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沙田山居，忽忽四有半年，朋友当然不止七位，而于此七友，我所知者当然也不止如此。一个人的生命正如冰山，露在水面的不过十之二三，我于七友，所知恐亦不过十之三四。以下所记，多为曲笔侧写，有话则长，无话则短，只能聊充传记的脚注。取景则又不远不近，相当于电影的中距离镜头，激发兴趣则有余，满餍好奇则不够。至于此文刊载之后，七友尚能余下几友，七座冰山会变几座火山，亦非我所敢预测，所赖者，友情的弹性和高士的幽默感而已。万一我运笔偶近漫画，那也只是想逗我的读者高兴，不是想惹我的朋友不高兴。根据互惠的原则，七友之中如果有谁报我以相同的笔调，我必定欣然受之，认为变相之恭维。文中人名太多，尽量免去尊称，以示亲切，而非不敬。
宋淇（笔名林以亮）
宋淇是批评家，翻译家，诗人，编辑这四方面和我们当初的结缘，全有关系。早在二十年前，他为今日世界社主编一册美国诗选，苦于少人合作，乃请吴鲁芹在台北做译探。吴鲁芹把我的一些翻译寄给他看，他欣然接受，我便成为该诗选的六位译者之一。此后他在香港而我在台北，通信多而见面少。直到四年前我来中文大学任教，我们才经常见面，相知更深。
见过宋淇的人，大概没有想到他在少年时代还是一位运动健将。后来由于多病，社交量不得不受限制，很少出门。和杨牧一样，他最喜欢坐定下来聊天，却不像杨牧那样一面聊天一面饮酒。在这方面，他不但学识广泛，而且舌锋凌厉，像是我们这圈子里的约翰生博士。他的父亲春舫先生兼通好几种西方语文，是一位名戏剧家和学者。家学的背景，加上和香港影剧界多年的渊源，使他在这方面话题无穷。诗和翻译是我们的同好，也不愁无话。他是红学专家，一谈起红学，我只能充一位聆者。至于早期的新文学家，尤其是学院派的一类，有不少是他的父执，不然就是早他半辈的朋友，第一手的经历，由他娓娓道来，分外亲切动人。他曾告诉我说，有一天他家里来了一位客人，笑吟吟地教了他一下午的西洋棋，当时他还是个小孩子，只觉得那客人蔼然可亲，后来才发现他的棋师竟是大名鼎鼎的胡适。诸如此类轶事，我常劝他记下来发表，否则任其湮没，未免可惜。
宋淇谈天说地，全凭兴会，所谓娓娓，往往升级为侃侃，终于滔滔。他并不好动，不能算是应酬界巨子（何怀硕语），但他交游既广，涉猎又多，兼以记性特强，所以话题层出不穷，舌锋至处，势如破竹。这时你最好不要去抢他的球，因为他运球如飞，不容你插手，不，插嘴的。偶或有客抢到了球，正要起步，却又被他伸手夺去。这当然不是永远如此。如果你说得动听，他也会注意听你说，且粲然而笑的。
像一切文人一样，宋淇是一位性情中人，情绪有冷有热，正如英文所谓moods。对于他所厌烦的东西，他绝对不去敷衍。因此有不少人只能看到他的冷肩。这样的择友而交，令人想起女诗人狄瑾荪的名句：
灵魂选择她自己的朋友，
然后将房门关死；
请莫再闯进她那圣洁的
济济多士的圈子。
不知是因为身体的关系，还是脑中经常在转动着好几个念头，宋淇即使在好友的面前，有时也似乎心不在焉，甚至瞬间会没有表情。奇怪的是，你讲的话他却又很少漏掉。实际上，他外方而内圆，望之若冷，即之则温。他一旦认你为友，必然终身不渝，为朋友打算起来时，比谁都更周到。这时你才发觉，先前的冷，只是一层浮冰，一晒就化的。
另一方面，我认为宋淇又是一位理性中人，处事很有节度。我很少看见他大喜大怒，也许喜怒之情一个人只在家人面前才显露吧。我有一些初交的朋友，也认为我的性情并不如在诗文中所表现的那么强烈，因而松了一口气。宋淇虽然多病，却很少见到他欲振无力，反之，说起话来，总是气力贯串，节奏分明，比起不少健硕之士来，还飞扬得多。奇怪的是，他虽然不时生病，又兼行政重任，写作却仍多产。也许病生多了，战时等于平时，自多抗拒之道，病菌也日久有了交情，不至于太为难他吧。
在当代学者之中，宋淇褒贬分明，口头赞美最频的，包括钱钟书与吴兴华，认为国人研究西洋文学，精通西洋语文，罕能及此二人。吴兴华不但是学者，更是诗人，文革之前一直任北京大学的教授。据说文革一起，吴兴华便首当其冲，成了最早的牺牲品。吴兴华是宋淇的同学至友，所以文革之祸，他的感慨最深。另一位死于文革的学者兼翻译家傅雷，则是介于春舫先生与宋淇两代之间的世交，可谓半父执；所以在另一方面，傅聪之视宋淇，也有半父执之谊，每次来港，总不免见面叙旧。我想宋淇对西洋古典音乐的爱好与了解，和傅家的世交或为一个因素。他对于西画兴趣亦浓，书房壁上所悬，正是他亲家翁名画家曾景文的作品。
