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是常胜将军。他镇压西北叛乱，使由浩罕来攻的阿古柏．帕夏溃灭，瓦解英国建立安集延国的计划，保全了新疆领土。所谓自比诸葛亮，看来不见得只是他的一句豪语。
【喜为壮语惊众】
十九世纪中的太平天国之乱，是对清朝政权的一项果敢的挑战。最后虽归失败，却获得很高的评价。满洲八旗军欠缺军队应有的战斗力，在鸦片战争中早已暴露无遗。汉人军团绿营也是素质极低的军队。因此镇压太平天国之乱的，是湖南及安徽的城练，亦即湘军、淮军，由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人指挥。唯物史观派的史家定位太平天国之乱为农民起义，并把镇压者当作反民族革命、反动分子。
鸦片战争的英雄林则徐奉命镇压广西民乱，自故乡福建向西急行，却在中途得病，死于潮州。因此，他并未被打下反民族革命的烙印。
左宗棠可以说是林则徐的弟子，曾在担任浙江巡抚的时代自太平军手中夺回杭州，于镇压方面有功，因此所获得的评价并不太好。尽管有人说他是民族的叛徒，但如果冷静地回顾历史，就会发现左宗棠也有民族英雄的一面。
在清末的中国，以政府要员身分而极为活跃的人物，大抵都是出身于科举最后阶段会试及格的进士。自林则徐以下，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胡林翼、沈葆桢等著名人士，皆出于彼。非进士出身，却晋升至最高阶的，大概只有左宗棠和袁世凯二人吧（另外还有一位靠军功起家，以政治家身分几乎晋升至高阶的刘坤一，但此人或许归类于军人较为适宜）。尽管如此，左宗棠仍是乡试及第的举人，具有任官的资格。袁世凯在乡试中也未能及第，是靠捐纳、即献金而取得资格。
生于湖南省湘阴县名门的左宗棠，二十岁便乡试及第，但在其后的会试时，三次挑战都归失败。会试是三年一次，左宗棠到第三次就放弃了。科举考试与学问不同，康有为后来也成为进士，但在此之前早已是天下知名的学者。在经学方面，他恐怕比进士及第那年的考官还更有实力。
左宗棠的学问，也许不是为了考试。他因关心而学习的是舆地（地政）、兵法、农政等实学，这些都不在会试科目之列。
放弃正式的精英官僚路径的读书人，多半走上幕僚之途。也就是充当精英高官的秘书。
清代地方高官在本俸之上还有庞大的养廉银。顾名思义，这是为保官吏清廉，以免榨取当地居民的资金。但事实上还是有不少被公认化的贿赂。在中央起码有官僚组织，但是到了地方，例如总督或巡抚调任时，幕僚团多半也会采取行动，随行至新的任地。新上任的总督必须到空无一物的官厅赴职。因此，他就得带着自己的幕僚去。
幕僚并非政府任命的人员，不算是正式的官吏，因而不需要考试合格等特别的资格。文章写得好、善于交际、点子多，总之具有各项才艺技能的人，就可以成为幕僚。大致而言，与该名正式高官有关系的人，或是靠亲戚及熟人大力推荐的人才会被选上。而且虽然说是幕僚，这其中，从跑腿的到宾客级的都包含在内。
在《清史稿》列传中，对左宗棠是这样描述的：
喜为壮语惊众尝以诸葛亮自比，人目其狂也。
也就是说，他表示自己与诸葛亮不相上下，因此人们视之为疯子。他大概认为，像他那样了不起的人却不能成为进士，这是世界的错吧！虽然被世人嘲笑头脑有问题，但因为这种豪言壮语，他的名字广为人知。
