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代是一个所谓视人命为草芥的时代。冯道事奉五朝十君，然而果真有值得他尽忠的王朝和皇帝吗？冯道可能是以安养人民为其职志，因而有意负起这个责任。
【若逆旅之视过客】
高祖李渊接受隋的禅让而开创的唐王朝，在维持了二百九十年后终于亡国。朱全忠接受唐昭宣帝的禅让，是在天佑四年（公元九○七年）。建国时（公元六一八年）的禅让与亡国时的禅让都像是闹剧一般。而禅让者也都立刻被杀。
禅让给李渊的隋恭帝于翌年、也就是十五岁时过世了，这应该是被杀。唐昭宣帝于禅让后第二年、也就是十七岁时被毒死。下毒手的朱全忠政权（后梁），是个仅维持了十六年的短命王朝，因此很明白地被写成毒杀。如果政权维持得更长，王朝的御用史家必然会巧妙地隐瞒杀害的事实。
冯道（公元八八二︱九五四年）出身于瀛州景城县，现今北京市南约一百五十公里处有个景和村，据说就在这个附近。
其先（祖先）为农为儒，不恒其业。
如《旧五代史》所记，他的家世是务农之家，有时则是基层官员。所以他绝非名门出身。
唐代以长安为首都。北京（当时的幽州）附近可以说接近边境。安禄山由此起兵叛乱，乱事平定后，归顺的叛军干部仍被任命为当地的节度使。节度使是唐代在边境设置的军政长官。他可以在领地随意任免官吏，抽取的赋税不必送至中央。简单地说就是军阀。
唐朝朝廷也有意中央化，但军阀以河北旧事在河北的惯例为后盾，进行抵抗。不过河北三镇（主要的三个节度使）也不一定是世袭，他们也曾被兵士拥立，后来又被废。
所谓燕赵悲歌之士。由河北到山西，任侠的风气很盛，因常出壮士而知名，自节度使时代以前，那里便是一块略带荒凉气息的地方。
在这样的土地上出生，冯道从事学问的研究，长大后，成为地方军阀之下的一名基层官吏。新旧五代史都从当刘守光的参军那个时候开始叙述他的经历。刘守光当上这个地方的卢龙军节度使，正好是在唐朝灭亡的那一年。
唐灭亡后，在半个世纪间，中原有五个王朝递嬗，地方上成立了十个政权。史家把这个时代称为五代十国。冯道正好在五代十国开始的那一年步上其官僚生涯，然后投效五个王朝、八姓、十一君。虽然被形容成一个异常的人物，但像冯道这样的人，在五代十国的时代也算不上异常。
北宋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叙述道：
（冯）道之为相，历五朝，八姓，若逆旅（旅馆）之视过客，朝为仇敌，暮为君臣，易面变辞，曾无愧怍，大节如此，虽有小善，庸足称乎
这段话是在批评冯道像旅馆的主人一样，不管面对什么样的客人（君主），都面带微笑搓手相迎。司马光所说的小善，似乎就是指尽量让政权和平转移，将人民被战火波及的情况防止于最小限度内。而所谓大节，就是正女（贞女）不从二夫，忠臣不事二君。
清朝赵翼也在《二十二史札记》里攻击他：
视丧君亡国，未尝屑意，方自称长乐老，叙己所得阶勋官爵以为荣。可谓不知人间有羞耻事者矣。
冯道晚年写了一篇文章叫<长乐老自叙>，文章内列记了他被各王朝所任命的官职及所授与的勋等、爵位，被批评为寡廉鲜耻。长乐是他出身地的郡名，但可能被当作永远快乐的意思，因而被人视为无耻。
然而冯道并非谁来都好地迎接五个王朝。如果在和平的时代里，他不是什么门阀出身，很可能一生以基层官僚告终。充其量，也是在晚年时以地方长官的身分引退。
在五十年内更替了五个王朝的时代，人应该怎样活下去呢？五个朝代的更替，不能说是冯道的责任。能在这样的时代里生存，也是他的一项过人之处。长乐尽管为地名，但不也可以说是贯彻彻底的乐观主义吗？
