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阅日报，不一定想看什么。无意中看到一则电影院的广告，原来有一家头轮戏院正在上映《蝴蝶梦》。我曾经替莫雨写过一个《蝴蝶梦》的电影剧本，没有被采用，因此好奇心陡起，颇想看看莫雨编的剧本究竟比我高明多少。根据报上的广告，这戏是莫雨编导的。 （莫雨是个当场记出身的导演，专靠抄袭好莱坞手法来欺骗国语片观众，写一封通顺的信都成问题，哪里有能力执笔写剧本？）有了这样的怀疑，我急于看看这部电影了。
荷门打电话来，问我有没有将格拉蒙那篇文章译出。我坦白告诉他：
昨夜又喝醉了。
你不能这样自暴自弃！
荷门，我们的《前卫文学》是没有前途的。读者要求读武侠小说与黄色文字；而我们偏偏要在这个时候办文学杂志。我们的固执不但不能开花结子；而且必将招致更大的失望。
我知道。
既然知道，何必一定要办？
我不想赚钱，因为文学不是商品。
惟其不是商品，所以一定亏本。
花五千块钱而能替中国文学保存一点元气的话，其价值，已经不是金钱所能衡量的了。我劝你还是多做些有意义的工作，少喝些酒。明天上午，我希望你能够将文章译出，尽快送去印刷所。
搁断电话，内心陷入战争状态。我不知道应该做些什么。我可以少喝些酒，却不愿意多做有意义的工作。心烦意乱；生活的担子早已压得我透不转气。为了生活，我有意撰写黄色文字。
现在，肚子饿得很。看看表：中午一点半。下楼，走进茶餐厅，向伙计要了一碟扬州炒饭。
饭后，搭车去看《蝴蝶梦》。
出乎我意料之外，这部电影大部分依照我的剧本拍摄，所有分场分镜，包括对自在内，都与我写的差不多。但是，我却一分钱的编剧费也没有拿到。
电影公司当局绝对不至于这样卑鄙；问题一定出在莫雨身上。
不付编剧费，还在其次；连片头都混水摸鱼地写着莫雨编导，未免过分。
我与莫雨相识已有二十多年，彼此交往不密，但是对他的为人，倒也相当熟悉。以前，他不是这样卑鄙的；现在，可能因为在电影圈混得太久，才变得如此狡狯。
在愤怒中，我看完这部《蝴蝶梦》。走出电影院，再也无法遏止内心的激动。打了一个电话给莫雨，第一句便是：
我刚刚看过《蝴蝶梦》。
请指教，请指教，他说。
我觉得剧本很成问题。
很成问题？什么问题？
这个剧本只有艺术价值，缺乏商业价格。
莫雨笑了，笑得很勉强。
老朋友何必说这种话？
难道你还肯将我当作朋友看待？
我们是二十多年的老朋友了。
好，现在，我有困难想请你帮忙解决。
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只要我做得到，一定帮你。
直到现在为止，我没有找到工作，欠了别人一笔债，非还不可。
莫雨顿了顿，问：
要多少？
三千。
这个这个数目，恐怕
怎么样。
能不能减少一点？最近我手头拮据，三千块钱不能算是一个小数目，一时很难凑得出来。
三千块钱只是一个剧本的代价。
莫雨又顿了顿，说：
好，好，我尽量想办法，过一天，我派人将钱送过来，你还是住在老地方？
不，我搬了。
我将地址告诉他，搁断电话，走进邻近一家茶餐厅，要了一杯威士忌。
（这是一个人吃人的社会，我想。越是卑鄙无耻的人越是爬得高；那些忠于良知的人，永远被压在社会底层，遭人践踏。）
当我喝下两杯酒之后，就想喝第三杯。 （人的欲望是没有止境的。我必须控制自己。我现在的收入全靠《前卫文学》的薪水，其实，说是薪水，倒也像施舍。我不能将一个月的生活费用全部变成酒液喝下。）想到这里，心似火焚。我对《前卫文学》从未寄予任何希望；如今更不想继续搞下去了。 《前卫文学》是没有稿费这一项预算的：十分之三的稿件将由我自己执笔。为《前卫文学》写稿，所费推敲时间是无法估计的。有时候，可能在写字台前坐一天而写不成五百字。香港的文人都是聪明的。谁都不愿意做这种近似苦役的工作。我又何必这么傻？