这不只是豪语，而是有实学作依据的。也有人看出他的能力，那就是两江总督陶澍（公元一七七八︱一八三九年）及湖北巡抚胡林翼（公元一八一二︱六一年）。这两人皆为湖南人，胡林翼跟左宗棠还是同年（编注：科举中同列一榜的人称同年）。
横览九州（全中国），更无才出其右者。
胡林翼给予左宗棠无上的赞许。
道光二十九年（公元一八四九年），云贵总督林则徐奉准引退，便护着郑夫人的灵柩回到故乡福建。船旅曾暂泊长沙，当时左宗棠前去晤见林则徐，两人整夜畅谈，竟至天明。
这是初次会面，左宗棠三十七岁，尚无官衔，但六十五岁的老总督林则徐却知道他的事。给予左宗棠极高评价的陶澍在两江总督任内，林则徐是江苏巡抚。而对左宗棠赞不绝口的胡林翼当贵州知府（府知事）时，则在云贵总督林则徐的辖下。胡林翼一直劝林则徐任用左宗棠。求才若渴的林则徐便听从胡林翼的劝告，要招聘左宗棠。不料，左宗棠因私事而无法离开湖南。原来家族里有人提出诉讼，告左宗棠侵占财产。大概是左宗棠经常与人冲突的性格所致。
林则徐与左宗棠会面的地点是在船上，登船时，左宗棠踩错了踏板，落入湘江，被人扶起来。我在《黎明前的中国》里写道，左宗棠也许是太紧张了，以致失足。然而，他是个站在任何伟人面前也不会紧张的人，竟公然说自己是诸葛孔明，希望引起大家的注目，当时还举了旗去见林则徐，旗上大大写着湖南举人左宗棠。我在小说《太平天国》里，写他为了给林则徐一个难忘的印象，因而故意掉入河里。左宗棠在洞庭湖边的湘阴长大；他是水乡之人，应该很习惯水才对。
林则徐与左宗棠会面后第二年便死了。虽然只见过一回，左宗棠却可以说是林则徐的弟子。
江中燕谈达曙，无所不及。
日后，左宗棠在给朋友的信上，这样记述当天的情形。
尽管是初次见面，但林则徐必然已读过左宗棠的地政及兵法著作。由于想招聘为幕僚，理应研究过对方的底细。
两人彻夜交谈的虽为天下国家之事，但据说主要还是有关西北的问题。背负鸦片战争的责任，林则徐被左迁新疆达三年之久，因此他曾思考并研究过西北问题。可能也尽量收集了许多有关西北的资料吧！
收集与自身任务有关的所有资料，是林则徐的习惯。奉派到广州去取缔鸦片时，他也曾招聘懂英语的人为幕僚，帮忙翻译当地的英文报纸及英文地理书籍等。被流放新疆时，中途在扬州遇到魏源，便把那份资料全部交给魏源。魏源据此撰著了《海国图志》，众所周知地，这本书还传到日本，对幕府末期的志士影响很大。
在湘江彻夜的燕谈中，除了新疆三年的体验外，应该还传授一些资料吧！林则徐的三个儿子也都在座。长子已经及第进士。林则徐虽然跟左宗棠对谈，但他或许也希望让三个儿子听一听，因此这段话可以算是遗言。
中国的忧患不是英国，而是俄国。
这是林则徐由新疆经验所导出的结论。打过鸦片战争的他竟有这种看法，真叫人相当意外，但这是在他也了解英国之后所得的结论。
【新疆不保，京师危矣！ 】
近代中国的国防论，可分为海防派和塞防派。简单说，就是主要的假想敌应该是哪一国。海防派把从海上而来的英国视为主要敌人，因而有亲俄的倾向。海防派的代表人物自然是李鸿章。相对地，把俄国视为主要敌人的是塞防派，以林则徐为始祖，他的女婿沈葆桢、湘江夜话时曾受教的左宗棠都属于这一派。
