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一开始就延揽最优秀的人才，激荡出知识的火花。我想我们建立的这个团体，无论在广度或素质上，都是独一无二的。我在历史上任何科学组织中，都没有看过像这样的组合。
一九八九年圣诞节前不久，亚瑟从圣塔菲驾车西行，返回史丹福的家，车上满载书籍和衣服。当时正值黄昏，壮丽的夕阳把新墨西哥沙漠染成一片红色大地。我心里想：这景象太血腥而罗曼蒂克了，不可能是真的。他笑着说。
在圣塔菲研究院待了一年半后，我需要回家写作和思考，厘清我的思绪。我的脑中充满各种想法，在圣塔菲待一个月所学到的比我在史丹福一年学到的还多。这段经历实在太丰富了，我离情依依，非常怀念逝去的这段时光，深深感受到离别的伤悲。眼前的美景沙漠、夕阳、红色大地，都让我回想起，这一年半可能是我学术生涯的高潮，而现在一切都已结束。时光一去难再回头，我知道圣塔菲后继有人，我也还有可能在未来几年再回去主持经济研究计画，但是我猜到时候圣塔菲就不是从前的圣塔菲了。我何其有幸，能在圣塔菲研究院的黄金时代参与其事。亚瑟说。
复杂科学革命
三年后，史丹福人口研究暨经济学研究院荣誉教授亚瑟坐在办公室中，俯视着史丹福的林荫小路，承认他还没有完全厘清在圣塔菲的所见所闻。时间愈久，我愈觉得这段经历很可贵，但是我想圣塔菲的故事还在继续发展。他说。
基本上，圣塔菲研究院是扮演催化剂的角色，亚瑟说。没有圣塔菲，许多事情仍然会发生，但是速度会慢很多。经济学的研究正是如此。亚瑟说：在一九八五年以前，似乎所有的经济学家都开始四处寻觅，他们觉得过去独领风骚的传统新古典学派架构已经到了极限。过去，新古典学派理论容许经济学家详尽探讨能以静态均衡分析来检验的经济问题，但是却忽略了有关流程、演化和形态形成等问题。在这些问题中，没有均衡状态，偶发的意外比比皆是，历史背景举足轻重，而且适应和演化的过程可能永无止境的持续下去。当时经济学的发展停滞不前，因为当代的风气是，经济理论如果不能完全以数学方程式表现，就不能称之为经济理论，而且经济学家只懂得在均衡的条件工作分析。但是，有些最杰出的经济学家已经感觉到经济学应该还有其他的发展方向。
圣塔菲正发挥了强力催化剂的功能。像汉恩及艾罗之类的一流人才，能在圣塔菲和贺南、安德森等人相互激荡，在很多次交流之后，他们明白，对啊！我们不一定都采用演绎法，而可以采用归纳法，我们可以快刀斩断均衡的纠结，看看开放的演化过程，因为其他学门已经处理过很多类似的问题。圣塔菲提供了经济学入门所需要了解的术语、类比和专业知识，更重要的是，圣塔菲为经济学的不同观点树立了正当性。当人们开始口耳相传：连艾罗、汉恩、沙金特及其他的一流学者都开始写这类的论文时，那么其他人要做这类的研究就更顺理成章了。
每次亚瑟参加经济学会议时，都能看到这样的迹象。事实上，一直都有经济学家对经济的流程和变迁感兴趣，亚瑟说。早在一九二○和三○年代，伟大的奥地利经济学家熊彼德就极力拥护这样的观念。但是，我感觉过去五、六年来，抱持着这种想法的经济学家变得比较有自信，他们不必再为只能以文字分析经济变迁而辩解。他们火力强劲，技术高超，这个运动日益茁壮，成为主流经济学的一部分。
取得正统地位
这个运动当然也让亚瑟的日子好过多了。他的报酬递增观念过去无人问津，现在却有了一群信徒，各地的演讲邀约纷纷涌至。一九八九年，科学美国人杂志请他写一篇专文讨论报酬递增，这是我最兴奋的事情之一。他说。这篇在一九九○年二月号刊出的文章，使他赢得了当年国际熊彼德学会的最杰出演化经济学研究奖。
一九八九年九月，圣塔菲召开了一个大型研讨会，检讨经济研究计画的现况，艾罗的总结是最令亚瑟欣慰的评价。讽刺的是，在当时，亚瑟几乎没有听见艾罗说的话。那天中午，当他穿过修道院的前门，准备去吃中饭的时候，不小心扭伤了脚。下午，他强忍着疼痛坐在会议厅中聆听总结，考夫曼大夫帮他把整个脚小心的包扎起来，前面椅子上还放了冰袋让他敷脚。事实上，几天后，当他违抗医生、同事及妻子的劝告，坚持一跛一跛的去西伯利亚的伊尔库次克（Irkutsk）参加学术会议时，艾罗的谈话才如五雷轰顶。
这就好像你在半夜三点钟醒来，突然灵光一闪，全然了悟。亚瑟说：飞机缓缓降落，有个家伙在跑道上骑着脚踏车，挥舞着闪亮的短棒，指引我们计程车停车的方向。我回想艾罗在总结时说的话，突然就茅塞顿开。他说：我想我们可以说，除了大家都很熟悉的标准理论之外，我们现在有了另一种形态的经济学。他很谦虚，不愿把标准理论称为艾罗︱戴布诺系统（Arrow︱Debreu system），但是基本上他指的是新古典学派的一般均衡理论。所谓另一种形态的经济学，也就是圣塔菲式的演化经济学。他明白指出，这一年来，圣塔菲的经济研究计画显现了研究经济的另一种有效方式，足以和传统经济理论并驾齐驱。他说，并不是传统的研究方法错误，而是我们发现了另一种检视经济体系的方式，新的研究方法正好与标准理论互补。他也说，我们不知道新的经济理论将把我们带向何处，但这是好的开始，而且他觉得这门新学问有趣而刺激。
我高兴极了。亚瑟说：但是，艾罗还提到另一件事。他把圣塔菲研究计画和一九五○年代他参与的科尔思基金会（Cowles Foundation）研究计画相提并论。他说，在目前这个阶段，发展不到两年的圣塔菲经济学派，似乎要比处于同一个时期的科尔思基金会学派，更为人所接受。我听了很讶异，而且觉得受宠若惊，因为科尔思基金会的那群人，如艾罗、库普曼斯、戴布诺、克莱恩（Lawrence R. Klein）、贺维兹（Hurwicz）等，都是当时的经济学界新贵，其中有四位已经得到诺贝尔奖，可能还有几位是未来的诺贝尔奖得主。他们是为后来的经济学家订定了研究方向的人，也是把经济学全面翻新的一群人。
牛顿式宇宙观
从圣塔菲研究院的角度而言，在经济学领域掀起巨变只是一部分工作，真正的任务是要催生视科学为整体的复杂科学革命。他们的追求或许到头来只是一场虚幻，但是亚瑟相信，柯文、葛尔曼和其他人已经掌握了正确的议题。
不是学科学的人常常以为科学是由演绎而生，事实上科学主要由隐喻而生，而且人们脑中的隐喻时时在改变。亚瑟说。回顾过去，想想看自从牛顿以降，我们的世界观发生了什么变化？十七世纪以前，世界就是树木、疾病、人类的灵魂和行为，世界是混乱一片；天道也异常复杂，行星运转的轨道似乎随意不定，想要弄清楚这个世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简直是一门艺术。但是，在一六六○年代，牛顿出现了，他发明了几条定律，设计了微分，突然之间，行星似乎就在简单而可预测的轨道上运行了！
