人，她们也志愿加入红十字会从军。由于清国尚未加盟国际红十字会，所以女留学生们便打算加入日本的红十字会，但因下田歌子反对而没有实现。
这批学生军在神田警察署的要求下，不久便改名为军国民教育会。后来他们做了反省，认为与其在国外拼命高呼，不如回国挺身加入革命运动，于是兴起一股归乡实践运动。黄兴便在一九○三年六月离开东京，赴上海为这场运动打头阵。
黄兴成为长沙明德学堂的教师，赴任途中路经武昌的母校两湖书院，在那儿发表了一场有关民主共和制的演讲。同时，大量散发邹容所写的《革命军》小册子。
湖南出身的留学生，由于归乡运动而陆续返国。他们隐身于矿业公司里，以进行革命运动。公司的名称叫华兴公司，秘密革命组织华兴会就是在这个时候诞生的。黄兴被推举为会长。感觉好像乙区队三分队的一名士兵突然跃升为领袖，然而经历了东京的运动，他应该是众望所归。
他留学日本时是二十八岁，已经有两个儿子。魁伟的外貌确实很有威严，而其诚实的人品也受到大家尊敬。不但是陈天华、宋教仁、刘揆一等湖南出身的人，连张继（河北出身）及苏曼殊（广东出身）等非湖南人也被黄兴所吸引。
革命运动需要牺牲。在选择领导人上应该也很希望慎重行事。如果选出一个没有能力的领导者，可能会造成悲剧。华兴会的成员，除了人品之外也考虑能力，因而推选出黄兴。
一九○四年十一月十六日（农历十月十日，西太后的生日），湖南文武官僚为祝寿而全体齐集于长沙的皇殿。革命军计划炸死他们，占领长沙。因为希望占领了一省的省会，能够引发各省并起的连锁反应。
这个计划因事前泄密而失败。
加入回乡运动的学生人数有限，因此起义时需要有人支持。他们期待武备学堂（士官学校）的学生及新旧各军士兵们的呼应，却意外地也得到湖南的任侠之徒的声援。
革命核心的留学生与秘密结社哥老会的侠客们不可能完全契合，为免双方之间发生嫌隙，黄兴与哥老会号称昆仓山忠义堂大龙头的马福益于洞窟内交杯对饮。不仅像留学生那样的知识分子，连任侠之人也信赖黄兴为总领袖。
任侠团体被称为会党，里面的组成分子良莠不齐。保守派为侦察革命势力的行动，派密探潜入，会党便是很容易利用的组织。起义计划是由这里泄露出去的。然而前来急报事机已泄的，也是会党里的人。于是黄兴等人才得以在千钧一发之际逃脱。黄兴潜伏在基督教教堂，伺机逃跑。他并不是基督徒，但很关心基督教，返回湖南之前在上海也曾数度前往教会。能够潜伏成功，可能也是因为他对教会的人怀着善意。
逃出长沙的黄兴经由上海亡命到日本。虽想在上海策划再度起义，但清朝政府向法国租界当局要求逮捕黄兴，因此他不得不离开上海。华兴会在长沙举兵的计划，比预定执行的日子早二十七天被发觉。也许正因为发现得早，所以危险比较少。会党里有两人被逮捕处刑，但后来也都平安脱身。
会党的领袖马福益计划于翌年（公元一九○五年）二月再度武装起义。听到这个消息，黄兴和刘揆一从日本再度悄悄回国，在汉阳购入四十三挺步枪和弹药，打算送到预定起义的地点湖南洪江。但到达洪江前，马福益的起义已经失败，为首的他被逮捕。黄兴不得已只好乔装成商人及官员出至汉口，从汉口又一次亡命日本。
黄兴没有忘记在湘潭洞窟内交杯对饮的誓盟。为了会党单独进行的临时武装起义，他奔走购入武器，此一行动从整个革命计划来看是无益的。但黄兴不能对马福益的起义弃而不顾。黄兴这种任侠精神也许正是他吸引人们的一个重要因素吧！为了长江起义，黄兴卖掉了相当于三百石的田产，以作为军费。他逃出长沙时，据说是他满三十岁生日的前一天。
【今巢穴已破】
这里，我们来看看黄兴自留学以来概略的年谱。
一九○二年五月渡日入弘文学院就学。
一九○三年四月抗俄大会，加入学生军。
五月加入军国民教育会。
六月响应回乡运动，经上海武昌回到长沙，成为明德学堂教员。
十一月（一说十二月）召开华兴会筹备会。
一九○四年三月华兴会成立大会。
十月起义消息泄漏。逃到上海。
十二月（一说翌年一月）亡命日本。
一九○五年二月为救援马福益失败，再度亡命日本。
七月首次与孙文会面。
八月中国同盟会成立大会。
◇