左宗棠成为湖南巡抚张亮基的幕僚，是与林则徐会面三年后的事，当时他已经满四十岁，起步算是很晚。张亮基也是林则徐底下的一名云南知府。但张不久便成为湖广总督，调任到武昌去。左宗棠最后成为张的继任者骆秉章的幕僚。
太平天国之战已经揭开了序幕。曾国藩组织湖南义勇军（湘军），以取代无用的正规军，就是在这个时候。曾国藩回乡服丧期间，因离官而得以自由行动。但当然也需要官府的支援。湖南巡抚骆秉章全力在财政及政治上支援曾国藩的湘军。但调整支援态度，使之顺利运作的，其实多半是幕僚左宗棠的功劳。骆秉章出身广东，对当地并没有什么感情。就左宗棠而言，这则是家乡的事。
后来左宗棠与湖南家乡的前辈曾国藩不和。在左宗棠看来，你的湘军还不是我办的！毕竟他一点也不是个谦虚的人，有着高高举起旗来，四处走动要大家看的性格。虽然发出豪语，却也有其内容，他的功绩是他自己和别人都承认的。
加入湘军以后，他在江西和安徽立了功，不知不觉成为正式官员，受任为三品京堂，补太常寺卿。太常寺是祭祀宗庙的小官厅，但其长官可以算是准阁僚。不久他又成为浙江巡抚、闽浙总督，与太平天国交战，夺回杭州，立下辉煌的战功。身为地政、兵法泰斗的他，与进士出身的各长官迥然不同。在平定太平天国之乱时，只有他的功绩最为醒目。
同治五年（公元一八六六年），由于闽浙总督左宗棠上奏，在福州马尾山山麓成立了船政局，除兼有造船厂和兵器厂外，还附设水军学校。这可以说是中国洋务运动、即近代化的先驱。第一位船政大臣是林则徐的女婿沈葆桢。
尽管毁誉褒贬参半，然而左宗棠与太平天国交战时，仍接受英法军的支援，在船政局的创设及营运上并以法国技术人员为顾问。研究实学的左宗棠，对于向外国借力，丝毫不会犹豫。技术这东西，超越国籍依然有不变的水准，其差距是显而易见的。该学的就学，这是实学派的左宗棠一贯的信念。
同年，左宗棠转任陕甘总督。船政局可以交给沈葆桢，因此他十分放心。当时在中国西北方，包括他的任地陕西、甘肃在内，回教徒的叛乱正趋扩大。属于塞防派的他，应该是很期盼这个新职务。
当时，帝俄已逐步吞并了中亚各汗国（酋长国），造成的连锁反应是浩罕汗国的将领阿古柏．帕夏攻打新疆。担心俄国南下的英国，支持阿古柏政权以作为缓冲势力。俄国似乎也派出军事顾问。在俄国参谋本部所派出的年轻将官中，包括日后日俄战争的败将克罗帕特金上尉。
回教将领阿古柏占领新疆，跟中国西北方的回教徒叛乱应可说是有连带关系的。
左宗棠平定陕甘叛乱是在到任第五年（公元一八七一年）。然而，乱首白彦虎却逃到新疆，投靠阿古柏。左宗棠为收复失去的新疆领土，率远征军西向而去是在公元一八七五年。
俄国根据其与清国间的<塔城协约>，夺去了中国领土斋桑泊以西四十四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接着，由于阿古柏侵占新疆，俄国又以伊犁地方的安宁为由，占领该地。虽然曾表示动乱平定后将归还，但它认为清国没有这个力量。
左宗棠西征便兼具了收复伊犁的任务。然而，西征军出兵却太迟。这是因为海防派李鸿章的阻挠。
恰巧当时日本以琉球岛民被杀害为由，把西乡从道率领的军队送至台湾。李鸿章便让能战斗的军队南下，以防备日本出兵。西征军因而无法组编起来。
海防派主张保护心脏部位。而东南沿海地方就是中国的心脏部位，所以必须倾注全力于海防。新疆因是边陲地带，缺了一点也不会危及性命，这无异是一种放弃新疆论。新疆一带如有兵力及战费，可转用于海防，这种论调在政府内部相当有力。
