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世纪法国的大文豪伏尔泰，在留放英国的期间才开始学习英文，他发现plague（瘟疫）只有一个音节，而ague（疟疾）却有两个，大不高兴，说这种不合理的语言应该分成两半，一半交给瘟疫，另一半交给疟疾。后来他应腓特烈大帝之邀，以国师身分去普鲁士作客，又学起德文来。一试之下，他几乎呛住，又说但愿德国佬多些头脑，少些子音。法国人最自豪于本土的母语，对于条顿邻居不免有些优越感。虽然如此，他们讲英语总不脱家乡的高卢腔，不是这里ｒ装聋，便是那里ｈ作哑，而且把重音全部放松，弄得一点儿棱角都没有。我从来没有见过一个法国人能把英文讲纯。据说象征派诗人马拉美的职业是英文教师，我相信他是胜任的，却不相信他能讲道地的英语。从前我在师大教英文散文，课本里有一则笑话，说法国人初学英文，心无两用，不慎采着香蕉皮，滑了一跤，急着对扶他起来的英国朋友说：I glode.I treaded on banana hide!
伏尔泰的愤怒，是初学外文常有的反应。语言，天生就是不讲理的东西，学者必须低首下心，唯命是从，而且昼思夜梦，念念有词，若中邪魔，才能出生入死，死里求生。学外文，必须先投降，才能征服，才能以魔鬼之道来服魔。去年秋天，去了一趟委内瑞拉之后，我才下定决心，学起西班牙文来。三种形态的动词变化。镇日咿唔吟哦，简直像在念咒。不过这种咒也真好听，因为不但圆转响亮，而且变化无穷。换了是中文，如果我唱、你唱、他唱地一路背下去，岂不像个白痴？有人笑称，学习外文之道，始于寒暄而终于吵架。也就是说，如果你能用外语跟人对骂，功夫就到家了。因为一个人吵架的时候，言词出口，纯以神遇，已经不假推理了。
外文应该从小学起。等到大了再学，早已舌头硬成石头，记性开如漏斗，不但心猿无定，意马难收，而且凡事都养成了喜欢推理的恶习，本该被动地接受，却要主动的去分析，精力常常浪费于无谓的不释。他是一个大坏蛋，他不是吗？他不是一个大坏蛋，他是吗？
这种别扭的句法真会使中国人读的扭筋，而尤其尴尬的，是成年人初学外文，心智早已成熟，却要牙牙学语，一遍又一遍地说什么我是一只小苹果，请吃我，请吃我。
学西方语言，最可怕的莫过于动词，一切是非都是它惹出来的。规规矩矩的动词变化，在西班牙文里至少有四十七种；如果讲究细分，就会弄出八十七种来，而三种型态的动词变化当然还要加倍。至于不规则的动词，还不在内。好像还嫌这不够繁琐，西班牙人更爱用反身动词。中文里面也有自治、自爱、律己、反躬、自食其果、自我陶醉一类的反身动词，但是用的不多，而且限于及物动词。这类反身动词在西班牙文里却无所不在，而且为祸之广，连不及物动词也难幸免。明明可以说Visto de prisa（我匆匆穿衣），却偏要说Me visto de prisa（我匆匆为自己穿衣）；明明可以说Desayunamos（我们吃早饭），却偏要说Nos desayunamos（我们喂自己吃早饭）。这个观念一旦横行，天下从此事多矣。
其他西方语言的烦人，也不相让。中国人的祖宗真是积德，一开始就福至心灵，不在动词上玩花样，真是庇荫子孙，不用我们来受这原罪。杜牧的名句：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如果用西文来说，简简单单一个哀字就不晓得在动词变化上，要弄出多少名堂。西方语言这个苟分动词的时态，很有可能是因为西方文化以时间观念为主，所以西洋绘画考究明暗烘托，物必有影，而光影正是时间。中国绘画不画物影，也不分晨昏，似乎一切都在时间之外，像中文的动词一样。
除英文外，西方许多语言更爱把无辜的名词，分成阳性、阴性，甚至中性。往往，这阴阳之分也无理可喻。中国人把天地叫做乾坤，又叫皇天后土。法文、德文、西班牙文也都把天想成阳性，地想做阴性。法文和西班牙文都把山看成阴性，河成阳性，不合中国人的看法。在德文里，山和河却都是阳性。一般语言都把太阳叫成阳性，月亮叫成阴性；唯独德国人拗性子，偏要把太阳叫做die Sonne，把月亮叫做der Mond，简直是颠倒乾坤。
西班牙人把春季叫做la primavera，其他三季都是阳性。义大利人把春夏都看成女人，秋冬则看成男人。这些都是多情的民族。法国人把春夏冬都派成男人，唯独秋季可阳可阴。德国人则绝不通融，四季一律是阳性。单看四季，已经乱成一团，简直是瞎搞性关系。中国人常把燕子来象征女性，说是莺莺燕燕；在法、德、意、西等语言里，燕子也都是阴性。连英国诗人史云朋在名诗伊缇勒丝里也说：
燕子啊我的妹子，啊，妹妹燕子，
你心里怎么会充满了春意？