【夜耕他人田】
由于会作文章的人不多，有点学问的人便成为当地军阀的事务官，这应该是极普通的事。所谓参军，在唐代为地方政府的属官，不过是一名基层的事务文官。
他最初投靠的刘守光是什么样的人呢？
灭掉唐朝的朱全忠建后梁称帝，但山西晋阳节度使李克用是突厥系的沙陀族出身，拥有足以与朱全忠相抗的力量。夹在这两强之间的二流军阀，就是刘守光。
父亲刘仁恭原是卢龙节度使的一员将领，他借助晋阳李克用之力夺取了节度使的职位。据说刘守光因与父亲的爱妾罗氏私通而被放逐，后来攻打并幽禁父亲，并杀害哥哥刘守文，是一个非常坏的人。
刘守光不以节度使为满足，声称要当皇帝。他说要斩了反对者，果真把一名反对的部下孙鹤砍成八块。自称大燕皇帝的刘守光，并吞易定地方，以取得皇帝般的权力。这时反对出兵易定的，就是冯道。
在孙鹤被砍为八块之后还反对刘守光，是不要命的行为。这不像司马光所形容的，搓手带笑地迎接任何客人的旅店老板。也许参军的地位很低，冯道只是被关入狱中。
被刘守光攻击的易定节度使王处直向晋王求救。李克用死后，年轻的李存勖继任为晋王。李存勖立刻派出援军，刘守光大败，一家人全部被杀光。刘守光虽然自称大燕皇帝，但没有人承认这个燕王朝，因此也不能算是冯道投效的王朝。如果这个燕朝也算下去的话，那就是六朝了。刘守光的干部们大概也受到处罚，但冯道因为关在狱中，没有被追究责任。这不只是幸运而已。
冯道接著成了李存勖幕下的人。看重他的，是老宦官张承业。朱全忠灭唐之前，曾杀光宦官，但也有一些宦官因为被派遣到地方上，得以幸免于难。唐朝为了监督地方节度使的军队，派遣宦官担任监军使。张承业被送到李克用这里，由于他诚实能干，因而深受信赖。尽管中央曾下令诛杀宦官，但李克用却把他藏进寺庙里。
唐朝亡后，张承业再度成为监军使，李克用死后，他拥立嗣子李存勖。由于李存勖只有十七岁，所以也曾一度商议要立克用的弟弟。被拥立的李存勖很信任张承业，自然对他礼遇非常。冯道被认为是一个难得的人物。这可以说是幸运，但也可以说是张承业具有识人的慧眼。
河东节度掌书记就是冯道在张承业的推举下所担任的最初职务。这个职务要处理文书，但有时也要把晋王李存勖的口头指令写成文字，总之就是一名秘书长。
李存勖喜欢与军队干部一起进食，被招待的将官数目也就逐渐增加。因此有个叫郭崇韬的人便进言请李存勖把人数减少一些。李存勖大怒说：吃饭的方式都不能自由吗？接着便说要引退到太原，下令写成文字发布下去。被叫来的掌书记冯道只管握着笔，并不起草。在李存勖的催促下，他才站起来说：
郭崇韬进谏之事，不能算是大过，大王拒绝就可以了，何必要公布给大家知道？万一被敌人获悉，他们会以为我方君臣不和。请再三思。
劝谏盛怒中的君主是很危险的。照着命令把君主的话写成文章并不是难事，但冯道这时却选择了冒险。前述的进谏者郭崇韬不久便道歉，事情至此结束。
后梁的朱全忠于公元九一二年被他的亲生儿子朱友珪杀死。当时的军阀与宦官一样有很多义子，也称为假子，虽然没有血缘关系，但期待他们是义理之子而一片忠诚。宦官由于不能生子，所以膝下自然都是义子，但军阀就不是这样。朱全忠宠爱义子朱友文之妻，有意让朱友文继承他的位子，因而被亲生的儿子所杀。但是友珪也被自己的亲弟弟友贞所杀，后梁皇帝就是友贞（改名为瑱）。这是后梁最末一位皇帝，他与李存勖之间展开一场激战。
李存勖也不再能满足于晋王的称谓了，他计划即位称帝。拼命谏止他这项计划的，就是张承业。但这位老宦官于公元九二二年过世，享年七十七。第二年，李存勖即帝位，以唐为国号，后世史家称之为后唐。李存勖就是后唐庄宗。