别人已经买洋楼坐汽车了；我还在半饥饿状态中从事严肃的文学工作。现在，连喝酒的钱都快没有了，继续这样下去，终有一天睡街边，吃西北风。我得马上想办法。我的武侠小说虽然写不过别人；但是黄色文字是不难写的，只要有胆量将男女性生活写出，一定可以叫座。这是捷径，我又何必如此固执？现实是残酷的，不转变，就不能继续生存。在别的国家，一个严肃的文艺工作者，只要能够写出一部像样的作品，立刻可以靠版税而获得安定的生活。但是，香港的情形就根本不是这么一回事。所谓文艺创作，如果高出了《青年园地》的水准，连代理商也必拒绝发行。于是有才气，有修养，甚至有抱负的作者们，为了生活，无不竞写通俗小说了。纵然如此，稍为具有商业价格的通俗小说，也往往会遭受无耻的盗印商侵夺作者的权益。此间盗印商都与代理商暗中联成一气。代理商要求什么，这里的盗印商就偷什么。盗印商也设有编辑部。雇一批第八流的无耻文人，专门进行偷窃工作。前一个时期，武侠小说在南洋一带非常畅销，作者们为了保障自己的权益，必须将写成的文稿先印成单行本运去南洋；然后开始在香港报纸上连载。但是有能力自费刊印单行本的作者究竟不多，所以大部分作者仍旧无法保有自己应得的权益。其实，即使是有能力自费出版的作者也未必会获得什么好处。如果他的作品销路不好，亏本的当然是他自己；反之，销路稍为过得去的，立刻就会出现翻版。作者们自以为已经想出聪明的办法来了，结果吃亏的还是自己。在香港，在台湾，在星马以及其他东南亚地区，中国作家的权益是得不到保障的。惟其如此，作者们都不肯从事艰辛的写作了。 ）
越想越烦，咬咬牙，向伙计又要了一杯威士忌。
（现阶段的文艺工作者如果想保障自己的权益，有一个办法，虽然笨拙，倒是值得研究的。我认为一个新制度倘能获得大部分作者同意，将可置盗印商于死命。作者们联成一线，倾全力去建一个读者向作者直接购书的制度。这样做，不但作者可以不让盗印商侵夺他的权益；而读者也不会遭受不必要的损失。通常，出版者将书籍由代理商推销，总以七折计算。如果读者肯直接向作者购书，就可以获得七折优待了。事实上，代理商根本不过是一座桥梁，他的工作只是将出版人的书籍放入市场。对于整个文化事业的推进而言，他的地位远不若作者与读者重要。但是，在目前这种情形之下，作者的权益给他剥削了；而读者的负担却平白无故地增加了一倍。如果读者肯直接向作者购书的话，用一本书的代价就可以买到两本书。况且，作者自费出版作品，版权费可以打得较低，原来定价一元的书，由作者自行印行后，定价只需九毫，加上七折优待，读者付出七毫子就可以购得一本平时定价一元的书籍了。不过，在实行这个制度时，盗印商一样可以盗印作家的作品的，所以读者们为了想读便宜书，必须抵制采购翻版书，然后根据报上所刊广告的地址，直接写信给作家购买。这样一来，盗印商就无所用其计了，作者可借此保障自己的权益；读者可以减轻一半以上的经济负担，同时还不致购进印刷恶劣而错字百出的书籍。）
（这是一个对付盗印商，同时可以打倒中间剥削的办法。表面上，好像笨拙一点，实底子，对读者作者都有利益。）
（如果全港的作家们联合起来，采取一致行动，那末，这个不合理的代理商制度必可打倒！）
（如果读者肯不厌其烦的话，作家们就可以不必为了谋稻粱而浪费大部分精力去撰写通俗小说、武侠小说或者黄色文字了。）
（不过，这是一个原则，技术上的困难仍多。）
（读者们必须帮助作者推翻中间剥削的制度，借以产生催生作用，让具有思想性的、反映时代的作品能够早日问世。）
想到这里，我向伙计要了一杯威士忌。我已喝了三杯酒，这是第四杯。
尽管心绪恶劣，也必须适可而止。我吩咐伙计埋单，想回家去休息一下。回到家里，意外地发现麦荷门坐在客厅里。
来多久了？我问。
一个钟头左右。
对不起，我不知道你会来的，我出去看了一场电影。
看电影？
是的，看《蝴蝶梦》。
