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世纪末既是结束又是开始。斯时，荷兰东印度公司停业清理；英国大西洋奴隶贸易被禁止（但奴隶制并未结束）；在加勒比诸岛，当地奴隶不能靠自然繁殖维持其人数，新的奴隶供应若被截断，就会扼杀旧的种植园体系。蔗糖富源从盛到衰（包括圣多明各即今日之海地。革命运动及种植业和种植人口衰落）；法国旧制度终结；旧帝国时代终结。新时代伊始，欧洲丧失了对海外一些领土的正式控制权（西班牙损失巨大），但得到了更为广泛的经济主导权。欧洲强行进入原本遥不可及和无缘接触的地方（中国、日本），同时在其他地方（印度、印度尼西亚）创立了独特的统治形式。
这一巨大变迁的转折点即工业革命，它开始于十八世纪的英国，随后为全世界所仿效。工业革命使得一些国家更加富有而其他国家（相对）更为贫穷；或更确切地说，有的国家发生了工业革命，变得更加富有；有的国家没有发生工业革命，则依旧贫穷。这一选择的过程实际上很早就开始了，可追溯到地理大发现的时代。
对某些国家来说，比如西班牙，地理大发现招致财富、腐化和矫饰这依然是旧方式的延续，但规模更为宏大。对英国、荷兰等另几个国家而言，却意味着用新方式处理新事物，抓住技术进步潮流的机会。对其余人比如美洲印第安人和澳洲塔斯马尼亚人来说，它是大灾变，是外部强加的悲惨命运。
地理大发现首先带来了两个生物圈生命形式的交换所谓哥伦布式的交换。欧洲人在新大陆发现了新民族、新动物，尤其是新的种植物一些食物（玉米、可可、土豆、白薯），某些引人上瘾和有害的种植物（烟草、古柯），某些有利于工业的种植物（新硬木、橡胶）。这些产品被引入旧大陆，有的引进早些，有的则晚些（橡胶直到十九世纪才显示出其重要性）。
新食物改变全世界的饮食。例如，玉米成为义大利和巴尔干的一种主要食物（作玉蜀黍粥）；土豆成为阿尔卑斯山脉和比利牛斯山脉以北欧洲地区的主要淀粉类食物，在某些地区（爱尔兰、弗兰德斯）甚至代替了面包。土豆如此重要，甚至有的历史学家视之为十九世纪欧洲人口爆炸的根源和秘密。并非仅仅欧洲如此。生长在贫瘠丘陵地的土豆，与花生、白薯和山药一起，给十八世纪中国人提供的饮食营养已经超过了稻米。
同时，欧洲给新大陆带去了种植物甘蔗、谷物，也带去了动物马、带角的牛、绵羊、新品种的狗。其中，有的成为征服的武器；有的如牛群和绵羊占据了当地居民的大片土地。更为恶劣的是，欧洲人以及他们从非洲带来的黑奴给新大陆带来了肮脏而微小的行李：天花、麻疹、黄热病的病毒，疟疾的原生物寄生虫，白喉杆菌，斑疹伤寒的立克次氏体属微生物，雅司病螺旋体，肺结核细菌。对于这些病原体，生活在欧亚大陆的人已接触过千百年，能生存下来的人们已有了程度高低不一的抵抗力。然而美洲印第安人却在这些疫病的袭击下大量死去，有的地方人都死光了，结果是幸存者寥寥无几，为数不多的人群幸运地获得了抵抗力才存活了下来。
为什么欧亚大陆生物圈远比美洲生物圈毒性大？这个问题不易回答。人口密度更大和传染频率更高？病原体的机遇分布？美洲印第安人的疾病在哪里？他们只有一种疾病传染给我们这就是梅毒，法国人称之为义大利病，德国人称之为法国病，如此等等。该病从海港传布到欧洲其他地区。有的疾病民族学者对梅毒发源于美洲表示怀疑，他们指出，哥伦布以前的欧洲性病有相似的传染过程和后果。但是，相似不等于相同，梅毒在十六世纪才成为一种传染疾病是确定无疑的。不妨比较一下艾滋病，它的出现也许比我们知道的更早，但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才呈现出传染性疾病的迹象。
然而，入侵者也有自己的弱点。到墨西哥的美国游客把旅游者的腹泻称为蒙提祖马（蒙提祖马二世（一四六六︱一五二○），墨西哥阿兹特克皇帝，抗击西班牙入侵者，后被俘遇害。译注）的报复；那些到印度的人称之为德里腹痛。这些诨名听起来有些滑稽，但实际上，早期移居这些陌生地区的欧洲人很容易成为当地病原体和传染病的受害者，像苍蝇一样死掉了。这种事情的发生依地区而定。气候与卫生条件粪便和废物处理的方式、供水和排水、个人习惯、社会风俗可以改变一切。例如，印度洋地区的传染率是温带地区的三到四倍；西印度群岛和美洲热带地区则达十倍以上；而西非则是通往死亡之门的单行道，死亡率高出五十倍之多。在这些地区的内部，人口密度越高，传染率越大：如印度的孟买、印度尼西亚的巴达维亚雅（加达的旧称。译注）。费尔南德．布劳德尔的三部曲（《物质文明》等）描述了在印度果阿的一个富有的葡萄牙家庭如何进餐的情景：房间为水环绕，桌子在水里，他们将脚伸在水里。显然，这样可以防止与爬虫一同进餐，但却会邀来水中的游虫，还有苍蝇。