在新的王朝中，冯道以户部侍郎的资格被任命为翰林学士。翰林学士是起草诏敕的顾问官，极为重要，但这是在正式官制以外的令外官，因此才给他户部侍郎的头衔。
后唐建国的那一年，庄宗灭了后梁，迁都洛阳。在对后梁的战役中，冯道也跟着从军，他跟一般兵士一样，住在简陋的房子里，睡在稻草上。在战争中，强夺妇女的行为一向受到认同。冯道虽曾获得将军们所赠送的被俘妇女，但他接受之后，都问明她们的本家而送回去。
战胜后不久，冯道失怙，服满三年之丧，其间自然辞去所有的官职。这是他四十二到四十四岁的时候。他在家乡服丧期间，拿着铁锹，背着材薪，在田间劳作。只要有人将田地置之不顾，他便在夜间帮他耕作。这是诚心诚意、彻底奉献的精神。
冯道服丧期间，庄宗摆脱了批评。如果由晋王即帝位，应该依往例将国号定为晋。但庄宗醉心于唐，他模仿唐制，把宦官派至各地军司令官下作监军，结果勇猛的沙陀族将军大为不满。讨伐四川获胜的大功臣，就是早年进言要削减陪食人员而触怒龙颜的郭崇韬，然而庄宗却听信宦官的谗言把他杀了。另外庄宗也许是模仿唐玄宗，善于音律，优礼戏子及歌人。在玄宗那样的盛唐时代也许可以，但后唐常常连兵士的军饷都延迟发放。
各地叛乱纷起，前去镇压魏州叛乱的李嗣源被军队簇拥着进攻洛阳。在此之前，庄宗已被一名戏子出身而受提拔为将军的男子所杀。
李嗣源是李克用的义子，有资格成为后唐皇帝。由于他已经六十岁了，因此颇为犹豫，后来受女婿石敬瑭的催促才下定决心。这就是五代中为数极少的明君唐明宗。
【事当务实】
为善不伐，有能不矜，守廉贫则罔耻縕袍（穷人的衣服。《论语》里记载，子路不耻縕袍）。
明宗拔擢冯道为宰相时的制（皇帝的令书）是这样写的。据说明宗不好与人争，而他也很信任和自己相似的冯道。宰相有很多位，冯道不过是其中之一，但明宗对冯道却是另眼相看。
沙陀族平民出身的明宗并不识字。为他把各种艰难的文章浅显地解释出来的，就是冯道。
明宗把庄宗留下的唐式制度完全改革，简化机构，肃清宦官。并且还斩了苛敛诛求使人民疲敝的宰相孔谦，废止严法。孔谦课征重税，严格催收，是为了维持庄宗奢侈的生活。这是宰相的工作。如果冯道没有服丧，担任宰相的话，或许他也不得不做同样的事情。
明宗即位之时，年龄已经很大，他在位八年，病死于公元九三三年。
次子李从荣在宫中听到哭声，以为父亲过世了，便准备率兵即位，但明宗当时还没死。由于长子已亡故，依顺序来说，次子从荣要即位并不是什么困难的事，但他太过急躁，在皇帝在世时把军队带入宫中，因此视同叛徒而被杀。明宗死后，即位的是三子从厚。从荣看起来太过急躁，但在那个时代，继承权是可以凭实力取得的。
即位的李从厚就是闵帝，在后唐他的信誉和声望最薄弱。而明宗的义子李从珂、女婿石敬瑭是后唐两大强人，前者在凤翔、后者在河东分别担任当地的节度使。闵帝把这两人的藩镇做调动，想要削弱他们的力量。
李从珂在凤翔举旗叛变，前去讨伐的军队全部都投靠了李从珂。闵帝好不容易才一个人脱身而出。
闵帝逃出的日期是三月二十八日。
三月二十九日，冯道命中书舍人卢导作劝进文。所谓劝进文，就是称扬对方的美德、恳求他即位的文章。篡位者接受之后不得不即位，这是一种形式。制作重要文件是中书舍人的工作。卢导以应待太后的命令为由而反对。当时冯道说了一句名言：
事当务实。
意思是说应该要实际一点。
卢导反驳说，如果李从珂守节，只是要面圣的话，怎么办？