在三年多的期间内，瞬息万变的事件不断发生。一九○二年五月，初次踏上日本的土地时，黄兴还不过是湖北三十名官费留学生之一而已。当时可能只是年纪最大，体格最好吧。后来，一年之间，又参与了杂志及启蒙出版社等实务的工作。由于慷慨、诚实及侠骨热肠的为人，他逐渐崭露头角。尽管如此，他在抗俄大会时组成的学生军之中，仍是钮永建队长底下的一名士兵。不过，学生军的队长几乎都是留学于士官学校并已是见习士官的伙伴。
归国运动的策略并不是要各地一齐起义，而是重点性地占领某一省的省会，各地再起来呼应。这个重点地就是湖南长沙。回国起义的负责人如果是黄兴，那么他就可以算是军国民教育会实际上的领导者。
如果和从事革命运动的时间较长、在国际间知名度颇高的孙文及兴中会合作的话，领导人当然是孙文，而副手不用说就是黄兴。
兴中会是孙文创办的，他一个人的意见就可以决定所有事情，但黄兴却不是这样。他必须与同志商议。对于加入孙文所领导的团体，宋教仁和陈天华都赞成，至于刘揆一则反对。结果，华兴会决定精神上续存，全体解散之后，会员是否要加入新组织，听凭各人的自由意愿。
新组织中国同盟会的总理，就在黄兴的推举下，由孙文就任。总理之下有三部：庶务部、司法部、评议部，这相当于行政、司法、立法三权。庶务部长由黄兴担任。总理如果是总统，庶务部长就是首相。而且该会规定总理不在时，由庶务部长代为执行其职务。司法部长是二十三岁的张继（河北出身，早稻田大学毕业），评议部长则是二十一岁的汪精卫（汪兆铭，广东出身，法政大学学生）。这个组织俨然就是一个年轻的革命政府。
中国同盟会成立后，孙文前往东南亚，在西贡及新加坡创立了分会。黄兴则由香港进入桂林，一九○六年春，创设了广西分会。因苏报事件而入狱的章炳麟，三年刑期届满出狱是在一九○六年六月。由于一出租界便立刻会被清国当局逮捕，他出狱后搭乘日本邮船，前往日本。七月十五日，在神田锦辉馆为他召开的欢迎会上，据说参加者有七千多人，连屋顶都挤满了人。顺带一提，当时留学日本的中国学生已超过一万人。
章炳麟与孙文认识是在一九○二年，两人一致认为要靠武装起义才能打倒清朝。黄兴负笈日本时，章炳麟正好回国。一九○三年，上海报纸《苏报》上刊载他的文章，因内容侮蔑清国皇帝及教唆杀人而发生问题，清朝政府强烈要求逮捕，租界当局便把他和《革命军》的作者邹容一块儿逮捕。租界当局没有答应清廷的引渡要求，并不是基于人道的考量，据说是为了强调治外法权。
章炳麟是知名的考证学巨擘，被尊称为国学大师。以浙江人为中心的革命团体光复会，由蔡元培、陶成章等人组成，据说时间是在一九○四年，当时章炳麟已身系囹圄。
系狱是革命家的勋章。章炳麟理所当然地在日本受到留学生盛大的欢迎。但光复会实际上的领袖具有强烈的个性，他来到革命策源地日本，使革命运动产生一股很大的漩涡。黄兴夹在孙文与章炳麟之间，辛苦地做调停。
章炳麟一意主张驱逐满洲人，他对民权主义及民生主义并不关心。对身为国学大师的他来说，革命就是复古，就是农本主义，所以跟基督教徒孙文扞格不合。章炳麟虽掌握了革命派的机关杂志《民报》，但他却完全着重于文章的格调。孙文希望刊载更浅显易懂的启蒙性论述，而章炳麟不同意。
清朝政府执拗地逼迫日本政府驱逐孙文。日本政府没有办法，只得把原因告诉孙文，请他退至国外。由于内疚，日本政府送给他巨额的饯别金。除了日本政府，股市暴发户铃木久五郎也致赠他饯别金，据说总额超过一万七千日圆。
关于这件事，黄兴严厉地谴责孙文。但是，当章炳麟想在《民报》上揭露孙文接受日本贿赂时，黄兴却拼命阻止。
章炳麟撰作了《孙文罪行》这本小册子，在日本及东南亚一带散发。这本小册子的资料，因为是清朝政府所散布的谣言，因此内容非常荒谬。对于章炳麟的这种做法，黄兴抱持着批判的态度。
革命党之势力，在东京既已销声匿迹，《民报》社各人互相噬啮，团体全散。孙文亦被逐出境，今巢穴已破。
保皇派的梁启超写信给老师康有为，信上便记载着如右这番胜利宣言。
孙文不是被驱逐的，而是自动离开日本。时间是一九○七年三月，黄兴当时也同行。