那时在海洋上的人口流动，不论是自愿还是不自愿的（奴隶），都给世界带来了更高的死亡率和更大的悲伤，但也给欧洲人带来了财富和机会，不论他们留下来还是离去。这是市场社会的人口流动之法则：人们外出追求境遇的改善，这样会给留下的人增加讨价还价的能力；而在他们的新家，他们创造或攫取财富（食物、木材、矿物或制成品），并将它们运回或带回祖国。
这些受益是缓慢实现的，直到十九世纪，由于交通的发展，美国中西部才开始出现商品农业。同样的进展使得移民便宜、容易，正是这种发展才促进了欧洲人口的增长。但即使早期人口流动不大，在殖民地种植园及其母国的粮食供应方面，北美洲仍作出了实质性贡献；其余的进展则前景在望。欧洲十八和十九世纪人口和经济的增长既有限制又有痛苦；但是任何大陆的现代化都不如欧洲那样顺当。欧洲的现代化在很大程度上是靠了新大陆是踏在美洲印第安人、非洲奴隶和契约仆役的脊背上实现的。
如果西班牙没有钱、没有金银，那是因为它拥有这些；如果西班牙贫穷，那是因为它富有有人也许想使这一共和国著了魔的人民生活在自然法则之外。
马丁．冈萨雷斯．德．塞洛里戈一六○○年
在农业和制造业之前是抢劫与掠夺。哥伦布式的交换重新分配了财富以及动物群和植物群从旧富转变为新富一步到位。然而，海外财富的注入促成了初期的经济繁荣，其影响却是不平衡的。有的人致富之后只知道消费，而有的则储蓄和用于投资。国家也是这样：有的国家最后只比起初富裕一点；而有的国家擅用新财富，获利更多。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致富最早的国家西班牙和葡萄牙都以失败而告终。这成为经济史和经济理论研究的重大课题之一。毕竟，各种增长模式都强调经济增长的必要性和资本的力量即资本可作为劳工的替代，使信贷易于得到，使项目受损后不致慌神，可以赎回错误，给大企业提供第二次机会，是经济繁荣的主要营养。资本可以带动一切。由于西班牙和葡萄牙都建立了帝国，所以他们不乏资本。
西班牙尤其如此。西班牙的新财富自然而来，可以投资或消费。西班牙选择了消费一途用于奢华与战争。战争耗费最大：它毁灭而非建设；没有理由也无限制；不可避免的不平衡与资源的匮乏导致残酷的非理性，增加开支势在必然。西班牙使用资金更为随便，因为这是意外之财，不是劳动所得。花掉横财总是一件容易事。
谁得到了钱？无论如何，不事储蓄的话，钱总会用掉的，随手而来，随手而去。西班牙在义大利和弗兰德斯的战场上耗费了自己的大量财富。西班牙要支付军人和武器费用，包括从间歇性敌人英国进口铁炮的费用；支付供应品的费用，其中有许多是从间歇性敌人荷兰和佛兰德斯进口的；还要支付马匹和船只的费用。
同时，西印度群岛财富对西班牙工业的意义越来越小，因为西班牙人不再需要制造什么了，他们可以购买。一五四五年，西班牙制造商已积压了新大陆长达六年之久的未交货订单。那时，从原则上讲，要求海外帝国用户只能购买西班牙自己生产的商品。但是，顾客和利润唾手可得，西班牙商人转向国外供应商，购买他们的商品，然后用自己的名号打掩护，倒卖出去。这就是原则。美洲的财宝也没有促进西班牙的农业；西班牙可以购买食物。正如一位西班牙人在一六七五年所说，整个世界在为我们工作：
让伦敦满意地生产纤维吧；让荷兰满意地生产条纹布吧；让佛罗伦萨满意地生产衣服吧；让西印度群岛生产海狸皮和驮马吧；让米兰满意地生产织锦吧；让义大利和弗兰德斯生产它们的亚麻布吧，我们的资本会满足他们的。唯一可以证明的是，所有的国家都在为马德里训练熟练工人，而马德里是所有议会的女王，整个世界服侍她，而她无需为任何人服务。
即使今天，我们还会听到这种在比较优势和新经典贸易理论幌子下的蠢话。我曾听认真的学者说，美国无需为巨大的对日贸易逆差而担心。毕竟，日本人提供给我们有用的物品，不过是来换取印着华盛顿头像的纸片。这听起来不错，但却是非常有害的。财富不会比工作好，富裕莫过于劳动所得。摩洛哥一六九○年至一六九一年驻马德里的大使清楚地认识到问题之所在：
今天，在基督教诸国中，西班牙人财富最多、收入最高。但是对奢华的热衷和文明的舒适征服了他们。你很少发现西班牙人像荷兰人、英国人、法国人、热那亚人那样为从事商业奔走海外。类似地，这个国家蔑视社会下层和普通民众从事的手工艺行业，它自视比其他基督教国家高出一等。在西班牙从事手工业的多是逃到西班牙寻找工作的法国人（而且）很短时间就发了大财。