直到现在，牛顿的发现仍对人类精神层面有难以置信的深远影响。亚瑟说：上帝的居所，天道已经可以解释了，我们不再需要天使来照管一切，不再需要上帝来使万事万物各在其位。所以一旦没有了上帝，这个世纪就变得比较世俗。然而，当人们面对蛇蝎和地震、暴风雨和瘟疫时，内心深处仍然渴求一种能主宰一切的力量。所以启蒙运动兴起，从一六八○年直到十八世纪初，人们开始尊崇自然的力量。如果你什么也不管，大自然自会想办法让每件事运作良好，符合共同的利益。
亚瑟说，行星的规律运行就变成这个时期的重要隐喻：简单、规律、牛顿式、能自行运转的机器。而牛顿物理学也就成为之后两个半世纪化约论科学的典范。化约论科学的说法是：嘿！这个世界既混乱又复杂。但是，你看！只要两、三个定律就可以把一切简化为简单的不得了的系统！
简单中蕴藏复杂
所以，其余的就要靠亚当史密斯了，在苏格兰启蒙运动的高峰期，他在爱丁堡探究经济体系背后的机制。一七七六年出版的国富论（The Wealth of Nations）中，亚当史密斯主张：如果你放任人们追求自我利益，供给和需求的那双看不见的手自然会让一切符合大众的共同利益。显然，这不是亚当史密斯理论的全部，他还指出了像劳工疏离感和被剥削等令人困扰的问题。但他的牛顿式经济观简洁有力，而且一语中的，从此就独霸西方经济思潮。
亚瑟说：亚当史密斯的想法光芒四射，我们都为之目眩神迷。很久以前，经济学家包定（Kenneth Boulding）问我：在经济学的领域，你想做什么？我当时年轻气盛，毫不客气的回答：我想把经济学带入二十一世纪。包定看着我说：你不觉得应该先把经济学带入十八世纪吗？
亚瑟认为，事实上，当所有的科学都不再天真，二十世纪的经济学却依然故我，落后了差不多一个世代。例如，二十世纪初，像罗素、怀海德、佛瑞芝、威根斯坦等哲学家证明所有的数学都能建立在简单的逻辑上。他们说对了一部分，大部分的数学确是如此，但不是全部。一九三○年代，数学家歌德尔（Kurt Godel）表示，即使是非常简单的数学系统（例如算术）都不完整，都包含了无法在系统内证明真伪的陈述，同时，逻辑学家图宁也表示，即使是非常简单的电脑程式，你都没有办法事先晓得电脑究竟能不能获致解答。一九六○和七○年代的物理学家从混沌理论也得到相同的讯息：简单无比的方程式可能产生令人讶异而不可预测的结果。
亚瑟说，相同的讯息在不同的领域一再出现。人们开始明白哲学是混乱的，语言是混乱的，化学动力学是混乱的，物理是混乱的，最后经济当然也是混乱的。这种混乱不是因为显微镜片上的尘埃而起，而是深藏于系统本身之中，它难以捉摸，不受单纯逻辑的限制。
亚瑟说，结果就产生了复杂科学的革命。从某个角度而言，复杂科学是化约论的反面。当有人说：嘿，我可以从这个简单的不得了的系统开始，结果你看看，产生了复杂无比而不可预测的结果。复杂科学革命就这样诞生了。复杂科学不仰赖牛顿式宇宙观隐喻世界如时钟机械一般规律而可预测；复杂科学更像是一粒小种子萌芽茁壮成植物，几行密码展开为电脑程式，头脑简单的小鸟自我组织成鸟群。当然也正如兰顿对人工生命的比喻：复杂、似生命的行为都来自简单规则由下而上展开。这也是在圣塔菲经济研究计画中，亚瑟所要传达的想法：如果说我有个目标或远景，那么我的目标就是要告诉世人，经济中的紊乱和活力都是从极其简单而优雅的理论中发展出来的。这是为什么我们创造出这几个股市的模型，在模型中，市场显得变幻莫测，有时崩盘，有时又朝着你没有料到的方向飙涨，就好像人一样有个性。
化复杂为简单
讽刺的是，亚瑟在圣塔菲根本没有时间来探讨兰顿的人工生命、或是混沌边缘、或是假设的新第二定律；因为经济计画占据了他百分之一百一十的工作时间。但是他所听到的已够令他心醉神迷的了，人工生命和其他的研究真正抓住了圣塔菲的根本精神。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十九世纪德国哲学家及作家）曾经说过，哲学的根本问题就是存在，身为有意识的实体，我们活在世上是为了什么？为什么宇宙不只是一团混乱的粒子相互碰撞？为什么会有结构、形式和形态？为什么会有意识？圣塔菲研究院中能像兰顿、考夫曼及法默一样直指问题核心的人寥寥无几；但是亚瑟觉得，每个人都各自以不同的方式，触及问题的部分。
而且，他觉得这些想法和他在经济学领域的研究不谋而合。当你透过兰顿的相变镜片来看看这个题目，所有的新古典学派理论都突然变成一个简单的主张：经济是井然有序的、市场永远均衡，经济环境中即使有任何变化，也十分缓慢。而圣塔菲观点也同样变成一个简单的主张：经济走在混沌边缘、作用体不断适应彼此，情势不断变迁。亚瑟一向心知肚明，哪个主张更切合实际。
亚瑟就像其他圣塔菲人一样，当思考到这一切想法更重大的涵义时，就踌躇不前。他们的理论还未真正成形，很容易就好像新时代运动的论调，或显得残缺不全。但是，亚瑟和其他人一样，禁不住思索什么是复杂科学革命更重要的意义。
抓准时机，顺势出手
你几乎可以从神学的角度来看复杂科学革命。牛顿式宇宙观很接近正统基督教的观念，认为宇宙基本上井然有序。但这并不是说上帝创造了秩序，这么说太像天主教了；而是依照上帝的安排，如果我们循规蹈矩，秩序就自然存在。如果我们各守本分，追求正当的自我利益，努力工作，不干扰别人，那么世界就自然归于平衡，我们就会得到应得的好报。这是我对基督教的印象。亚瑟说。
复杂科学的观点则是纯粹道家的观点。道家的思想中没有隐含的秩序这回事。道家眼中的宇宙巨大无形、变幻莫测，尽管其中的元素固定不变，却不断重新组合。所以宇宙就好比万花筒，是不断变换的形态，只会局部重复，而不会全部相同。宇宙永远都呈现崭新而不同的面貌。
我们和这样的世界有什么关系呢？我们也是由相同的元素组成，所以我们也属于这个恒常在变与不变之间的宇宙。如果你以为自己在汽艇上，因此就能逆流而上，那么你是在开自己的玩笑。事实上，你只不过是一艘在河面上漂流的纸船船长，如果你一心想与水流抗衡，那么你哪里也去不成。相反的，如果你静静的顺着河水的流向，知道自己也是其中的一部分，了解到水流在不断改变，总是带来新的复杂，那么你就会不时以篙撑船，避过一个又一个的漩涡。
