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司马迁，后郑和。司马迁被去势的郁结，可以说都转化来撰述《史记》；而郑和可能也把他的郁结极力投入皇帝指令的下西洋活动吧！在无言中，他仿佛对我们诉说着这一点。
【被献给燕王朱棣的少年宦官】
十五世纪初的郑和下西洋，的确可谓是人类之壮举。
其实他下西洋是奉明永乐帝之令而出航的，由明帝国在财政上给予支持。但是总指挥官郑和的声誉并不曾稍减。七次下西洋都是由郑和负责指挥，因为除他之外别无适合的人选。光是从每次超过二万名的人员都能指挥裕如来看，可以说郑和的才干非比寻常。
尽管如此，我还是觉得以这样的功绩，郑和并未获得应有的评价。他是一名失去男性机能的宦官。这点似乎使郑和的评价略微降低。然而，成为宦官是在少年时代的事，他并没有犯任何罪。只因是宦官，便降低对一个人的评价，这不过是偏见而已。
郑和以现代的话来说，是出身于少数民族。换言之，并不是汉人，而是元代时所谓的色目人。举凡非蒙古族或汉族的各类种族的人，都泛称为色目人。他主要属于西方人的血统，至于究竟是维吾尔、伊朗、还是阿拉伯人，就不太清楚了。
以少数的蒙古人来统治中国的元朝，为了控制占绝大多数的汉人而用尽各种方法。虽然同是汉族，他们把原本属于金国的北方人与以前南宋领地内的人分为汉人及南人（蔑称蛮子），将汉人置于南人之上，使得多数派分裂。然后再把蒙古人以外的非汉人称为色目人，将之置于汉族之上。色目人因而被当成准支配阶级，成为蒙古人亲密的合作伙伴。这里顺便一提，义大利人马可波罗也被划归为色目人。
关于色目人郑和的家世，据说其祖先曾率一千名士兵加入成吉思汗的西征而受封为咸阳王，于是代代居于云南。明太祖朱元璋驱逐元政权，于公元一三六八年创立新王朝，但初期云南尚未列入版图。建国十五年后，才由征南将军傅友德率领大军平定了云南。
郑和在出发下西洋前，曾要求礼部尚书李至刚为他的亡父写墓志，父亲死于洪武十五年（公元一三八二年），正是明军平定云南的那一年。以亲蒙古阶层而在云南拥有特权的其父，也许是被讨伐而死。当时，十二岁的郑和似乎被去势，理由可能在于他是特权色目人的子弟。投效明朝成为宦官的郑和，当然不会把这件事写在父亲的墓志上。郑和成为宦官的经过完全不明。大概是在色目人的良家子弟中，明军以思春期之前的少年当宦官吧！郑和的哥哥马文铭就没有被去势。
郑和的十二世孙媳之墓也已被发现，由此而知其远祖是赛典赤赡思丁。这个人在《元史》里有传，曾以中书平章政事（宰相）的身分被派遣到云南，在任六年，据说死于当地。在任期间，兴建孔庙、明伦堂，购买经史文献，设学田（维持学校经费的田地），尤其致力于教育。他死时，据记载是百姓巷哭，交趾（越南）使者说号泣震野，看来似乎施行了善政。忽必烈下诏命云南的官员们不得更改他所定下的规则。
郑和据说是这个人的五子马速忽的子孙。郑和当然也姓马，但据说是永乐帝命他改为郑姓。父亲的墓志上就有说赐姓郑。但是，似乎也有用本姓的情况，他江宁（南京）的宅邸附近被称为马府街，这在地方志里可以看到。
虽然是回教徒，但远祖热心于教育，创办了儒学学校，郑和当然也学过四书五经。父姓马名哈只，祖父名也是哈只，墓志上这样记载。父子同名好像很奇怪，但哈只是给予麦加朝圣信徒的称谓。可见郑和的父亲和祖父都曾前往麦加朝圣。无疑地，他们是虔诚的回教家庭，同时也具有朝圣麦加的经济能力。而郑和从小可能就听父亲及祖父谈起过，有关中亚草原及阿拉伯沙漠之旅的故事了。
研究明史的学家吴晗（原为北京副市长，因戏曲《海瑞罢官》而遭文革派迫害致死）对郑和被去势、成为永乐帝的近侍这段经过，有如下的推测：
明初派遣至各地的诸将领，似有将捕虏的少年去势后供作杂役的风习。凯旋南京的将军们，将战利品献给皇帝及皇族。俘虏也是一种战利品。被去势的少年们可能也就这样被献上。献给皇族的，必选美而伶俐的少年。眉目清秀的少年郑和便被凯旋而归的将军献给皇帝（太祖朱元璋）的第四子朱棣。