依靠外来者，这证明无力推动技术和企业的进步。
换句话说，因为西班牙有了太多的钱，它变得贫穷，或者说保持了贫穷。那些从事工作的民族学到和保持着良好的习惯，寻求把事情做得更好、更快的新方法。而西班牙人却沉溺于社会地位、休闲和娱乐的嗜好之中卡洛．西波拉称之为普遍存在的西班牙下级贵族心理状态。他们并非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在欧洲各地，绅士生活被称誉，而手工劳动者遭受白眼；但在西班牙更是如此，部分因为一个处于欧洲边缘而又好斗的国度不会教导人民容忍和勤劳；部分因为工农业的工艺和劳动长期以来是与遭受歧视的少数民族如犹太人和穆斯林相联系。正如编年史学者贝纳尔德斯在描述十五世纪末的犹太人时所说的：
他们都是商人、经纪人、税款包收人，他们是贵族的管家和熟练的剪羊毛工人，他们是裁缝、鞋匠、制革工人、编带工、编织工、杂货商、小贩、丝织工、铁匠、金匠，或从事类似的职业。他们从不种地，也不做农场工人、木匠或泥瓦匠。他们都寻求轻松的行业或寻找少做工作就能糊口的生活方式。
剩下来受诅咒的就是贱民；贱民从事的行当都受诅咒。贫穷和失业倒是更好一些。西班牙的穷人起了一种重要的作用：让富人有机会出钱济贫，而帮助他们求得灵魂的拯救。
到十七世纪中叶，大批金条的流入终止了，西班牙王室债台高筑，经历了一五五七年、一五七五年、一五九七年数次破产。国家进入长期衰落。了解这个故事，我们引出的寓意是：意外之财对人有害无利。它表明，短期暴富将导致立即发生畸变，以后更会悔恨不已。具有讽刺意义的是，今天的经济学家用荷兰病一词来描述这种综合征，他们是从荷兰开发利用北海的天然气资源得到启示的。好像荷兰人不知道如何善为利用这些新资源似的。
北欧诸国也许会同意这种说法。他们因地理大发现而繁荣。他们捕鱼，提取和精炼鲸油，种植、购买和转卖粮食，织布，锻铸铁器，伐木和开采煤矿。他们赢得了自己的帝国，但幸运的是他们并未轻易捞到金银。机会允许，他们就进行掠夺。但是，这些帝国确实主要建立在可更新的收获和持续的产业（包括奴隶产业，但那是消极的）基础之上，而不是依赖终会枯竭的矿物。它们建立在工作之上。
欧洲经济重心北移的影响不仅仅在于令西班牙蒙羞的残败。昔日义大利伟大的商业和工业城邦威尼斯、佛罗伦萨、热那亚也都如黄花败落。义大利曾是欧洲中世纪商业革命的先驱，率先从闭关自守走向国际贸易和劳动分工。迟至十六世纪，义大利还是一个重要角色，它的制造业繁荣，在向西班牙和北欧诸国提供商业和银行服务方面成就卓越。然而，义大利从未抓住地理大发现提供的机遇：义大利的船舶不曾出现于印度洋或横渡大西洋。义大利只关注于地中海。义大利同样受制于旧式结构：行会控制束缚着工业，很难适应时代的变化。因为制造业主要限于城市作坊，劳动力成本依旧高，这些作坊雇佣的是成年的男工匠，他们从学徒时就在这里工作。
北欧比南欧发达，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十八世纪，观察家已经从心理学角度评论二者的不同。他们称，北方人顽强、鲁钝、勤奋，他们勤劳工作，成绩卓著，但不会享受生活；相比而言，南方人性情愉悦，热情而善于观察，热衷休闲而非工作。这种对照与地理和气候有关：阴雨连绵与阳光普照；寒冷与温暖。有人甚至发现了各国内部的类似区别：伦巴第人与那不勒斯人之间；加泰罗尼亚人与卡斯蒂利亚人之间；佛兰芒人与法国南方人之间；苏格兰人与肯特郡人之间，等等。
这种思维定式有若干真理的成分，但绝大多数是思维惰性的表现。驳倒它们非常容易。但仍有未解决的问题存在：为什么有的人从财产万贯而败落，有的人却从一贫如洗而振兴？西班牙的衰落与罗马帝国相似：它提供了一个成功与失败的令人迷惑的问题，学者从不厌倦地探讨它。
也许最引起争议的就是德国社会科学家马克斯．韦伯的解释了。韦伯起初研究古代世界历史，以后逐渐成为精通多样化的社会科学的奇才，在一九零四︱一九○五年出版了他影响最大和引起争论最多的论文之一《基督教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其主题是，新教教义更确切地说，加尔文教派教义促进了现代资本主义的兴盛，即他从自己的祖国德国了解到的工业资本主义的兴盛。他说，新教做到这一点，并不是通过减轻或祛除罗马信仰中那些阻止或妨碍自由经济活动的条规（例如，禁止高利贷等），也不是通过鼓励、更不用说创造对财富的追求。新教是通过确定和支持日常行为的伦理促进商业成功的。