宋夫人邝文美女士出身于上海的教会大学，却兼具传统女性之贤淑与温婉，是我们最敬佩的嫂夫人之一。她是作家宋淇的秘书，又是病人宋淇的看护。我家每次大举回台省亲，她又为我家照顾小鹦鹉，成了蓝宝宝的鸟妈妈。蓝宝宝不幸于今年十月一日病死，所以她这小小的头衔也已成为亦甜亦酸的回忆了。我们几次郊游，邀宋淇伉俪同去，宋夫人都因宋淇不适或无暇也放弃了山岚海气之乐。在背后，我们有时戏称他为蓝胡子。
高克毅（笔名乔志高）
和宋淇共同编辑中文大学出版的译丛英文半年刊，使它渐渐赢得国际重视的另一学者，是高克毅。在台湾文坛上，他的笔名乔志高更为人知，却常被误作乔治高，令他不乐。不过高克毅不乐的时候很少，我每次见他，他总是笑吟吟的，传播着愉快而闲逸的气氛，周围的朋友也不知不觉把现代生活紧张的节奏，放松半拍。无论说中文或英文，他的语调总是那么从容不迫，字斟句酌，有时甚至略为沉吟，好像要让笑容的沦漪一圈圈都荡开了，才揭晓似地发表结论。有些朋友嫌我说话慢，但高克毅似乎比我又慢小半拍。我从未见他发怒或议论滔滔。他这种温文和蔼的性情，在驾驶盘后也流露了出来，一面缓缓开车，一面不断和旁座的朋友悠然聊天，于是后座的高夫人总忍不住要提醒他全神看路。
高克毅是有名的翻译家，散文也颇出色。他的英文之好，之道地，是朋友间公认的。最使他感到兴趣的三件东西，是新闻，翻译，幽默。其实这些是三位一体的，因为新闻不离翻译，而翻译也尽多笑话。他在新闻界多年，久已养成有闻必录的习惯。有一次他和许芥昱来我家作客，席上众人聊天，我偶尔说了一个笑话，他欣赏之余，竟立刻从衣袋中取出记事簿和钢笔，记了下来。他和许芥昱旅美都在三十年以上，自然而然也都修养成西方绅士彬彬有礼的风度，对于妇女总是体贴周到，殷勤有加，不像东方典型的大男人，高据筵首，指天划地，对于女主人的精心烹调，藐藐不赞一辞。绅士型的客人，当然最受主妇的欢迎。那天二绅士坐在我家四女孩之间，一面夸奖女主人的手艺，一面为邻座的女孩频频送菜，一面当然还要维持全桌流行的话题，手挥目送，无不中节。事后，女主人和四位小女主人交换意见，对于二绅士都表满意。
蔡濯堂（笔名思果）
作风异于二绅士者，是蔡思果。蔡夫人从美国来香港团圆之前，被迫单身的思果是我家的常客。这位单身汉每文不忘太太，当然不是一个大男人主义者，但是另一方面却也绝非西化绅士。两极相权，思果大致上可说是一位典型的中国书生，有些观念，还有浓厚的儒家味道，迂得可笑，又古得可爱。
今年春末，高克毅从香港飞回美国，宋淇夫人、思果、和翻译中心的吴女士去启德机场送行。临上机前，高克毅行西礼向两女士虚拥亲颊。不久思果在我家闲谈，述及此事，犹有不释，再三叹道：怎么可以这样？当众拥吻人家的太太！我说：怎么样？当众不行，难道要私下做吗？大家都笑起来。过了一会，见思果犹念念不忘，我便问他：当时被吻者有不高兴吗？思果说：那怎么会？我又问：宋淇自己无所谓，你为古人担什么忧？思果正待分辩，我紧接下去说：依我看，根本没事儿，倒是你（思果说：我怎么？）心里有点羡慕高克毅！这时，众人已经笑成一团。
又有一次，和我存在思果的客厅里聊天，他忽然正色道：我太太不在的时候，女人是不能进我卧房的！我存和我交换了一个眼色，强忍住笑问他：如果我此刻要进去拿东西呢？思果说：哎！那当然可以。我存说：我不是女人吗？思果语塞，停了一会，又郑重其事地向我们宣布：女学生单独来找我，是不准进大门的，要来，要两个一起来。我存说：这并不表示你多坚定，只表示你没有自信。思果想了一下，叹口气道：说得也是。
沙田高士在一起作风雅之谈，如果有宋淇和思果在座，确是一景。宋淇一定独揽话题，眉飞色舞，雄辩滔滔，这时思果面部的表情，如响斯应，全依说者语锋之所指而转变，听到酣处，更是啧啧连声，有如说者阔论激起之回音，又像在空中的警句下面划上底线，以为强调。初睹此景的外人，一定以为两人在说相声。不过，在不同的场合，轮到思果做庄，唇掀古今，舌动风雷的时候，也足以独当一面的。说到兴会淋漓，题无大小，事无谐庄，都能引人入胜，不觉星斗之已稀。有一次在我家，听他说得起劲，忽然觉得话题有异，从催眠术中猛一惊醒，才发现一连二十分钟，他侃侃而谈的，竟是他的痔疮如何形成，如何变化，又如何治好之后如何复发。