这和经济及政治决策有什么关联呢？就政策的层次而言，这意味着你要观察、观察、再观察，偶尔伸出桨来，改善一些事情。换句话说你要正视现实状况，了解游戏在不断改变，所以你必须掌握目前的游戏规则。也就是说，你把日本人看成老鹰，不再那么天真，不再祈求他们平等相待，不再依附过时的传统理论，不再说：只要能到达这个平衡点就好了。你必须观察，在应该采取行动的时候采取行动。
要注意，这可不是鼓励消极或宿命，亚瑟说。这个方法是利用自然的非线性系统动力学，你运用既有的力量来达到最大的效果，不白费力气。这正是越战时期南越和北越战略的不同之处。南越魏斯摩伦（Westmoreland）的做法是猛烈炮轰、大军压境，并且燃烧村庄。北越军队则如潮水般悄然撤退，三天后又卷土重来，神出鬼没。这也是所有东方武术背后的哲理，不要只想阻挡你的对手，让他进攻，然后顺势出手。重点就在于要观察，勇于出手，抓准时机。
亚马逊雨林的争辩
亚瑟不太愿意深谈这一切对制定政策的意义，但是他特别记得在一九八九年秋天他离开圣塔菲之后不久，葛尔曼和他共同主持了一次小型研讨会，研讨会的目的是探讨复杂科学如何分析经济学、环境的价值及公共政策之间的相互作用。亚玛逊河流域正是典型的例子，为了筑路和建造农庄，雨林正以惊人的速度消失。亚瑟在演讲中指出，雨林政策的形成可以从三个不同的层面来看。
第一个层面就是传统的成本效益分析法：计算每个行动的成本及效益，然后决定如何在成本效益之间取得最佳的平衡点。这类的科学有它的道理，它能逼迫你想清楚每个替代方案的意义。当然在会议中，有不少人争论雨林的成本效益问题。麻烦的是，这种方式通常假设问题已经界定清楚，各种选择方案也明白摊开，必要的政治手段也都有了，剩下的工作只是把每个方案的成本效益数字计算一番，仿佛世界是列火车一样尽管我们现在是在这个轨道上，但是只要调动一下铁轨，我们就能牵引火车到另一个轨道上。
不幸的是，真实世界几乎永远不可能定义得那么清楚，谈到环境问题时尤其如此。屡见不鲜的是，客观的成本效益分析是在主观判断之上随意给分的结果，而没有人知道如何评估的项目就只能拿零分。我在我的班上嘲笑这类的成本效益分析。保存斑点猫头鹰的效益要看有多少人造访雨林，其中有多少人看到斑点猫头鹰，以及看到斑点猫头鹰对他们有多少好处而定，尽是一派胡言。这种环境的成本效益分析就好像我们站在大自然的橱窗外面往里看，我们说：对，我要这个、这个和这个。但是我们不在橱窗里面，我们不是自然的一部分。所以，我从来都不欣赏这类的研究，这派学者狂妄自大，只问什么对人类有好处。
第二个层面是完整的制度︱政治分析，找出谁扮演什么角色，及其原因。一旦你开始对巴西雨林做这类的分析，你会发现其中有各种角色：地主、垦荒的人、政客、当地警察、筑路工人、土著等等，他们都是这个错综复杂、互动频繁的大富翁游戏的要角，深深影响着环境的演变。而且，政治体系并没有置身事外，事实上，政治体系是游戏的结果由游戏而生的派系结盟正形成了政治体系。
简而言之，你要把系统看成系统，就像道家在纸船上观察复杂、变动的水流一样。当然，历史学家或政治学家自然就会这么盱衡情势，最近有些经济学研究也开始采取这个观点。但是在一九八九年的研讨会中，这种想法对许多经济学家而言，还是前所未闻的大发现。亚瑟说：我在演讲中大力呼吁经济学家采用这种分析方式。我告诉他们，如果你真的要深入探讨环境问题，你必须先问：这个问题攸关哪些人的得失，可能形成哪些派别，而且基本上要掌握整个情势，然后你才能找到可能的干预方式。
天人合一
所以，这就带出第三种分析的层次。亚瑟说：在这个层面，我们可以看看两种不同的世界观对环境问题的主张。一种是与启蒙运动一脉相传的传统均衡观点，认为人与自然是二分的，两者之间能找到一个对人类最有利的平衡点。如果你相信这种观点，那么你就会提到有关环境资源的最佳决策这类的论调，这句话就出自研讨会另一位主讲人口中。
另一种观点就是复杂的观点，认为天人合一，人与自然并非对立，我们是自然的一部分，置身于自然之中。没有支配者和被支配者的区别，因为我们都在这个息息相关的网路之中。如果身为人类的我们想要采取对人类有利的行动（例如砍伐雨林），而不了解整个系统将如何应变，那么我们开启的一连串事端终究会倒过头来，以不同的形态逼迫我们适应（例如气候转变）。
所以你一旦放弃了人与自然二分的想法，问题就变了。你没有办法再谈最佳决策，因为谈这个毫无意义，就好像为人父母者想在自己与孩子之间，求取自己的最佳利益，这对整个家庭而言，是很奇怪的想法。真正应该讨论的是如何调和与相互适应，怎么做对整个家最好。亚瑟继续说。
基本上，我所谈的观念对东方哲学而言，一点也不新鲜，东方哲学从来都把世界看成复杂的系统。但是，无论在科学或更广义的文化层面，这种世界观对西方人愈来愈重要。西方人慢慢从剥削自然的观点转变成强调人类与自然要相互调和。我们不再迷信天真的宇宙观，开始了解复杂系统，也就是开始了解我们的世界是一个恒常变动、相互关联、非线性的万花筒。
所以，问题是在这样的世界里，你要如何自处？答案是，选择愈多愈好。你追求的是生存的能力、可实施的方案，而不是最理想状态。很多人会问：你这样不就等于接受次好的状况吗？不是，因为最理想状态的定义事实上混沌未明。你应该使自己更茁壮、生存能力更强，以面对无法预知的未来。因此，要尽可能的了解非线性和因果关系。你小心翼翼的观察世界，不期待任何状况会永远持续下去。
那么，圣塔菲研究院在其中扮演什么角色呢？
当然不是另一个政策性的智库，亚瑟说，尽管总是有人如此期望。不，这个研究院的角色是帮助我们看清这条不断变动的河流，让我们了解究竟看到了什么。
在真正的复杂系统中，形态不会彼此重复，但是其中会有一些可辨认的主题，例如，谈到历史时，你可以谈革命，尽管每一次的革命都不相同；所以我们借用隐喻。制定政策和找到适当的隐喻有关，很多错误的决策往往比喻不当。例如，把反毒比喻为充斥枪枝和攻击的战争，可能就不恰当。
所以从这个角度而言，圣塔菲研究院存在的目的是要创造复杂系统的词汇和隐喻。如果有人作了个很棒的电脑研究，你可以说：这需要个新的比喻，我们叫它混沌边缘吧！所以，当圣塔菲研究院研究了很多复杂系统之后，它可以告诉我们有哪些可能观察到的形态，有哪些隐喻适用于变动而复杂的系统；我们不再只懂得以时钟机械比喻宇宙运行。
所以，最聪明的办法就是让圣塔菲单纯的从事科学研究，把它变成决策的智库将是天大的错误，会贬低了整件事的价值，而且反而产生反效果。因为目前最缺乏的是对复杂系统运作方式的准确了解，这是未来五十到一百年，科学界最重要的任务。
豁然开朗