韦伯认为，新教加尔文派教义之所以做到这一点，首先是因为确认了得救预定论。这一论点认为，人不能靠信仰或行为而得救；这个问题在起初就已经为每一个人预定了，人不能更改自己的命运。
这样一种信念似乎容易鼓励宿命论的态度。如果行为和信仰不能改变什么，为什么不纵欲求欢呢？为什么要为善？这是因为，按照加尔文教派，善是似乎可能的上帝选择的迹象。每一个人都可能被选中，但唯一理智的假定是，大多数被选中的人会通过自己的性格和行为表现心灵的质量和他们命运的本质。这种含蓄的确认有力地鼓励了恰当的思想和行为。一六八九年，一位英国妇人伊丽莎白．沃克尔写信给她的孙子，提到上帝恩惠的一个不那么重要却又比较重要的迹象：爱清洁的人不全都是善人，但善人几乎没有不爱清洁的。死硬的得救预定论信念只持续了不过一两代人的时间（这样的教条不会有持久的吸引力），然而它最终转化为一种世俗的行为准则：勤奋、诚实、严肃、节约金钱和时间（都是上帝借给我们的）。对韦伯模式最好的分析仍是帕森斯的《社会行为的结构》。帕森斯评论该范式，将行为分为三种：理性行为（与结果相符）、无理性行为（与结果无关）和非理性行为（行为自成结果）。后一类最好的事例为：父亲，我不能撒谎；是我砍倒了樱桃树。韦伯的加尔文伦理属于非理性领域。时间苦短，清教牧师理查德．巴克斯特劝告说，而工作却长。所有这些价值观有助于商业和资本积累，但韦伯强调真正的加尔文派教徒不以致富为目的。 （然而，他也许容易相信，诚实致富是上帝恩赐的标志。）欧洲无须等待新教改革来发现要求致富的人。韦伯的观点是，新教教义产生了一种新型商人，一种不同的人，其目标是按照一定的方式生活和工作。这种方式非常重要，而财富充其量不过是副产品。
一个真正的加尔文派教徒也许会说出西班牙错误之所在：轻易得来的财富，不劳而获的财富。比较一下十六世纪左右新教与天主教对赌博的态度。二者都谴责赌博，但天主教徒是因为一个人也许会失败而谴责赌博，理智的人不应赌博而危害自己和他人的幸福；新教徒则是因为一个人也许会赢而谴责赌博，因为这样对人性有害。很久以后，新教伦理才蜕化为一套物质成功的准则和关于财富价值的自满而一味讨好的布道。
韦伯的论点引起了方方面面的反驳。罗马天主教徒不知道是应该作为赞扬而接受它，还是作为批判而谴责它。唯物主义历史学家否认抽象的概念例如价值观和态度，更不用说宗教激起的信念能促进和塑造生产模式。由于韦伯在这一点上试图明确、不敬地反驳马克思，唯物主义者对韦伯的驳斥就更加强烈。有些人争辩说，不应本末倒置：是资本主义的兴起造就了新教；或者说，觉得新教有吸引力的那些人商人，工匠本来就已经有了促使他们勤奋工作和争取事业成功的个人价值观。
英国社会历史学家理查德．亨利． （哈利）．托尼在他影响颇大的著作《宗教与资本主义的兴起》中认为，新教与经济增长不存在必然的联系。他说，英国经济在十六世纪起飞，是在宗教影响减弱并被世俗态度代替后才出现的。不过他承认那些不信奉国教的清教徒的伦理起了一种作用：它保护了商人和制造商以抵挡那些歧视他们的上流社会士绅的明枪暗箭。在当时反商业偏见盛行的环境中，这一伦理使他们得以保持尊严和正义感，等于披上了盔甲。这样，真正的加尔文派教徒不受奢华享受的诱惑，一代代坚持自己的任务，一路上积累着财富和经验。
社会学家罗伯特．金．默顿的衍生论点，即新教教义与现代科学的兴起二者之间有着直接的联系，也引起了同样的争论。其实，默顿并不是提出这一论点的第一个人。在十九世纪，出生于日内瓦一个胡格诺派教徒家庭的植物学家阿方斯．德．康多尔作过如下统计：一六六六年至一八六六年期间，入选法国科学院的九十二名外籍院士中，有七十一人是新教徒，十六人是天主教徒，另五人是犹太教徒或宗教倾向不明者。这些外籍院士所属的外国的人口，则为天主教徒一．零七亿人，新教徒六八○○万人。还有一个类似的统计：一八二九年和一八六九年伦敦皇家学会的外籍会员中，天主教徒和新教徒人数相等，但他们所属的外国人口中，天主教徒却比新教徒多两倍以上。
无疑，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一个情况，即天主教国家中的天主教徒更容易从事一些较老的自由职业或从政，因此他们更愿意接受与自然科学不同的教育。但也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即教会上层对自然科学感到恐惧，讨厌那些否定了宗教教义的科学发现和科学范式。正如英国化学家和一位论派牧师约瑟夫．普里斯特里所说，教皇对科学摆出恩主的姿态时，是在抚摸一个化了装的敌人，因为他有理由一看见气泵或电动机就发抖。