从此对思果这种迷人的唠叨颇有戒心，不过既然迷人，也就防不胜防。终于又有一次，在夕阳之中，我驾车载思果去尖沙咀同赴晚宴。上得车来，他的绣口一开，我的锦心就茫然了，等到锦心恢复戒心，糟了，车头忽已对着过海隧道的税门。少不得硬着头皮开过海去，然后七折八弯，觅路又开回来。思果一路道歉，最后更拿出一张十元钞票，说要赔我税钱。我大笑。
思果是有名的散文家和翻译家，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但是外人很难想像他的兴趣有多广阔。他是虔诚的天主教徒，对天主教的熟悉是不消说的。在中文大学的宿舍里，他和李达三神父是邻居，每星期都要在一起望弥撒，一僧一俗，同为（不同意义的）单身汉，又是翻译和文学的同好，十分相得。此外，思果最热中的东西，据我所知，该包括运动，京戏，方言，书法。
思果每天用在运动上的时间是可观的，他说他年轻时体质不好，后来勤加锻炼才健康起来。也许正因如此，他虽已过了六十，一头乌丝，却仍是少年头。他的运动日程，主要是长跑和太极拳，有一度还领着一些年轻的徒弟如周英雄、黄维梁等，俨然一派教头。他夸口说能静坐在桌前，一摒万念，便入黑甜，等到悠悠忽忽再睁开眼来，已经是五分，十分，半小时后，而桌前坐着的，又是一个簇新的人了。这种来去自由任意远征的召梦术，我是千年也修不来了，不要说半竖着无此可能，就算是全横的时候，也不是召梦便验的。
没有一次见面思果不谈京戏，我相信他这方面也不含糊，是个十足的戏迷。我只能说相信，因为迄今为止他只开过一次口，而仅有的一次只唱了短短的一段战太平，还是千怂万恿才勉强别过身去，又推说那天嗓子不能作准。所以他作得了准的艺术至境究竟有多高，我还是不太清楚，而他再三暗示总有一天要让我们餍足的耳福，仍然是一个预言。最令我莞尔的一个现象，是在这件事上，思果似乎一直下不了决心，究竟要自谦还是要自负。所以每次自我分析的时候，他总不免先自谦一番，说他的唱工和琴艺不过尔尔，比起什么派的谁何名伶，算得了什么。如是数分钟后，眼见大家渐渐被他说服，有点同意起来，且亦不再企图劝慰他了，忽又似乎心有不甘，语气一转，自我修正，渐渐强调不过我这副嗓子呢哎，不瞒你说，好多师傅都说我本钱足。不像样子的胡琴伺候，我还真不于是四座忍俊不住，统统笑了。有一次何怀硕，一个小型的思果专家，说这是棋术上的退两步进一步，大家欣然同意。思果听了，只有苦笑的分。
这样的宽容，正是长者可爱之处。调侃朋友，最难恰到好处：如果对方根本不在乎，则调者自调，久而无趣；如果对方十分在乎，又怕反应太强，超过预期。最理想的对象我不敢说牺牲品是相当在乎，却又相当容忍，那种微妙的平衡，正在似恼不恼之间，使调者觉得有一点冒险，却又终于并没有闯祸，而旁观者只是捏一把不，半把冷汗，于是宾主释然尽欢。思果正是这么一位可爱的朋友，宽容的长者。所以每次他来我家，都成为众所欢迎的客人，也是我几个女儿最感兴趣的蔡伯伯。有时我又不能无疑说不定思果早已觑破了文友谐谑无状得寸进尺的弱点，故意装出欲恼不恼的神情来逗逗我们，果真如此，我们反而入了他的彀了。
要说思果总是供人谐谑，一味为幽默而牺牲，则又不尽然。碰巧在兴头上，他也会取笑别人，摹仿一些名流的口音和语调，博四座一粲。他富有方言的天才，什么地方的口音一学就会。他自己是镇江人，国语略带镇江乡音，发现女画家洪娴竟是小同乡，有机会和她重温母语，高兴极了。镇江附近的京沪方言，他似乎也会好几种，却推崇宋淇沪音之正。他在九江住过，江西话不消说得。去年端午之夜，他来我家过节，饭后我们挂起三闾大夫佩剑行吟的拓像，和黄维梁、黄国彬四人诵起离骚来，思果用湘音缓吟，别有情韵。此外我还听他学桐城人和温州人的口吻，也颇乱真。至于他的粤语，在此地的外江佬之中，要算得是一流的，当然不像本地人那么道地，却也无拘无碍，雅达兼备，在我听来，已经够好的了。有一次在青年文学奖颁奖的讲评会上，众评判轮流上台。轮到思果，他竟用粤语侃侃讲了十分钟，听众听出他不是广东人，却欣赏一位上海人本地人习称所有外省人为上海人把粤语说得这么清爽，报以热烈的掌声，且在他原来无意幽默的地方触发了幽默的契机，引起满堂欢笑。