黄兴与会党在长沙联合起义失败，便致力于运动新军。接受新式训练、拥有新式装备的军队，比任侠之徒更为可靠。新军的将领大致都受过新式教育，因此容易沟通。他使用张守正的假名，潜回国内，以策反湖南出身的新军干部。桂林随营学堂（部队附属学校）总办（校长）蔡锷，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求学时也与黄兴结识。
一九○七年七月，徐锡麟刺杀安徽巡抚恩铭，被逮捕处刑，女革命家秋瑾起义失败，在绍兴被处刑。他们都是光复会会员，起义活动与同盟会无关。徐锡麟被捕受审时，官员问到与孙文的关系，他唾弃似地回答：
孙文之流者，岂能命令吾辈乎？
孙文、黄兴那一边也不顺利。经过黄兴大力运动而约好要倒戈的新军指挥官，看见革命军的装备贫弱，也停止了活动。钦、廉两州起义失败后，同年十二月，革命军虽占领了中越国境上的镇南关，却几乎看不到预期中贮藏的武器弹药。奋勇起义的孙文和黄兴等人也很失望。然而，另一方面，这也证明清军要塞里没有弹药的传说果然是事实。只要有武器，就可以穿过湖南直取中国之腹脐武昌，据说革命党人为此扼腕不已。
在后方基地、也就是日本的同志，正热中于反孙文运动，更别说军费的调度了。反而在《民报》经费短缺的时候，曾打电报给孙文，要他赶快汇钱过来。
一九○八年四月，警察叛变，于云南河口起义。在新加坡的孙文派胡汉民去看看，所谓的起义军竟是一群乌合之众。于是他要求孙文派黄兴前来。黄兴虽然赶到了，但这毕竟是一支不能成事的军队，因此他打算引入正在河内镇南关之役的二百名同志，以注入新的活力。然而，他一进入越南之后，就被法国官员逮捕。靠着河内当地有势力的华侨帮助，才好不容易获释，河口不得不放弃了。
黄兴不仅要策动新军及指挥起义，还要跟孙文一起巡回于东南亚华侨间，为募集资金奔走。章炳麟的《孙文罪行》这本小册子，大大妨碍了募款活动，而该文中还说：
孙、黄亦一意规南服（征服南方），甚不顾东京之同志。
【以魁伟之身奉献祖国】
黄兴因饯别金的问题曾批判孙文，但是仍与他同行，承认他为指导者，服从其命令，在钦州、廉州、镇南关、河口之役的枪火之下出没。
章炳鳞把下面这则轶事记载于自撰年谱一九○七年的栏项中。
黄兴希望同盟会的象征能采用井字旗，这是从太古时代的井田之制所获得的启示。据说在周制中，井田中的八区分由八家耕种，中央为共同耕作的公田。这个想法与同盟会平均地权的思想也很一致。但孙文却在墙上挂起青天白日旗。黄兴叫道：这不是模仿日本以太阳为象征吗？快点拿下来！孙文也变了脸色对他吼回去：我在南洋（东南亚）已经得到好几万名愿意把命托付给这面旗子的同志。如果要把这面旗拿下来，你先把我杀了再说！黄兴气极败坏，说要脱离同盟会，便走了出去。
未几复还。
章炳麟带着挖苦的意味写道。
黄兴的愤怒，定然非常激烈。但跑出去之后，他想到革命之事。于是，他克制自己，忍辱而回。
追究广东起义失败之责任时，章炳麟曾提议罢免总理孙文，推黄兴为下一任总理。当然，孙文和黄兴都不在日本。刘揆一反对这项提议，与赞成派的张继吵斗起来。刘揆一恐怕加深内部纷争，写信劝孙文回到东京，引咎罪己。孙文以党内纠纷可依事实解决，拒绝接受此项劝告。当时，在香港的黄兴写了一封信给同盟会会员。内容是说：
孙文有德望，诸君若求革命成功，不要误解他，应当倾心拥护。
一九○八年的章炳麟自作年谱里记载，在与宋教仁进行合作时，他曾对黄兴说：
那家伙很狂妄，看不起我。他好像还说过，不杀孙、黄，大事不成。
那是谗闻之言。宋教仁虽然狂，但并不憎恶你。
黄兴这样劝解道。最后两人还是进行合作。
都是长沙起义的同志，且是同乡，黄兴与宋教仁之间竟也有那种鸿沟。但黄兴有一种立刻埋掉那道鸿沟的包容力。
在东京简直是席不暇暖。孙文为募集革命资金，再度奔走于世界各地，黄兴也为广东新军起义而前往香港。总理出国时，黄兴便受托打理一切革命军事宜。
广东新军计划于一九一○年旧历元旦时起义，但当局察觉到不稳的气氛，没收了新军的弹药，起义军因而不得不解散。
革命党首领驱人于死，自己却安稳于高楼华屋。