于是，郑和便事奉当时在北京的燕王朱棣。后来朱棣与姪子建文帝交战四年中，终于成功地夺得帝位。在这场史称靖难之变的战役，郑和以朱棣部下的身分加入战局，据说立下了战功。关于战功的内容，史书上并无具体记载，但是它发生在郑和二十九到三十二岁这段盛年时期。
朱棣即位，定年号为永乐。他就是明成祖，但多半时候被称为永乐帝。宦官是在皇帝身边服侍的人，也就是皇帝最亲近的近侍。由靖难之变中郑和的战功未被具体记载于史书的情况看来，也许他是达成了机密性的任务。郑和被永乐帝拔擢为太监，这是宦官中最高的职位。
【身长九尺，眉目秀丽，步姿如虎】
郑和第一次下西洋是在永乐三年（公元一四○五年）六月出发。这不能不说是件可惊之事。
据说有巨船六十二艘，乘载官兵二万七千八百多人。
巨船长四十四丈（一百五十公尺）、宽十八丈（六十二公尺），依照专家的计算，这相当于目前八千吨级的船。如果由九十几年后达伽玛绕过好望角，发现印度航线，当时的旗舰仅相当于一百二十吨来推想，这真是令人难以相信的巨船。事实上，有一派强力的说法，认为《明史》上所记载的船只尺寸夸大不实。但由一九五七年在南京郊外出土的巨大船舵来看，这个疑虑便消失了。
永乐三年这个时期是值得注目的。拼得你死我活，为期四年的靖难之变结束于建文四年（公元一四○二年）六月，翌年改元为永乐。经过四年的激战，仅三年之间便动员了六十二艘巨船及二万八千七百多名官兵，这实在是非常困难的事。明太祖在位三十年，虽曾发生疑狱、整肃的大事件，不过它只动摇了宫廷及上层社会，庶民倒是能够安居乐业。
晚岁忧民益切。
《明史》赞赏太祖晚年致力于运河、灌溉、防灾等大工程，并在短期内完成。庶民充分休养而有了余力，由于太祖讨厌奢侈、崇尚朴素，国库得以充实。有人说永乐的下西洋花掉了太祖的遗产，因此短期间内可以准备好也是理所当然的事。
由于国库充实，财政上要准备航海也许是很容易的。但是，要统率这样的大舰队，并完成航行，这应该是件非同小可的事。
永乐帝把这个下西洋的航海指挥权交给郑和，应该是很有自信。郑和自少年时代起就在他身边，他是看着郑和长大的。而且靖难之变时，郑和还立了大功。
当时，宫廷里有人专门为人看相。出身浙江的袁珙就很出名，不过他在永乐帝的时代已退隐故乡，自称柳庄居士。其子袁忠彻接任父职。永乐帝对起用郑和很有自信，但他还是垂问袁忠彻。这名相士立刻回答：堪任用。袁忠彻着有《人相大成》、《古今识鉴》等许多著作，他在书中形容郑和是身长九尺（一百八十公分）、腰十围（一百五十公分？）、脸方鼻小、贵相、眉目秀丽、耳白长、齿如贝、步姿如虎、声音洪亮。
说到宦官，人们会有一种先入为主的观念，认为他不是男人，但郑和却诚可称为伟丈夫。让人不禁怀疑，这真是宦官吗？
太祖把蒙古政权赶到北方后，便将重心放在内政，但永乐帝一变而将眼光朝外。他是有雄志的，曾五度亲征漠北，然后把远征西洋（广州以西称作西洋）的任务交给郑和。
也许有人觉得怀疑，认为郑和即使再怎样出色，也不可能让宦官担任指挥官。然而，永乐帝可以说正因为郑和是宦官才任命他。
太祖有鉴于历代王朝因宦官而衰亡的史实，决定宫廷内不得设置宦官百人以上，又禁止宦官公然兼任官职，规定他们位阶不得超过四品。同时还在宫门上竖起一块铁牌，上面镌着内臣（宦官）不得干预政事，预者斩等字，有意彻底压制宦官。
继承皇位的皇太孙建文帝，严格遵守祖父的遗训，据说他取缔宦官极为苛酷。因此在靖难之变中，建文帝身边的宦官多半逃到燕王（后来的永乐帝）那边去，并泄漏了机密。燕王军中的郑和，其战功也许就包括了对建文帝身边的宦官进行工作。
永乐帝与父亲太祖不同，非常礼遇宦官。因为靠着敌人的宦官作内应，才能够夺取皇位。他虽然继承了父亲猜疑心强的性格，但对象却是文武官僚。宦官当然都没有子嗣。由于缺乏家人支持，所以希望他们会对皇帝尽忠。