一位学者反对这些说法，明确断言这些所谓的联系没有经验上的基础；认为韦伯关于十九︱二十世纪之交德国天主教徒和新教徒教育差别的数据（新教徒更倾向于商业和科学科目）计算不周；认为天主教徒和非加尔文派教徒商人的工作与韦伯理想的加尔文派教徒一样出色；认为我们可以用地理和人种因素来解释南北欧的区别；认为韦伯就像为中国皇帝作新衣的裁缝，他强调新教为无事自扰。
实际上，今天的大多数历史学家都认为韦伯的论点站不住脚，不可接受：它曾经轰动一时，但那已成过去。
我不同意这种说法。即使从经验水准来看，也不能同意，记录表明，新教商人和制造商在贸易、银行业和工业扮演了领先者的角色。在法国和西德的制造业中心，雇主通常是新教徒，而天主教徒多是雇员。在瑞士，新教州当时是出口商品（钟表，机械和纺织品）制造业中心，而天主教州当时主要是农业区。英格兰到十六世纪末时绝大多数人口已是新教徒，其中的不信国教者（意即加尔文派教徒）在方兴未艾的工业革命中格外活跃，在工厂和锻铁工场尤有影响。
从理论上看，也不能同意。问题的核心实际上在于塑造一种新人理性的、有条理的、勤奋的、讲求实效的人。在新教出现之前，这些品德并不是不存在，但未必常见。新教使这些品德在它的信徒中间普遍化，新教徒彼此之间以它们作为衡量的标准。这是自然形成的一个过程，韦伯其实并没有对它起什么作用，起作用的是群体的压力和相互监督，以确保取得成绩人人都彼此相观察，相关注。
新教徒的两个特点反映出并证实着这一联系。其一是强调教育和文化水平，对男孩女孩都一样。这是读《圣经》的副产品。好的新教徒应能自己阅读《圣经》。 （相比之下，天主教徒当时以教理答问的方式传教，但不一定要自己阅读，教会明显地不鼓励他们读《圣经》。）结果是：新教徒识字率较高，而且有较多的人进一步受教育；这一点还较能保证文化代代相传。有文化的母亲是重要的。
其二是重视时间。在这一点上，我们有社会学家所谓的不引人注目的证据：时钟和手表的制造和购买。即使在法国和巴伐利亚这样的天主教地区，大多数钟表制造者也是新教徒；从这种时间测量仪器的使用和向农村地区的推广上看，英国和荷兰远比天主教国家先进得多。没有比时间的敏感性更能促进农村社会的城市化了，它包含着价值观和品位的迅速传播。
这并不是说，韦伯的资本家理想类型只能存在于加尔文教派或由它演化而成的其他教派之中。所有民族的人，不论有无宗教信仰，都可以成长为理性、勤奋、有条理、讲实效、整洁和严肃的人。他们也并不一定是商人。他们在从事各种工作中都会展现这些品德并因此获益。在我看来，韦伯的观点是，在那个特定的时间和地点（十六和十七世纪的北欧），宗教鼓励了以前曾是少有的、冒险的这类人的大量出现；这类人创造了我们称之为（工业）资本主义的新型经济（一种新的生产方式）。
这一生产方式带来了工业部门对固定资本（设备和厂房）日益增长的需求。这就使得持续性成为关键，因为必须有持续的维修和改进，必须持续地积累知识和经验。在这一点上，制造业企业大大不同于商业企业，因为商业企业的运作方式往往是专为一桩生意而动员资本和劳力，完成一段贩运或投机，然后就散伙。 （英国的东印度公司早期就是这样运作的，尽管它不久就看出了持续动员的必要性。）
对这种新型经济的需求而言，韦伯式企业家的气质和习惯尤为适合；而托尼强调自尊与持续性之间的联系也是非常恰当的。并非偶然的是，法国王室一直准备和愿意给予有社会野心的布尔乔亚（尤其是法律界人士）贵族头衔的荣誉当然要有代价，而从十七世纪开始，又允许贵族从事批发（与零售相对）贸易；十八世纪将持续条件强加于工业界人士。新封为贵族的批发商和制造商被要求留在本行业一个曾一度被视为显然不体面的条件，与他们崇高的社会地位不相符合。就像一个真正的加尔文派教徒意识到的，问题在于，贵族头衔和虚荣与账房、工厂的人士不相适宜。他们工作勤苦，业绩卓著，但却身穿黑色呢绒服，没有丝织品、花边和假发。
