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追击又是一个光荣的例证，足以证明各级指挥官的果敢和主动，以及战斗部队的自我牺牲精神。这些部队不仅受到了惨重的损失，而且也已经精疲力尽，但是却还不顾一切的向克里米亚的南部海岸狂奔，这令人回忆到一七九六年，拿破仑所率领的军团在义大利境内的情形。
到了十一月十六日，这个猛烈的追击已成过去了，除了塞瓦斯托波尔那个要塞地区以外，全部克里米亚都已经落入了我们的手中。第十一集团军的六个师已经击溃了敌方的两个集团军（共计为十二个步兵师和四个骑兵师）的绝大部分。敌军的最初实力约为二十万人，在战斗和追击中，一共有十万人以上成了德军的俘虏，此外我们还俘获了火炮七百门和坦克一百六十辆。那些逃入塞瓦斯托波尔或越过刻赤海峡的俄军都只是一些残部，而且也无任何重兵器。事实上那些逃入要塞的人员之所以能立即并组成为适当单位的主因，是由于敌人享有制海权，能够用最快的速度把补充和装备运来。
当第十一集团军的行政部门移到了齐门费罗普（Zimferopol）之后，那是克里米亚境内的一个俄罗斯化大城，我们的战术指挥所就移驻查拉布斯（Zarabus），那是该城北面的一个相当大的村落。我和参谋长住在一个小农庄中，每人有一间小房。我自己所用的家具也是最简单的，当然我们可以从齐门费罗普找一些用具，不过因为一般的部队都很苦，所以我们司令部中的人员自认为不应讲求任何的舒服享受。
除了中间曾经短期移驻刻赤前线和塞瓦斯托波尔前线上以外，我们几乎一直都留在这里，直到一九四二年八月间为止。在过惯了游牧生活以后，这种定居的生活对于我们是完全的改变，但这种生活却并不一定受欢迎。当一个部队的司令部静止不动之后，其必然的结果就是纸上的战争（Paper war）。
在这里我要提到一个问题，这是我常常感到非常关心的。一个指挥一个集团军的人，同时也是它的最高裁判者，所以最困难的一个任务就是要他批准一个死刑的宣判。一方面维持纪律本是他的职责，而为了部队本身的利益，对于违法犯纪的人员也有严刑峻罚的必要。可是另一方面，在大笔一挥之下，即断送一条生命，这的确是一件很难过的事情。当然，在战争中每天都可以使一万人丧失生命，每个军人都应该准备战死沙场。可是在战场上光荣地殉国与被自己的长官执行枪决，其间却是大有区别。
当然，当一个军人作了某种卑劣的行为，使整个陆军的荣誉都为之蒙羞，或是使其同胞因而丧失生命，这时他罪有应得，难逃一死。但是也有许多其他的情形，并非完全由于本性的不良，而是因为某种人性过失所造成的，那却是未免情有可源。尽管如此，军法审判还是必须依照法律宣判其死刑。
每逢要批准死刑判决书时，我总要亲自把所有的档案都仔细研究一番，然后再作决定。当开战之日，我的那一军中有两个士兵曾经奸杀了一个老妇，被判处死刑，这当然是罪无可赦的。可是下述的情况却完全不同。有一个曾经在波兰战役中获得过铁十字勋章的人，在负伤出院之后，就被分发到一个陌生的单位中去服务。当他到达的第一天，他的机枪班中的全体同僚都战死了，他神经错乱于是开始逃走。依照法律他是应该判处死刑的，但是情节却不无可原谅之处。因为我也并不能立即取消军法审判的判决，所以我在这种情形中所采取的办法，就是与这个人的团长磋商，征得他的同意后，把死刑延缓四个星期再加以执行。假使这个人在四个星期之内，能够将功折罪，我就取消这个宣判。假使四个星期过去了，那就还是要照样执行。在所有那些获得缓刑的人员当中，只有一个曾经逃亡到敌方去了，所有其他的人员不是立战功赎罪，就是克尽军人本职，光荣地战死在沙场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