下西洋的指挥官如果任命一般的官僚，这个人也许会因为航海成功，掌握了过大的权力。前述的相士袁忠彻就曾进言永乐帝，外国取宝（即下西洋）最好不用武臣。永乐帝认为不仅是武臣，就连文臣也很危险。宦官没有家庭，在宫内生活，而一般官僚则于宫廷生活之外，还有家庭生活。那里是皇帝看不到的地方。相形之下，宦官的生活完全展露在皇帝面前，一目了然。对皇帝而言，他们是可以让人安心的。
永乐帝即位那年，派遣一个叫李兴的人到暹罗国。与重视内政、消极对外的太祖不同，遣使的行为可以算是积极对外的宣示。这个李兴也是宦官。他可能是一位辩才无碍的人。
永乐帝以善于辩论的人为外交官，选择有统御力、沉着、果敢且宽容的人为远征军指挥。或许，拔擢郑和是因为考虑他是回教徒。西洋有很多回教徒，这一点，继承世界帝国元朝之事业的明朝首领们应当很清楚。
虽然受永乐帝礼遇，但宦官终究是宦官。他们承受着士大夫侮蔑的眼光。较之他的功绩，郑和所受的评价必然不高。 《明史．郑和传》里也只是列出他航经的国家名称及在当地所发生的事，关于他这个人物连评语也没有。但是仅从顺利完成七次出航的事迹看来，应该可以了解他的能力及人品确实有过人之处。
郑和所率领的七下西洋行动，其出发及回国时间如下：
第一次永乐三年（公元一四○五年）出发，永乐五年回国。
第二次永乐五年出发，永乐七年回国。
第三次永乐七年出发，永乐九年回国。
第四次永乐十一年出发，郑和的主队于永乐十三年回国，从非洲东海岸航近阿拉伯半岛亚丁的分队则于永乐十四年回国。
第五次永乐十五年出发，主队于永乐十七年回国，绕过非洲的分队则于永乐十八年回国。
第六次永乐十九年（公元一四二一年）出发，主队于二十年回国，分队于二十一年回国。
第七次宣德五年（公元一四三○年）出发，宣德八年回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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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次出发时，距郑和第六次回国已有八年。而第六次以前都是接连不断地出航。但永乐帝死后，继位的洪熙帝很快地也死了，后来是宣德帝即位。这两次之间间隔这么长，必然就是因为这个异常事况。
【迦里石碑道出惊人的内幕】
下西洋的目的是什么呢？从西洋取宝船的名称就可以了解，它主要的目的就是去取宝。可以视为以武装的大商船群进行交易。这样做也可以展示明朝国威，使各国承认明为宗主国，因为对明朝来说，交易不外是各国的朝贡及明对各国的下赐。要交易，就必须承认明朝的宗主权。
另外，靖难之变中失败的建文帝的遗骸并未被找到，因而有人说他已逃亡，也有人认为应该搜索。然而永乐帝应该早就不担心建文帝是否还活着。
还有兴起于中亚的帖木儿正计划东征，因此也有人认为下西洋的目的在与西亚各国同盟，威胁其背后，以便对抗之。然而帖木儿死于公元一四○五年（永乐三年），也就是第一次航海的那一年，对明早已不构成威胁。
交易仍是主要目的。交易自然伴随着文化交流。郑和自己也许认为，只是奉皇帝之命而统率舰队，但我们必须承认，他的功绩实在很大。
虽说是取宝船，却是装载着中国的宝而去。主要是绢、陶瓷器、麝香、樟脑等。取回来的宝则是胡椒、龙涎香、珍珠、宝石、珊瑚等，此外还装载狮子、长颈鹿、豹、斑马、驼鸟、西马（阿拉伯马）等而归。
我读过一篇论文，其主旨认为郑和航海的目的是维持并保障东南亚的和平与秩序（徐玉虎《明郑和之研究》）。如果交易的前提是承认明朝的宗主权，那么交易不外是和平及秩序的维持。
在七次航海中，明朝舰队也曾数度用武，但正式的战斗应该是第三次出航与锡兰王交战。郑和以奇袭方式进攻王宫，俘获国王。战争的起因是锡兰王拒绝接受明朝册封。换句话说，就是不承认明朝的宗主权。当时郑和采取了断然的措施。