亚瑟说：我想这类的事情有自己的个性。喜欢研究流程和形态的人与安于静态和秩序的人，简直南辕北辙。在我的一生中，每当我看到简单的规则产生突现、复杂的紊乱时，我会感叹：啊！真美！但是如果其他人看到，可能会却步不前。
大约在一九八○年，亚瑟正努力解析他自己对变动、演化的经济体系的看法时，凑巧读了一本遗传学家路翁亭所写的书，其中有一段话深深打动了他。路翁亭说科学家有两种：第一种科学家认为世界基本上处于均衡状态，如果偶尔有乱流使系统偏离均衡，那么就会有其他的力量使之归于均衡。路翁亭称这类科学家为柏拉图学派，因为著名的雅典哲学家柏拉图宣称，我们在周遭所见的杂乱、不完美的物体，只不过是完美原型的影像而已。
第二种科学家则把世界看成流动和变迁的过程，相同的物质不断的在其中循环、重组。路翁亭称这类科学家为赫拉克赖脱学派（Heraclitians），因为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赖脱强烈主张世界乃不断的消长、变迁。比柏拉图还早一个世纪的赫拉克赖脱著名的观察是：你涉足于相同的河流中，不断流过的却是不同的水流。柏拉图对这段话的解释是：你永远不可能重复涉足于相同的水流之中。
我一读到路翁亭的话，顿时豁然开朗，终于明白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我心想：我们终于开始从牛顿的学说中清醒过来了。
主帅即将功成身退
正当亚瑟在夕阳中驾车西行之时，赫拉克赖脱学派总指挥柯文正准备辞职。
尽管经济研究计画十分成功，混沌边缘、人工生命等也都轰动一时，柯文却很清楚，圣塔菲研究院的永久基金仍然是零。在圣塔菲工作了六年之后，他很厌烦要不断的求人捐钱，也很厌烦还要操心经济研究计画不要变成独霸整个研究院的八百磅大猩猩，更厌烦要不断对抗葛尔曼的意志，争执圣塔菲的任务该是什么，包括复杂革命能不能告诉我们如何为人类建立永续的未来。
柯文真的心力交瘁了。现在，圣塔菲研究院在他的领导下，已经有了起步，他希望把余生用来研究科学，研究新奇的复杂科学。所以，在一九九○年三月的年度董事会上，柯文正式递了辞呈。他告诉董事会，他们有一年的时间来寻找接班人，而他将尽力使研究院的财务稳定下来。但是，他心意已决。
柯文说：我觉得该是换换新面孔的时候了。董事会恰好在我七十岁生日之后召开，我以前向自己承诺过，到了七十岁的时候，绝不霸住位子不放。我看过太多老家伙挡住别人的路；很多人都有自己的想法，该让他们有机会发挥一下。
圣塔菲的常客对柯文的声明并不感讶异。他近来显得如此消沉，同事们都开始担心他的健康。他变得反覆无常，一天笑容可掬，第二天却抑郁烦躁，大发雷霆。他经常对别人说，一九八四年他接下这个位子的时候，就已宣布志不在此，他接受征召只是为了替年轻的接班人铺路。他已经不止一次嚷嚷着要辞职，然后又被慰留。上一次董事会，他已经暗示辞职的时候到了，而且指定了一个委员会来寻找接班人。现在委员会得加紧脚步了。
但这正是问题症结所在。柯文是第一个想到成立这个研究院的人。在别人还不知道如何称呼这个模模糊糊的概念时，他也最先预见到复杂科学的来临。他比别人都尽心尽力的为圣塔菲研究院催生，他让圣塔菲变成一个最富有知识活力的地方。就像兰顿所说，当你看到柯文安坐在修道院院长的宝座上，你就知道一切都没有问题。大家都想不出来有谁能承接这副重担。
如果柯文不在其位，还有谁能胜任呢？
筹措保护伞经费
柯文自己也茫然一片。但是，至少他暂时无暇操心这个问题，未来的十二个月，他的压力有增无减。在心安理得的退下来之前，我希望未来三年的经费都已经有着落了，不要让继任者面临财源不足的窘况。也就是说，他的当务之急是完成给国家科学基金会及能源部的提案。这两个机构从一九八七年开始每年拨款补助，为期三年，总额是二百万美元。如今已经到期了，如果没有续约，圣塔菲研究院就所剩无几了。
对柯文而言，这些提案不止攸关研究经费而已。如果只是经费问题，那他的日子就好过多了，圣塔菲可以效法许多大学理工学院的作法，坚持研究人员自行想办法向其他基金会筹措经费。对圣塔菲而言，这一点也不困难，圣塔菲人才济济，学者们对于申请经费经验丰富，他们知道要怎么玩这个游戏。但是，柯文深信这么做会摧毁了圣塔菲的特色。
柯文说：对我而言，最重要的是我们开创了一种兼容并蓄的新学术社群，涵盖了硬性科学、数学和社会科学的每一个层面。我们一开始就延揽最优秀的人才，可能是不错的鉴赏力发挥了魔力，我们照原意凝聚的一群人才，已激荡出知识的火花。我想我们建立的这个团体无论在广度或素质上，都是独一无二的。我在历史上任何科学组织中，都没有看过像这样的组合。
但是如果经费是东拼西凑而来，那么我们立刻会被分割成片段。拨款机构通常都限制每一笔经费只针对特定学门中的特定主题来作研究，个别的经费形成每个人各自的研究领域，恰好和圣塔菲的方向背道而驰。你瞧，为了申请一笔五万或十万美元的研究经费，研究人员要花很多时间撰写提案，因此，他变成拥有一笔资金的创业家，以任何方式侵犯他对这笔经费的自主权，都是不道德的。所以即使每个人都很有心，尽量保持组织松散，并营造社团的气氛，作些跨学门的讨论；每个学者终究免不了投入愈来愈多的时间在自己的研究上，花愈来愈少的时间和别人沟通。缺乏中央协调，你就又变回去一般的学术圈子了。
当然，实际上圣塔菲研究院还是免不了汲汲于争取奖励专门科目的经费。财务就是这么一回事，即使圣塔菲研究院也不能完全免俗。花旗银行补助的经济研究计画就是其中一例，亚瑟的确还花了不少时间向这个基金会、那个基金会提案，争取更多的经费补助。所以，为了和这些离心力抗衡，柯文迫切想获得他所说的保护伞经费，好让对复杂科学有好构想的学者（例如兰顿、贺南、或考夫曼之类的人）都能从事研究，无论他们的想法能不能被归入传统的学术领域。如果你想要有个统一的复杂科学研究计画，那么你必须营造一种新的组织气氛，你不需要告诉大家怎么做，就自然从下而上呈现出一致性。保护伞经费是其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这是为什么他首先就得去国家科学基金会和能源部。在永远的守护天使出现之前，他惟有求助于这些机构的资助，使研究计画不会被迫依学门画分。这也是为什么他觉得续约关系重大；因为保护伞一旦收起，令亚瑟、考夫曼、贺南和其他人大为振奋的创造活力，很快就会无以为继。
圣塔菲的超级推销员