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中这样批判道。
一九一○年十月，孙文在马来西亚的槟榔市召集黄兴、胡汉民、赵声等人，对下一次的起义提出指示。新的革命方针是不要仅依赖新军，而是五百名党员起义，以此气势吸引新军，夺取广州后，再由黄兴进兵湖南，赵声进兵江西。
一九一一年四月二十七日，一场武装起义爆发。由于正逢旧历三月二十九日，所以被称为广州三二九革命。最初的计划是分十路进攻广州，但是因为人数少，不得不缩小为四路。而实际出击的，却只有黄兴这一路。为了保密，并未采取横向联系，因此四路军误以为要改期，二路军前去买武器时城门关闭，三路军的陈炯明不知何故并未采取行动。
率领百余名敢死队员的黄兴，冲入总督署，不幸与革命同志的新军打了起来。从下午四点过后，一直战到十二点，八十多人牺牲（战死及被处刑），结果仍然失败。黄兴负伤，在女同志徐宗汉处接受治疗，与自香港赶来的赵声相拥恸哭。黄兴的伤很快就痊愈，但赵声受到这次失败的刺激，精神崩溃，不久就病死了。
由芝加哥的报纸得知这次失败消息的孙文，打电报到香港：
闻事败，各同志如何？善后措置如何处理？
胡汉民回报说黄兴已脱险。
天下之事尚可为也。
孙文在电报里这样说道，动身去筹募牺牲者的善后费用。牺牲者后来被祭祀于黄花冈，所以这次起义也称为黄花冈之役。
这次起义之后不到半年，武昌起义成功，清朝因此灭亡。
武昌起义之后，黄兴成为军事上的最高领导人，负责武昌、汉口的防卫。他的头衔是革命军战时总司令。宋教仁等人推举他为新政府的首脑，当然也有人反对。黄兴便把首领的位子让给黎元洪而去了上海。
南京成立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他就任陆军总长。
革命的成果被狡狯的袁世凯横夺。黄兴到某个时期之前，一直打算和袁世凯协调建设新的共和国。战斗中虽然打头阵，但在这种时候，黄兴有意尽量让步，极富自我牺牲的精神。
盟友宋教仁被袁世凯暗杀（公元一九一三年）时，孙文主张讨袁，但黄兴还坚持依法律途径解决。让步的幅度，黄兴似乎比孙文还大。袁世凯对他敬而远之，任命其为南京留守。他虽然在南京发动二次革命，但与江西的李烈钧、安徽的柏文蔚都以失败告终。孙文去了台湾，黄兴逃到日本，潜藏在犬养毅的家里。袁世凯悬赏十万元要黄兴的首级，但孙文并没有被列入名单内。
一九一四年，孙文在日本改组国民党为中华革命党。他是为了强化自己的领导权，防止异己分子混入革命势力中。他希望在自己的指挥下，能够一丝不紊地完成革命。至此，黄兴终于觉悟到不能再让步了。黄兴并没有参加中华革命党。因为入党时要宣誓，而且誓约中说：
附从孙先生，再举革命。
黄兴拒绝这么做。孙文要求党员绝对服从，意图排除异己分子，成为一个少数精锐的秘密团体以便行动。
黄兴对此持相反看法，他认为应该收纳更多同志，组成一个所谓的革命联合战线。路线的对立是决定性的事，只有这个不能让。
孙文在总理之下设置了一个协理的位子，想要迎回黄兴，但被黄兴拒绝了。孙文甚至说：让我做二年，如果不行，以后就交给你。黄兴仍然摇头。黄兴说革命跟开公司是不一样的。
黄兴前往美国，为三次革命奔走调度资金。三次革命由和他同乡的后辈蔡锷发起，袁世凯取消帝制，不久忧愤而死。
黄兴从美国经日本回到上海，是在一九一六年六月二十二日，也就是袁世凯死后的第十七天。回国四个月后，黄兴去世，享年不过四十二岁。晚年他与孙文再度亲近起来。黄兴临终是在十月三十一日，前一天孙文还曾去医院探望他。孙文已经着手改组中华革命党，取消了有问题的那句誓言附从孙先生。无疑地，孙文希望再度与黄兴合作。
黄兴的死因，显然是过度疲劳引起的肝脏疾病。为了革命，每天马不停蹄地努力着，最注重实践，以自我牺牲的精神，把他那魁伟的身躯奉献给祖国。每当有人请他挥毫时，他往往会写无我二字。而他正是一个无我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