对此，左宗棠提出辩驳：
新疆若不保，蒙古便不保。蒙古一失，京师难保。
在北京附近的八达岭一带，早已住着蒙古人。二百多年来，清朝与蒙古人的关系非常好。因此首都附近虽有蒙古人，清廷仍能安心。然而如果没有蒙古人，会变得如何呢？想像一下俄国穿越八达岭的情景吧！
左宗棠的塞防论，不愧是地政学者，果然条理井然，而他的个性又很强烈。台湾问题以五十万两赔偿金解决之后，左宗棠的西征军便由兰州出发了。
【超越器的大不器】
一九八四年，我曾再度前往睽违九年的敦煌，中途并顺道去了酒泉。在酒泉公园里，有一个九年前没有的石质标示。
左公柳
上面镌着这几个字。这无疑是左宗棠所植的柳树。
西征军的先锋部队抵达乌鲁木齐时，殿后的军队还未从兰州出发。左宗棠已事先调查过途中额尔济斯河的水量及粮食的调度能力。这一点也带有地政学者的风格。这么做是避免因大队人马一时驻屯而使水干涸。由于他们会穿过沙漠或沙漠附近的地方，左宗棠便让先遣部队沿道种植柳树。当时的西征军也许来不及享受，却可以提供日后的旅客作为休憩之用。据说他选的是成长较快的品种，世人称之为左公柳。
文革时代，镇压太平天国的左宗棠成了民族的叛徒，不可能有人去纪念他。现在似乎部分地恢复了名声。
西征军击退了阿古柏军。攻陷乌鲁木齐的时候，钦差大臣左宗棠还在酒泉。白彦虎逃进阿古柏所建的托克逊城。清军收复吐鲁番，并攻进托克逊城。公元一八七七年四月，阿古柏．帕夏自裁身亡。有人说是遭到暗杀，也有人说是病死，总而言之，浩罕政权溃灭了。白彦虎逃入俄境。
左宗棠镇压西北叛乱的活动正炽（公元一八七一年），曾国藩过世了。左宗棠所率的军队，就是曾国藩组织的湘军。然而就算由曾国藩指挥，恐怕也不会有这样辉煌的战果。
曾国藩是进士出身的大官员，率领湘军后被称为儒将。与太平军交战时，曾因局部战役失败而企图自杀。
他与通晓地政、兵法且富决断力的左宗棠比起来，在将器方面不能不说有相当的差距。
君子不器。
《论语》里有这么一句话，意思是说：文人政治家是不能器的。器是专家的意思。专家会拘于小局面而漏失掉大局。因此怀抱均衡的教养、不特别具有专业风格的人，才能照顾全局。某个领域里被称为活字典的人，由于在其工作岗位上不可或缺，反而无法出人头地。现今的日本精英官僚也是每隔一、二年就更换部门。他们没有时间变成专家，因此也不会变成专业傻瓜。实际的工作最好是交给各别的专家去做。
清代也是如此。进士出身的高级官员是不器，要指挥称为幕僚的器去做事。进士未及第的左宗棠不得不成为幕僚。地政、典政或兵法专家的他是器。但是，他却因为在很多领域上是器，而能够与不器站在同样的立场展望大局。这是很奇妙的，他或许可以称为大不器，但身为一个人或是一名政治家，他并不能称为大器。
曾国藩不过比左宗棠大一岁，然而官历上却有很大的差距。左宗棠无官的时候，曾国藩已是礼部侍郎（教育部次长）。一介幕僚的左宗棠被任命为巡抚（省长），算是特例拔擢，而这是由于曾国藩的推举。左宗棠也知道这事，不过他认为：
曾国藩的湘军是我组成的。
因而对曾国藩不是很感谢。左、曾两家虽有姻亲关系，但同治三年（公元一八六四年）。左宗棠却主动对这位大前辈丢出绝交书。
左宗棠要前去镇压西北回乱时，曾国藩正任职两江总督。两江是天下之谷仓，兵粮输送的决定权就在总督手上。