思果单身的时候，既是我家的常客，我家的四个女孩也认为他唠叨，却又忍不住要听下去，且听入了迷。唠叨为什么会迷人，确也费解。大概因为他娓娓而谈的时候，面部表情不但复杂，而且总略带夸张，话里的意义乃大为加强，又常在上下两句之间安上许多感叹词总而言之，这是散文家的随风咳唾，笔下既已如此，舌底也不会太走样的。思果常在怀内的文章里说，蔡夫人来信总告诫他不要常来我家贪嘴打扰。我存和我都不以为然，认为这观念太老派了。单身汉吃双身汉，是天经地义。单身汉去朋友家作客，不但分享那家人的天伦之乐，也带给那家人新奇的乐趣，要说恩惠，也是互惠的。王尔德说：婚后的日子，三人始成伴，两人才不算。其实许多夫妇最欢迎单身的客人，因为单身汉最自由，所以最好招待，又最寂寞，所以最易感动。何况思果又是这么矛盾，矛盾得这么有趣的一位客人？所以我有一次忍不住对他说：不要再唠叨了。你吃我一席酒，我听你一席谈，那一样更美味，谁知道？有什么打扰呢？
陈之藩
思果唠叨，陈之藩寡言。其间的对照，似乎也是他们散文风格的对照，散文家陈之藩不但寡言，终于似乎无言了。好多年不再见他的新作，但他的旅美小简等书仍然脍炙人口。今年年初他从韩国回来，立刻兴冲冲地来找我说：我去了板门店！两英里宽的非军事地带之内，居然住了一些老百姓，生活反而分外安全，那里面的飞禽走兽也自得其乐。两边比赛谁的旗杆高，真绝。我们下了游览车，谁也不许轻举妄动，连手臂也不许随便举起来，否则对面就一枪打过来！你一定得去看看，看了准会写诗！我说：散文也可以写啊，你还是来一篇散文吧。第二天高信疆打长途电话给我，我乘机告诉他陈之藩有这么一篇散文可写，不妨一邀。想来钉稿高手如信疆者，也钉不出一个结果来。陈之藩真是世界上最懒的散文家。
认识之藩，已经有二十六、七年了，大概是吴炳钟介绍的，后来在梁实秋先生家里好像也见过几次，来往不频，说不上有多少私交。只记得当时他在国立编译馆任职；常译一些英国浪漫派的诗在报刊上发表，又是一位张秀亚迷，把她的散文集买了好多册来送给朋友共赏。他在北方读大学的时候，更是一位典型的文艺青年，常和胡适、沉从文等人通信，所以存信很多。梁先生戏称他为man of letters。后来他远去美国，我们也就很少见面。
一年半以前，之藩接中文大学之聘，从休士敦来此地任讲座教授，教的不是文学，是电子学。之藩在国外成了科学学者，在国内却是文学名家，这种两栖生命是令人羡慕的。当今台湾的文坛上，能如此出入科、文之间的，除了张系国之外，我一时还想不起第三人来。英国小说家兼科学家史诺子爵在两型文化与科学革命一书中，慨叹传统的人文和现代的科学鸿沟日深，宜有桥梁以通两岸。若之藩者，诚可谓man of two cultures，可惜他近年只发表科学论文，却荒废了文学园地。其实像他这样的通人，应该像系国那样多写一些通文，来兼善两个天下才是。沙田七友是七座冰山，之藩之为冰山，底部恐更大于其他六座。他的科学家那一面，对我说来，已经不是冰山之麓，而是潜水艇了。
不谈山脚，且看山头。之藩好像从来不写文学批评，但自有一套武断的见地。夏志清论琦君时，认为散文家必须天生好记性，才能把一件往事，一片景色，在感性上交代详尽，使一切细节历历在目。之藩却说，记性好了便做不成散文家，因为熟忆古人的名篇警句，只有束手束脚，自惭形秽，无补于创造。有一次之藩直语思果，说他早期的散文胜于近期，思果以为知音。两位散文名家，一坦率，一谦逊，实在古德可风。又有一次他在山坡上遇见我，说我新发表的菊颂很有意思，临风红妆那一句刺得最好。我说：给你看出来了。他说：谁都看得出来。后来他又指出北望里面写到天安门的一句，以为有预言之功。我说那只是巧合罢了。那几句诗是这样的：
月，是盘古的庾耳冷冷
在天安门的小小喧哗之外
俯向古神州无边的宁静
这首诗写于一九七六年二月，不久就发生了四五天安门事件，可谓巧合，也可说是冥冥之中心有所感吧。不过四五事件，在清明之次日，正是阴历三月初六，那时的弦月恰如一只瘦耳。
之藩在中文大学的宿舍，正好在我楼下，也是有缘，得以时常见面。至于陈夫人王节如女士，则一半时间住在台北，一半时间来香港陪他，所以较少见面。日子久了，才发现之藩独来独往，我行我素，而又大节不逾，小节不拘，直是魏晋名士风标。中文大学依山面海，自成天地，没有一条路不随山势回环，没有一扇窗不开向澄碧。之藩一见就大为动容，说要知道这么美，早就来了。我去过各国的名大学，论校舍，中大平平，论校园，中大却是一流的。他有糖尿症的初兆，医生要他少吃糖，多走路，因此山路之上经常见到一位穿浅咖啡色西服的中年教授，神思恍惚，步伐迟缓，踽踽然独行而来，独行而去。我在路上遇到他，十有六七他见不到我。不知他成天心里想什么，也许是在想他的电子学吧，如是则说了出来我也不懂。至于甜食，理论上他不敢贪嘴，实际上却心向往之，时常逶逶然从城里大包小盒地拎着糕点回来；其中最得意的一式，是家乡风味的老式鸡蛋糕，有小碗那么大，上面嵌些剥光的瓜子仁。这东西也是我父亲的上品，记得我小时候也爱吃的，却不知之藩在什么店里发现了，惊喜之余，买了无数回来，每次飨客，总要隆而重之夸而张之地再三推荐，唯恐朋友印象不深，且又以身作则，啖之咽咽，味之津津，真是可笑又可爱。