所以，那年春天，柯文、西蒙斯和几位科学委员会的成员，花了无数个小时讨论这份提案，他们都知道这份提案必须极具说服力。一九八七年，说服这两个机构拨出第一期款项就不是件容易的事，而当时，圣塔菲需要做的不过是证明他们网罗了一群出众的人才，并且有非常好的构想。这次的推销工作更困难了，他们要国家科学基金会和能源部投下十倍的赌注，从三年内补助二百万美元提高到五年内补助二千万美元。而且，他们提案的时候正是联邦政府紧缩科学预算的时候，传统学门的研究人员挤破头想争取经费。国家科学基金会和能源部都有中层主管质疑，当许多严谨扎实的大学研究计画都在哀哀求助的时候，为什么却把钱拨给这个冒险的跨学门玩意？
所以，柯文、西蒙斯一干人等不能再靠描绘远景来过关，他们必须证明过去三年中，他们确实成就非凡，而且在未来五年内有能力再从事价值二千万美元的研究。当然，目前的情况有一点复杂，他们无法宣称已经解开了复杂之谜，最多只是开了个头；但是他们可以宣称在三年的营运之后，他们确实创造了一个专攻复杂问题、实实在在的研究机构。他们写道，正如一九八七年的提案中所承诺，圣塔菲研究院已经发展出完整的计画、创新的管理体系、开始符合大量整体需求的支援系统，以及拥有一群出色的研究人员。
柯文和西蒙斯可以提出强而有力的证据，来支持他们的说法。他们指出，三年内圣塔菲研究院赞助了三十六个跨学门的研讨会，出席的学者超过七百人。圣塔菲也邀请了一百位学者来访，这些学者后来在著名的学术期刊上，发表了六十篇讨论复杂科学的论文。圣塔菲每年还开办复杂系统暑期学校，设计了为期一个月的课程，每年教授一五○位科学家有关复杂科学研究的数学及运算技术。圣塔菲研究院更开始出版了一系列圣塔菲研究院的复杂科学研究丛书。撰写这份提案的时候，圣塔菲正和好几家学术出版商讨论创办一份关于复杂科学的新学术期刊。
然后，就要谈到研究本身了。柯文和西蒙斯写道：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从才华洋溢的研究生到诺贝尔奖得主、资深企业主管、以及著名的政府官员，他们对圣塔菲研究计画的支持有增无减。许多不同领域中的一流人才形成了相互激荡的团体和网路，这是圣塔菲研究院迄今最重要的贡献。
在这里，他们又可以列出一长串特殊成就，事实上，提案中大部分都在说明从人工生命到经济学等各项研究计画的成果。柯文和西蒙斯如此描述经济研究计画：这是圣塔菲研究院发展最成熟的研究计画，在实质内容和组织架构上，都堪称其他研究计画的典范。
走一步、算一步
当然，为了装点门面，柯文等人仍然在提案中隐瞒了一些不足为外人道的细节，例如经济研究计画几乎快让柯文抓狂了。
其中有一部分和老问题财源有关：在不那么慷慨的时候，柯文常觉得经济学家要研究院负担所有的筹款工作，而他们却坐享其成。即使柯文不那么想不开的时候，他也充分警觉到经济研究计画在学术上的成就远超过它筹措财源的成绩。花旗银行很满意圣塔菲的成绩，因此每年继续补助十二万五千美元的研究经费，但是还不足以涵盖所有开支。亚瑟企图向几个大规模的基金会募款罗素塞吉、史隆、美仑基金会等，却全都铩羽而归。残酷的现实是，提供主流经济学的经费都少得可怜，更遑论圣塔菲的新理论了。
美国对经济学研究的支持很薄弱，柯文说：个别的经济学家荷包饱满，但报酬不是来自他们所做的基础研究，而是来自于他们为企业拟订计画。同时，因为经济学属于社会科学，国家科学基金会和其他政府机构也吝于拨款补助。结果，许多经济学家视圣塔菲为经费来源，很少为圣塔菲另辟财源。所以，圣塔菲研究院只好以联邦经费来弥补花旗银行捐款不足的部分，而柯文原本希望把这些钱用在其他的研究计画上。
最大的问题是，自从亚瑟在一九八九年底离开后，艾罗一直在设法网罗一流的经济学家来接替亚瑟的位置。柯文说：我们是走一步，算一步。编完今年的预算，还不知道下一年的经费有没有着落。但是，当你想要吸引大家都争相礼聘的人才时，你就得开出支票，承诺你可以提供哪些资源。尽管当经济研究计画刚开始时，圣塔菲显然前途未卜，但是过了一、两年后，圣塔菲看起来稳固多了，人们开始把我们当史丹福或耶鲁一般看待。因为经费还没有着落，我们要不就是泼他们冷水，要不就是表现得好像他们说得完全正确，然后仍然得想办法筹措财源。这是不同的压力，游戏的本质已经改变了。
继续对跑赢的马下注？
然而，和以前一样，柯文真正顾虑的不是表面的金钱问题，而是整个脆弱的圣塔菲研究院。经济研究计画的成功，使圣塔菲面临可能变成经济学研究院的威胁，这完全不是他们的初衷。创立了一个不分系所的研究院，然后又只追求一门学问，简直是自相矛盾，还不如一开始就创办一个系。我们必须先有个起步，但是我们也必须从一开始就确定经济学不会成为研究院唯一的兴趣。柯文说。
所以亚瑟和柯文因为经济研究计画的经费和发展速度而时生龃龉，也就不足为奇了。柯文说：在科学委员会上，亚瑟站在同伙的经济学家那一边，主张既然经济研究计画很成功，我们就不该把经费挪到其他研究计画上，应该继续下注在跑赢的马身上。亚瑟强烈的捍卫自己的立场。但是圣塔菲的理念是，复杂系统涵盖许多不同的层面，包括神经行为、人类行为、社会行为，以及其他许多经济学不会探讨的事情。所以，我极力主张至少要支持一个和经济研究计画规模相当的研究计画，我们需要扩大学术议题，分散风险。虽然经过很多讨论，科学委员会还是颇支持我的想法。
柯文特别想到的计画是适应性计算发展一套能应用在所有复杂科学（包括经济学）的数学和计算工具。如果我们有一个共同的观念架构，那么我们也应该有一个共同的分析架构。柯文说。他补充，展开这样一个计画，有一部分只不过是要认清有哪些既有的研究，然后给予更广泛的支持。贺南的遗传演算法和分类者系统大概会是适应性运算的骨干，但是考夫曼的布里恩网路（Boolean network）和自动催化组、兰顿的人工生命、亚瑟和其他经济学家众多的经济模型，都有类似的概念。法默曾在论文中指出，神经网路、免疫系统模型、自动催化组、分类者系统基本上都围绕着相同的主题。事实上，适应性计算这个名字是西蒙斯想出来的，有一天他和柯文在办公室里推敲有什么名字能广泛的涵盖所有这些概念，但又不会像人工智慧一样带着知识的包袱。