由于丢出绝交书，左宗棠自忖可能会收不到两江的兵粮。如果是左宗棠，他就可能会利用兵粮让吵架的对手受困扰。但曾国藩并非心胸狭窄之人，他不是大不器，而算得上是大器。曾国藩为了赴任西北的左宗棠，竟把湘军最强的军团与刘松山这员猛将配置于其麾下。尽管如此，左宗棠在曾国藩派给他的将官面前，仍经常数落曾国藩。将官们忍不住对他说：
大师（左宗棠）若嫌曾公，尽可嫌之。为什么要一再对我们提起呢？道理既不正，说得又不圆融，东一句西一句，耳朵里都要长茧了。
这是说他人格不甚圆融。
曾国藩是一位热中反省的人。看他的日记就知道，下棋下得太过了，或是白天行房，都要反省。一直作梦而不能入睡时，他反省是心中有愧，五十岁以后不再作梦，他又反省这是体力衰弱了。相对于此，左宗棠却是一个与反省无缘的人。曾国藩在咸丰十年（公元一八六○年）所写的文章里有这样的句子：
盛世创业垂统之英雄，以襟怀豁达为第一义，末世扶危救难之英雄，以心力劳苦为第一义。
曾国藩规定自己要做一个末世中扶危救难的人。而左宗棠因为天性襟怀豁达，本属于盛世创业期的人物。
正当左宗棠率领的清军击败阿古柏．帕夏、迫近喀什噶尔时，英国有意牵制。深受期待的缓冲势力英国，对阿古柏的溃灭非常焦急，频频进行外交工作。当时的英国驻清公使威妥玛（Ｔｈｏｍａｓ Ｆ． Ｗａｄｅ）在北京进行相当露骨的游说工作。
浩罕被俄国吞并，安集延人没有地方安顿。我们想在喀什噶尔建立一个安集延人的国家。
这是一个相当自私的要求。他们要求清朝放弃收复被阿古柏侵夺的土地，在那里建立一个新国家。对英国来说，这当然是它防备俄国对该地区发生影响的一项策略。
接获北京方面对于此事的垂问时，左宗棠说：
英国如果想要缓冲地带，不是可以在广阔的印度割一处地方，建一个安集延人的国家吗？大可不必来染指我国肥沃的土地。喀什噶尔是古代疏勒之地，收复我国固有领土是理所当然的。
他主张摆出强硬态度，并补充一句话：如果英国言语蛮横无理，就让本司令部派使节去，我倒想跟他们折冲一番。
【若生于盛世创业的时代】
随阿古柏败退而期待落空的，还有俄国。他们利用动乱占领伊犁地区，动乱平定之后就不得不归还。俄国一直以为阿古柏不会输给清军。岂料，左宗棠竟然漂亮地粉碎了阿古柏的势力。俄国只得归还伊犁。
清朝政府于是派遣崇厚到俄国，负责交涉归还伊犁的事宜。崇厚这个人实在是糟糕透了。曾经有个深受信任的术士对他说：某月某日前你若没有回国，就死定了。结果他根本没有交涉，只想早点回国，一切都依俄国的要求。这就是<里发第亚条约>（Ｔｒｅａｔｙ ｏｆ Ｌｉｖａｄｉａ），不仅把伊犁以西及以南的广大领土割给了俄国，还要支付俄国伊犁驻军费五百万卢布。
舆论激昂自不待言。清朝政府也拒绝批准这项条约，逮捕回国的崇厚，把他判处死刑。然后委托英法调停，派遣曾国藩的儿子驻英公使曾纪泽到俄国再度交涉。俄国自不可能吐出一旦入手的领土，然而当时这实在是一项过于厚颜无耻的条约，且俄已脱离三国（德、俄、奥）同盟而与法国结盟，看在法国的情面上才同意修改条约。
这就是<伊犁条约>（以双方签约地点为名，也叫做佩特鲁布鲁格条约），双方以霍尔果斯河为国境，好不容易才只收回伊犁东半地区，条件是驻军费增加到九百万卢布，取消崇厚的死刑。崇厚是满洲的高官，曾经担任过盛京将军、北洋通商大臣等。由于<里发第亚条约>责任的关系，他虽然免除死罪，但被解除官职，后来又活了十四年。