这种新型实业人才的扩散尽管重要，但毕竟只是经济力量和财富由南向北转移的一个方面。移动的不只是钱，还有知识；而正是知识，尤其是科学知识，支配了经济的可能性。在宗教改革之前的几百年期间，南欧曾是学术和知识探索的中心。它包括西班牙和葡萄牙，因为它们位于基督教文明和伊斯兰文明的交汇前缘，而且受惠于犹太人的中介；还包括义大利，它也有自己的联系。西班牙和葡萄牙早就衰落了，因为宗教激情和军事征伐赶走了外来者（犹太教徒，接着是被迫改信基督教的犹太改宗者），挫伤了人们对新奇思想和可能被视为异端的思想的追求；可是义大利继续造就了一些在欧洲领先的数学家和科学家。第一座科学院成立于义大利（即一六○三年成立于罗马的猞猁科学院）猞猁科学院原文为Accademia dei Lincei，科学院以猞猁命名，系取其目光锐利之意。这并非偶然。
然而，导致新教出现的宗教改革，使规则改变。它有力地促进了识字率，孕育出不同政见和异端主张，推动了怀疑论和否认权威的潮流，这恰是科学奋进的核心。天主教国家没有迎接这一挑战，而是相反地作出了封闭和非难的反应。哈布斯堡王朝的各片领地，包括低地国家在内，在马丁．路德受谴责之后马上就作出了反应。由于那里还有一些马拉诺难民（即那些在西班牙被迫皈依基督教而后又逃出西班牙的犹太人），哈布斯堡王朝当局对这些人又怕又恨，把他们看做是真正教会的敌人，指责他们蓄意传播新教信条，歇斯底里的气氛进一步恶化。
随后（从一五二一年起），各国当局接二连三地颁布禁令，不仅禁止出版任何文字的异端著述，而且还禁止阅读它们。西班牙当局，包括世俗当局和教会当局，对路德宗教徒（当时所有的新教徒均被视为路德宗成员）的态度表现为，不是把他们看做基督教内部的异议者，而是把他们看做非基督教徒，如同基督教的敌人犹太教徒和穆斯林一样。任何关于结束宗教裁判的想法都被束之高阁，教会和民政当局联合起来控制思想、知识和信念。一五五八年的法令规定，未经批准进口外国图书和印刷未经审定的出版物者，处以死刑。大学的作用沦为充当灌输中心。非正统的和有危险性的图书被列入《禁书目录》（在罗马为一五五七年，在西班牙为一五五九年），而安全的图书在出版时均标有官方准予印刷的字样。在西班牙的禁书清单中，有一些是科学著作，仅仅因为其作者是新教徒而遭到查禁。尽管还有人冒险走私，但从整个社会来看，新思想的传播减慢成涓涓细流。 （不妨回想一下《堂吉诃德》刚出版时所遇到的书评和清洗。问题不只是出在这部小说中的奇情异想，还有荒唐的理由在一个受幻想支配、知识贫乏的社会里，那些零碎琐事也带来了危险。）
西班牙人还被禁止出国留学，以免受到颠覆性学说的影响。在颁布《禁书目录》的同一年（一五五九年），王国政府规定，除了罗马、博洛尼亚和那不勒斯这几个安全的学术中心以外，禁止到其他外国大学念书。后果是严重的。在这之前的很长时期中，西班牙学生都到法国蒙彼利埃大学学医，而在这之后，却几乎停止了从一五一○年到一五五九年，去那里学医的有二百四十八人，而从一五六○年到一五九九年，就只有十二人了。 （人们倒是奇怪这十二个人怎么会自行其是。）有颠覆性见解的科学家被压制得沉默了，还被迫谴责自己。力图控制思想和强行维持正统的当局是从来不会满足于禁令和惩罚的。被认定有过错的人必须坦白认罪和忏悔既是为了拯救自己，也是为了拯救他人。
宗教迫害导致没完没了的抓坏人，还引起一些人为了拿钱而告密，邻里间窥探，还有种族主义的血统狂。被迫皈依基督教的犹太人只要被告密者发现以下迹象，表明他们仍保持犹太教摩西律法的习惯，就会被抓住，这些迹象是：不吃猪肉，星期五穿干净的亚麻布衬衣，被偷听到作祈祷，到教堂不经常以及说错话。爱干净尤其会遭到怀疑，洗澡被视为叛教的证据，对于被迫皈依基督教的犹太人和摩尔人来说都是如此。宗教法庭记录中常见的一句话，就是据悉被告洗澡当时的见解是：肮脏是遗传的，而干净的人不需要洗澡。凡此种种恰恰是使西班牙和葡萄牙人贬损了自己的人格，降低了自己的身分。容不得异教而进行迫害，可以使迫害者受到的损害更甚于受害者的损失。
就这样，伊比利亚半岛，事实上还有整个地中海沿岸欧洲地区，错过了所谓的科学革命的列车。在十七世纪八十年代，巴伦西亚的一位医生胡安．德．卡夫里亚达曾试图说服马德里的大夫们接受哈维发现的血液循环原理而放弃古希腊学者盖伦创始的肝脏造血论，他为此而进行了长期论战，仍徒劳无功。他不禁发问：西班牙到底怎么啦？在学习新知识方面，似乎我们成了印第安人，总要拖到最后。
英国历史学家休．特雷弗︱罗珀认为，决定南欧此后三百年命运的，与其说是新教，不如说是上面所谈到的这种反动的、反新教的强烈反应。这样的倒退既不是命中注定的，也不是教义所要求的。但是，以真理保管人和卫道士自居的教会一旦走上了这条路，就很难再承认错误，改弦易辙。有多难呢？直到如今，我们才听说罗马教廷终于在将近四百年之后勉强给伽利略恢复了名誉。罗马教廷于一九八三年承认宗教裁判所一六三三年对伽利略的审判是错误的。
