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理的才能属于思想，实务的才干属于行为，二者之于人，常以不相等的比例结合，甚少能两美俱具的。有论理之才者，每偏于优柔，寡于决断，遇一事之来，必从多方面去研摩观察，计虑其得失成败，所定的标准高，可行之程度低；而有实务之能者，遇事每不拘理则，从而著手进行，所为的速度快，所得之效率偏。果有会通而不执守一偏者，自能胜任艰巨，无往不利。
才能的发展，一方面属于先天的禀赋，一方面属于后天的训练培育。人之禀赋各异，长于运用脑力思维的人，每绌于推动事务；至于谋定而后动，算无遗策，则又非专于事务者所擅长，于是才难之叹，古今殆具同感。
虽然，一般学术家，兼具经世之才者，亦非绝无。哲学家牛顿，曾任造币厂长，未见有溺职情事。天文学家哈瑞尔，出长印务局时，亦未闻有不适之言。德国芬璞脱兄弟，均治文学及哲学，然又兼治外交及政治，亦能克展所长，胜任愉快。撰著罗马史的历史学家芮布尔，素长治事之才，有能名，当其秉荷兰政府命，驻驿阿非利加时，颇能振非常之手腕，后又任整理国债委员，以精细核实著称；脱离官职后，担任银行经理职，于事务繁剧之余，仍研究罗马兴衰之历史，兼习阿拉伯语言及其他文字，均有所获。
拿破仑的为人，经常好纡尊降贵而就学者请益，其意盖欲借学者之头脑，以期强盛其政府，故一时法国学者被拿氏拔擢者甚多，其中有非常之干才，亦有颟顸无能者，数学家拉布莱斯，曾被简为内务大臣，惟莅任不久，即行去职。拿破仑批评他说：拉布莱斯于事毫无定见，祗就其烦琐处讨论不已，其思想虽精密，而实无治事才能。寥寥数语，固可为一般学人之写照。史学家陶尔，拿氏欲畀以经理大臣，陶氏固辞说：我一生但知耗目力于书本之上，出任官职实非本务。拿氏回他道：我祗是殷望有一位强毅有学问的同僚，俾共相黾勉。陶尔由是感激，许以驰驱，颇能不负拿破仑特达之知。而其谦逊、清廉、正直的特性，殊非当朝所有官员所能媲美。
才能可由历练得之，伽拉依儿说：即令是凡庸平常之人，如果竭力去做一件事，终有成功之望。凡是有职业陶养的人，久之自能具备其专业之才能。构成才能的主要元素之一，即是勤于所事；能干的人通常有一特色，他们最怕闲着无事，偶或无事，心且不堪其苦，万一被摈除于专门职业之外，必更就共他途径，求可勤劳之方。法谚说：勤勉的劳力，造成熟练的专家。有能名者，固无不勤劳，一切伟大事业之中，固绝无怠惰懒散人立足的余地；不挠的精神和熟练的经验，才是干练之才的特质。
由工作才显得出才能，一个人所贮存的聪明才智，必须借体力的活动而保护之。人的心神，必须时时灌溉以积极的主义，若是懵懵懂懂，惟将一生空送于饮食寝处，则机能必且废颓。譬如机器，日久不用则生锈，而其动力则由是丧失。凡人于其所务之胜任愉快者，必有一瞬不容闲时，在百忙之中，须一息不懈，始觉心安体适，及其亲身目睹成功的果实，自益觉心旷而神怡了。
治事与为学，本有相互策应之妙，但如学非所用，用非所学，则难以成材。自来论理的才能与治事的才能虽判然各为一物，苟能以精神上的修养，变成心意间的会通，则其间亦无界限可言。如果执拗成性，局于一隅，虽有高尚的意见，不知参以客观的情势，及出而行事，便窒碍难通，甚至偾事有余，那就绝无成效可言了。波拉斯德说：成功的要素有二，在着手之前，应深思熟考；既着手之后，则惟努力迈进，决不三心二意，进退维谷。你如果想培育你的才能，必须对这话深加体味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