知道<里发第亚条约>的内容后，左宗棠的盛怒可想而知。他奏呈北京要包围伊犁，并以武力夺回伊犁，然后由酒泉出发，朝哈密进兵。时为公元一八八○年六月，左宗棠六十九岁。
对于左宗棠的行动，俄国也在伊犁齐集大军，采取邀击的姿态。清朝方面固然对<里发第亚条约>非常激愤，而俄国对崇厚被宣判死刑，也同样非常激昂。
清俄两国之间就此风云告急。
列强英、法、德、美的军舰慢慢聚集于上海。他们正在讨论战后如何瓜分清国。
海防派的李鸿章当然深有危机感，他挽留曾协助平定太平天国之乱而欲回国的戈登（Ｃｈａｒｌｅｓ Ｇｅｏｒｇｅ Ｇｏｒｄｏｎ），请他代为与英法调停。
当时，英法正与德国对立。英法两国希望俄国在德国的背后施以无言的牵制，他们想让俄国把眼光转向欧洲。因为一旦俄国在亚洲与清国开战，德国就会毫无后顾之忧地对英法施压。
如前所述，俄国也想卖个面子给法国，因此调停工作竟意外迅速地进行。取消崇厚死刑一事，也让俄国比较容易坐上修改条约的会议桌前。其实，俄国境内虚无党活动逐渐扩大，与清国开战，在治安上势将出现问题。果然第二年亚历山大二世被虚无党人暗杀。
海防派（即亲俄派）李鸿章所担心的，是进驻哈密的塞防派（即反俄派）左宗棠贸然开战，收复伊犁。万一突然发生意外事件，好不容易筹备好的修约交涉将遭受破坏。于是，李鸿章召回了左宗棠。
左宗棠是常胜将军。他镇压西北叛乱，使由浩罕来攻的阿古柏．帕夏溃灭，瓦解英国建立安集延国的计划，保全了新疆领土。他一点也没有可以责难的地方。同样是召还，但朝廷必须尽礼与尽理。
京备顾问
这就是左宗棠的新官职。
在条约修改的交涉期间，为防备决裂，清廷以京城为中心，进行地方防卫并动员军队。曾国藩的弟弟曾国荃由山西巡抚而奉命驻屯山海关，李鸿章以直隶总督身分总括天津海防。这些都是防备俄国的举动，左宗棠也不能反对。朝廷把近卫军送到张家口，让他们以仪仗欢迎左宗棠。
不久条约修改了，清俄间的紧张状态解除。俄国答应修改条约有很多原因，而左宗棠毅然准备作战也可以算是其中之一。
左宗棠当上军机大臣，成为公认的国家元老。翌年（公元一八八二年），他被任命为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这时已七十一岁，不久便称病辞官。在他因病休职期间，发生了中法战争。
由于中法战争，左宗棠建议兴建的福州船政局的造船厂被破坏。然而，法国舰队的提督孤拔（Ａ． Ａ． Ｐ． Ｃｏｕｒｂｅｔ）也战死。
左宗棠以钦差大臣的身分被派遣至福建，在和约签订后便病死了。他大概是抱病赴职的吧！
中国之所以能够保全新疆，收复伊犁及其以东的土地，可以说完全是左宗棠的功劳。他除了镇压太平天国的罪名外，应该也有保全国土的功劳吧！我想酒泉公园的左公柳纪念碑，可以视为当今中国承认左宗棠功绩的一种表现。
左宗棠很可惜地没有生在盛世创业的时代。他进入朝廷担任军机大臣的时间是光绪七年（公元一八八一年）二月二十七日（阳历）到十月二十八日，只满八个月。对他来说，这可能是让人不太愉快的位子。他一生中最为荣耀的时期，是他在酒泉指挥西征军，力挫英国树立缓冲国的野心，然后进兵哈密，迫使俄国修改条约的那几年。
所谓自比诸葛孔明，看来不见得只是他的一句豪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