所以，在现阶段，适应性计算研究计画只是给予目前的发展正式的肯定及协调，同时提供额外的经费给研究生、访问学者，以及举办研讨会。长期而言，他希望这个研究计画能促使经济学家、社会学家、政治学家、甚至历史学家的研究更严谨而精确，就像当初牛顿发明微积分对物理学所造成的影响一样。我们期待的是，在十年或十五年以后将会研究出一套演算法，可以量化复杂适应性作用体彼此互动的方式。柯文说：目前社会科学家论辩的方式往往是两个人各执一词，每个人都认为他的见解最重要。我的看法比较重要，因为我能证明财务政策比货币政策重要等等。但是，你没有办法真的证明这个观点，因为终究是诉诸文字。然而，电脑模拟提供了一系列清楚界定的变数，大家至少讨论的是同一件事。而且，电脑能让你处理更多的变数，所以，如果你的模拟把财务政策和货币政策都包含在内，你就可以分析这两种政策孰轻孰重。这样的结果有可能是正确的，也有可能错，但是这种辩论方式的架构要清楚多了。
亿万富豪醉心复杂
无论电脑模拟是不是真有那么好，展开适应性计算研究计画，至少能带来大家乐见的副作用柯文等人可以名正言顺的把贺南从密西根请来，担任圣塔菲第一位全职研究人员。不只因为他是主持这个计画的不二人选，同时也因为他充满了源源不绝的活力和新点子。大家都喜欢常看到他。
在柯文和西蒙斯给国家科学基金会和能源部的提案中，适应性计算独占了十页的篇幅，其中大部分是由热心的贺南亲自执笔。厚达一五○页的提案书在一九九○年七月十三日寄出。之后，他们所能作的只是祈祷、等待，希望评审诸公仁慈一点。
圣塔菲研究院追求贺南的过程，带着点讽刺的意味。在研究院草创之初，柯文和其他创办人一心一意想聘请专职研究人员，把圣塔菲变成一个像纽约洛克斐勒大学一样成熟的研究机构。但是，现实的财务问题从中作梗。到了一九九○年，柯文、西蒙斯和其他不少常驻圣塔菲的学者，都开始觉得财务的限制不尽然只有坏处，事实上，没有专职研究人员似乎对圣塔菲更好。
好处是我们更有弹性，柯文说。他充分明白，一旦再请了一群专职人员，在这些人离开或去世以前，研究计画都动弹不得。所以，为什么不干脆让圣塔菲继续扮演触媒的角色？到目前为止，圣塔菲表现出色。继续让访问学者轮番上阵，在圣塔菲待一段时间，和这里狂放的知识活力充分融合，然后再回去各自的校园中，继续和圣塔菲保持长途的合作关系，同时在同事间散播革命的火种。
但是，尽管言之凿凿，一碰到贺南的情况，每个人却都乐意为他破例。更棒的是，支持贺南的经费已经有着落了。前捷克反政府斗士、自力奋斗有成的伦敦报业巨子兼亿万富翁麦斯威尔（Robert Maxwell），对复杂科学这样的东西产生浓厚的兴趣。
当然，一九九一年末麦斯威尔离奇淹死，以及他负债累累的媒体王国随之迅速瓦解，也令他声名大噪。但是，在一九九○年当时，他就像神话中的教母一样。圣塔菲与麦斯威尔的接触早在一年前就开始了，葛尔曼有一次碰巧见到了麦斯威尔的女儿克丽斯汀，克丽斯汀于是安排葛尔曼在一九八九年五月和他的父亲共进午餐。当葛尔曼向柯文报告，麦斯威尔似乎对圣塔菲研究院所作的事情大感兴趣时，每个人都一片茫然，不知道麦斯威尔身价几许，但想必有数不清的财富。
一九九○年二月，在多次的传真及电话往返后，从伦敦来了一封特别的传真信函，其中有两个重点。第一，麦斯威尔说他希望藉由捐十万美金来赞助适应性复杂系统的研究，展开与圣塔菲研究院的合作关系。第二，他很喜欢圣塔菲的想法创办一份关于复杂科学的新学术期刊，他希望这份期刊能交由他旗下的学术出版公司普格蒙（Pergamon Press）出版。
展开合作关系？柯文和西蒙斯对着这几个字沉吟了好一会儿，最后，柯文决定冒一冒险，提高赌注：我想要求更多。在回信中，柯文附上了圣塔菲学术期刊委员会的工作概况，提纲挈领的说明他们对这份期刊的构想，同时还提议麦斯威尔在圣塔菲设立麦斯威尔教授奖助金，每年捐助三十万美元。柯文解释，这个数目不但涵盖了麦斯威尔教授的薪水，同时也足以支付博士后研究员及研究生、秘书的薪水、出差费用及其他各项杂支。
有一段时间，伦敦音信全无。柯文和西蒙斯早已耳闻麦斯威尔大权独揽，所以他们能做的只有不断的透过信件、电话提醒，并透过葛尔曼、克丽斯汀及克丽斯汀的兄弟们与麦斯威尔保持联系。原则上同意的回音终于来了，正好赶上一九九○年三月的董事会，在会中正式通过提供贺南五年的麦斯威尔教授奖助金。
巧立圣塔菲前哨
在密西根，贺南开始好好利用这个机会大作文章。当时，他对于电脑通讯学系被并入电机工程学系耿耿于怀，他痛恨工学院里只看短期、强调应用的研究风气，因此已经开始想办法脚踏两条船。几年前，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就暗示过可能聘他为荣誉教授。所以贺南展现了不为人知的灵活手腕，他立刻去找教务长，说：如果要我留在密西根，至少要让我可以在心理系兼职。密西根心理系在美国名列前茅，贺南自从撰写归纳法这本书的时候，就和心理系接触频繁。教务长戈登柏格（Edie Goldenberg）一方面体谅他的状况，一方面急于把他留下来，就作了必要的安排。
现在，手中握着圣塔菲的邀约，贺南又去找戈登柏格。麦斯威尔教授奖助金是作研究的理想机会，我很想接受这个职位，除非我在密西根也能花更多的时间在研究上。戈登柏格再度听进他的话，找到经费，作了种种安排。同时，还协助贺南安排好替代方案：心理系聘贺南为全职教授，同时减轻他的教学负担，因此他可以花更多的时间作研究。另一方面，他要为密西根大学与圣塔菲研究院建立起永久的合作关系，密西根的教授、博士后研究人员及研究生能定期到圣塔菲作研究，而且两个机构经常共同举办学术会议。就好像大雪纷飞的安娜堡是圣塔菲研究院的前哨站一样。
合作关系在一九九○年夏天正式建立，贺南在秋天安排了为期两周的研讨会来宣告圣塔菲前哨站的成立，还特别举办了由亚瑟、葛尔曼及史丹福的费德曼参与的座谈会来揭开序幕，大家都很开心。杜德斯塔特校长（James Duderstadt）亲自为座谈会揭幕，而且还从头听到尾！贺南说：他还作笔记。研讨会很有趣，每个人都很高兴。从那时候开始，除了到圣塔菲及参加学术会议，贺南大半时间都快乐的躲在自家书房中，与他的麦金塔电脑为伴。后来，他甚至认真考虑从大学退休，以便花更多的时间在研究上。生命有限。我年纪大了（他当时六十三岁），但是我还有很多新的想法有待研究
而在圣塔菲这厢，柯文很遗憾贺南拒绝了圣塔菲的职位，但是他承认贺南用计扭转劣势，令他大开眼界，尤其是贺南还不惜以工作为赌注，来维系住与密西根的联系。圣塔菲对这样的安排喜出望外。
同时，柯文还得应付麦斯威尔。他和西蒙斯在一九九○年初夏，一直客气的以传真信函提醒伦敦：请不要忘了把钱汇来。八月，写着十五万美金的麦斯威尔私人支票终于寄到，这是第一年三十万美元捐款中的第一笔，这时候他们才告诉麦斯威尔，贺南没有办法接受奖助金。如果我去密西根和他谈谈，你觉得有没有用？麦斯威尔回答。