有一次他照例从九龙搬了大批点心回来，又照例被太太骂了一顿。为了釜底抽薪，趁他不在的时候，陈夫人把那些汤圆和糕饼之类一股脑儿提上楼来，送给我家。之藩好吃，是不争之事。他自诩有胃而无底，烙饼数张，饺子数十，悉数吞下，肚里却毫无动静，事后还要浓汤浇茶，也不觉有什么反应。思果的自我催眠，之藩的无我食量，简直一为梦神，一为灶仙，我这凡躯是修链不来的。
之藩为人，想的比说的多，说的又比写的多。这样其实很好。如果有一个人，写的比说的多，说的又比想的多，岂不可怕？众人餐宴或聊天的时候，他总静静坐着，听得多，说得少，即使在听的时候，他也似乎不太专注，却也不会漏掉一句。在太太面前，他更其如此，总是把发言权让给太太，一任太太向朋友夸大他的恍惚和糊涂，且带着超然的微笑随众人反躬自嘲。听他太太说来，他没有买对过一样东西，不是东西不合用，便是价钱太贵。有一次他买了件衣服给太太，太太居然赞他挑得好，他立刻又为她买了一件，颜色和款式跟第一件完全相同。不论他在科学和文学上有多少成就，在太太眼里，他从来没有成熟过。对于太太亲切的呵斥，他总是孩子一般欣然受之，从不反驳。我想，太太大半是在后台看戏，是不作兴鼓掌叫好的。在太太们的眼里，世界上有几个丈夫是成熟的呢？
陈夫人出身旗人世家，小时候住在哈尔滨，三十年前初来台湾的时候，也在国立编译馆任职，乃与之藩结了姻缘。她颇通俄文，能票京戏，还做得一手好菜，尤其是北方的面食。俄文一道，无人能窥其奥。我学过两星期的那一点俄文，在健忘之筛里只剩下了半打单字，连发问也不够资格。京戏一道，自有热切的票友如思果者向她探听虚实，一探之下大为佩服，说她戏码戏文之熟不消说了，随口哼一段举例更有韵味。至于厨艺，当然有口共赏，只需粗具嘴馋的条件就行。两家来往，只要走十八级楼梯，所以我存常下楼去，跟她学烤烙饼，包饺子，端上桌来，果然香软可口。之藩则奔走灶下，穿梭于二主妇之间。他的手艺也有一套，据说是因为曾在军中掌厨，早有训练之故，这又是旅美小简的读者想像不到的了。
胡金铨
无论凭靠我家或之藩家阳台的栏杆，都可以俯眺蓝汪汪的吐露港，和对岸山势起伏的八仙岭，却很少人知道，山麓那一条条浅黄色的印痕，正是胡金铨拍迎春阁之风波所用的一场外景。走近去看，就发现那些黄印子原来是为了建造船湾淡水湖挖山填海的遗迹，有些地方，像切蛋糕那样，露出有棱有角的黄土，面积也颇开旷，金铨灵机一动，就点化为群侠决战的沙场了。
我知胡金铨其人，是从龙门客栈开始的。当时我和一般高眉人士一样，以不看国片自高，直到有一天，全城的人都在阔论龙门客栈，我如果再不去看，和朋友谈天时，就成了题外人物，只好在一隅傻笑了。一看之下大为倾倒，从此对国片刮目相看，金铨的片子更不放过。除了早期的大醉侠之外，他的片子我全看过，有的甚至看过两遍。赏析金铨影艺的文章很多，我却愿意自撰一词，称他为儒导。这儒字，一方面是指儒家的忠义之气，一方面是指读书人的儒雅之气。金铨片里的侠士都有这么一点儒气，而金铨自己，平日就好读书，常与作家往还，不但富于书卷气，拍起片来，更是博览史籍，遍查典章，饶有学者气。就算放下电影，金铨也别有他的天地。他的中英文修养都高，英文说得漂亮，中文笔下也不含糊，着有评析老舍的专书。难怪最后找太太时，也找了一位女作家，不是一位女演员。
金铨善用演员之长而隐演员之短，徐枫如果没跟金铨，未必能够尽展所长。六年前的夏天，我从台湾去澳洲，在香港转机，小停数日。金铨接机，把我安置在他公司的宿舍里，他自己却不知去向。一觉醒来，才发现走廊对门而住的，竟是正在拍忠烈图的徐枫，还承她招呼我用早餐。当时我尚未看过她演的电影，所以印象不深，却记得她的气质不俗。据我看，徐枫在台下不算顶美，但在金铨的戏里，却是眉间英气慑众的冰美人，那英气，给微翘的鼻子婉婉一托，又透出几分柔妩，所以十分动人。看得出，她不是能言善道之人，表情的变化也不多，所以金铨安排她的角色，也是话少而动作多，结果非常有效。