对伽利略的谴责
伽利略不是圣徒，但却是佛罗伦萨、义大利、欧洲乃至全世界的天才和瑰宝。他是实验科学的先驱，敏锐的观察家（适宜作为猞猁科学院的院士）和思想家、雄辩家。然而，一六三三年，罗马教会却谴责他为蔑视权威和异端：认为太阳是世界的中心、是不动的，这是荒谬的，在哲学上是错误的，在形式上是异端邪说，因为它明确违反《圣经》。
（伽利略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一六○○年二月罗马教会烧死布鲁诺，此事虽然不大为人所记，却同样重要。布鲁诺是前多明我会修道士、哲学家，他想像到的宇宙概念比哥白尼和伽利略更接近我们今天所想像的：无垠的空间，闪烁着数以亿计的星星，地球围绕着太阳旋转，物质由原子组成，等等。所有这些都被视为异端邪说，是与神秘和魔术有关。实际上，罗马教会烧死布鲁诺，宣布了控制科学和想像力、将它们束缚在罗马淫威之下的意图。但是，当伽利略工作和发表演讲时，尚有自由活动的余地。）
这就是对伽利略的判决。他本人认错的忏悔大约比这长十四倍。问题的关键不在宣扬教义，而是谴责异端和极其详尽地承认自己的罪行，认可和接受圣教的权威，真诚地宣誓忏悔，并保证不再重犯。这是一贯正确的体系进行思想控制的本质：他们的目标不在使罪犯认罪，而在于要让他和体系内的其他人信服。
为什么教会坚持地球中心说，仍然是一个未揭开的谜。 《圣经》上似乎并未要求这样的信仰。诚然，《圣经》中谈到太阳穿行于天空或停止运行的形象，但不难将它们解释为地球上人眼所见情景的表述，有时还是譬喻性的表述。罗马教廷本来可以不理睬这方面的问题，不必撕破信仰和顺从的面纱。然而任何教会都想要把自己的权威建立于教义和信条之上，因为教义和信条是统治的标志和工具，在动荡不安的时候尤其是这样。
而伽利略出于他的秉性和学者人品，喜欢争论。他是一位令人敬畏的辩论家，容忍不了蠢人，而他发现教会里蠢人多得是。可是，这在罗马那样一个环境中却是一种危险的游戏，因为教廷权力几乎无限，人们勾心斗角，诽谤和叛卖成风。罗马堪称台伯河畔的一座拜占庭：那些争权夺利者最高兴的事莫过于教皇的早亡，因为教皇的每一次更替都会带来权力与地位的重新组合。今天在，明天就不在；此刻是朋友，不久后就是仇敌。伽利略靠不了任何一个人。
更糟的一点也许就是，当有人向伽利略暗示和警告说教廷不赞成他的言行时，他作出的反应竟然是公开亮出自己的观点，用义大利文而不是用拉丁文出版自己的著作。这样就超越了内部人小圈子，而诉诸广大公众。这就等于是把他的异端邪说加以通俗化，当局是无法容忍的。可以比较一下义大利关于色情出版物的规定：只要这类图书价格昂贵而且印数有限，就可以通融；但不许出版廉价版本，因为当局担心那会腐蚀那些头脑简单、没有文化根基而抵挡不住诱惑和犯罪的普通老百姓。关于教会害怕用本国文字出版图书，可参阅贾姆巴蒂斯塔．德拉．波尔塔在十六世纪八十年代遇到的麻烦，见Eamon，From the Secrets of Nature，第三百六十一页，注四十一。
所以，伽利略认罪了；据说他作了最后一次顽强的抗辩（不管怎么说，它在运动），但教廷还是判他软禁，使他失去活动能力，结束了他作为一位卓有成就、不断创新的科学家的生涯。当这位伟人从事工作和旺盛创造的时候，义大利的科学曾勇敢地站起来，与反宗教改革运动所包含的种种限制作抗争；伽利略科学创造生涯的结束，使义大利科学蒙受了灾难性的损失。
别国的科学境况如何呢？教廷对伽利略的谴责在新教国家没有什么意义。如果说有什么意义的话，那就是它证实了新教造反派反对教廷权威、蔑视罗马迷信，是正确的。法国科学家、普罗旺斯地区艾克斯的教授、杰出的天文现象观察家伽桑狄神甫于一六三二年到荷兰后，给他的法国同事写信时谈到荷兰人对哥白尼定律的态度，指出所有的人都赞同它。这话也许有点夸张，但却抓住了荷兰与法国学术界态度形成的对照。荷兰、英格兰以及其他新教国家当时是有另一种心态。
在法国，学者们摇摆于理智和情感、正直与服从之间。就是那个伽桑狄曾写信给伽利略，恳请他跟罗马讲和，同时也求得良心的安宁：我极其担心您面临的命运。您是本世纪的伟大荣耀！如果教廷作出了反对您的见解的决定，请以一位智者应有的风度忍受吧。您只要确信您所寻求的仅仅是真理，即足以问心无愧而坦然处之。