但是，冯道要求他即使如此也要写。因为凤翔节度使李从珂举旗叛变，把政府军纳入麾下，向洛阳而来。这应该不只是要参内。看看现实吧！冯道说。
四月三日进行劝进，六日李从珂即位，九日亡命的闵帝被杀。
可以说是亡命，因为四月九日前皇帝都还活着。尽管如此，臣下却劝进他人即帝位，这臣下岂不是大逆不道？在后世史家之中，有人非常重视这个日期而攻击冯道。
不能维持社稷的皇帝，就不必奉为皇帝。
实事求是的冯道如此说道。
由于他历任五朝八姓的宰相，不免被人视为投机主义者。但是由冯道与卢导的行为来看，心存观望的是卢导，而冯道则正视现实，表明态度。
抛弃社稷的皇帝已经不是皇帝。面对现实，就是这样。如果他采取观望态度，就不能历仕五朝八姓。可以说正因为他着眼于现实，才能如此。
即位的李从珂就是后唐的末帝。
两大强人之一的石敬瑭并未保持沉默。李从珂是明宗的义子，没有血缘关系；但石敬瑭是明宗的女婿，他认为自己比李从珂更算是明宗的近亲。
末帝想要削弱这名实力人物的力量，于是命他由河东调任至天平。石敬瑭听从部将刘知远的建议，拒绝了这道命令。要发动叛变，石敬瑭力有不逮，因此他便借助契丹族之力。契丹是蒙古系的民族，一向臣服于唐，首长耶律阿保机在唐灭亡后独立，自称皇帝，使用神册作为年号。契丹虽是游牧民族，但其领地内有汉族农民，政治机构也分为二元。
对于发动叛变的石敬瑭，后唐末帝派遣将军张敬达，将之围困于晋阳。接受石敬瑭要求的契丹派出五万骑援军，结果后唐军杀了将军张敬达，向契丹军投降。
契丹军收编后唐降兵，由晋阳汹汹南下攻入洛阳，石敬瑭追随在后。后唐末帝在洛阳玄武楼放火自焚而死，皇后、皇太后也殉死。皇后想要烧掉宫殿，但被皇子李重美制止。如果烧掉宫殿，新天子可能要盖新的宫殿，人民将因此而受苦。死后不该留下怨恨。皇后听从了他的话。末帝李从珂五十一岁，后唐享国十四年而亡。
河东节度使石敬瑭即帝位，国号晋，就是史家所称的后晋。翌年（公元九二七年）由开封迁都至洛阳。
石敬瑭将推动削藩政策的张延朗等人除掉后，百官之罪一概不论。由后唐改仕后晋的，并非冯道一人，百官大抵都留任原职。
【惟皇帝救得】
后晋迁都那年，契丹把国号定为带有中国风味的辽。
后晋是靠着契丹辽的援助才好不容易得以建国的弱质政权。为取得援助，它割让了燕云十六州，约定每年赠辽三十万匹的帛，然后称臣。
后晋建国后三年（公元九三八年），冯道被任命为契丹太后册礼使。因为契丹要册立太后，首席宰相冯道便成为使者。这是一项危险的任务。
契丹族建辽，是在太祖耶律阿保机死后，太宗耶律德光的时代。本来游牧民族由契丹官吏统治，农民由汉族官吏统治，但取得燕云十六州之后，有能力的汉族官吏已然不足。冯道出使的危险之一，就是被强制留下。
果然辽太宗要求冯道留在该国。一开始拒绝了，但唯恐破坏辽与后晋间的国交，冯道陷入左右为难的局面。
辽太宗厚待名满天下的冯道，赐下许多金器。冯道把这些金器悉数卖掉，买进薪炭堆积如山。因为严冬即将到来。冯道摆出长期滞留的姿态。太宗终于察觉冯道的心情，准许他回国。尽管如此，冯道仍屡次上书，表示希望留下。在辽太宗坚决要他回国之后，他假装勉强地离开辽国。归途中，他又慢吞吞地拖了两个月才离开国境。同行的人问：
我们都恨不得赶快飞回去，你为什么这样慢条斯理的？
冯道回答：
纵使你再怎么快，对方如果不放心，一天就可以追到。慢慢走才安全。
完成了重要任务，冯道获得后晋高祖石敬瑭莫大的信任。
公元九四二年，石敬瑭死，嗣子还年幼。但是皇帝留下一封召回拥有军队的河东节度使刘知远，打算让他辅佐幼帝的遗书。不过，天平节度使景延广以在这个乱世很难辅佐幼帝为由，把这封信撕掉了。然后他拥立石敬瑭的姪子石重贵。这就是后晋第二代皇帝出帝。