金铨拍片之认真，是有名的。有一次听他说，在侠女拍摄时，为了需要古宅空庭芦苇萧萧的那一股荒味，他宁可歇几个月，等芦苇长高了再拍。这次他去韩国拍空山灵雨和山中传奇，天寒地冻，补给维艰，吃足了苦头。其中一场外景排在汉城郊外的一处古迹，叫做收御将台，却发现设有建台何年之类的英文说明，不堪入镜。金铨急嘱他太太钟玲在港找些元朝的文告资料，以便书为揭示，将那碍眼的英文遮去。我为他们在中大的图书馆借了一本元典章，结果韩国当局又不准张贴，金铨只好弄一棵什么树来挡住，才算解决。这当然只是他面对的一个小问题，已够人折腾半天，亦可见导戏之难。好在新婚之后，内外都添了得力助手，钟玲不但做了主妇，更成了他的编剧，写了山中传奇的脚本。现在轮到心焦的影迷，包括沙田诸友，来等新片上演。
我和金铨也不常见面，大概一年也只有三、五次。席上宴余听他谈天，可谓一景。金铨是一个神气活现的小个子，不知为什么，我从来没见他沮丧过。他最爱穿绣有Safari字样的浅色猎装，把新剃后下巴上一片青青的须桩衬得分外鲜明。他从演员做到导演，在影剧天地里不知翻过多少筋斗，口才又好，说起故事论起人物来，浓眉飞扬，大眼圆睁，脸上的表情大有可观。他交代故事总是一气呵成，势如破竹，几番兔起鹘落便已画龙点睛，到了终点。他一面说，一面绘声图影，一张嘴分成两个人，此问彼答，你呼我应，也不知怎么忙得过来的。这种独角相声是他的绝技，不但表情逼真，而且跳接迅快，你一分神，他已经说完了。在我记忆之中，好像只有梁实秋先生能有一比。这样子的人，方言一定也不含糊的，金铨当然不例外。他学上海和扬州的口音，每次都逗我存和我发笑。其实钟玲口齿也很灵便，只是不像他这么爱演谐角罢了。可是智者千虑，必有一失。金铨也有不济的时候，那便是醉酒之后。我至少见他醉过两次，不尽酩酊，却也不止微醺，形之于外的，是目光迟滞，像照相时不幸眼皮将合未合的那种表情，而且言语嗫嚅，反应不准，像一架失灵的高能电脑。有谁不信，我有照片为证。
刘国松
金铨虽说常醉，毕竟由于屡饮，其实他是颇有酒量的。朋友之中最不善饮到了滴酒酡颜之境的，首推刘国松。画家善饮，中外同然，唯独我们这位大画家，一口尚未落肚，玉山早已颓然。此人气壮声洪，说起话来，一口刚劲的山东乡音挟豪笑以俱下，不论有理无理，总能先声夺人。打起长途电话来，也是一泻千里，把一刻千金的账单全不摆在心上。可惜处处豪放，除了杜康，朋友提壶劝酒的紧要关头，总是死命捂着酒杯，真应了小杜的一句唯觉尊前笑不成。烟是更不抽的，所以我常笑他，不云不雨，不成气候。只怪他肠中没有酒虫，鼻中没有烟窍，除了苦笑，也莫可奈何。
沙田七友之中，第一近邻自然是楼下的之藩，其次就是对面宿舍高栖九楼的国松了。只要隔着院落看他窗口有无灯火，就知道画家在不在家，连电话也无须打。您一人独住，也是一个有妻、有期的单身汉，所以也成了我家的常客，有时更过来同赏电视。其实我们真正共享的，是世界各地来访的朋友台湾来的何怀硕、林文月，美国来的许芥昱、杨世彭、许以祺，义大利来的萧勤，澳洲来的李克曼，我们此呼彼应，顷刻之间便聚在一起了。单身的远客往往就住在国松的楼上，同寝共餐，旬日流连。许芥昱和李克曼都先后住过。李克曼挂单的那几天，不巧我正忙别的事情，只在他临行的上午匆匆一晤。他把自己主编的四分仪月刊中国专号送我一本，问我对中国大陆近日的开放政策有何看法。我说：你是专家，怎么问我？他的看法仍是存疑，且认为海外有些中国人的乐观未免早熟。许芥昱好像住得久些，又值我较为得闲，有缘相与盘桓。我的照相簿之中，还有他和我家蓝宝宝合影的一帧，最是可珍。他在单身汉的空房挂单，两个单身汉挂在一起却不成双，我对国松说，他的寓所可称为单挂号。那一阵子只见单身汉出双入对，许公的银髯飘飘，刘郎的黑髭茁茁，两部胡子彼此掩护，我和我存临窗眺见，总不免感到好笑。
国松唇上那一排短髭并不难看，只可惜坐拥如此的戟鬃竟不解痛饮，真是虚张声势了。他为什么想起要蓄髭，事先有未取得太太同意，非我所知。五年前我也曾放下剃刀，一任乱髭自由发挥，养了两个礼拜，镜子里看来似乎也有点规模了，我存倒没说什么，只是姑息地好笑，却被尚俭看见，笑我黑白二毛，不够统一。一沮之下，尽付与无情的锋。但每次见到国松，在五官之外无端又添上半官，雄辩滔滔之际，唇张须扬，还是可羡的。国松鲁人，一次在宴请怀硕的席上，大家称他做鲁男子，他欣然受之。国松交友和谈话，多是直来直往，确为粗线条作风。他在寓所请吃牛肉面时，人多而家具少的大空厅上，他一个人的直嗓子响遏行云，压倒一屋子客人混沌的噪音。在他的功过表上，世界上似乎只分好坏两种人，一目了然，倒也省了不少事。说方言的本领也很有限，旅港六、七年，广东话依然水皮，比思果和金铨显然不足。但是他的水墨山水，云缭烟绕，峰回岭转，或则球悬碧落，月浮青冥，造化之胜悉来腕底，却显然需要千窍的机心，不是一位鲁男子可以误打误撞出来的。介于两极之间，我始终不能断定那一个是他那吆喝的鲁人，或是超逸的画家。