仅仅是真理。但什么是真理？哥白尼在他那个时代所能利用的知识有限，还留下了不少有待解决的问题。哥白尼︱开普勒范式更有用于观察，可是它证明了地球是围绕着太阳转吗？比较好也比较安全的做法，是坚持做实验而不问为什么。这就是继续观察而否认后果，这种躲躲闪闪的做法受到了法国当时某些居领先地位的科学家的欢迎。义大利亦是如此。那里有过一座短命的科学院，即托斯卡纳公爵利奥波德资助建立的奇门托科学院（Accademia del Cimento），该科学院惟公爵之命是从，在公爵离开到罗马另谋高就不久，该科学院就解散了。没有学术自治：院士们汇报他们的实验，如此而已。科学，换句话说，没有科学。例如，当时为欧洲各国学者之间保持通信联络作出了首要贡献的法国学者梅森，曾于一六三四年写道，所有人关于地球运动的说法都尚未得到证实，所以他放弃了写作一本书论述日心论的计划。伽桑狄的态度也是一样。笛卡尔也一样。伟大的笛卡尔提出了他自己的新说法：天体的运动并不是受控于某种引力，即无形的、神奇的吸引力，而是受控于一路支承它们的力的漩涡。吸引力带有迷信的味道，而力漩涡怎么说来是科学的。笛卡尔说，地球就是由它的力场载运的，好比是乘客坐船行进。船在运动，乘客并不运动。所以地球不动。证讫。
尽管笛卡尔如此聪明，仍感到很难生活在法国的诡秘狡诈的气氛之中。他迁居荷兰，除了梅森以外，他没有给任何别的人留下转信地址。这时，法国人慢慢地、勉强地接受了他的宇宙论，而一旦接受了，他们就坚持笛卡尔体系，而拒绝牛顿的运动和万有引力理论。推比拉好。何况牛顿是英国人。法国人在当时也跟现在一样，觉得很难向别人学习，而英国人是宿敌，有百年战争期间一三四六年克雷西战役和一四一五年阿让库尔战役的旧仇，就更难向他们学习了。这种知识上的沙文主义的一个令人气愤的事例，发生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法国血库中发现有污染，可是法国卫生当局坚持给医院分发有污染的血，而不肯购买美国的检测和消除污染的设备。 （美国如今代替英国，成了高卢人厌恶的对象，由于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帮助过法国，而变得更糟。）就这样，法国当局使得成百的人，也许是成千的人，不幸罹致艾滋病和死亡。
当法国人最终接受了牛顿数学和物理学时，他们做得很好。他们有的是才华和天赋。可是他们却因为骄傲而失去了几代人的时间。
不容异说和偏见的固执
十五世纪的西西里不幸效忠于卡斯蒂利亚王室。所以，当一四九二年费迪南德和伊莎贝拉下令驱逐或强迫归化西班牙的犹太人时，西西里只得唯命是从。早期一些针对犹太人的集体迫害表明，该岛不乏反犹情绪。但是，犹太人数世纪以来居住在这里，在西西里的贸易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更不用说，在医生和药剂师方面，他们占了绝大多数。西西里的总督犹豫不决，不愿意发布这个影响重大的法令；但是发布了一系列准备性的命令：禁止犹太人出售资产，强迫他们偿还所有的欠款，而最具有征兆性质的是禁止他们拥有武器。
不需要再详加叙述了。西西里岛上的犹太人赢得了短暂的迟延时间；他们被仁慈地允许带走自己的衣服、一床床垫、一件羊毛或哔叽毛毯、一床被单、一些零钱，加上路上用的食物。据说，许多西西里人对犹太人离开感到遗憾。这是有理由的。犹太人走后，西西里的商业衰微几尽；一些房子甚至一些街区都无人居住；我们能估计到，当时一定有人感到羞愧。
很久以后，在十七世纪末，许多西西里人要求国王促进贸易的发展。查理二世赋予墨西拿以自由港的特权，并授权犹太人在那里经商条件是他们必须睡在城外，并且穿着带有醒目标志的衣服。这种模棱两可的邀请未能鼓励犹太人回来。所以，一七二八年，犹太人被授权可以在岛上任何地方从事贸易，住在墨西拿，可以建立犹太教堂和墓地，并有权拥有和处置财产。这也没有多大作用。所以，一七四○年，国王明确邀请犹太人回来。一些犹太家庭接受了邀请，但是发现自己仍然受到有偏见的民众的歧视。碰巧王后未能生育王子来继承王位，教会人士向国王夫妇进谗言说，只要他们允许犹太人居住就不能生儿子。所以，七年之后，出现了再一次驱逐。
不容异说，迷信，无知这些都容易养成，却难以根除。很久以前外国（西班牙）统治者犯下的罪过，直到今天仍是促成西西里落后的一个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