没有用。但是圣塔菲提出折衷方案：一九九○年秋季这个学期，就由贺南和葛尔曼分享这笔奖助金，贺南会利用这段时间为新的适应性计算研究计画打好基础。一九九一年，再由考夫曼和潘恩斯轮番上阵。同时，圣塔菲会利用这种弹性来延揽一流的年轻科学家，像洛伊（Seth Lloyd）、克洛区菲、贺布勒（Alfred Hubler）等。
麦斯威尔透过传真机表示同意。而大家似乎对于新的复杂科学期刊由麦斯威尔的普格蒙出版公司出版，也都没有异议。柯文和麦斯威尔在越洋电话中长谈后，敲定了合作细节，但是不久，麦斯威尔就突然决定卖掉普格蒙出版公司，来筹措购并的资金。幸好，一九九一年二月下旬，在连连越洋传真催促之后，麦斯威尔居然还记得寄来第二笔十五万美元的捐款。
葛尔曼研究院？
一九九○年整个夏天，每当有人提起柯文的接班问题时，葛尔曼就会叹口气，以逆来顺受的口吻说：我猜最后我不得不接手。
可以理解，葛尔曼当然不想当圣塔菲研究院的院长，他讨厌繁忙的行政工作，他一辈子都在想办法推掉这类的工作。但是，圣塔菲研究院和复杂科学太重要了，还有谁能有这样的远见，能洞悉圣塔菲该做的事情？还有谁能把复杂科学解释得这么清楚？还有谁有这种声望和人脉来登高一呼？
的确，还有谁做得到？圣塔菲的接班人遴选委员会立刻陷入瘫痪。没有人上当，大家都知道葛尔曼巴不得能当上圣塔菲研究院院长，问题是，他们敢不敢让他当院长。有些人觉得应该认真考虑这个可能性，他们说，毕竟葛尔曼在科学史上是个影响力人物，又得过诺贝尔奖，如果他真的想要这份工作，为什么不让他试试看呢？
比较了解葛尔曼的人则只要想到葛尔曼要尝试管理工作，就大惊失色。没有人怀疑他智慧的见解、他的活力、或他的募款能力，他能源源不绝的想出各种有趣而值得研究的科学问题，而且他似乎认识每一个人，而且他有一种惊人的本领，能把各领域一流的人才聚集在一起。没有他，圣塔菲就没有今天的面貌。但是院长？他们可以想像未回的电话和待签的文件会在他的桌上堆积如山，而他却在远方挽救雨林。更糟的是，他们可以预见圣塔菲实际上变成了葛尔曼研究院。
在我所认识的人当中，葛尔曼最对生命抱着纯粹知识分子的观点。他的谈话或是他生活中的其他事情，都围绕着他对知识的关注。他非常关心圣塔菲的研究方向，他很清楚自己希望圣塔菲往什么方向发展；他曾经深入思考这个问题，他希望我们朝着他设定的方向发展。一位认识葛尔曼多年的物理学家说。
目前的情况利弊参半。由葛尔曼这样杰出的学者来领导圣塔菲走向更富于生产力的方向，对研究院而言是件好事。但是，另一方面，只要葛尔曼在场，其他人几乎就不可能插嘴。一旦他分析了一个问题，他就觉得问题已经分析清楚了，如果有人不同意，他会认为他们不是没有听进他的话，就是没弄懂他的意思。所以，他不是把别人的意见一笔勾消，就是更详细的重复一次自己的论点。无论是纯因才智过人或个性强烈，他就是会排斥任何不同的观点；每个人都看到圣塔菲可能会成为葛尔曼追求他个人所热中的学问的工具。
简单与复杂之争
柯文当然也看见这个危机。平心而论，他听葛尔曼说过圣塔菲需要多样化以及兼容并蓄的观点，但是他也相信葛尔曼当了院长将会破坏研究院的狂放气氛和多元性，许多有原创性的人才将会离开，即使葛尔曼本意不是如此。葛尔曼总是觉得他的看法是唯一可能的看法，他总是要改正别人的看法。
柯文这么说其来有自。自从圣塔菲研究院创办以来，他就一直在和葛尔曼打这场仗。当然，他一直自我节制，他知道他和研究院都很需要葛尔曼。很多时候，他不得不对葛尔曼让步，以致于许多人质疑他是不是被诺贝尔奖得主的头衔震慑住了。但是，有时候连柯文也受不了。
他们长期争论圣塔菲该研究什么，就是最好的例子。葛尔曼说：我认为圣塔菲研究院的研究主题应该是简单与复杂，对我而言，宇宙的简单法则及其或然性、资讯的本质及量子力学，都很重要。没错，圣塔菲讨论过两次资讯和宇宙的关系，早期我们也探讨过超弦，以及纵观数学和宇宙学、粒子物理。但是我们既不能研究简单，也不再讨论超弦。我不知道为什么柯文痛恨这些题目。
事实上，柯文并非痛恨这些想法，超弦理论的确很神奇。 （超弦理论是一种假设的万有理论，把所有的基本粒子形容成纯能量的小得不能再小、猛烈振动的弦。）只是能研究超弦、夸克、宇宙学的地方比比皆是，他不认为圣塔菲应该把时间或金钱浪掷在重复别人的研究上。而且不是只有柯文这么认为，大多数的科学委员提到超弦研讨会，都说：绝不再办了。但是，最令柯文恼火的是，葛尔曼的简单研究听起来像是伪装过的化约主义，而且他发现葛尔曼依然喜欢贬低任何他不感兴趣的学问，例如化学或固态物理。他会当着安德森的面，称固态物理为污态物理（squalid︱state physics），显然只是为了激怒安德森。柯文说，也许葛尔曼只是想开开玩笑，但是他的言下之意是，研究集体行为是实际、混乱，而且不是那么有智慧的。
在局外人眼中，他们对葛尔曼的简单观念的不耐，听起来好像中古时期关于神学精义的秘密争辩。但是柯文和葛尔曼都十分恼怒，由这个主题往往衍伸出其他的争辩，然后就谈不下去了。柯文特别记得在一九八七年的某个场合，五、六个圣塔菲的资深研究员围坐在会议桌旁，讨论该怎么形容圣塔菲研究院。柯文说：每次我们说我们有兴趣致力于复杂科学时，葛尔曼就会加一句：以及构成复杂科学的基本原理他指的是夸克。他言下之意是社会组织也是由许多夸克所组成的，夸克的原理可以贯彻到不同的群体之中。
这种对于对称和绝对化约主义的信仰，我称之为理论物理的宗教。我看不出有任何理由要采信这样的说法，我说我们不会这样做！柯文说。柯文的论点是，复杂、突现系统代表一种新科学，需要探究的是超越基本作用力定律的整体行为。
葛尔曼面无表情的说他不能接受，柯文说：我第一次明白葛尔曼提出自己的主张以后，就希望别人都依他的方式做。我觉得他太自大了，我控制不了我的脾气。
的确，那时柯文勃然大怒，拿起桌上的论文，说：我不干了！然后就走出去。奈普和卡鲁塞斯赶紧追出去，大叫：柯文，回来！
柯文最后还是回来了，从那次以后，葛尔曼几乎都不再提简单二字。
避免世纪大灾难