初识国松，忽忽已是二十年前的事了，于今回顾，前尘历历在心，好像只是上星期的事情。当时他自然没有灰鬓，我也不见斑发，他是挣扎求存的穷画家，我也是出道未久的青年诗人。两股刚刚出山的泉水，清流淙淙，都有奔赴大海的雄心，到了历史转折的三角河洲，自然便合流了。最近之藩还向我问起许常惠的近况，他说：见到你和国松在一起，就想起常惠。以前你们三位一体，老在一块儿的。之藩说的是十六、七年前的文星时代。那时三人确是常在一起，隔行而不隔山的三泉汇成一水，波涛相激，礁石同当，在共有的两岸之间向前推进，以寻找中国现代文艺的出海口相互勉励。当时台湾的文艺颇尚西化，我们三人的合流却多少成为一股逆流。无论在创作或理论上，我们都坚持，学习西方的文艺只是一种手段，创造中国的现代文艺才是终极的目标，至于本土的传统，不能止于继承，必须推陈出新，绝处求变。这一番大话当然是高悬的理想，能做到几分谁也不敢说，不过三个人未背初衷，都还在寻找各自的，也许最后仍是共同的出海口。
我常觉得艺术家有两大考验，一是中年，一是成名。往往，两者是一而二的。许多艺术家少壮时才思焕发，一鼓作气，也能有所创造，但蕴藏不厚，一到中年，便无以为继了。我相信一个人的艺术生命也会有更年期的。穷则变，变则通，恐怕是每位艺术家迟早要面临的挑战吧。至于成名之为考验，对艺术家而言，恐亦不下于失败。失败能使艺术家沮丧，但不成名并不等于失败，成名也不一定就是成功。失败因能使人气馁，成名也能使人满足，满足于已有的一切，满足于稳定的地位和安逸的生活，满足于重复成名作的风格。
国松在国际艺坛上享誉日隆，今年夏天更以亚洲分会会长的身分出席在澳洲亚德雷城举行的国际美术教育协会会议，并在该城与墨尔本举行个人画展。前述的两大考验之中，第一个考验国松当可通过，因为他早已进入中年而仍创作不辍。第二个考验能否通过，尚有待时间来印证。我深深感到，逆境难处，顺境更不易。这几年来国松新作的风格似乎变化不大，技巧的经营似乎多于意境的拓展。从山水的视觉到太空的视觉，曾是他的一大突破，但太空视觉之后呢？我期待着另一次的突破。二十年前，我们每次见面，总看得出他正在酝酿新作，并热中于画理的探讨。现在这种气氛似乎淡了。他当初的画友全散了，论战的敌方也不再威胁他目前他所处的是一种危险的顺境。我深深怀念从前的日子。
黄维梁
我家厨房的碗橱里，有一只长颈胖肚的七寸小瓶，外髹褐釉，里面盛的是我自制的茱萸酒，用辛辣的茱萸子泡在绍兴酒里配成。两年前的重九，维梁刚从美国回港，来中文大学任教，我邀他和太太江宁来家里吃饭，便开樽以飨新科博士。酒味颇烈，主客又皆不善饮，半樽而止。后来向我存索饮，便叫它做维梁酒，她也知道是何所指。客厅壁炉之上，有一条黑石的搁板，纷然并列的饰物珍玩之间，有三件陶磁小品最富纪念价值，因此最逗我巡回的目光。中间的一件是丹麦人鱼公主石上踞坐的磁像，色调鲜浅，轮廓温柔。右边也是丹麦特产的磁像，状为农家少女跪地为母牛挤奶，那母牛回过头来，亲切地对着少女，更越过她低俯的头上，望着海底上来的人鱼公主。两件磁器都是我从哥本哈根带回来的。左边的陶艺，则是诗仙李白半倚在石几之上，右手搦管临纸，微扬的脸部将目光投向远处，似待诗兴之来，而身畔隆然，正是一坛美酒。诗仙乌帽青衫，风神朗爽，长髯飘飘欲动，真有出尘之想。但他目光所及，也正是那撩人遐思的人鱼；这么安排，似乎对李白有点失敬，不过礼教原不为诗仙而设，果真诗仙邂逅水灵，也许惊艳之余，一首七绝立挥而就，也未可知。这绝妙的陶像是维梁和国彬两对伉俪送我的生日礼物，鼓励我多多写诗，不是多窥人鱼。
