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章 十五、您是独立自主地去实现这些目标的，还是有时也受到德国的政治和军事领导人在这方面的干预？这种干预起了什么作用？您认为地中海这个战场具有哪些战略意义？
我在回答前面的问题时已经说过，在与海上强国英国作战中，德国最重要的海上战略任务是进行吨位战以击沉英国的商船。只有采用这种方法，我们才能取得对英作战的决定性胜利。一九四三年起担任英国海军部首席海军大臣的大不列颠舰队司令坎宁安勋爵认为，这个论点是正确的，他在一九五九年一月二十五日的《星期日泰晤士报》上的一篇文章中说得很清楚：首先值得注意的是，当入侵英国证明为不可能时，邓尼茨却看到了能使这个国家屈服的唯一途径，他的见解是十分正确的。他实施他的慢性绞杀的战略击沉我方商船是十分冷酷无情的。他始终看得很清楚，大西洋是唯一能使德国获胜的战场，所以他一直反对把兵力转移到地中海甚至北极线去。
我要重复地说，他的判断是完全正确的。确实，我读了您的摘录以后得出的总的结论是：卡尔‧邓尼茨可能是英国自罗退耳以来所面临的最危险的敌人。他的建议极少为他的政治领导人所采纳，这对我们来说是十分幸运的。
因此，在我们只有少量潜艇的情况下，如果出现某种情况需要把潜艇撤出吨位战这一主要任务，那就得认真地仔细检查和考虑一番，这样做是否真的绝对必要。因为，在英国能够以建造新船来弥补损失之前，我们必须尽快地击沉敌船，使英国人感到损失惨重。但是，这一原则，即只有在最紧急的情况下才可把潜艇撤出吨位战，我们并没有在战争中一直遵守。兹举如下数例：
一、雷德尔海军元帅早在一九四○年底就向希特勒建议，把战争的重点转移到地中海。雷德尔在提出这一建议时也许首先想到的是我们的陆军和空军，而没有考虑到把潜艇也转移到地中海之后对大西洋战役产生的反作用。
当然，地中海海域也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但和大西洋战役相比只能处于第二位。英国海军部一九三九年一月三十日的作战计划也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在大不列颠政府已经批准的这个计划中声称，战争的主要任务是保证大西洋海路的安全。如计划所说，这一点是极端重要的，因为在这个地区遭受的损失可能导致一场迅速来临的无可挽回的灾难。
与此相反，地中海在大不列颠的这个战争计划中称为第二个重点，因为对英国的海上交通来说，如果地中海的航道被敌人封锁的话，它还可以从东亚海域出发，从非洲一直往南，绕过好望角，进入大西洋，然后到达英国。
就是在战争中，英国海军部也一直把确保大西洋的安全放在首位。一九四一年，我在上面已经提到过的坎宁安海军上将担任着英国的地中海海军总司令之职。他在回忆录《一个水兵的奥德赛》第二百九十九页写道：我从首席海军大臣那里了解到，人们都有充分的认识，我们最大的危险在于大西洋战役。
不言而喻，他当时作为地中海的总司令必须代表这个海域的利益，因此他也向英国海军部提出了加强他在地中海的防卫力量的相应要求。他在回忆录第三百二十一页上如实地记述了他从当时的首席海军大臣、海军上将达德利‧庞德爵士那儿得到的回答：我不知道您是否明白地中海以外的事件的全部意义。大西洋战役较之其他战役具有优先地位。不仅是我们的海岸受到潜艇、水雷和飞机的威胁，而且潜艇已经在弗里敦海域并有可能在纽芬兰附近作战。