一千个夏天都过去了，都逝去。
可见燕子做女人是做定了。不过她带来的究竟是春天还是夏天，则未有定论。英文有一句成语：一只燕子还不算夏天（One swallow does not make a summer.），意指不可以偏概全。西班牙人也说Una golondrina no hace verano，这都是认为燕子带来夏天。法国人和义大利人却说文是：一只燕子还不算春天。法文是Une hirondelle ne fait pas le printemps；意文是Una rondine non fa primavera。这想法倒跟中国人相同。奇怪的是，西班牙和义大利的纬度相等，为什么燕归来的时节不同？
西文的蛮不讲理，以花为例，可见一斑。西班牙文与义大利文同样源出拉丁文，可谓同根异叶，许多字眼的拼法完全一致，或者近似。然而花在西班牙文里（la flor）是阴性，在义大利文里（il fiore）却是阳性。在西班牙文里，同样是花，玫瑰（la rosa）是阴，康乃馨（el clavel）却是阳。中国人会说，既然都是娇滴滴的花，为什么不索性全部一律派做阴性？其实，这阴阳之分不过取决于字面：玫瑰以ａ结尾，故阴，康乃馨以ｌ结尾，故阳。春天是primavera，故阴；夏秋冬（verano,otono,invierno）都以ｏ作结，故阳。如此而已。问题是，当初为什么不叫春天primavera，不叫康乃馨clavela呢？中国哲学最强调阴阳之分，本来也可能掉进这样糊涂的性关系里去。像好太极图分阴阳，中间一条柔美的曲线，阴中有阳，阳中有阴，而阴阳相抱，不是一条决绝的直线。中文的块字也不分阴阳，对我们那些严内之防的祖宗，也没有造成什么不便。当初只要仓颉博士一念之差，凡字都要一分雌雄，我们就惨了。也许一天到晚，都得向西方人那样，奔命于公鸡母狗之间。
英国人比较聪明，不在字面上计较雌雄，但是在代名词里，潜意识就泄漏出来了。所以上帝和魔鬼都派男人去做，不是he便是him；国家和轮船就充满母性，成为she或者her；而不解人道的小朋友则贬为it，于无生物同为混沌。
西文里面还有一层麻烦，就是名词的数量。文法规定：动词的数量要向其主词看齐，但是许多场合却令一般作者举棋不定。单数主词与述词中的复数名词之间，如果是用联系动词，一般作者就会莫知所从，有时竟喧宾夺主，写出The only thing that made it real were dead Legionnaires一类的句子来。用all和what做主词，也会因为述词里的名词是复数而误用动词的数量，例如：What Jane is clutching to her bosom are four kittens.此外，one of the few writers in the country who has made a living being funny之类的错误，也常有人犯。 None做主词的时候，该用单数或复数动词，也迄无定论；中间如果再夹上or，就更要命。巴仁就指出下列的句子：None,or at least very few,was used before the war.是错误的，因为was应改成were。这件事，在大诗人之间都不一致，例如朱艾敦的名句none but the brave deserves the fair（唯勇士可配美人），用的是单数；但是惠特曼的句子have found that none of these finally satisfy, or permanently wear，用的却是复数。最惑人的便是剪刀（scissors）、风箱（bellows）、眼镜（glasses）等物，明明是一件东西，却必须要用复数动词。所以不能说Where is my glasses？
中文的名词和动词完全不理会单数复数，来去毫无牵挂。中文说墨西哥的建筑物很有趣，完全不标数量。英文说Mexican buildings are very interesting。西班牙文却要说Los edificious mexicanos son muy intersates。英文里只有两个字表示复数；西班牙文里却要用五个字，连冠词和形容词都得跟着变。在中国人来看，这真是自讨苦吃。
比起来，还是中国文化看的开些阴阳不分，古今同在，众寡通融，真是了无绊碍。文法这么简便，省下来的时间拿来做什么呢？拿来嘛西方人作梦也想不到拿来推敲平仄，对对子了，哈哈！
一九八四年十一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