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走进我们的房间关窗时，我们还没有起床，不过我发现他好像生病了，全身哆嗦，脸色苍白，步履蹒跚，似乎动一下就会疼痛至死。
哪儿不舒服了，宝贝儿？
头痛。
赶快回床上躺着去。
不，我没事儿。
你先回床上去，我穿好衣服就去看你。
不一会儿，他穿好了衣服，坐在火炉旁。这个九岁男孩看上去又虚弱又可怜，我摸了摸他的额头，烧得很厉害。
上床躺着，我说，你发烧了。
我没事儿。他说。
医生很快来了，给孩子量了体温。
多少度？我问医生。
一百零二度。
下楼后，医生留下三种药，是三种不同颜色的胶囊，并交代如何服用。一种是退烧药，一种是止泻药，还有一种是抑酸剂。他解释说，流感病菌只有在酸性环境中才能存活。他似乎对流感很在行，还说只要发烧不超过一百零四度就没什么好担心的。只是轻度流感，只要当心别引起肺炎，就没有什么危险。
我回到房里，记下孩子的体温和服药的时间。
要不要我读书给你听？
好的，您想读就读吧。孩子说。他脸色苍白，眼窝下方有黑晕。他静静地躺在床上，对周围发生的一切似乎漠不关心。
我大声读起霍华德．派尔的《海盗故事》，可我发觉他根本没有在听。
感觉怎么样，宝贝儿？我问道。
目前为止，还是那样儿。他说。
我坐在床的角落，自顾自地念著书，等着到时间再给他吃另一种胶囊。按理说他应该睡着了，可是我抬头一看，他正神情古怪地盯着床脚。
怎么不睡会儿？吃药的时候我会叫醒你。
我还是醒着好。
过了一会儿，他冲我说道：爸爸，要是您觉得心烦的话，就不用在这儿陪我。
没有什么可心烦的。
不，我是说，如果这事会给您带来烦恼的话，您就不用待在这里了。我以为他有点儿神志不清了，十一点按医生嘱咐给他吃完药，我便出去了。
户外有些寒冷，天空中下着雨加雪，飘洒在地面，形成一层薄冰，那光秃秃的树木、灌木丛、修剪过的树枝、草坪和空地，似乎都被笼罩在寒冰里。我牵着小爱尔兰塞特犬出门，沿着大路和结了冰的小溪往前走，可是，要在光溜溜的冰面上站立和行走，真是有点困难。红毛犬连跌带滑，一路趔趄，我也重重地摔了两跤，猎枪都被甩了出去，在冰面上滑出去老远。
一群鹌鹑躲在悬着树枝的高高的堤岸下，被我们惊飞了，我立刻举枪击落两只。有几只仍然栖息在树上，其他大部分都钻进了灌木丛。要想把它们赶出来，你得在生长着灌木丛的土地上跳几下。结果，你在这些又滑又有弹性的树枝上摇摇晃晃，还没站稳时，它们又飞了出来，你很难瞄准。我击落了两只，放跑了五只。不过，我在动身返程时，在离家不远的地方又发现了一群鹌鹑，不禁暗自窃喜，还剩下许多，改日再来寻觅猎捕。
回到家，家里人告诉我孩子不让任何人进他的房间。
你们不能进来，他说，千万不要被我传染。
我走到他身边，发现他还保持着我离开时的姿势。他面色苍白，但两颊烧得通红，眼睛依旧一动不动地盯着床脚。
我测了他的体温。
多少？
一百度左右吧。我说。其实是一百零二度四分。
刚才是一百零二度。他说。
谁说的？
医生。
你的体温没问题，我说，没什么好担心的。
我不担心，他说，可是我忍不住。
不要想。我说，放轻松点儿。
我挺放松的。他说着，眼睛直直地盯着前方。显然，他在极力克制自己。
喝点水，把药吃了。
您觉得这有用吗？
当然有用了。
我坐下来，打开《海盗故事》，读给他听，但看得出来，他根本没兴趣。于是我停了下来。
我大概什么时候会死？他问道。
什么？
我还能活多久？
你不会死。你这是怎么了？
哦，不，我会死的。我听到他说一百零二度。
人发烧到一百零二度是不会死的，你真是在说傻话。
我知道会的。在法国上学的时候，同学们告诉我，发烧到四十度就活不了了。我已经一百零二度了。
原来自早上九点起，整整一天时间，他都在等死。
你这可怜的宝贝儿，我说，哦，可怜的傻宝贝儿，这就像英哩和公里的问题。你不会死的。那种温度计不一样。用那种温度计测，三十七度是正常体温。而用这种温度计测，正常体温是九十八度。
您肯定？
十分肯定。我说，这就像英哩和公里的换算一样。你知道，就好像我们车速开到七十英哩，该换算成多少公里一样。
哦。他说。
他紧盯着床脚的目光渐渐轻松了一些，一直绷着的那股劲儿也终于缓了下来。第二天，他轻松极了，为了一点儿无关紧要的小事儿就大哭大叫起来。