从这段摘录中可以清楚地看出，英国人是十分重视大西洋战役的。同这个观点相反，也同我的观点相反，一九四一年大批德国潜艇撤出了大西洋，开赴地中海，到达地中海的入海口直布罗陀海峡的西边，由于我们撤走了潜艇，致使大西洋战役毫无进展。德国的海上战略的主要任务也即潜艇的主要任务吨位战，就这样遭到了忽视。由于把潜艇调往地中海海域，在一九四一一九四二年这段时间里，我们至少在大西洋战役中少击沉敌船五十万吨。这个数字还只是根据所谓击沉率的计算得出来的，即根据当时每艘潜艇每天实际击沉的吨位数算出来的。这就是说，人们还没有把以下情况估计在内，即在大西洋有更多的潜艇就意味着有更多双眼睛，更容易找到来往船只，这样，击沉敌船的数量自然也就会更多些。
因此，把潜艇的部署偏重在地中海的做法是大大的失策。
对此，英国海军历史学家罗斯基尔在他的著作第一卷第五百四十页上写道：可是，从长远的观点看，敌人从潜艇的调动中能否获得好处，很令人怀疑，因为这种调动不可避免地削弱了敌人在大西洋上的攻势。
二、我们的政治领导人和有关的海军部门自然有责任关心我们要有能够抵御敌人对我们占领下的挪威所施加的军事进攻的措施。为了这个目的，也需要经常部署几艘潜艇在那儿当哨兵，因而有一些潜艇就背离了尽可能多地击沉商船这一主要任务了。
正如我开始所说的那样，在采取这种措施的时候，必须考虑到，把潜艇从最重要的战略任务方面撤走，是否真的值得这样做。
当时我认为，把潜艇预先部署在挪威海岸的这种预防性的做法是不对的：我们的潜艇在任何一次军事行动中，比方说，英国人在挪威登陆，十分可能来不及赶到敌人进攻的地点，及时制止其行动。
对此，我曾在一九四一年底写道：潜艇司令认为，在英国人对挪威海岸发动短期的示威性的突然袭击时，要出动大西洋的潜艇是不适当的，其理由如下：
一、潜艇极少可能及时赶到现场。
二、对快速活动的目标，潜艇的命中率极低。
三、这样出动潜艇需要消耗很多燃料，这就限制了计划中用于大西洋美洲海域内的燃料消耗量。
四、由于这样出动潜艇，又使大西洋潜艇延误了返抵战区的时间，而这战区几星期来一直处在无潜艇的真空状态。尽快地消除这种状态是极为重要的。这种真空状态一直在阻碍我们利用尚未触动的美洲海域的巨大可能性。此外，这也自然大大地减轻了英国对大西洋防卫力量的负担，并使英国人集中兵力到当时德国大批潜艇所在的或正在经过的海域，由此造成的后果是，我们自己的潜艇遭受大量的损失。
五、因此，潜艇司令认为，把潜艇调往挪威沿海的这种做法是在攫取那些难以把握的目标，是分散了最适合潜艇特点的对敌人商船的袭击力量，而在上述的整个形势下，无论如何必须尽快地恢复对敌人商船的袭击。潜艇司令提请上级重视这一观点，否则，潜艇司令今后将不得不拒绝上级对大西洋潜艇所提出的这类要求。
一九四一年年底，我在第二份报告中对于这个问题还说了如下的话：
三、战争的关键在于切断英国的给养。这一斗争是潜艇的主要任务而为其他武装力量所不能取代的。对俄国作战的关键取决于陆军，潜艇在其中只能起到一个次要的作用。海军作战部有关巴巴罗萨计划的指示中也十分突出地指出了这些情况。
四、正如一再说明的那样，潜艇司令由此认为，任何为了其他各式各样的次要任务而撤走潜艇的做法都是错误的。
五、正当在大西洋这个主要战场上需要大量的潜艇才能获取更大的胜利时，而我们能投入战斗的潜艇却实在少得可怜。北大西洋有四艘，另有四艘正在出航中。出现这种虚弱的局面，部分原因是由于若干潜艇经过卓有成效的战斗后返航了。但造成严重虚弱的局面必须归咎于以下原因：目前至少有三艘潜艇在担任护航任务，五艘在执行妇女之家计划，两艘（有时增加四艘）投入了北线战场，这就是说，单是在执行次要任务而不是执行主要任务的潜艇共有十艘。对比之下，在北大西洋却只有四艘。何况剩下的四艘潜艇取胜的希望又大为减少，因为寻找护航队需要尽可能多的眼睛，而仅仅这四艘潜艇，由于缺少更多的眼睛，只有在极为偶然的情况下才能完成这个任务。
