醒来，天花板上有个彩色的图案，忽而黄，忽而绿，忽而黄绿交错。望望窗，夜色已四合。翻身下床，走去窗边俯视，原来对街一幢四层楼宇的天台上新近装了一个很大的霓虹灯广告牌。商人是无孔不入的。不久的将来，当新鲜感消逝时，我必会憎厌这彩色光线的侵略。不过，现在我却欢迎这突如其来的热闹。我用小孩子看万花筒的心情去欣赏这新颖的广告牌。
有人敲门，是雷太太。
电话，她说。
我匆匆走入客厅，拿起电话，原来是麦荷门。他约我去兰香阁饮茶。
见到麦荷门，第一个印象是：他消瘦了。不必问，准是《前卫文学》的担子压得太重，使他透不过气来。谈到《前卫文学》，他说：
第二期已经付印了，创作部分还是找不到好稿子。
是的，大家都去撰写通俗文字了。
这样下去，水准越来越低，完全失去创办这个杂志的意义。
不一定，我说。事实上，此时此地想征求独创性的作品，的确相当困难。不过，译文部分倘能维持创刊号的水准，杂志本身依旧具有积极的意义。创刊号的销数怎么样？
很坏。
坏到什么程度？
星马一带运了一千本去，据那边的代理写信来，最多只能卖出三十本，希望我们下次寄书的时候，寄一百本就够了。
一百本？
即使是一百本，代理商还提了几个要求。
什么要求？
第一，封面不能继续维持这样朴素的作风，如果不能用橡皮车印，至少也要三色套版。第二，内容方面，减少译文，加多几个长篇连载。
长篇连载？
他说读者不喜欢阅读短篇小说，想增加销数，必须增加长篇连载。
好的短篇创作尚且不容易找，哪里有办法找到够水准的长篇小说？
代理商所指的长篇小说跟我们心目中的长篇小说不同。他所要求的，乃是张恨水式长篇小说。
张恨水的东西，属于鸳鸯蝴蝶派；怎么可以算是文艺作品？
在代理商的心目中，武侠小说也是文学的一种形式。前些日子，不是有人还在提倡什么武侠文学吗？
你的意思怎么样？
这还用说？如果《前卫文学》为了销数而必须刊登鸳鸯蝴蝶派小说的话，那还成什么前卫？
除了星马以外，其他地区的发行情形怎么样？
菲律宾的代理商来信，说是第二期只要寄十本就够了。曼谷方面，以后每期寄三本就够了。据说这三本还是看在这边总代理的脸上才拿的。
本港呢？
本港的情形稍为好一点，但也不能超过一百本。
总计起来，两百本都不到？
是的。
那末第二期准备印多少？
五百本。
销数只有两百，何必印五百？
印五百与印两百，成本相差不多；事实上，印两百与印一千也不会有太大的距离。所以，虽然销数少得可怜，我还是想印五百本。我希望第二期的销数会增加一些，虽然这看来是不容易实现的希望。如果第二期销数跟创刊号一样的话，只好将那些剩书留着汇订合订本。
荷门，我们是老朋友，能不能允许我说几句坦白话？
你说吧。
如果一本杂志每期只能销一百多本的话，那就没有必要浪费精力与钱财了。
不，不，只要还有一个忠实读者的话，《前卫文学》绝对继续出版！除非经济能力够不到的时候，那就
荷门讳言停刊两个字，足见其态度之坚定。我不敢再提相反的意见，正因为他的看法与做法都对。以我自己来说，我是一个文学领域里的逃兵，没有资格要求一个斗志坚强的战士也撤退下来。
受了荷门的精神感召，我竟自告奋勇地愿意抽出一部分时间，给《前卫文学》写一个短篇创作。
荷门很兴奋。
但是提出一个问题：
发表时用什么笔名？
当然用我一向用惯的笔名。
可是，你目前正用这个笔名在四家报纸上写四个黄色连载。