冯道也赞成拥立出帝，但景延广掌握了主导权。他对辽主张采强硬立场，在让出帝即位的文书上也不再称臣，所以辽派出使者来质问。在强硬派当道的后晋，反对遵守屈辱约定的这一派意见成为主流，与辽的关系因而决裂。
主战派与主和派在后晋庙堂激烈辩论的时候，冯道所持的态度就是在做军事决定上，文官应该置身局外。结果遭受主战论者排挤，冯道便被中央驱逐，贬为同州节度使，后来又被踢到邓州去。
后晋在武力上不是辽的对手。虽然善战，但国土日渐被蚕食。原来是后晋最大军团晋阳的河东按兵不动。河东节度使刘知远已经知道石敬塘曾立遗诏托他辅佐幼帝，而开封那帮人却把它撕碎的消息，因此他不肯合作。
辽太宗耶律德光亲自进入开封，俘虏出帝石重贵，辽军在河南各地掠夺，竭尽所能地逞凶施暴。于是，后晋建国十一年而亡。
后晋一灭亡，河东节度使刘知远在晋阳即位，立国号为汉，史家称之为后汉。但从光武帝（在位期间公元二五年︱五七年）开始，历时约二百年的王朝也叫后汉，很容易混淆。这个为期较长的前汉与后汉，依照其首都的所在地（长安及洛阳）分别被称为西汉和东汉，这也是为了与五代的这个后汉有所区别。
契丹军一占领开封，冯道便从任职地邓州回来，谒见太宗耶律德光。距冯道出使辽国，已经过了八年的岁月。太宗任命他为太傅，这是宰相级的要职。
占领开封后，耶律德光有意以此为根据地，支配中原。不过，他违背了契丹政权的二元统治政策。本来的原则是汉族由汉族官吏治理，但他却让契丹人管理。在刚刚远征后不久的军政情况下，这种作法招致汉人的反抗，游击活动因而兴盛。游击队若有反抗，契丹军便施以报复性的屠杀。但恐怖政策并不能压制反抗。就在即将陷入地狱景象的时候，冯道上前对耶律德光说：
此时百姓，佛再出救不得。惟皇帝救得。
后世史家有人批评冯道这句话，说他阿谀异族领袖。但冯道这句话一点也没错。能够阻止大屠杀的，此时确实惟有耶律德光。只要皇帝一声令下，契丹兵便停止杀戮。
对于耶律德光进入开封一事，其母太后原就不赞成，再加上冬季的进攻之后夏季转眼来临，契丹兵不堪暑溽，士气低落。汉人激烈的反抗也颇为棘手，耶律德光终于决定退回临潢府。临潢府是辽的首都，位于现今的内蒙自治区与辽宁省的省境附近。
退回北方的途中，耶律德光死于栾城，军中的姪子耶律兀欲被士兵拥立即位，这就是辽世宗。首都临潢府中还有耶律德光的皇子及皇弟，世宗决定先打倒他们，再为先帝举行葬礼。
耶律德光的堂弟耶律麻荅正在恒州（河北省正定县）担任中京留守。冯道等人也被带到该地。
契丹军撤退后，后汉皇帝刘知远便进入开封，后晋时代的官僚、军人们都前来投靠。冯道等人大概也热切希望回到开封，但是他们终究还是留在辽的恒州。返回首都的辽世宗为了先帝的葬礼，派人催促冯道等人入京。
在恒州的中京留守耶律麻荅因暴虐无道而失人心，引起叛变，冯道终于得以回到开封。后汉皇帝刘知远授与他守大师之位，这是一个比宰相还高的职位，但近似于荣衔。据说为了冯道漠视遗诏被撕碎一事，刘知远一直把他记在心里，因此也就不期待六十七岁的老宰相处理实务。
【社稷为重，君为轻】
刘知远即位一年便死了，其子刘承佑十八岁即位。这就是后汉隐帝，仍以冯道担任守大师的职位。
冯道写<长乐老自叙>，正是担任这项闲职的时期。
后汉隐帝忌惮拥兵的武将，据说他有心消灭这些人。平定节度使之乱的郭威，一获知皇帝的意图，便朝开封挥兵而进。在郭威闯入开封之前，隐帝已被家臣杀掉。
进入开封的郭威要立刘知远在徐州的姪子刘赟，便派冯道前去迎接。