六、因此，总的来说，潜艇司令清楚地认识到，为了种种次要任务而撤走潜艇，使一场卓有成效的对英潜艇战遭到削弱或推迟，这是错误的。经过两年战争后的今天，潜艇战的处境自然就困难了，现在需要比以前更多数量的潜艇。为此就更加需要把所有的潜艇立刻集中起来去执行主要任务。不能容忍的是，经过两年战争后的今天，由于缺少潜艇竟使英国人还能在北大西洋上获得十四天的喘息时间。
我相信，在一九四一年年底那个时候，我已经清楚地表明了我的观点，但是，尽管如此，我当时的报告却毫无作用，情况反而更糟了。
一九四二年一月二十二日在元首大本营的一次会议上希特勒声称：挪威是决定战争命运的地区。在目前情况下，必须不顾一切地使用水面和水下的武装力量来加强这一地区，所有潜艇必须开赴挪威对来犯之敌作充分的侦察和有效的防御
元首的这个指示所造成的结果是：我接到了海军总司令部的命令，要求我在一九四二年二月十五日前派二十艘潜艇开赴挪威海域。这样就使那些已经装备齐全、准备在美洲海域进行有效的商船袭击战的潜艇和一部分已经出发的潜艇重新撤离这场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战斗。
我不相信盟军会在挪威登陆。对此，我在作战日志中写道：对英美来说，进攻挪威首先需要解决船只和防御力量问题。不管在什么地方，它们的船只被击沉的愈多，对它们生命攸关的大西洋运输线的威胁也就愈大，这就迫使敌人直接去保卫这条运输线，敌人也就愈没有力量为登陆挪威准备船只和组织防御力量。而这种登陆如果没有足够的补充给养，一开始就注定要遭到失败。因此，潜艇在大西洋取得的成绩愈大，敌人就愈不敢发动登陆。
海军作战部不同意我的意见，我只得把总共二十艘潜艇撤到挪威海域去。对此，我在一九四二年五月三日再次写道：总的看来，潜艇司令认为，把潜艇调到北部海域的做法是无利可图的。鉴于敌人的登陆行动，如果不是在敌人已经登陆了才去进攻，而是在敌人正在登陆时击沉敌船，那末，由潜艇来完成这样的任务是最有利的。
我至今还是这样认为，把潜艇派到挪威海域去是错误的。
仅仅根据当时已经证明的每艘潜艇的击沉率来计算，我们至少由于这样的调动少击沉敌船五十万吨，而且正是发生在美洲沿海具有极大取胜希望的时刻。
持这种观点的并不是我一个人。英国历史学家罗斯基尔在他的《海战》这部著作第二卷第一百一百零一页上写道：一月二十五日邓尼茨接到了十分意外的命令，要他派八艘潜艇到冰岛、法罗群岛和苏格兰之间的海域去，以防止挪威遭受可能的入侵。德国最终确定的防卫计划规定，至少准备二十艘中型潜艇为此目的服务。尽管邓尼茨本人激烈地反对调动他的潜艇，但德国海军作战部显然没有做过认真的努力，以充分的理由来证明这种行动是毫无希望的，从而制止希特勒的狂热。人们连最起码地提一下潜艇对大西洋战役的影响也没有做到。他们在美洲沿海的攻势不可避免地减弱了，而且正是发生在开展这种攻势最有成效的时候。
罗斯基尔上校在他的上述著作的第二卷第一百零四页上回顾一九四二年上半年时得出如下结论：这一年的头几个月中可供使用的潜艇总数不仅有限，而且其无利可图的调动在今天我们看来乃是大西洋战役的决定性因素。
英国海军历史学家罗斯基尔的这个观点，我只能表示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