这种电影有什么好看？格拉蒙的文章译好没有？
对不起，荷门，我
没有等我将话说出，荷门就粗声粗气说：
印刷所等着要排稿，你却走去看电影了。
这部电影不同，这是我编唉，何必再提？总之，这是一个人吃人的社会！
只要你对自己有信心，别人是无法将你吃掉的。
我无意在荷门面前为自己分辩。他是一个有志向、有毅力而思想极其纯洁的青年，对于社会的丑恶面，并无深刻的认识。我虽然受了莫雨的欺骗；却无意让荷门分担我的愤怒。
用钥匙启开房门后，我引领荷门进入我的房间，格拉蒙的文章已译出五百字，依旧摊在台面。荷门一言不发，将稿纸拿起来阅读一遍，脸上的怒意消失了。
译得很好，信、达且雅，他说。
谢谢你的赞美，不过我坦白告诉你，我已不想继续译下去了。
为什么？
因为
我没有勇气将心里的话讲出，低着头，痛苦地抽着香烟，麦荷门一再提出询问，要我说出中止翻译的原因。
为什么？他加重语气问。
我觉得我们这样做是很愚蠢的。
这还用得着说吗？不过，没有傻子去阻止文学开倒车，中国还会有希望吗？
用这样薄弱的力量去阻止文学开倒车，会产生效果？
纵然是螳臂当车，也应该在这个时候表现一点勇气。
你知道我们的杂志决不会久长？我问。
是的，麦荷门答。
那末，杂志关门后，我将依靠什么来维持生活？
这是以后的事。
如果现在不考虑的话，临到问题发生，只好坐以待毙。
香港穷人虽多，饿死的事情好像还没有发生过。再说，就算现在不办《前卫文学》，你也不一定有办法立刻找到工作。
我打算写黄色文字。
你是一个文艺工作者，怎么可以可以贩卖毒素？
只有毒素才可以换取生存的条件！
如果必需凭借散布文字毒素始可生存的话，生存就毫无意义了！
人有活下去的义务。
必须活得像一个人！
像一个人？我现在连做鬼都没有资格了！
你又喝醉了，这个问题，等你清醒时再谈！
说罢，悻悻然走了。毫无疑问，麦荷门已生气。我与麦荷门结识到现在，小小的争辩时常发生，像这样的吵嘴，从未有过。我虽然喝了四杯酒，但是绝对没有醉。只因莫雨给我的刺激太深，使我激动得无法用理智去适应当前的现实环境。麦荷门对我期望之深；甚于我自己。然而为了生活，我必须反叛自己，同时拗违他的意愿。面前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是下决心去编辑《前卫文学》；另一条是不理麦荷门的劝告，继续撰写通俗文字。
我不能作出决定。
我有了一个失眠之夜。
第二天早晨，刚起身，雷老太太匆匆走来，说是外边有一个人找我。
是莫雨派人送来一封信。
信极简短，只有寥寥几个字：兹饬人奉上港币五十元整，即祈查收，至诚相助，并希赐覆为感。
我很生气。当即将五十元塞在另外一只信封里，附了这样两句：即使饿死，也不要你的施舍。然后封好，交由来人带回去。
（在香港，友情是最不可靠的东西，我想。现实是残酷的，不能继续再做傻瓜。）
于是，决定撰写可以换稿费的文字。
将格拉蒙的文章塞入抽屉，我开始用故事新编的手法写黄色文字。题目是：《潘金莲做包租婆》。计划中的故事梗概是：潘金莲死了父亲，到胶花厂去做女工，结果给工头胡须佬搅大肚子，心里十分焦急，要求胡须佬到婚姻注册处去登记，胡须佬送了一百块钱给她。她将钞票掷在地上，捉住胡须佬一阵揍打。打得正起劲，忽然来了一个中年妇人，拦住潘金莲不许她打胡须佬。金莲颇感诧异，一经询问，原来那人就是胡须佬的老婆。潘金莲一气，离开胶花厂，打算到别的地方去做工。但是香港是个人浮于事的社会，找工作谈何容易。没有办法，只好嫁给包租公矮冬瓜做老婆。矮冬瓜是个鳏夫，身材奇矮，一无所长，专靠收租度日。潘金莲无亲无眷，失业后，连一日三餐都成问题，既有矮冬瓜向她求婚，为了衣食，也就颔首答应。婚后不久，矮冬瓜忽罹半身不遂症，躺在床上变成活死人，幸而有租可收，生活还不致发生问题。然而饱暖思淫欲，潘金莲不愁衣食后，长日无所事事，难免不生非分之想。于是，先向头房的小阿飞下手，然后又跟小阿飞的父亲到酒店去开房；然后与中间房的糖水七发生关系；然后搭上了尾房的大只佬；然后跟睡床位的看相佬拉拉扯扯；然后总之，只要是这一层楼的男人，全都有了性关系。