当时契丹军南下的消息已经传来，郭威率军至澶州（河南省濮阳），被部下拥立，回到开封即位。
这就是后周太祖。冯道好不容易将刘赟迎至徐州，皇座已然被据。刘赟身边的人认为冯道欺骗君主，想要杀他。但冯道悠然自适，毫无惧色。刘赟也为他解围：
这件事跟冯公无关。
冯道这才拾回一条命。
刘赟不久被杀，这可以说是乱世中常有的事。
后周太祖郭威对冯道非常礼遇。郭威即位那年（公元九五一年），冯道已经七十岁。灭亡的后汉在五代中也是最短命的王朝。
后周太祖即位三年后亡，皇后柴氏的哥哥有个儿子叫做柴荣，以太祖义子的身分继位。这就是被誉为五代明君的后周世宗。世宗也致力于内政，只可惜在公元九五九年，以三十九岁之龄崩殂。后来，被军队拥立的节度使赵匡胤创建宋朝，开启了南北宋一共三百年之久的长期政权。
冯道最后的工作，就是担任后周太祖郭威的山陵使，他在接受这项任命的公元九五四年，以七十三岁的年纪与世长辞。
冯道的功绩，最不能忘的就是他首先提倡九经木版本印刷，耗费二十一年的岁月，在他死前一年完成。印刷是中国的发明，而印刷开始发挥力量，就是起于冯道的这项事业，此后的文化兴盛多赖于此。
冯道就这样历经了后唐、后晋、辽、后汉、后周五朝，各王朝的平均寿命是十年，还有像后周一般仅仅维持四年的政权。在那个时代，历经的王朝在一个以上的高官恐怕不算少。
五代是一个所谓视人命如草芥的滥刑时代，而担任最高宰辅、又活下来保全天寿的冯道，实在不是一个简单的人物。
记录五代之事的正史有《旧五代史》及《新五代史》两种。 《旧五代史》主要是选用五代的实录，在叙述中反映当时的气氛。 《新五代史》为欧阳修所编，以宋代儒教伦理为编辑方针，对冯道的评价也极为严厉：
其可谓无廉耻者矣
而薛居正所编的《旧五代史》则说：
（冯）道之履行，郁有古人之风。 （冯）道之宇量，深得大臣之体。然而事四朝，相六帝，可得为忠乎？
他这段话在激赏冯道的履行与宇量之后，补充说：只是从忠的道德观点来看，也许稍有问题。该书将他所出仕的朝代扣除契丹的辽而算作四朝，同时将他以实际的宰相职位并非宰相级职位所事奉的皇帝算作六位。这种算法也可视为是对冯道的一种善意。
最热烈为冯道辩护的是明末的异端思想家李卓吾。他所著的人物评论集《藏书》六十八卷，以冯道为终卷。里面有段文字是这样写的：
孟子曰：社稷为重，君为轻，信斯言也。 （冯）道知之矣。夫社者，所以安民也，稷者，所以养民也。民得安养，而后君臣之责始塞。君不能安养斯民，而后臣独为之安养斯民。
君主不能安养人民，臣子就必须安养人民。为什么呢？就像孟子说的，社稷也就是安养人民是最高的使命。比起对君主尽忠，安养人民更是宰相的责任。
冯道事奉五朝十君，然而果真有值得他尽忠的王朝和皇帝吗？冯道可能是以安养人民为其职志，因而有意负起这个责任。契丹人占领开封时，身在邓州的冯道并未逃出。驱使他这样做的原因，可能是已经预感到会发生大屠杀，并相信自己的任务就是要制止它。
司马光把这个事情贬为小善，以大节为重；而冯道则是把拯救人民视为大善，把对君主的忠节看成小节。
李卓吾说，五代的政权交替是在台面下进行，虽然有战争，但并没有争夺一城的悲惨牺牲。旧王朝的家臣如果守大节，人民便会被卷入战火中。因此旧王朝的宰相便尽礼以劝进新皇帝，才能避免混乱。
而百姓卒免锋镝（刀矢）之苦者，（冯）道务安养之之力也。
李卓吾说道。但他附带声明，这个做法仅限于像五代那种乱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