锡兰王还被带回中土，不久便被释放。第一次下西洋时，郑和曾攻打并虏获在旧港（Ｐａｌｅｍ︱ｂａｎｇ）进行海盗行为的陈祖义。陈祖义在明被斩。当赦则赦，当罚则罚，明的判决当然是依据郑和的报告及意见。
公元一九一一年，在锡兰岛（斯里兰卡）的迦里（Ｇａｌｌｅ），发现盖沟的石板是一块石碑，后来被收藏在可伦坡的博物馆里。这块石碑刻着汉文、泰米尔（Ｔａｍｉｌ）文、波斯文等三种文字，由于严重磨损，只有汉字还可以勉强辨识。碑面上的记年为永乐七年，内容是说要在佛寺供养，以感谢航海的安全，并祈求未来一切无恙。上面还有当时的供品及布施物的清单。
不能辨识的泰米尔文及波斯文部分，料想应是汉文的翻译。但最近由于高科技的进步，严重磨损的部分已可辨识，结果发现其内容竟与汉文不同。
泰米尔文的碑文内容是说，中国天子为赞扬印度教的神德纳瓦莱．拿雅涅鲁而立碑。但波斯语的碑文内容却说立碑是为了阿拉之神及回教的圣者。
一块石碑中，以三种文字刻下它分别是为佛教、印度教、回教而立的。这不是一件令人感动的事吗？
郑和本身虽是回教徒，但将近三万名的舰队官兵应该几乎都是佛教徒，而锡兰当地的居民则多半是印度教徒。如果再往西行，就进入回教圈。下西洋必须通过各种宗教圈，其统率的人务必不具宗教偏见。这非得有宽容的人格不可。
汉文碑文的开头是：大明皇帝遣太监郑和等。把刻上三种文字的碑文，依各宗教写上不同的内容，这果真是永乐帝的命令吗？依我的推测，认为这种事已经完全交由郑和处理。因为远征时，最高负责人当场可以独自下决定，所以迦里碑文可以视为是郑和的主意。另外，根据《瀛涯胜览》，他们也在印度的古里（Ｃａｌｉｃｕｔ）建碑，不过这个石碑还未被发现，也没有留下拓本。
而石碑虽然没有留下来，但拓本还在的是《娄东刘家港天妃宫石刻通番事迹碑》，据说这是郑和亲自写的。
宣德五年，仍往诸番国开诏，舟师泊于祠下。思昔数次皆仗神明护助之功，于是勒文于石。
这是郑和最后一次出发下西洋时所写的。内容概述前六次的航海经过，是最可靠的记载。
刘家港在苏州，被称为六国码头，亦即各国船泊场，是当时的国际港。郑和下西洋也是由此出发的。
天妃宫是道教祭祀航海女神的庙祠。这位航海女神在福建称为妈祖，在广东称为天后。自刘家港出外海南下的舰队，随后停泊在福建闽江河口的五虎门。那里邻近长乐县，有一座南山寺，郑和在最后一次出航时，修复了属于这座寺的天妃宫，并且立碑。南山寺的天妃宫本来就是郑和为祈求航海安全而上奏永乐帝所兴建的。
回教徒郑和非常积极地兴建崇拜偶像的道教寺院天妃宫，同时礼拜里面的神祇。从现今我们的回教观来看，实在不能不说是很奇异的事。
不只如此。在永乐帝还未即位的燕王时代，郑和就已在王府跟从道衍和尚受了菩萨戒。而他还礼拜航海女神，这不是很奇异吗？
在燕王府的时候，郑和是一名称作宦官的奴隶，可想而知已失去自由。他并不能随意拒绝道衍的菩萨戒。这恐怕是永乐帝的命令。奴隶能够不遵照主人的意思吗？
郑和的人格，无疑是由忍耐与达观所形成。这使他得以远离偏见。正因为永乐帝相信郑和与任何国家的任何人都能顺利交往，所以才会任命他为舰队的总指挥。
【非通常人，故成大事业】
离开五虎门之后，下一个停靠的港口是南边的国际贸易大本营泉州。泉州自宋元时代起便住有许多外国的回教徒，他们被称为大食。其中有阿拉伯人，也有伊朗人。到宋末元初的时候，有一个叫做蒲寿庚的大食人，是这个地方实际上的统治者。当然也兴建了回教寺院。毋庸多言地，郑和曾在那里举行礼拜，祈祷航行平安。
受菩萨戒、在道教寺院向天妃祈祷航行平安的回教徒。郑和大概可以算是一个异形的人吧！异形这个词有怪物的意思，而他便是被人硬逼成怪物。在十二岁遭去势以前，他还是一名普通的少年。当时应该是一个快活、好学、头脑绝佳的少年。
严格取缔宦官的太祖，禁止宦官做学问。待在皇帝身边，有机会接触机密文件的宦官都不识字。到永乐帝时代却一变而礼遇宦官，但由于太祖以来的禁制，识字者可能很少。郑和的祖先也曾兴办学校，所以十二岁以前他必然读了不少书。永乐帝需要有学问的宦官。下西洋的统率者非得饱含学养不可。