诗，正是维梁、国彬和我的文字因缘。也是我和千万朋友，识与不识的文字因缘。太初有字，神其倡之，即字即神。约翰福音开卷的名句，正好借喻来做我的注脚。我和维梁相识，也是从字开始，因字而及人的。该是文星时代的末期，维梁还在新亚书院读书，看过我的作品，屡在香港的刊物上用游之夏的笔名撰文评介。一九六九年春天，我来港开会，绍铭邀我到崇基演讲，维梁也在座中。后来他和十几位青年作者去富都酒店看我，面对全是陌生的脸孔，又且忙于答问，同时也弄不清黄维梁就是游之夏，匆匆一叙并未把字还原为人。那年秋天，也是巧合，他从香港，我从台湾，都去了美国；他远征奥克拉荷马的静水镇，修习新闻，我则高栖丹佛，两地相去约六百英里。第二年的感恩节，他驾了白色的科维尔，迢迢从静水镇北上丹佛来看我，正值商禽等几位朋友也从爱奥华赶来，一时热闹异常，欢叙三日才依依别去。记得相聚的第二天，主人带客登落矶大山游红石剧场，我驾自己的鹿轩载着家人前导，维梁则载着众客后随。落矶山高坡峻，果然名不虚传，到了半山，原来的鹅毛小雪骤密起来，紧要关头，正如维梁所担心，那老爷车科维尔忽然尾扬白烟，显然引擎过热，只好赶快熄火，推向路旁。最后总算蹒跚开去一家加油站，留车待修。众人并不气馁，改乘鹿轩登高赏雪，然后由我分两次载家人和客人回去丹佛，足足乱了一天。后来在中文大学同事，维梁又驾了一辆老爷白车，谨慎从事，担足了心。所以记忆里的维梁，总是一位驱策顽驽困顿道途的烦恼骑士。不料近日他一气之下，逐走老驽，牵来新驹，唤我下楼相马。原来是一辆湖绿色的可睇娜，从此驰骋生风，变了快乐骑士。
在美国见到维梁时，他还是一个飘泊的单身汉，学业未成，所修亦非所好，容颜不算丰满。两年前在沙田重逢，这一切都变了。他胖了起来，不但结了婚，且做了一个小女孩的爸爸。太太江宁出身于台大中文系，人极清雅，正怀着第二个孩子。维梁在俄亥俄州立大学获得文学博士学位，现任中文系讲师，颇受学生欢迎。也许在他眼里，我的变化更多九年前那位中年作家早生了华发，湖海豪气，山河乡心，一半得向早岁的诗韵文风里去追寻了，所幸者，手里的这支笔缪思尚未讨还。
维梁体貌既丰，亦有减胖之意，一度与周英雄等少壮派拜在思果门下，勤习太极拳法，不知怎的，似乎未见实效。所以他最怕热，夏天来我家作客，全家都感到紧张，深恐热坏了他。他坐在那里，先是强自忍住，一任汗出如蒸，继而坐立不安，仓皇四顾，看是否仍有一扇窗挡在他和清风之间，未尽开敞，终于忍不住站了起来，把所有的窗户逐一扭开，到再扭便断的程度，好像整个房间患了恐闭症一般。其实这时户外并无风的喜讯，他这样做，除了汗出加剧之外，毫无益处，主人看了，心里更热。其实釜底抽薪之法，端在减胖，如能减到我这般瘦，问题自然消失到了那时再烦心冬天怕冷，也不算迟，何况亚热带原就冬短夏长。看到维梁怕热，我就想到纪晓岚和乾隆之间的趣事。如果我预言不差，只怕维梁不容易瘦回去了，加以他性情温厚，语调在深邃富足之余有金石声，乃是寿征，很有希望在晚年做一个达观而发福的文豪。也许正因自己太瘦，潜意识里总觉得文豪该胖，像约翰生、柯立基、和蔡斯德敦那样才好，至于瘦子如萧伯纳、乔艾斯者，分量总像轻些。
这话并不是全然滑稽。今日台港和海外年轻一代的文学学者，人才济济，潜力甚厚，只要中国不乱，前途是十分乐观的。维梁正是其间的中坚。思果常对我说，他和英雄、国彬、维梁交接，常惊于他们的潜厚与淹通，宋淇对他们也具厚望。维梁出身新亚中文系，复佐以西洋文学之修养，在出身外文复回归中文的一般比较文学学者之间，算是一个异数。他动笔既早，挥笔又勤，于文学批评不但能写，抑且敢言，假以时日，不难成为现代文坛一个有力的声音。对于诗，他久有一份崇敬与热爱，不但熟研古典诗论，更推而广之，及于早期的新诗和台港两地的现代诗。在香港文学界，了解并关心两地诗运的青年学者，像维梁这样的并不多见。他论析古典诗评的中国诗学纵横论一书，已经留下颇深的印象，博得若干好评，至于散篇的文章，像对于郑愁予和黄国彬的评析，也详尽而有见地，与一般泛述草评的短文颇不相同，将来辑成专书，当有健康的影响。
沙田七友之中，只有维梁是粤人，且最年轻。或有势奴之辈吒而怪之，谓彼何人哉，乃附六友之末？在此我要声明，这只是与至记趣的长篇小品，近于英人随笔的促膝笔谈，所谓familiar essay者是也，初非月旦人物品评文章之学术论文，所以只字片言及于价值判断者，都不脱主观而带感情。何况波浪相推，今之后浪，他日终成前浪，代有才人，百年而后，究竟谁是龙头，谁是骥尾？至于友而举七，也只是取其吉数，浑成动听而已。此后有缘，或竟扩而充之，变成八友、九友，至于十二友之多，亦未可知。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四日
（全书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