关于这一点，我倒并不像你那样认真。我认为笔名只是一个记号。读者决不会只看笔名而不看文章的。福克纳在写作《喧哗与愤激》之前，也曾写过几部通俗小说，浪费很多精力，企图迎合一般读者的趣味。等到他发现自己的才具并不属于流行作家那一派时，他发表了《喧哗与愤激》。结果赢得批评界的一致叫好，并荣获诺贝尔文学奖金。此外，当年的穆时英，也曾以同一个笔名同时发表两种风格绝然不同的小说：一种是通俗形式的《南北极》；一种是用感觉派手法撰写的《公墓》与《白金的女体塑像》。至于张天翼，早期也曾写过不少鸳鸯蝴蝶派小说。所以，《前卫文学》不应该坚持这一点。事实上，、今天的香港文艺工作者几乎十九都曾写过商业化文字。我们应该重视作品本身所具的价值，不必斤斤于小节。
荷门瞪大眼睛望着我，似乎仍未被我说服。看样子，他不愿意撰写《潘金莲做包租婆》的人在《前卫文学》上发表文艺创作。
我的看法跟他不同。我认为重要的是作品本身。
不过，荷门既然有此成见，我也没有必要与他争辩。实际上，我之所以毅然答应为《前卫文学》写一个短篇创作，完全因为受了荷门那般傻劲的感染。他既然反对我用写通俗文字的笔名在《前卫文学》上发表作品，我也乐得趁此作罢。我已决心作一个文学领域上的逃兵，又何必再挤进去。于是我说：
这些年来，为了生活，写过不少通俗文字，即使想认真写些东西，恐怕也会力不从心，与其糟蹋《前卫文学》的篇幅，不如藏拙。
荷门摇摇头说：
我对你的创作能力有绝大的信心，问题是：我不赞成你用撰写《潘金莲做包租婆》的笔名来发表严肃的文艺创作。
既然这样，就算了吧。
麦荷门用叹息解释一切。我向伙计要了一杯酒。逢到这种情形，只有酒才是真正的朋友。我们不再交谈，好像有意在沉默中寻找些什么。两杯下肚，麦荷门吩咐伙计买单，说是要到印刷所去看看，先走了。我立刻感到一种无比的空虚，用眼对四周扫了一圈，茶客虽多，我却十分孤独。
忽然想起杨露。身上现款不多。走出兰香阁，到一家报馆去借支稿费。
主持人摇摇头，表示没有办法。我很生气，愤然离开那家报馆，去到另一家，借支两百元稿费，雇车去湾仔。
杨露见到我，说我在生气。我不加否认，杨露就夸耀自己的聪明。其实，她弄错了。她以为我在生她的气。
我邀她出去喝酒，她一口答应。
在一家东江菜馆吃盐煽鸡时，杨露仰起脖子，将半杯白兰地饮尽了。她的酒量并不太好，忽然酒兴那么浓，不会没有理由。我为她斟了半杯，她说：
下个月一号起，我不做了。
跳槽？
不是。
对蜡板生涯感到厌倦？
不是。
既然这样，为什么忽然有辍舞的念头？
嫁人！
谁？你的对象是谁？
一个年轻的舞客，你没有见过。
这年轻两字犹如两枝箭，直射我心，又刺又痛。我举起酒杯，一口将酒喝尽，心乱似麻，只是不开口。杨露说我醉了。我摇摇头。杨露用纤细的食指点点我的脸颊，说我的面孔红得像舞台上的关老爷。我知道我很激动；但是杨露竟视作酒的反应，我难免不感到失望，因为杨露对我的感情全不了解。
你家里的负担可不轻？辍舞后，他们的生活费由谁来负担？
我不能为了他们一辈子不出嫁！
他们必须活下去。
这是他们的事。
听语气，杨露对她的父母颇不满意。几经询问，才知道杨露曾经为了自己的婚事与嗜赌的父亲吵过嘴。
杨露的固执，犹如一棵松树。就一般情理来说，她的反抗不但是应该的；而且是必须的。不过，对于我，事情的突如其来，一若淋头冷水。我一直以为杨露对我有特殊的好感，现在才证明不是。我与杨露间的感情等于一张薄纸，用蘸着唾沫的手指轻轻一点，就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