但是，简单理论带给柯文的困扰，如果比起他对全球永续生存研究计画的反感，又是小巫见大巫了。起初，这是柯文的研究计画，反映出他一向对地球上人类前途的深深关注。而且他当时也不是称之为永续生存，他最初的想法是称为全球稳定或全球安全，一九八八年他筹画的第一次小研讨会，就叫全球安全研讨会。柯文说：刚开始时，还有人讨论像国家安全之类的主题，但是很快就跳出这个范围，而讨论我们在未来几百年中，要如何避免A级灾难，存活下去？这是要好几代才能解决的问题。就混沌边缘的观点，要避免这样的大灾难，必须想办法阻止毁灭性的崩溃和巨变。最初，在我的单子上，A级灾难的第一顺位是核子战争，B级灾难则是像第二次世界大战之类。但是在我们开第一次研讨会之前，美苏两国重修旧好，核子战争的问题降为名单上的第五位，而快速浮现的却是人口爆炸问题艾利希口中的大灾难。然后是可能的环境灾难，例如温室效应；我自己倒不认为这会变成A级灾难，但是其他人认为如此。
这个计画不动声色的进行了一段时间，主要是因为柯文在抽得出空来的时候，就安排一些小型会议。但是，葛尔曼对这个问题愈来愈感兴趣，以全球、整合的眼光来看人类的长期生存问题，这样的想法正投其所好。毕竟，葛尔曼是在五岁时漫步于纽约中央公园观察自然时，开始对科学发生兴趣。他最关心的问题，广义来说，是全球的环境保护问题，狭义来说，则是保持雨林生物的多样化。所以，他强力介入，坚决的把柯文的全球稳定性研究计画推向他想要的方向。到了一九九○年，他已经成功的修正议程，把这个研究计画变成了他的计画。
他的议程比柯文的激进多了。葛尔曼不只对避免灾难感兴趣，他还要进一步达到全球的永续生存境界尽管这个名词的含义模糊不清。
一九九○年五月的圣塔菲研讨会中，葛尔曼指出，近来永续已经变成时髦的陈腔滥调。对大多数人而言，永续的意思似乎是照正常状况持续下去，但这正是问题所在。葛尔曼曾协助创立了华盛顿的环境智库世界资源研究院；那所研究院的学者认为，只有当人类社会在未来几十年内，经历了至少六种转变之后，才可能发生全球永续生存。
一、在人口结构上，过渡到几乎稳定的世界人口。
二、在技术上，过渡到每个人对环境的影响达到最小的程度。
三、在经济上，努力让商品及服务的真正成本（包括环境成本）都能反映在价格上。因此，有足够的诱因使世界经济不再耗尽大自然的资本，而是善用大自然的收入。
四、在社会上，大家共享资源，全世界的穷人都有更多无害的就业机会。
五、在制度上，建立跨国界联盟来促进全球问题的研究，同时整合政策的不同层面。
六、在资讯上，藉由科学研究、教育及全球监督，使大多数人都能了解他们所面对的挑战本质。
治疗社会的精神病
当然，诀窍在于要从现在过渡到上述的未来，同时避免发生柯文所说的A级灾难。葛尔曼说，如果我们希望达到这个目标，研究复杂适应性系统显然举足轻重。要了解这六种转变，也就是了解相互牵动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力量，你不可能像过去一样，只看个别的问题，就希望能描绘出系统的整体行为；你惟有把世界看成一个相互紧密连结的系统才行！
更重要的是，要确定未来是值得生存的世界。永续的人类社会很容易变成欧威尔式的恐怖国度，生活在其中的人都受到严密的控制，没有人身自由。永续的社会应该有适应能力、坚强、经历小灾难后能迅速复原、能从错误中学习，这个社会应该不是静态的，而是能容许人类生活品质不断成长，而不是只有人口成长。
他说，要达到这个目标显然需要一场艰苦的战役。西方的知识分子和企业主管都是理性论者，一意强调会导致不良后果的手段，也因此他们只寻求以技术来防止不良后果。所以，我们有避孕措施、军备限制协定等等。这些事情当然都很重要，但是真正的解决方法绝非仅止于此，必须要升华或转换我们的传统欲望像是胜过敌人、征服敌人之类。这些冲动可能已经根植于我们的脑子里，但是我们不能再容忍这种想法。
葛尔曼说，还有一个关键问题。一方面，严重威胁人类的是迷信及神话、普遍存在的部落主义，以及人类顽固的拒绝认清地球的紧急问题。要达成这六种基本转变，大家必须在原则上取得广泛的共识，并且以更理性的方式来思考地球的问题及管理自我。
但是另一方面，要如何才能容忍文化的多样性？伊朗国王企图西化伊朗却引起激烈反应，可见不能靠一纸命令来强制消灭文化，这个世界必须容许多元文化的存在。在能永续生存的世界里，文化的多样性就像生物学中遗传的多样性一样重要。葛尔曼说，我们需要跨文化的激荡。找到如何抑制物质欲望，提升精神欲望的方法，就显得格外重要。长期而言，要解决这种两难的困境，除了敏锐的触角外，还需要深入发展行为科学。毕竟要治疗个人的精神疾病已非易事，要治好整个社会的精神疾病更不简单。
葛尔曼说：当然，圣塔菲要做的正是研究这种多元、紧密连结的系统。但是，他认为圣塔菲规模太小，无法独力承担研究全球永续生存的重担，必须和世界资源研究院、布鲁金斯研究院及麦克阿瑟基金会合作。圣塔菲集中心力于基础研究，其他机构则在政策面着力，这样才能切入永续生存的整体问题。
当仁不让
一九九○年五月之前，改称为全球永续生存的研究计画早已跳脱柯文的控制，柯文惟有在愠怒中静观其变。毕竟葛尔曼是科学委员会主席，他比柯文更有权对研究计画的方向置喙。葛尔曼也的确当仁不让的依自己的想法来界定研究计画的方向；而身为院长的柯文，责任是出外募款。
葛尔曼拟订的研究议题更叫他气恼。柯文并不认为这个计画全然不可取，柯文自己还曾经带头主张，目前的世界离永续生存还有一段距离，必须要推动一些根本改变。但真正令柯文忿忿不平的是，葛尔曼和他来自布鲁金斯研究院、麦克阿瑟基金会和世界资源研究院的伙伴，早已胸有成竹。尽管葛尔曼嘴里说的是另一套，但是你注意听他们的言谈，就禁不住觉得他们自认了解问题，也了解答案，他们真正想做的就是著手挽救雨林。
柯文并不孤单。圣塔菲研究院里有很多人质疑，全球永续生存研究计画会不会演变成全球环保运动。一位圣塔菲人说：如果你已经知道该做什么，那就不叫研究计画，而叫政策执行计画。那不是我们要扮演的角色。
但是，柯文已经没有力气和葛尔曼抗争了，让他把持那该死的永续生存计画吧！柯文卸任后，还可以回去研究他的全球稳定观点。柯文说：我觉得葛尔曼和我并不真有很深的歧见，我们其实有些地方还蛮像的，也许这正是问题所在。他的社交技巧太差，很容易就冒犯到我。其他人也受他的气，但我没有必要忍受这些，也许我因此就更容易失去耐性。如果我的修养更好一点，也许就不会有问题。到了我这把年纪，我已经不太会和得罪我的人计较了！
同志继续努力
一九九○年接近尾声，葛尔曼仍然是圣塔菲研究院院长的唯一认真的候选人。有一天，柯文碰巧和奈普聊天，奈普现在回罗沙拉摩斯主持介子（meson，任何具有强交互作用的粒子）物理研究计画。高大随和、银发如波的奈普，提到罗沙拉摩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