这样的小说，不但毫无意义，而且有害。
但在香港，这样的小说最易换钱。
如果我能将潘金莲与各男房客间的性爱关系写得越透彻，读者一定越喜爱。
以时日来计算，只要读者有胃口，连载十年八年也可以。
我准备以十分之九的字数去描述潘金莲与男房客间的性爱生活，写潘金莲如何淫荡；写她如何在床上勾引男人；写她如何使那几个男房客获得最大的满足诸如此类，不必构思，不必布局，不必刻画人物，更不必制造气氛，只要每天描写床笫之事，就不愁骗不到稿费。
这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写红了，不但酒渴可以解除，而且还可以过相当舒服的日子。
我不能挨饿。
我不能不喝酒。
我不能因为交不出房租而发愁。
从上午十一点开始，写到下午三时，我已经完成六千字，重读一遍，觉得《潘金莲做包租婆》的开头，颇具商业价格。
有点饿，将稿子塞入口袋，先到邻近一家上海菜馆去吃一客四喜菜饭；然后到中环一家专刊黄色文字的报馆去找该报的编辑。
你看看，能不能用？我说。
编辑姓李，名叫悟禅，专写黄色文字，六根未净，对于红尘丝毫没有悟出什么道理来。我与他相识已有年，平日极少来往。当我将十二张稿纸交给他时，他看了题目，脸上立刻出现惊诧的神情：
你肯写这样的文章？
谋稻粱。
我的回答是如此的直率，使他无法再提出第二个问题。他开始阅读内文，读了两张，就惊叫起来：
写得很精采！
希望你肯帮我一次忙。
哪里话？是你帮我们的忙！
这样说来，你决定采用？
后日见报。
稿费方面？
我们当然不能向他们大报看齐。你是一直在大报写稿的，所以也许会觉得少些。
千字多少？
八元。不过，我们每五天结算一次。换一句话，每期四十元。文章刊出后，读者反应好，两个月后可以加到千字十元。
好的，就这样吧。但是
还有什么问题？
我想预支一百元稿费，不知道悟禅兄肯不肯通融一下？
这倒使我有点为难了。我们报馆素不拖欠稿费；也从未有过预支稿费的先例。
只此一次，帮帮忙。
李悟禅扁扁嘴，眼珠子左右乱转，仿佛在考虑一个重要的问题。很久很久，终于作了这样的决定：
我私人借一百给你吧。
这怎么好意思？
我们是多年老友。
他取出白纸，要我写一张借据给他。
拿到钱，必须为自己庆祝一下。先是走进一家餐厅去喝几杯酒；然后在黑暗中捕捉杨露的青春。杨露要我请她吃晚饭；我说没有钱。杨露说她愿意请我吃，我说没有空。她生气了，愤怒之火在眼睛里燃烧。那是伪装的，我知道。反正黑暗已将羞惭淹没，接吻遂成为最好的对白。第二次，她要求与我共进晚餐，我答应了。她说她想尝一尝涮羊肉的味道，我们走进一家靠海的北方菜馆。选一个卡位，相对而坐。在灯光底下，我忽然有了一个奇怪的发现。我错了。我一直将她当作一种低等动物；其实她的感情却像藏在沙泥中的金子。她表示对蜡板的厌倦，渴望做一个家庭主妇。我不能给她任何鼓励，将话题转到别处。谈到猫王，她摇摇头。谈到薯仔舞，她摇摇头。谈到国语电影，她兴奋得犹如炉中的火焰。她喜欢眼睛大大的林黛；也喜欢发怒时的杜娟。
我向伙计要了两杯白兰地；但是杨露忽然要喝伏特加。我无所谓，因此要了两杯伏特加。
你看过木偶戏吗？我问。
在电影里看过。
木偶也会使观众流泪或发笑的，是不是？
一点也不错。
所以木偶也可以做明星。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如果木偶可以做明星的话，爱乐小姐更加可以了。你要知道，爱乐小姐是有血有肉的动物。
接着又是两杯伏特加。杨露酒量不算太坏。当我们走出菜馆时，她已有了七分醉意。我要送她回舞厅；她要我送她回家。
