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卫文学》的准备工作做得很顺利，登记证已借到；荷门也从他的母亲处拿到五千块钱。荷门约我在大丸茶厅饮下午茶，讨论了几个问题。
关于杂志第一期的稿件，我开出一张假想目录：
（A）翻译部分，拟选译下列诸佳作：（一）格拉蒙的《我所知道的普鲁斯特》；（二）乔也斯书简；（三）汤玛士．哈代未发表的五首诗；（四）爱德华的《史汤达在伦敦》；（五）亨利．詹姆斯的《论娜娜》；（六）高克多的短篇小说《人类的声音》；（七）辛尤的短篇小说《一个未诞生者的日记》。
（B）创作部分，好的新诗与论文还不难找到，只是具有独创性而富于时代意义的创作小说不容易找。
麦荷门主张宁缺毋滥，找不到优秀的创作，暂时就不出版。依照他的想法，中国人的智力如果不比外国人强也决不会比外国人差。问题是：我们的环境太坏，读者对作者缺乏鼓励，作者为了生活不能不撰写违背自己心愿的东西。假如每一个有艺术良知分的作者肯信任自己的潜力，不畏任何阻力，漠视那些文氓的恶意中伤，勇往直前，正在衰颓的中国文艺也许可以获得复兴的机会。
我无意争取那些专看武侠小说或性博士信箱的读者，荷门说。如果这本杂志出版后只有一个读者，而那一个读者也的确从这本杂志中获得了丰富的营养素，那末我们的精力与钱财也就不能算是白花了。这是我们的宗旨，即使将所有的资本全部蚀光，也决不改变。香港有学问、有艺术良知、有严肃工作态度的文人与艺术家并非没有，只是有坚强意志的文艺工作者就不多了。你自己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以你的智力与才气是不难写一些好作品出来的，但是你缺乏坚强的意志。你不能挨饿；又不堪那些无知的奚落，为生活，你竟浪费了那么多的精力。现在，办这个《前卫文学》，我是准备丢掉一笔钱的，没有别的目的，只希望能形成一种风气，催促有艺术良知者的自觉。
这一番话，出诸荷门之口，犹如一篇发刊词。我是深深的感动了。
提到《发刊词》，他要求我在这篇文字中对五四以来的文学成败作一不偏不倚的检讨，同时以纯真的态度指出今后文艺工作者应该认清的正确方向。
我答应了。
然而麦荷门希望我用深入浅出的手法，另外写一篇论文，阐明文艺工作者为什么必须探求内在真实。
此外，对于现阶段的中国新诗，荷门要我发表一点意见。
我说：
新诗的道路不止一条。我反对押韵，因为韵律是一种不必要的装饰。我反对用图像来加浓诗的绘画性，因为这是一种不必要的卖弄。我认为格律诗已落伍，图像诗也不是正常的道路。音乐家在答覆外在压力时，很自然地诉诸于音符；画家在答覆外在压力时，很自然地诉诸于颜色；诗人在答覆外在压力时，应该很自然地诉诸于文字。过分的矫作，有损于诗质与诗想的完整。
关于新诗的难懂，你的看法怎样？荷门问。
寻求这个问题的答案之前，必须知道诗是怎样产生的，我说。诗人受到外在世界的压力时，用内在感应去答覆，诗就产生了。诗是一面镜子。一面蕴藏在内心的镜子。它所反映的外在世界并不等于外在世界。这种情形犹之每一首诗旨含有音乐的成分；却并不等于音乐。内心世界是一个极其混乱的世界，因此，诗人在答覆外在压力时，用文字表现出来，也往往是混乱的，难懂的，甚至不易理喻的。
如果那首诗是不易理喻的，教读者如何去接受？荷门问。
不易理喻并非不可理喻。诗人具有选择的自由。他可以选择自己的语言。那种语言，即使不被读者所接受；或者让读者产生了另外一种解释，都不能算是问题。事实上，诗的基本原理之一，就是让每一位读者对某一首诗选择其自己的理解与体会。
如此说来，我们就可以不必凭借智力去写诗了？