郑和的学识究竟达到什么程度，只能从前述的碑文来想像。不过这也许是出自幕僚之手笔，真正的情况仍然不得而知。
不幸的是，有关郑和的记录，几乎都已湮灭。宣德八年（公元一四三三年），郑和第七次航海回国，据说他可能是在翌年过世。如果是这样，那么享年应该是六十四岁。永乐帝死后，明朝对外再度回到消极的路上。太祖积蓄了三十年的财富，在永乐帝一代或许已大致耗尽。在财政上要建造六十多艘巨船，动员三万名官兵远征，已成为不可能的事。
天顺（公元一四五七︱六四年）、成化（公元一四六五︱八七年）年间，似乎也曾提及要再度下西洋，但不久便作罢。除了财政的问题之外，恐怕找不到适合统率远征舰队的人，也是计划取消的理由之一吧！大规模的远征，的确得郑和才能指挥。
郑和虽已过世，但靠着他所留下的记录，循着足迹，或许还是有可能再开航海时代。
在成化帝的时候，某宦官曾想找寻收藏在兵部（国防部）仓库里郑和的记录。可能是功名心的驱使，使他想成为郑和第二吧！兵部的一个名叫刘大夏的官员知道这件事，便把有关下西洋的庞大文件藏了起来，最后似乎还把它烧掉。这些记录如果保留下来，我们对郑和这个人也许会更了解。刘大夏后来成为兵部尚书，但他却陈言兵政十害，不断反对战争。弘治帝曾不满地说：永乐帝不是屡次亲征吗？现在为什么不可以？刘大夏很巧妙地回答：陛下神武固不输永乐帝，而将军们大部分都不行了。
销毁郑和的记录，除了反对远征之外，也是害怕宦官的势力因而更强。
由于缺乏直接资料来了解郑和这个人，因此我们也找不出可以作为证据的东西。
前面也说过，除了锡兰和爪哇之外，几乎不曾用武便成功地领导七次航海活动的，必是一名不凡的人物。
每次都通过同样的路径，却没有前次的麻烦，交易得以和平地进行，对方也能在交易结束后立刻准备下一次的买卖。郑和在指导交易上，无疑也是一个很有才干的人。
在各地保留着有关郑和的传说，对他几乎都是正面的评价。各地也有祭祀他的三宝庙（犹地亚、曼谷）及三宝洞（爪哇）。若非受到很大的恩惠，应该不至于建祠庙。郑和的字是三保，他也被称为三保太监。把保字改称为同音的宝，可见这是那些与他往来的人们一番的好意。
前司马迁，后郑和。
据说明清两代的宦官经常这样夸耀。虽然被去势，但他们却是行常人所不能行之事的二位巨人。
司马迁受腐刑（去势之刑）后，在给朋友的信里说他之所以敢厚着脸皮活下去，是因为还有该做的事空前之历史著作尚待完成。 《史记》的自序里也说：
昔西伯（周文王）拘羑里，演《周易》：孔子戹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着《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吕氏春秋）；韩非囚秦，<说难>、<孤愤>（都是《韩非子》的篇名）。 《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
司马迁之前的大著作，就像他在此列举的，是那些意有所郁结的人撰写的。换言之，他们不是一般人，所以才能完成大事业。
郑和并未从事著作。司马迁被去势的郁结，可以说都转化来撰述《史记》；而郑和可能也把他的郁结极力投入皇帝指令的下西洋活动吧！不像司马迁那样留下文章，却完成了破天荒的航行，在无言中，他仿佛对我们诉说着这一点。
宦官们虽夸耀说前司马迁后郑和，但我想还有公元一世纪末到二世纪初的蔡伦，也值得宦官们夸耀。蔡伦是纸的发明者，有多少世人、多少文化曾受惠于纸呢？而它竟是一名宦官智慧的产物。
这里举郑和作为非通常人中的杰出代表。其实不只是宦官，身体残障的人、遭遇不顺的人，以前既然能扭转不利的状况而成就大事业，今后必然也可以。我愿为他们鼓掌致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