杨露住在湾仔区的一层木楼里，租的是尾房，母亲躺在床上，父亲出外赌钱，家里只剩下两个弟弟与两个妹妹。七个人住一间小板房，令人有罐头沙丁鱼的感觉。当我将杨露交给她母亲后，两个男孩子跟我下楼。
先生，姐姐喝醉了？
是的，你姐姐不大会喝酒。
你为什么不带她到酒店去？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别人都说姐姐不是好人，谁有钱，谁就可以带她到酒店去开房。
千万不要这么讲！
为什么？
因为你姐姐是个好人。
不，先生，她不是好人，大家都是这样讲的，谁有钱，谁就可以带她到酒店去开房。
她是为了你们才去做舞女的。
我们没有教她这样做。
可是你们要吃饭，要读书。
爸爸会赚钱给我们的。
你爸爸整天在外边赌钱，哪里有钱为你们交学费？
两个男孩子望着我，四只眼睛等于四个问号。我露了一个不大自然的笑容，走向电车站。
回到家里，麦荷门又在客厅里等我。夜渐深，他的来访使我感到惊诧。进入我的卧房，掩闭房门。
等了多久？不去报馆上班？
没有直接回答我的问题，麦荷门从公事包里取出一封厚厚的信，是侨美戏剧家邹坤先生寄来的新作；一个独幕剧，以抗战时期中国某小城为背景，刻画一个老人因轰炸而引起的种种幻觉。
写得不错，技巧是独创的；内容是中国的，合乎我们的要求。
这是麦荷门的见解。
但是，我没有从麦荷门手中将这篇稿子接过来。
你不妨读一遍，麦荷门说。如果你认为可以放在创刊号里的话，最好明天一早就送去印刷所发排。
我不想读。
为什么？
我已心灰意懒，今后决定不再从事严肃的文艺工作！老实说，处在这样的环境里，即使写出《老人与海》那样的作品，又有谁欣赏？那些专门刮绿背的冬烘们正在提倡复古，而那些念洋书的年轻人，除了ABCD，连之乎者也都搅不清楚。至于那些将武侠小说当作《圣经》来阅读的伪知识分子，要他们静下心来阅读《老人与海》，送他们十块钱一个，也未必肯接受。荷门，我已经想通了。我不愿意将幻梦建筑在自己的痛苦上。如果来世可以做一个欧洲人或美洲人的话，我一定以毕生的精力从事严肃的文学工作。
你又喝醉了？荷门问。
不，我没有醉。我曾经喝过几杯，但是绝对没有醉。
麦荷门点上一支烟，一连抽了好几口。很久很久，才用冷静的口气说：
每一个作家都希望获得他人的认知，但是他人的认知并不是必需的。你自己曾经对我说过：乔也斯生前受尽别人的曲解与侮辱；可是他仍不气馁。我们的工作注定要失败的；不过，我们必须将希望寄存于百年后的读者身上。如果我们今天的努力能够获得百年后的认知，那么今天所受的痛苦与曲解，又算得什么？
现实太残酷；我不能生存在幻梦中。
记得你自己讲过的话吗？普鲁斯特患了哮喘病，将自己关在一间密不通风的卧室里达十年之久；结果写成了伟大的《往事追迹录》。
荷门，请你不要跟我讲这些话！为了改善自己的生活，我决定撰写黄色文字了！这书架上的几百本文学名著，都是我直接向外国订购来的。如果你有兴趣阅读的话，全部送给你。
荷门用沉默表示抗议。
我没有勇气看他脸上的痛苦表情，挪步走向窗边，面对窗外的黑夜，说：
今天我写了六千字故事新编，很黄，拿去中环一家报馆，预支了一百块钱稿费。
为了一百块钱，竟将自己的理想也出卖了？
我要活下去，同时还想活得聪明些。
不愿意再作傻事。
是的。
《前卫文学》的编辑工作呢？
我坦白告诉他：我不愿意担任《前卫文学》的编辑工作了，理由是：我对文学已不再发生兴趣。麦荷门失望之亟，不断抽烟。
沉默。难堪的沉默。这不是什么悲伤的事情；不过对荷门而言，倒是一次意外的打击。一切原已计划得十分周到，临到最后，出击又欲后退。荷门无话可说，叹口气，将邹坤的独幕剧塞入口袋，走了。
然后我发现自己的视线突呈模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