有一种超现实诗是用不合逻辑的文字堆砌而成的，旨在表现幻想与潜意识的过程。胡适称之为不重理性的诗，其实却是纯心灵的、不可控制的表现。我认为：难懂的诗是可以接受的；不懂的诗必须扬弃。
你的意思：诗人仍须用理智去写诗？
是的。在探求内心真实时，单靠感觉；或无理可喻的新奇，是走不出路子来的。
对于新诗，你的看法怎样？
第一，新诗要是出现差不多现象的话，是可忧的。第二，应该注意语法。第三，诗人们字汇不够。诗人们似乎特别喜欢选用某些惯用的名词。第四，大部分诗作过分缺乏理性。第五，诗人刻意追求西洋化的新奇，甚至在诗中加插外国文字，忽略了诗的民族性。不过，我的看法很肤浅，未必对。
我们的《前卫文学》是不是也选登新诗？
诗是文学的一个部门，不能不登。
对于诗的取舍，《前卫文学》将根据什么来定标准？
只要是好的，全登。我们不能像某些诗刊，专登标新立异而违反语言组织的新诗；更不能像香港某些《青年园地》式的文艺杂志，专登无病呻吟的分行散文。总之，诗的道路不止一条，只要是具有独特个性的诗作，绝对刊登。
具有独特个性这句话，是不是指完全不受西洋文艺思潮的影响？
不。我的意思是：我们可以吸收西洋文学的精髓，加以消化，然后设法从传统中跳出，创造一个独特的个性。
这是我们选诗的态度？
这是我们选稿的态度。
麦荷门赞成用这种态度去选稿，只是担心佳作不易获得。我建议先作一次广泛的征稿工作，然后决定出版日期。
麦荷门主张请老作家们写一些创作经验谈之类的文章。
理由是：可以给年轻的作家们一点写作上的帮助。
举一个例，他说，有些年轻作者连第一人称的运用都不甚了解，总以为文章里的我必须是作者自己。其实，这是一种错误的想法。鲁迅用第一人称写《狂人日记》，文章里的我，当然不是鲁迅。否则，鲁迅岂不变成狂人了？前些日子，报馆有位同事跟我谈论这个问题，我说：一般人都以为《大卫．考伯菲尔》是狄更斯的自传体小说，但是我们都知道大卫．考伯菲尔并不等于狄更斯。后者虽然将自己的感情与生命借了一部分给大卫，然而大卫与狄更斯绝对不是一个人。
这是肤浅的小说原理之一，何必浪费篇幅来解释？我们篇幅有限，必须多登有价值的文字，像你提出的第一人称的问题，只要是有些阅读经验的人，不会不了解。你的那位同事一定是看惯了章回体小说或武侠小说的，才会有这种看法。我们不必争取这样的读者。如果他连这一点都弄不清楚的话，怎么能够希望他来接受我们所提倡的新锐文学？
麦荷门点点头，同意我的看法。
谈到封面设计，我主张采用最具革命性的国画家的作品：
赵无极或吕寿琨的作品是很合杂志要求的。他们的作品不但含有浓厚的东方意味；而且是独创的。他们继承了中国古典绘画艺术的传统，结果又跳出了这个传统，写下与众不同的画卷，不泥于法，不落陈套，具有革命性，每有所成，都是前人所不敢想像者。我们创办的《前卫文学》，既以刊登新锐作品为宗旨，那么以赵吕两氏的作品作封面，最能代表我们的精神。
麦荷门并不反对这个建议，但是他怕一般读者不能接受。
我们无意争取一般读者，我说。我们必须认清目前世界性的文艺趋势。探求内在真实，不仅是文学家的重任，也已成为其他艺术部门的主要目标了。不说别的，单以最近香港所见的两个例子：（一）柏林芭蕾舞团来港演出，节目单上原有一个题名《抽象》的舞蹈，虽然临时抽出，但也可以说明舞蹈的一项新趋势；（二）匈牙利四重奏在港演奏时，也表现了webern的抽象画式的乐章。作曲家用最简短的声音来传达他的思想。至于其他艺术部门，如绘画，如雕塑，如文学抽象艺术早已成为进步者的努力方向了。所以，尽管一般读者不愿意接受抽象国画，我们却不能让步。
麦荷门点上一支烟，寻思半晌，说：
我不反对用文字去描绘内心的形象；但是，我们不应该刊登那些怪诞的文字游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